龙乡设置县前后社会纵横

龙乡县是罗定历史上最早设立的两县之一，设立的时间大约在东晋末年，具体是那一年已无从考究。


历史上秦始皇曾谪徙民五十万人戍守岭南，与越人杂处，这些人中最多的是商人，不但包括本人入过商籍的，而且包括父母、祖父母入过商籍的；其次是狱中的犯人，被发配筑长城及戍南越地的；三是赵佗求女无夫家的三万人为士卒补衣服，秦皇准其一万五千人，这些女子与留守岭南的秦军官兵结合成个体家庭。


这三种人落藉岭南当时建立的桂林、南海、象郡各地交通河口设置的县，还未深入到西江南岸的南江流域地区。后来的马援南征，西汉贵族官僚的流放等南迁的汉人都未涉足于西江南岸。与所谓"中县人"杂居地仅广州及珠江沿江河口、粤北及南海沿岸(合浦)等地，到两晋亦只上述地区及粤东沿海部分地区。考古发现的汉人两晋墓亦仅见于广州、韶关、曲江、肇庆及深圳等地。


晋末、六朝时期，中原衣冠望族向南而迁，占籍各郡。因为西晋末匈奴入侵，为逃避战祸，中原人纷纷携家出走，出现历史上第一次南迂的移民潮，这些自发的南渡者，史称"流人"，他们从黄河入长江，一些人又从长江进入珠江。这些人的南渡，使岭南的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于是需增置郡县来安置他们，则以原来部落和溪峒作为基层单位，设立"左都"，"左县"。还在西江和南江设立督护，一方面采用武力征剿，将接受招抚的俚人纳入郡县编户，征收赋税；另一方面又"以孝义训溪峒蛮族"，安插汉人与俚人杂居。因为当时习称"蛮民"为"蛮左"，所以这些新设立的县称为左县(仅为俚人治县)。这是龙乡县设置的一些概况。设县前的越人社会和设县后的汉越杂居社会的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及民族民风都发生着划时代的变革，谱写了中华民族融合与发展的历史新一页。因为龙乡设县前，土著民族未见使用文字，只见个别刻划符号，因此我们将龙乡建县前称为罗定的史前时期，可以说，罗定的历史是从龙乡建县开始的。


罗定史前的居民是越人，百粤的一支，但是应属那一个族属，史学界还在讨论，比如"西瓯"、"骆"，又有称"瓯骆"的。在"东瓯"与"骆越"之间，又有人将其分为"西瓯"与"南越"的。在秦军进军岭南时，能与秦军抗衡的只有"西瓯"一支。从出土文物看，西江罗定、肇庆等地出土的青铜大墓，说明当时岭南最有势力的应当在西江南岸，南江流域，可能曾经出现过暂短时期的部落军事联盟，所以地理学家曾昭璇曾撰文指出："罗定东邻高要、南按阳春，西界岑溪，是一天然古国，即古称两山之间(云开大山和云雾大山)的古王国之地"，这是历史上所称的"百粤之君"。从地理学角度和考古出土青铜器，罗定无疑是个最值得重视的地方。在今日说粤语方言的地方，古时应该同属于一个民族。古籍描述这个民族腰部用围巾盖着腰至膝盖上方，不穿下衣，上身穿短袖衫、不穿鞋子，喜欢食水产、食蛇，住"干栏"式建筑，以船代车，以楫为马，"男子入赘"，"女子纳夫"，"长住娘家"，此外还断发纹身，凿齿契臂，鸡卜与犬祭，崇拜龙蛇等等。


三国以后，历史文献便出现"俚僚"族称．代替了"瓯骆"。"俚僚"又可分别称为"俚"和"僚"。"俚"又称"里人"，汉人称不文雅为"俚"。故"俚"为汉人对少数民族的称谓。《贵州通志》把力能格斗猛虎者称为"僚"，则"僚"又表示"力大"和"勇敢"的意思。《隋书·地理志》云：有鼓者号为"都老"，"都老"是首领的意思，现今两广地区都喜欢称老人为"公佬"、"卜老"。可见，"俚"是汉人对当地民族的蔑称，"僚"是当地民族自己的称呼。但多数文献都将二者混在一起称呼。按我多年探索，高州以南民族多数称为"俚"，海南"黎族"便是由"俚人"发展而成的。西江一带土著民族多数称为"僚"。后来散布于西南各地以及东南亚、南洋群岛等地，如今壮、侗、水、么佬、黎、傣、仡佬、苗、瑶、土家、布衣等族部与古僚族有着密切的关系，有的是直接由僚衍化而来的。


僚族社会处于"巢居溪谷"、"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阶段，并经历奴隶制度发展阶段，有买卖人口现象，僚人以农业为主，兼营渔业。使用家奴，生产上不使用奴隶，社会尚属初级奴隶制阶段。"俚僚"贵铜鼓，曾有菩萨蛮词写到："木棉花映丛祠小，越禽声里春光晓；铜鼓与蛮歌，南人祈赛多。"罗定清代至民国已出土铜鼓四面，建国后又出土十二面，分别于罗镜、葫塘、船步、附城、扶合、加益、围底、苹塘、金鸡等地。这些铜鼓既是珍贵文物，又是瑰丽的艺术品，说明当地铸铜技术已有相当高的水平。从出土铜鼓地点也看出当时僚民族已分布于山村各地。


僚族是一个坚毅豪爽，喜爱歌舞的民族，无论何时，何种场合都即兴而舞。僚人的服饰，女人穿斑布衣服，着桶裙，男人短衣左衽。留发椎髻，赤脚、穿耳、凿齿、鼻饮，男女同川而浴的习惯。    岭南僚人没有名姓，又无名字，所生男女，唯以排行称呼，婚姻基本上是一夫一妻制，但并不稳定，有不落夫家的习俗。住干栏建筑，以避瘴气。


对于姓氏，其实越人都是有名无姓。于越的首领，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有勾践，鼠石       舆、石寿、翁、医、三侯、无强，《索隐》引《竹书纪年》有诸咎，错枝、无余、无颛。句吴首领，据《吴太伯世家》有季简，叔达、周昌、熊遂、柯强、强鸠等23人，《史记·东越列传》记东瓯王叫摇，闽越王叫无诸，郢、丑。骆越，其"王"据《淮南子人间训》名宋。夷越，据《汉书西南夷传》有郎多同、兴、邪务，漏卧、侯愈。另在《史记》、《汉书》中还有吴阳、吴芮、毕取、居翁、骆力、敖等人名，以上均无姓，南越赵佗王族皆汉姓。《史记》、《汉书》曾谓闽越君"姓驺氏"，《集解》说徐广日驺作"骆"。骆是越人自称之族名，故《素隐》说闽越"不姓驺(骆)"。《越世家正义》又云"南越及瓯骆皆芈姓者，考古发现，历代楚君均是姓熊。最有力的证据是在楚王墓中出土的《楚王舍章钟》及《楚王鼎》之铭文，它们分别将楚惠王熊章，幽王熊悍铭作"今西  章"、"今西  恙"。


罗定史前民族的所谓"芈姓"，甲骨文写作"芈"过去的解释多数都认为是"羊叫之状"，但从象形文字推敲，应当是"竹"的象形。楚、越都认同之祖先为竹，非但楚以南皆盛产竹，竹与民族的生活密切，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楚先民和越人曾以竹象征祖先加以崇拜，是上古男根(男姓生殖器)崇拜之遗俗。因此，"芈"不是姓。但罗定人也认同了史前土民为"芈"姓，并将太祖婆作"芈"氏供奉。《周书·异域列传》谓：(越之后裔僚人)俗多不辨姓氏，又无名字，所生男女，唯以长幼次弟呼之。其丈夫称'阿誉阿段'，妇人'阿夷阿弟'之类，皆其语言次弟称谓也"。由此推知，越人名中较集中的"吴"、"无"、"句"与"阿"似为越系呼人的相同"语发声"，其间的差别或者系语言随着时间、地点的变化所致、因此，可以说越系直到南北朝时还没有姓。


罗定史前民族，从出土文物看，已大量使用火候很高的印纹硬陶制作生活器皿，此外还有原始瓷器。全套兵器与全套木作青铜工具(包括斧、锯、凿、镦、圆凿等)的出土，说明了当时的贵族除了作战还亲自参加生产劳动，并能制作木器生活用器，篾刀的大量使用，说明竹器及竹制品的使用相当普遍，此外还有漆器、丝织品、棉麻织品、玉器等，青铜器的铸造技术精良。单就青铜器的数量就足以说明罗定史前文化在岭南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很多方面均领先于岭南其他地方，青铜镰的出土，说明了当时已经有稻作生产。石器偶有使用，但未见出现有铁器。虽然，这一民族与先进的汉民族存在差异，但罗定史前民族有一种原始的冒险开拓的性格传统，这种性格传统与历史的和地理的特殊结合，赋予她远较中原人活跃的生命力。


两晋南北朝时代，中原长期处于分裂状态，长江以南，不论政权如何更迭，却始终保持着相对的稳定。由于中原汉人大批南移，自汉以来形成的封建正统观念，有力地支持了偏安江南的东晋及其后的宋、齐、粱、陈等政权的统治地位。使得东晋及南朝仍能在长江以南的半壁河山中实现相对稳定的统治，岭南经过两汉长达200多年的封建文治教仪，更加上中央政府直接派驻的汉族各级官吏的强有力的控制，岭南越人不断感受到汉文化的优越性所产生的种种实惠，一种向汉文化认同的趋向日渐加强。因而对于两晋以后大量涌入的中原人，大都表现出一种理解和接受的亲切友好态度。这正是汉民族及其先进文化那种强大的和亲力量所致。所以龙乡设县非常顺利有序进行。中原封建王朝的政令通过派驻官员日渐扩展和深入到僻居溪峒的僚族人各个部落，这种封建郡县的行政建制加强了对岭南遍及丛莽深谷的僚族各部落的控制，改变互不统属，各自为政的现状，建立和组织有效的社会生活，是有积极的保证作用的。


罗定历史最大的变化，是陈法念的进入。陈法念祖籍鄢陵(今河南省)人，徙居开阳乡(今罗太盆地)。"以孝义训溪峒，所至镇俗戢奸，盗贼屏息"。他的到来给龙乡建县后的泷江流域僚族带来了中原文化与道德规范，得到了土著民族群众的拥戴，并推举为"酋长"，并子孙世袭。


陈法念曾为新、石二州刺史，封宋平郡公。新州即今之新兴县，石州不详(刘伟铿指为广西苍梧，似不确)。宋平郡在今越南北部。据此，陈法念应为中原衣冠望族，庶族地主(不是谪亲王族)，南迁后曾派驻岭南之粤西为官。在当时，一方面为中央政府直接派驻的地方官员，另一方面又被地方土著民族尊崇为酋长的，在岭南仅西江陈法念，高凉冯冼氏，钦州宁氏三大家族，史称三大岭表酋长，深得僚人的敬仰信赖，他(她)们既能致力干部落之间的和睦团结，又能极力引导当地土人接受汉族道德教化，遵守法纪，与汉人和睦相处，因此，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发展都非常迅速，崛起于岭南，成为岭南最有势力的地方首领。传说陈法念与粱武帝萧衍的第五公主结婚，成为梁朝驸马，但未见史载。


在僚俚人聚居的地方，身任州郡长官又兼土著渠帅，使得他们能对部落民众任意抽剥，积累了大量的财物与"生口'；所任官职又是父死子继，世代承袭，因而政治经济特权得以长期保持。粤西、南路一带成为少数渠帅的世袭封邑，他们的实力足以影响地方的政局。如泷水(今罗定)陈佛智、冈州冯岑翁、罗州庞靖、番禺王仲宣等多成为地方割据势力或其附庸。陈法念之子佛智，初为罗州(广东廉江)刺史。陈朝光大初年(567年)任南靖太守。太建年间(569_592)任西衡州刺史、封安靖郡公。其后，陈龙树仕唐，历任泷、南扶、建、万、普、南施六州刺史，封鄱阳郡开国公。陈集原、陈仁谦等亦显宦，功名赫赫。陈法念"以孝义训溪峒蛮族，陈集原又身入史书孝友传，成为道德世家，是西江最有势力的嚎门"，对岭南的开发，政局的发展、社会的变革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龙乡建县后的最大变革是僚人从无姓到有姓。从晋到初唐，西江各州郡中的刺史、渠帅等几乎全为陈姓，当中大部分是南迁衣冠豪族，一些是归附朝廷的土著酋长。东晋末年，大量庶族地主南迁，陈氏在西江的地位进一步加强，形成一个陈姓豪族。


南朝宋文帝元嘉始，原藉河南颍川郡的陈氏南迁西江，后来都成为西江渠帅，地方豪强，数世称雄，泰始七年(471)西江督护便由陈伯绍担任。梁天监年间，岭南新设州郡部分委派西江俚帅担任，高要郡的西江俚帅为陈文彻、陈文戒兄弟。梁武帝萧衍将新，石二州刺史陈法念招为驸马。其时宗隆郡监陈霸先在广州刺史萧映支持下，扶持岭南陈、冯、宁三大家族削平其他土著渠9巾势力，使陈、冯、宁三家成为岭南最有实力的豪强，称岭表酋长，世代相袭。反过来，陈、冯、宁三家也是陈霸先稳定岭南，最后称帝南方的重要军事，政治支柱。其中西江几乎全属陈氏天下，而且都是世袭繁衍，其强势延至唐代。梁大同年间，陈法武任德州刺史，陈法念任新，石二州刺吏，法念子佛智为罗州刺史。陈霸先原是吴兴人，梁大同中为高要太守，西江督护，势力渐趋强盛，西江各郡，基本上以陈氏族人或依附于他的同姓为官。陈法念，陈佛智控西江之南，包括新兴、罗定、云浮、阳春、化州等地。陈坦为苍梧郡太守(今封开、郁南、梧州各地)。江北陈预为康州刺史(今德庆各地)。陈法念家族能在泷州地区经营历梁、陈、隋、唐四朝共200余年，除了西江地区南北朝时期陈霸先建立并形成的陈氏豪族为基础外，还由于陈氏南迁后能将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带入西江地区，"以孝义训溪峒"，取得当地僚族人的支持，被奉为酋长渠帅，陈氏对地方开化训导之功，可谓西江第一。除了陈法念一族，康州陈君页 一族亦同一样。近年在南江口南叠峒发现的唐开元二年十二月十九日下葬的康州刺史陈承亲墓中出土一方墓志，记录了康州(今德庆)陈氏一族的显宦历史。陈君页 是颖州人，南迁康州端溪县金林乡安仁里，官居银青光禄大夫使持节康州诸军事、康州刺史、安化郡开国公、上柱国。子陈检为游击将军右武卫翊府郎将朝散大夫检校康州刺史袭封安化郡开国公上柱国。陈承亲字奉先授通议大夫使持节康州诸军事、守康州刺史袭封安化郡开国公上柱国，追授特武将军行左龙卫翊府右郎将。此外唐泷州刺史陈行范、永宁县令陈普光等泷州酋长、官员都是陈姓。


由于附陈能得到种种实惠，所以原来没有姓氏的西江僚人纷纷改为陈姓，使陈姓成为岭南最大的姓氏，后来由于西江僚人的迁移，使得陈姓遍布东南亚，南洋群岛乃至世界各地，成为一个庞大的开放式的大姓。其余有些僚人通过与汉人的互相通婚或交往而产生出新的姓氏，如韦姓便是取韩姓的一半，并自称为韩信的后人，覃姓是谭姓的一半。此外还有莫、蓝、农、盘等等。自此以后，岭南原本没有姓的僚俚族人都有了姓氏。


龙乡建县后的第二个大变化是汉代儒家传统文化和佛教开始传入，民俗亦发生了渐变。明嘉靖《广东通志》说："自汉末建安至东晋永嘉之际，中国之人，避地者多入岭表，子孙往往家焉，其流风遗韵，衣冠气习，薰陶渐染，故习渐变而俗几中州"。这种变化，对岭南文化后来发展成为以汉民族封建文化为核心的文化传统，具有深远的意义。这段历史是岭南的重要历史发展时期，南方少数民族为促进民族团结和民族融合，是怍出过巨大贡献的。


陈法念家族以孝行感动僚族人，陈集原更成为孝友的表率，儒家的宗法制度"忠孝思想"、"诗书礼传家"等等，并以家族、宗族来维系，世代一脉相承，将原来的初级奴隶制社会变革为封建社会。从出土文物看，罗定、云浮、新兴、德庆、封开各地都先后发现过南朝墓与南朝家族墓群。在罗定罗镜鹤咀山发现的南朝墓，墓主人的夫妻分室合葬制度，互相之间采用直棂窗贯通，各执半面破镜以求在阴间"破镜重圆"等等。墓中所随葬中的一套茶具、陶砚等等说明了墓主人是个有一定文化素养的土大夫阶层，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发展特点和文化习俗。


龙乡建制后，由于中原人的到来，带进一些新的生产技术，最重要的是铁器的使用，在各地出土的南朝墓中，发现有铁剪、棺钉等铁制用品，在鹤咀山南朝墓中还发现有穿过铺地砖的铁锚，主要是用来固定棺床的，铁锚与棺钉都必须在当地锻打，可见，当时的铁器使用已较为普遍。


在外来文化之中，还有佛教及其他西亚、印度等文化的交流也随着中原汉人南迁带进来。陈法念家族数代佞佛，法念、佛智、龙树等名字都与佛教有缘。其中最有力的证据是在分界先经围村的莲花刻石及水摆鹤咀山南朝墓中出土的刻莲花瓣高足碗，都是佛教传入后的产物。在鹤咀山南朝墓中出土的兽纹金手镯，明显带有西亚风格，说明当时社会较为开放，正进行着各种文化交流与变革。一方面中土人士从陆路不断南来，另一方面。南亚、西亚各地亦通过海路进入岭南。在龙乡县建制之后，行政区域不断变更，仍难以适应社会的发展，于是出现有泷水、开阳、罗平、镇南、永宁、等县以及泷州、永熙郡等州郡建制的大变动，人口增多、农业生产技术发展、社会趋向进步，进入另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三罗"名称的由来 
"三罗"是罗定、云浮、郁南三县的统称。该名称的流行至今还不到一百年。考三县在宋以前，行政区域的设置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各不同，并无特殊的联系。宋以后，湖南五溪瑶南迁，进入西江云开山脉和云雾山脉居住，两山之间的泷水古县亦处于瑶族社会范畴。自明以来瑶汉两族之间经常发生摩擦乃至酿成更大的民族矛盾，以罗旁为中心的瑶民多次发生反抗汉人的起义，攻城夺地，甚至拦截西江过往的商船，到明万历四年，明政权派凌云翼督领十路大军，从东西两翼开进大云山和云雾大山，将瑶人赶出家园，这就是历史上大征罗旁瑶事件。此役后，明政权将泷水县升格为罗定直隶州，东面设东安县（今云浮），西面设西宁县（今郁南），归罗定州管辖（意思为：罗旁已经平定，东西山也得到了安宁），此后，实行了长达百年的军事管制，由中央直接派出钦差整饬兵备道作为州的最高行政、军事长官，治理新建制的一州两县，这便是"三罗"地方的由来。


在明清长达二百多年的时间里，罗定与东安、西宁两县是隶属关系，州县有别，所以在官方文献和文人稿中，绝少出现"三罗"一词。如"罗阳"，明崇祯年间兵备道张国经的《咏罗阳八景诗》，大概是罗定州城泷水县是元朝大德八年从开阳迁治，故罗定地方俗称"罗阳"。又如"三泷"，清代邑人彭沃辑有《三泷诗选》乃选罗定、东安、西宁杰作而成。清道光年间贡生区翰光编有《三泷诗钞》。"三罗"一词，最早出现在清康熙年间翰林弘文院庶吉士，建陵人李棠撰写的《开元寺记》中。开元寺是罗定州中明代著名古刹，康熙重建时请李棠撰文。李棠在《开元寺记》中写道：三罗古泷水郡，其人文蔚秀、商贾辏集，界连粤西，控制蛮獠一都会也。"首次将罗定州称之谓"三罗"，然而明清两朝，称"三罗"者仅见而矣。


民国建立，改州为县，东安更名为云浮、西宁更名为郁南，三县处于平等地位，但明清两、百年来，三地因政治、军事、文化的关系，地理位置的特殊，经济的交往，已紧密联系三起。如郁南二中就设在罗定境内，罗定金鸡区就有云浮飞地。特别是军事上的自成派系，独立后的新军仍由原军事统领掌握，于是"三罗"之名便频频见于记载。


民国初年，政局动荡，军阀混战，土匪猖獗，罗定、云浮、郁南不少农家子弟投身军伍，后来大部分投归蔡廷锴将军麾下的十九路军，十九路军部将亦多为"三罗子弟"。蔡将军经常告诫三罗子弟，要团结，要爱国爱乡。要对得起乡亲父老，并以此为号召，"一·二八"淞沪会战，十九路军名震中外，"三罗子弟"亦因此盛名天下。海外华桥的"三罗"籍人士亦因此而自豪，各地"三罗同乡会"亦相继成立。抗战时期，罗定地下党创建的《三罗日报》与民众抗日自发组织"三罗抗民众武力指挥部"亦打出了"三罗"旗号，"三罗"的名称在各地大行其道，而名声远播。1975年在台湾成立的"三罗同乡会"是海外最大的三罗同乡会。《台北三罗同乡会会刊》中写道："三罗是罗定、云浮、郁南三县的总称。除了固有的历史渊源之外，更是聚居于西江中游之右岸，及贯于泷江流域之中。依地缘和血缘，确是密不可分的。国父在《三民主义》中，讲民族的形成，是基于血统、言语、风俗、习惯、信仰、生活的共同而结合而成。我们三罗乡亲正符合了这些条件，所以千百年来，我们可以说是一体的。首先我们可以看看我们的地理环境。罗定是泷江的上中游跨左右两岸，郁南及云浮则分别在泷江中下游的左右两岸。无论在人文、经济、物产、教育、交通、语言、生活习惯、信仰、血统（互相通婚，当然有密切关系）。我们三罗乡亲密切的关系，的确不在话下。"三罗"的名称在海外使用更为普遍，华侨中的"三罗"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