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类》书摘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

166个笔记

第1章 马太效应

“凡是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新约·马太福音》

 

以普通人难以企及的方式认知世界

 

出生的时代与地域对个体的影响巨大。而我们所处的文化背景，以及我们的祖先留传下来的东西，在我们无意识的情况下，就已限定了我们获得成功的方式

 

只关心成功人士是什么样的人这远远不够。我们还必须探究他们从哪里来，只有这样才能明白为何某些人成功，其他人则流于平庸。

 

年龄大几个月而显现的微弱优势会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不断积累

 

这种并非能力造成的差距最终却决定了谁能够参加“天才组”竞赛，谁又将被淘汰。

 

 

他们通常将年龄大一点儿的孩子划为优等生，这些孩子在优等生的群体里能学到更多的技能，过了一年还是会在优等生的班里表现得更出色，再过一年还是如此

 

 

但是，那是因为他们起跑的时间比别人早得多，而这种领先优势，既不是他们理应得到的，也不是他们因为努力才得到的。然而最终，正是这种领先优势造就了天才们辉煌的成就。

 

 

马太效应”。“凡是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成功者，换句话说，就是获得这些特殊机遇的人，他们因此最终取得了更大的进步；富有者因取得了更多的减税优惠从而变得更富有；成绩优异的学生因获得了更优秀的老师的指导，更多的关注，从而取得更好的成绩；冰球队9岁至10岁间的孩子中年纪稍大者获得了更多的指导和训练，从而变得更优秀

 

 

所谓成功就是“优势积累”的结果

 

 

职业冰球队员一开始只比最初所在球队的队友好一点点，然而这微小的优势带来的机遇，扩大了他和那些队友之间的差距，随后差距与机会交替发挥作用，微小的差距被越拉越大—最终被选中的队员成了真正出众的天才。由此可以看出，天才并非一开始就表现出众，一开始他只是比别人优秀那么一点点。

 

 

由于我们过于相信成功是个人的事情，所以我们损失了许多造就天才的机会；很多制度甚至过早地将一部分人划入失败者行列，阻碍了这些人成才。我们对天才顶礼膜拜，对失败者却漠不关心；我们忽视了社会机制对个人成才的巨大影响，这些都使我们变得越来越被动，这里的“我们”指的就是社会。

 

第2章 10000小时法则

 

如果你好奇当初是谁编写了那么多软件，使得现今网上冲浪成为时代潮流，我现在可以告诉你，这个人也是比尔·乔伊。

从伯克利分校毕业以后，乔伊与人合伙在硅谷创立了Sun公司。Sun公司是我们这个时代电脑科技变革的主要推手之一。公司成立后，乔伊着手重写另一种计算机语言—Java，这种语言使他的事业更加如日中天。在硅谷的圈内，乔伊享有和微软的比尔·盖茨同等重要的地位，同行视他为“互联网领域的爱迪生”。耶鲁大学计算机科学家大卫·杰勒恩特说：“比尔·乔伊是对现代计算机历史影响最为深远的人之一。”

 

 

心理学家对天赋研究越深入，就越发现，天赋的作用其实很小，而后天努力的作用其实很大。

 

 

根本没有“与生俱来的天才”—花比别人少的时间就能达到比别人高的成就

 

 

唯一能使他出人头地的方法就是：刻苦练习；

 

 

一个人在学习的过程中，要完美掌握某项复杂技能，就要一遍又一遍艰苦练习，而练习的时长必须达到一个最小临界量。事实上，研究者们就练习时长给出了一个神奇的临界量：10000小时。

 

 

莫扎特实际上是“大器晚成”，因为他经历了整整20年作曲生涯，才创作出了最伟大的作品。

 

 

10年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一个人大约可以投入10000小时对某一特定项目进行长期刻苦训练。10000小时是取得伟大成就的神奇数字。

 

 

练习并不是为了让你一次就能把事情做好，而是为了帮助你越做越好。

 

 

10000小时的确是大量时间。人们在很年轻的时候的确很难依靠自己达到这一要求。你需要获得父母的鼓励与支持。你不能太贫穷，因为如果你必须依靠兼职维持生计的话，你根本没法在日常生活中获得足够时间做练习。事实上，人们要想获得如此大量的练习时间，就必须依靠参加某些特定形式的训练课程（比如冰球队中的全明星队），或者获得某些特定机遇得以进行训练。

 

 

当比尔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就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开始对许多事情的来龙去脉感兴趣了

 

 

在这种环境下任何人想成为程序专家都很困难，对20岁出头的年轻人来说更是难上加难。如果在机房待一个小时只能用几分钟时间来“编程”，怎样才能做足10000小时的训练？“在打孔卡上编程，训练的并不是你的编程能力，”一位早年的计算机专家总结说，“而是你的校对能力和耐性。”

 

 

现在，让我们理一理比尔·乔伊的机遇链吧。他有幸考入计算机学科领跑者密歇根大学；有幸第一批使用分时系统，而不是键盘打孔机；又恰巧密歇根大学的机房管理系统有漏洞，他得以想学多长时间就学多长时间；而因为计算机中心24小时开放，他又得以夜以继日地工作；他获得了充分时间练习编程，所以当改造UNIX系统项目开始的时候，他顺理成章地进入项目组。比尔·乔伊的确聪明绝顶，他也热爱学习，这是他成功的一大因素。但是在他成为专家以前，他首先依靠运气获得了成为专家的机会。

 

 

盖茨的父亲是西雅图知名律师，母亲是一位富有的银行家的千金。儿时的比尔身心早熟，对学校生活不屑一顾。七年级时，他从公立学校转入西雅图湖滨学校—一家专为富家子弟开办的私立中学。盖茨转学的第二年，学校创建了一个电脑俱乐部。

 

 

在1971年，仍是大一新生的比尔·乔伊非常幸运地通过分时系统学习编程，而在1968年，才上八年级的比尔·盖茨就已通过分时系统学习电脑编程了。

 

 

ISI公司雇用这些学生编写企业薪资管理软件，而学生的报酬是—免费上机。这样，在1971年的7个月内，盖茨和他的同学在ISI公司主机房待了1 575个小时，即平均为每周7天，每天8小时。

 

 

那年盖茨已经读到毕业班，真不知道他当时使了什么手段让老师信任他，最终他打着到博纳维尔实习的幌子在那里待了整整一个春季。这段时间，他在一位名叫约翰·诺顿的人的指导下编写程序代码。盖茨后来说，那个人在编程方面教给他的东西比任何人都多。

 

 

从八年级到中学毕业的5年，是比尔·盖茨的“汉堡之旅”。无论以哪种标准来看，到目前他甚至比比尔·乔伊获得了更多更不可思议的一系列机遇。

 

 

机遇之一，盖茨转学进入湖滨学校。1968年世界上还有哪所高中像湖滨学校那样拥有分时系统的计算机终端？机遇之二，学校的家长会基金足够支付学校的电脑费用；机遇之三，学校经费用完以后，一位同学家长开的公司（C-Cubed）正巧需要利用周末测试程序代码，既然周末需要工作，也就不在乎是否工作到周末晚上；机遇之四，盖茨恰巧找到ISI公司，该公司恰巧需要人员编写工资管理软件；机遇之五，盖茨的家正好在华盛顿大学步行范围内；机遇之六，华盛顿大学的计算机恰好每天凌晨3点到6点无人使用；机遇之七，TRW公司正巧与巴德·彭布鲁克有业务关系；机遇之八，优秀的程序员彭布鲁克在需要解决特定问题的时候想到了这两名中学生；机遇之九，湖滨学校竟然同意学生们远行到外地，花一个春季的时间编写电脑程序。

 

 

所有这些机遇实际上有着什么样的共同点？答案是这些机遇都给了比尔·盖茨更多的练习时间。当盖茨大学二年级从哈佛辍学自己开公司的时候，他已经不间断地学习编程7年了。全世界有多少不到20岁的少年有盖茨这样的经历？“全世界不可能有超过50个人像我这样，”比尔·盖茨自己说，“我为C-Cubed公司工作过，编写过工资单程序，然后为TRW公司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一起到来的。我认为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对软件开发有着比同龄人深刻得多的认识。我获得的这一切都是一系列不可思议的运气的累积。”

 

 

乔伊、盖茨和甲壳虫乐队成员无疑都深具天赋。列侬和麦卡特尼的音乐才能给音乐界带来整整一个时代的繁荣；而比尔·乔伊，请不要忘记，他匆忙之中准备的演讲也震撼了考官教授。可见他们个个都才华横溢。

 

 

但是，使他们如此出色的不是他们非凡的才能，而是他们非凡的机遇。对甲壳虫乐队来说，非凡的机遇就是应邀去了汉堡。如果没有在汉堡的历练，甲壳虫也许会走另一条完全不同的路。“我非常幸运。”比尔·盖茨在我们的采访中一开始就这样说。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是电脑天才或非凡企业家，他这样说只是代表他心里十分清楚，是1968年入读湖滨学校为他带来了非凡的机遇。

 

 

中有14个最富有的美国人竟都出生在19世纪中期的9年间

 

 

从1860年到1880年，美国经济正步入其历史上的转型期。此时铁路事业方兴未艾，华尔街金融业崭露头角，工业大生产的序曲正在奏响。旧时代的经济信条被打破，新时代的规则正在形成。这个表格说明，当美国经济转型时代到来的时候，你的年龄与你能否成功关系重大。

 

 

如果你出生在19世纪40年代晚期你就错过机遇了。你太年轻，以致无法把握住时代的大好机遇；而如果你出生在19世纪20年代，你的年龄就太大了，你的思想还是处在内战之前的模式。而恰恰是那短短9年间出生的人，才有幸洞察未来的潜力何在。表中的所有人无疑都具有远见卓识，而生在那个时代成了他们最特殊的机遇。这与出生在1月、2月和3月的冰球、足球运动员们所获得的特殊优势一样。

 

 

他们只把视野局限在自己的行业内。他们收入很高，生活不错。然而也正因此，他们失去了成为亿万富翁并深刻影响世界的机会。

 

 

如果你的年龄更大些，早已离开校园走向社会，那么你的意识还属于上个时代。你已经买了房子，结了婚，正在抚养襁褓中的孩子。你绝对不可能放弃一个好工作和养老保险，不切实际地花397美元去买什么个人电脑。

 

 

等等，比尔·休利特给了乔布斯一些多余的电脑配件？这岂不是与13岁的比尔·盖茨获得可无限制使用分时终端的机会具有异曲同工之处。这就好像你从小对时装感兴趣，在你成长的过程中，你的邻居恰巧又是乔治·阿玛尼。话说乔布斯什么时候出生？

史蒂夫·乔布斯：1955年2月24日

 

 

2001年，施密特成为谷歌公司CEO。那他是什么时候出生的？

埃里克·施密特：1955年4月27日

 

 

历史恰恰说明，那些获得特殊机遇眷顾的人们总能努力工作，并胜任使命；与机遇相伴的人总能取得非常的成就。他们的成功并不仅仅是自己努力的成果，更是独特的成长环境促成的结果

 

 

如果他的年龄再大一点儿，他学习编程的时候不得不面对键盘打孔机的琐碎工作，那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他很可能就研究科学去了，这样比尔·乔伊还能是现在的比尔·乔伊么？

 

第3章 天才之忧（上）

 

“智商高的人，做事倾向于专注，思考更深入，并忽略无足轻重的细节

 

 

他先学1小时数学，”兰根的弟弟马克在谈到兰根高中暑假都做些什么的时候说，“然后学1小时法语，然后是俄语，然后是哲学。他做这些事的时候全心全意，整个暑假每天如此。”

 

 

他说话不绕圈子，从不用刻意寻找确切表达，也不会重复问题来拖延时间。他也不说“嗯”、“呃”这些语气词，他说话好像急行军，一句接一句，优雅而利落。主持人赛奇抛给他的每一个问题他都轻松拿下。当赢到250000美元的时候，他显然暗中盘算了一下，再玩下去有可能失去前面所得一切，这个风险开始大过继续得分的可能。忽然，他停下了。“我现在退出比赛，提取奖金。”他说。他坚定地握了握主持人的手走下台去—在最巅峰的时刻收手，这正是天才们的行事方式。

 

 

与其说非凡的成就取决于天赋，不如说这取决于机遇。

 

 

发散性测试要求你运用想象力，寻找尽量多的不同的可能性。在这类测试中，不存在唯一答案；测试的目的是得出你答案的数量和独特性；测试分析的不是你的智力，而是你的创造力。发散性测试和收敛性测试一样具有挑战性，如果不信，你可以试试这个“砖块–毛毯”测试。

 

 

下面是利亚姆·哈德森收集的关于“物品用途”答案。答题者是英国顶级中学的一名学生普尔。

砖块：入室抢劫；盖房子；俄罗斯轮盘游戏（10步以外，拿砖的人转圈并扔出砖，其他人不许躲）；系在鸭绒被四角当坠子；砸扁可口可乐空瓶罐。

毛毯：床上使用；在野外偷情时可以遮羞；点燃后冒烟做帐篷用；做信号；做船、马车或雪橇的帆；当毛巾用；近视眼人进行射击练习的靶子；接住从失火大楼跳下来的人。

我们通过答案可以对普尔的具体思路有个大致概念。他很有趣，有颠覆性，也有点好色，具有某种引人注目的天资。他的点子从暴力，跳跃到性，跳跃到失火的大楼逃生的人，竟然还有系在鸭绒被四角当坠子，他的想法都是些具体形象的事物。如果再给他些时间，他肯定会再多想出20个用途来。

 

 

而忽略了一个事实—智力在现实中的作用并没有那么大。

 

 

特曼人”之中很少有全国知名的人士。他们的收入还算可以，但并不属于高薪。他们中大多数人的职业只能算是普通，其中一个人的职业成就即便按照特曼自己的标准也算是完全失败的。这些被挑选出来的天才最终没有一个成为诺贝尔获奖得者。实际上，特曼的调查组当年也测试过两个小学生，他们后来成为诺贝尔奖得主—威廉·肖克利和路易斯·阿尔瓦雷斯。但是当时他们两个都没有被选中，因为他们的智商“不够高”。

 

第4章 天才之忧（下）

 

中学毕业的时候，兰根获得了两所学校的全额奖学金，一个是俄勒冈的里德学院，另一个是芝加哥大学。他最终选择了里德学院。“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兰根回忆道，“我和那所学校格格不入。我是一个在农场干活的乡下小子，而其他同学全是留着长发的城里人，很多都来自纽约。这些孩子的生活方式跟我完全不同，我和他们在一个班，却连话都插不上。他们喜欢管闲事，总有没完没了的问题。我被安排在一个4人宿舍，其他3个同学的生活跟我完全不一样。他们在宿舍里抽大麻，把女朋友带来过夜。我以前从来没抽过大麻，所以，我基本上只能躲在图书馆。”

 

 

他继续说道：“后来，我的奖学金也泡汤了……我妈妈本来每年都要填一份奖学金申请表，表上其中一项是父母经济状况，她从来都搞不清楚这些表格的内容，那次她就忘了填上这一项。直到后来，我上一期奖学金用完了，仍未见下一期到账。我去办公室问是怎么回事，他们便告诉我原因—是这样的，你父母没寄来财务状况表，现在奖学金早已经分配完了，所以恐怕这学期你无法领到奖学金了。这就是那所学校的行事方式—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他们根本不关心学生，没有辅导，没有提醒，什么都没有。”

他在毕业考试前离开了里德学院，走的时候他成绩单上的成绩是F，而他入学时登记的成绩是A。他回到了波兹曼，在一个建筑工地找了份工作，后来他又去了森林消防队。工作一年半后，他考进了蒙大拿州立大学。

“我在那里学习数学和哲学，”他回忆道，“到了冬天，我还住在离小镇13英里的海滨山大道。我的汽车变速器坏了，这是我的弟弟们那年夏天弄坏的。他们在铁路边工作，所以经常在铁轨上开车。我没钱修车，所以我就去找指导老师和系主任。我对他们说，我有困难，我车子的变速器坏了，我每天的两节课分别是上午7点半和8点半，所以如果您能帮我把课调到下午，我会不胜感激。住我家隔壁的农场主每天11点可以把我送到学校。我的指导老师留着八字胡，穿着粗花呢外套，外形很像一个牛仔。他说：‘哦，我的孩子，看了你在里德学院的成绩单，我认为你有必要品尝一下每个求学者都必定经历的艰辛。我拒绝你的请求。’在系主任那里，我得到的答案也一样。”

他的声音开始变得激动。这些都是30年前发生的事了，但他在讲述的时候依然面露愠色。“在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我竭尽全力赚钱回到校园，时值冬季，我甘愿每天不辞劳苦搭车进城，付出一切努力就是为了能重返学校，但是他们却不愿为我做任何事情，这简直太糟了。从那一刻起我暗下决心，我要离开所谓的高等教育体系，我要自学。即便我可能因此一事无成，我也很难有心情再上什么大学了。所以我退学了。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他促使事情朝着他所希望的方向发展。

 

 

这并不是因为他比兰根更聪明，而是因为，在如何从社会获得想要的东西方面，奥本海默具有某种特别的悟性。

 

 

斯滕伯格的实践智力包括“知道该向什么人说什么话，该在什么时候说，怎样说才能达到最好效果”。

 

 

家境富裕的父母总是让孩子一刻也不能闲着，让孩子穿梭于各项活动之间，并听取孩子对老师、教练或是队友的评价。拉里奥跟踪的一个富裕家庭的孩子夏天参加了一支棒球队、两支足球队、一支游泳队，还有一支篮球队，并且同时在管弦乐队和钢琴班学习。

 

 

在穷人家的孩子的生活中完全没有这种紧张的时间安排，他们的活动不会是每周两次足球训练，而是和亲戚或者邻居的孩子在外面玩耍。蓝领父母们认为孩子们的活动是成人世界之外的活动，无足轻重。

 

 

布林德尔夫人没有像中产阶级母亲那样，发现女儿在唱歌方面的兴趣就想办法帮她把兴趣发展成特长；她也没有讨论女儿在戏剧方面的兴趣，也没有因为负担不起把女儿的兴趣发展成特长的成本而表达歉意。相反，她把女儿卡蒂的技能与兴趣看成其性格的特征—爱唱歌和表演是卡蒂自身的特点。她把卡蒂的表现看成是“可爱的”，是女儿为了“引人注目”所做的努力。

中产阶级父母总是和孩子商量事情，晓之以理，他们不会硬性下达命令。他们希望孩子与他们顶嘴，和他们讨价还价，并站在成人的角度问他们问题。孩子如果在学校表现不佳，富裕家庭的父母总会责备老师，他们总站在孩子这一边。拉里奥跟踪研究过一个富裕家庭的女孩，因为她错过了进超前班的机会，孩子母亲就想方设法让孩子补考，给学校递申请，最后让女儿如愿进了超前班。作为对照，贫困家庭的家长总是震慑于权威，行事消极，停滞不前。

 

 

在家长会上，麦卡利斯特女士（只有高中学历）表现得十分低调。她平时善于交际、为人开朗，但在这种场合她的性格却隐藏起来。她弓着腰坐在椅子上，上衣拉链拉到顶。她非常安静。

 

 

拉里奥把中产阶级父母对孩子的教育风格称为“协同培养”（concerted cultivation）。这种模式倾向于“发掘孩子的天分，培养孩子的主动性和技能”。作为对照，低收入家庭对孩子的教育策略为“自然成长”（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这些家长只把抚养子女成人看作自己的责任，而把孩子的成长与发展看作孩子自己的事儿。

 

 

富裕家庭的孩子活动表总被安排得满满的，他们经常在各类体验中来回穿梭。孩子们学会与他人协作完成任务，学会在复杂的组织结构中应付自如。他们还学会如何舒服地与成年人打交道，在必要的时候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用拉里奥的话说，中产阶级的孩子最终形成了“权利”意识（

 

 

作为对照，劳动阶层家庭孩子的性格被认为是“疏离，疑虑和有强迫症”。无论在什么环境下，他们都不知道如何为达到良好愿望“制定策略（customize）”

 

 

你可以问医生任何你想问的问题。别害羞，你可以问任何问题。”

 

 

看看吧，亚历克斯是多么自然地打断医生的讲话—“我还不到10岁。”这是因为刚才他在路上得到了母亲的鼓励：他母亲鼓励他（必要时）可以抛开礼节，因为母亲想让儿子学会在权威面前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

 

 

拉里奥说，这些看似简单的互动不会发生在家境贫寒的孩子身上。他们会非常安静，眼睛害羞地看着别处，表现得十分顺从。而亚历克斯却掌握着和医生交流的整个时段。“他提出事先准备好的问题，完全吸引了医生的注意力，让医生解决他选定的问题。”

 

 

通过这么做，他成功地将与成人的均势状态转向有利于自己的一面。这种转换十分流畅。亚历克斯向来被人客气地对待。他被看成是独特的孩子，值得成年人特别关注和感兴趣的孩子。这就是在协同培养中形成的主要性格特征。亚历克斯在体检的时候并没有刻意表现，他这样做就好像在父母面前时一样放松—争辩，商量，甚至开玩笑也一样放松。

 

 

了解这些能力从哪里得来十分重要。这并非遗传原因：亚历克斯并不会像从父母那里遗传眼睛颜色一样，遗传到与权威人士打交道的技巧。这也并非种族差异：这种能力不会特别倾向黑种人或者白种人。实际上，亚历克斯是黑人，而布林德尔是白人。这些能力来自文化优势。亚历克斯具有这些能力是因为，从他的孩童时代开始，父母对他就事无巨细，言传身教，让他明白社会中的游戏规则，并鼓励他去实践，即便在去医院的路上也不放过演练的机会。

 

 

亚历克斯比布林德尔更优越，因为亚历克斯家境富裕，他能上更好的学校，同时他（这也许是最关键的区别）从小就被灌输“权利”意识，而这种意识能使他在未来更好地适应社会。

 

 

这正是奥本海默具有而兰根缺少的优势。奥本海默从小在纽约曼哈顿富人区长大，父亲是成功的服装商，母亲是画家。他的童年经历可以称得上是“协同培养”的典范。一到周末，奥本海默便由专职司机开车接到郊外别墅，暑假他则到欧洲去看祖父，他就读于中央公园西道的民族文化中学—这所学校可能是全美最进步的学校。奥本海默的传记作家这样写道，那里的学生“被教导要以改造未来世界为己任”。当数学老师意识到他上数学课已开始感到乏味，他就给这名学生单独布置适合他水平的作业。

 

 

他鼓励儿子勇敢地接受荣誉。演讲当天，罗伯特与父母共同出现在现场，父母骄傲地向众人介绍自己的儿子J·罗伯特·奥本海默

 

 

现在不用质疑奥本海默一生中展示出的完美处理各种挑战的能力了吧。如果你有一位能给你高屋建瓴的指导的父亲，你肯定明白紧要关头为自己谈判的价值；如果你从小在纽约的民族文化中学读书，你就不会因为一帮剑桥教授准备处罚你而束手无策；如果你曾在哈佛大学读物理，你会很容易与曾经在几个街区以外的麻省理工读工程的陆军少校打交道。

 

 

作为对照，兰根在波兹曼的生活贫乏无味，家中还有一个脾气暴躁酗酒成性的继父。

 

 

这就是兰根从童年获得的体验：权威靠不住，凡事靠自己。他父母没有在去诊所的路上教他面对医生时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没有教他面对权威时如何争辩，如何协商。他没有学到过“权利”观念，他只明白了什么是强迫。这看上去似乎是小事，但却成为兰根走出波兹曼，走向世界的障碍。

 

 

如果兰根生在富裕家庭，如果他的父亲在社会上广积人脉，我敢保证你会多听到一个17岁获得博士头衔的天才少年的传奇

 

 

一切都是一个人出生环境与文化背景决定的。兰根当年只能百无聊赖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他已经完全理解的东西。如果有人能挖掘兰根的智商潜力，或者他能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人生不会如此无聊。”

 

 

他终于发现，两组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家庭背景。

A组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自中产阶级和上层社会。这些人的家庭大多是知识分子家庭，很多人家里都有大量藏书。A组中有一半人的父亲具有大学或大学以上文凭。请记住，在那个时代大学文凭是非常稀罕的。而C组人的家庭环境却是另一种情况，有1/3的人的父亲在八年级的时候就已经辍学。

 

 

在“协同培养”原则下长大的孩子和在“自然成长”原则下长大的孩子，行为举止截然不同。A组的学生更加机灵、沉着、衣着得体，富有吸引力。实际上，A组和C组在这4个方面的差异极大，大到让人感觉两组人分别属于两种不同的人种。

 

 

因为C组学生原本也是聪明绝顶。他们在五六岁的时候头脑何等聪明，同时又对世界充满强烈的好奇心。他们曾经是真正的“异类”。特曼的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处于下层社会的家庭出生的天才少年，最终几乎没有一个仅依靠自己的智力获得成功。

 

 

C组所缺的，是我们只要知道都应该给予他们的东西：一个帮助孩子获得应对社会的经验的社群。C组学生的天赋都被浪费了，但是，事实上他们本不应该沦落至此。

 

 

我不想迎合主流出版社的口味，”他坦承道，“四处接洽出版社，找代理，和他们讨价还价……这些我都没做过，因为我对这些没兴趣。”

这其实等于承认了自己的失败

 

 

他也知道为了能更好地与社会沟通，他需要更努力，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努力。

 

 

一直以来，兰根的努力都依靠个人奋斗，然而，没有哪个摇滚巨星、职业球员、或是软件业亿万富翁仅依靠自己的努力最终获得成功。

 

第5章 乔·弗洛姆的三个启示

 

后来他又在曼哈顿上城的城市学院读了两年夜校，他白天则在外打工赚学费。再后来他参了军，最后他考入哈佛大学法学院。

 

 

他没有学士学位，哈佛法学院还是收了他。“为什么？因为我给他们写了一封信说明我的过人之处。”弗洛姆向来行事简洁，连这个回答也不例外。

 

 

弗洛姆在哈佛读书的时候从来不做笔记。“到校第一年，班上所有同学都傻乎乎地在课堂上记笔记，课后列提纲，写摘要，最后还要用专门的本子工整地抄一遍。”弗洛姆当年的同学查尔斯·哈尔回忆道，“这是一般同学的学习方法，但弗洛姆从不这么做。他从不记任何笔记。他好像天生有一种我们称之为‘像法官一样思考问题’的能力。他在审理案件时总能充分运用这种能力。”

 

 

如今，世达律师事务所在全球有23家办事处，律师近两千名，公司每年赢利超过10亿美元，是世界上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法律事务所。

 

 

人们之所以爱听丑小鸭变白天鹅的故事，是因为这样的故事总少不了孤胆英雄与命运搏斗的过程。但是弗洛姆的生活经历使人产生的迷惑多于对他成功的顶礼膜拜

 

 

他们也仅是近年来活跃在布鲁克林的下层社会而已。他说他去城里找工作的时候非常不舒服，他当然会感觉不舒服：他是一个个头不高，说话带有布鲁克林鼻音，呆头呆脑的犹太小子，所以你应该能够想象他当年到藏书室面试时，那些银发贵族怎样看待他。在那个年代，如果你的家庭背景、宗教信仰、社会地位不符合要求，即便你从法学院毕业，你也只能去那些二流的、刚起步的小事务所，或者自己创业。这样一来，无论来了什么案子你都得接手—这些案子通常都是那些大事务所不愿接的生意。这种现实的确相当不公平。然而对于“异类”，他们时常身处逆境，这些不利因素却常常最终成为他们的机遇之源。

 

 

曾经老派律师事务所不屑一顾的业务—恶意收购和诉讼—忽然之间变得炙手可热。那谁是这个领域的专家呢？就是那批10年到15年前去不了市中心大公司，只能去二流事务所的律师们。

 

 

如果你在某一领域获得了声誉，生意就自动找上门来了

 

 

他在世达花了20年时间在其专业领域磨砺以须，忽然之间世界形势变了，他已经做好准备。弗洛姆并不是克服了逆境，而是原先的逆境忽然之间变成了机遇。

“并不是因为这些人比其他律师更聪明，”里夫坎德说，“而是因为他们磨炼了多年的技巧因时势的改变而突然之间变得极有价值。”

 

 

如果按出生年份将“特曼人”分为1903年至1911年组和1912年至1917年组两组，我们发现“特曼人”中的失败者绝大多数属于第一组。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年至1945年）

 

 

1912年至1917年组—你大学毕业的时候，经济大萧条最糟的日子已经过去，接下来便是“二战”。你很可能入伍才三四年战争就结束了，但因为你比较年轻，时势对你不会造成什么坏的影响（当然你得平安从战场回来）。

 

 

出生在1911年以前的“特曼人”就没这么幸运了。他们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正值经济大萧条最困难的时期，几乎不可能找到工作。“二战”爆发时，他们正好年近40岁，这意味着当他们应征入伍，他们业已开始的职业生涯、家庭生活，最年富力强的岁月被打断了。1911年之前出生的人在人口统计学意义上是相当不幸的，20世纪最大的战争灾难直接冲击了他们的黄金岁月。

 

 

“他本来准备赚笔大钱，”莫克·简克洛谈到父亲时说，“但是大萧条在经济上彻底毁了他。他的储蓄所剩无几，也没有家族势力可以依靠。从那以后他就变成公证人一类的律师了，再不敢冒任何风险，他经受的打击已经够多了。父亲不得不为25美元的生意折腰。他有个在牙买加储蓄银行工作的朋友能给他介绍些客户。他为25美元的生意拼命工作，就为区区25美元。”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教育工作者要是换到其他时期或去其他地方，一定能当大学教授。他们都很出色，却找不到理想的工作。他们之所以选择到公立学校教书，是因为这里可以获得一份稳定的收入，有养老金保障，不至于被无情地解雇。”

 

 

首先，弗里德曼有努力工作的意愿，他对自己负责，努力完成学业。但是另一点—这一点也许更为重要—在弗里德曼当时所处的美国，只要你有努力工作的意愿，你就能为自己负责，你就能完成学业。那时的弗里德曼，正处于“经济条件极差”的生活状态，是个来自布朗克斯平民区的小子，父母都没有上过大学。但是看看他上大学是多么容易吧。他毕业于纽约的公立学校。那个时候纽约的公立学校为世界所羡慕。他大学的第一个选择是城市学院，学费全免，第二个选择是密歇根大学，学费也仅为450美元；而且入学条件十分宽松，还允许学生们试听一天课程。

 

 

从某种意义上说，成功的可能性不来自我们自身，也不来自我们的父母，而是来自我们的时代：即我们在历史上所处的特定地点和所面临的特定机会。对于一个未来想做律师的人而言，20世纪30年代早期是最佳出生年代；如同1955年之于软件工程师，1835年之于企业家。

 

 

他说，“早年我创建有线电视公司，我是在公司差点儿拖垮我的前一刻卖掉它的。我相信我能行。”

 

 

莫克在纽约公立学校读书的时候，正值这些学校状况最好的时期，莫里斯就读纽约公立学校的时候，却正值学生超员的时代。莫克去了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因为在人口出生率低谷时期出生的孩子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学校。而莫里斯只去了布鲁克林法律学校，这已是1919年出生的移民后代所能去的学校中相当不错的一个。莫克卖掉有线电视公司赚了上千万美元，而莫里斯却为25美元生意卖命。简克洛父子的故事告诉我们，乔·弗洛姆的飞黄腾达不可能发生在任何时代。即便他天资极高，即便他的家庭背景得天独厚，他都不可能逃脱时代的局限。

 

 

市井生活的生机与活力使他在老家的经验相形见绌。他先是深受震动不知所措，而后振奋精神，准备在新的世界里大显身手。

 

 

现在路易斯有4口人要养活，他需要在生意上有所突破。

 

 

路易斯随身带一个小笔记本，无论走到哪儿都记下人们穿什么，服装店里卖什么—男装、女装、童装

 

 

他注意到有个小姑娘衣服外面套了一件绣花小围裙，小围裙从前面掖进去到后面打了个结，非常好看。这件特别的衣裳打动了他，他想起下城区服装店的货品清单中没有这种小围裙，他也从来没见过有人在卖这种小围裙。

 

 

来自爱尔兰和意大利的移民多是欧洲贫困地区的农夫，而犹太人移民则不是。许多世纪以来，欧洲统治者不允许犹太人拥有自己的土地，所以他们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都是通过商业和手艺营生

 

 

正是在这里，路易斯开始了解每一种布料的特点，学习打理各种各样的布料。他甚至只需摸一摸布料就能告诉你织物的密度，在哪家工厂生产，产地在哪儿。

 

 

路易斯和瑞吉娜，以及成千上万漂洋过海来到新大陆的犹太移民们，获得了一次黄金机遇。这一机遇同时广泛惠及他们的儿孙那辈。因为，他们给孩子带来的经商经验，成为儿孙们适应未来世界，获得人生成功的关键因素。

 

 

我做了一套样品，并且向我的老顾客展示。我向他们解释我对每个细节的思考—我的衣服可以省去母亲们自己给孩子做衣服花费的时间，

 

 

但是，服装厂的工人更靠近工业生产中心。如果你在加利福尼亚农场干活，你对食品上了卡车后的所有工作就一无所知了。但如果你在一家哪怕不太大的服装厂干活，即便你的工资很低，工作条件很差，工作时间很长，你仍能接触到成功人士，了解他们的行为，从中你能学会如何建立自己的生意。”

 

 

他们也许感觉疲惫，也许依然穷困，但是，他们生机勃勃，他们是自己的主人。他们为自己的决定与生活方向负责。

 

 

自主性、复合性、付出与回报的关联性，以上3点是任何一份称得上令人满意的工作应该具备的属性。

 

 

使我们快乐的源泉是这份工作在多大程度上能让我们实现自我

 

 

因为做一份有创造性的工作是自主性、复合性、付出与回报关联性的最佳组合，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比金钱更重要。

 

 

只有艰苦从事没有意义的工作才称得上是艰苦工作。一旦这项工作变得有意义，它就会使你快乐地拉住妻子的手跳起快步舞。

 

 

服装工业奇迹的最重要影响之一是，在从事有意义工作的家庭中，成长中的孩子们获益最大。

 

 

他积累了一些资本后，和儿子一起担着风险开始做生意。他们开了一家男装店。慢慢地他们成为几家男装店的供货商……父子联手经营的店铺越来越兴旺……儿子的孩子也成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

 

 

弗里德的母亲是俄国移民。她几乎不会说英语。但是她却从15岁起就成了专业的女裁缝，并且成为制衣工会的领导人。她所学到的是怎样主动利用自己的说服能力，让孩子进得去卡内基音乐厅。对于一个成长中的律师苗子，这种言传身教是最佳的教育方式。制衣业是各种职业的训练营。

 

 

他们的律师如果不能比你更聪明，就一定比你更勤奋；如果不能比你更勤奋，他们就会不择手段，直到最后取得成功。在过去20年间，就律师人均利润而言，没有任何公司比这家公司赚得更多了

 

 

在纽约法律界，没有人能比这家法律事务所的4位创始人更聪明，更有抱负，更努力工作了

 

 

正像19世纪的企业巨头，20世纪的软件巨头都有一个最佳出生年份一样，纽约犹太律师也存在一个最佳出生时间。这个时间就是1930年。出生在那一年的人首先受惠于人口出生率低谷时代的各项好处。

 

 

这个年份出生的人，到了1970年正好40岁，此时正值纽约法律界面临变革，开始了为期15年的企业并购黄金时代。而此时的“白鞋公司”律师们却任由机会流逝。如果你想在这一时期成为纽约大律师，圈外人的角色对你有利，父母从事有意义的工作对你有利，出生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对你也有利。但是如果你同时拥有这3条有利条件—外加聪明才智与驱动力—那这些优势形成的力量将势不可当。这就好比你立志成为冰球运动员，又恰巧生于1月1日。

 

 

赫伯特·沃切尔，他生于1931年

 

 

第2个合伙人叫马丁·利普顿，他于1931年出生，

 

 

第3个合伙人叫雷纳德·罗森，他于1930年出生，

 

 

第4个合伙人是乔治·卡茨，他于1931年出生，

 

第6章 小镇哈伦

 

在穷乡僻壤，暴力案件发生的原因不是经济状况，而是个人尊严，人们实际上是为自己的荣誉而战。

 

 

只有在荣誉文化氛围下才会发生老绅士因为人格受辱而枪击他人的事件；也只有在荣誉文化氛围下，法庭最终判决此项谋杀指控—因捍卫荣誉而发生—不成立。

 

第7章 飞机失事的族裔理论

 

空难很多时候是一系列人为的小失误、机械的小故障累加的结果。

 

 

一个典型空难通常包括7个人为的错误。飞行员中的一位犯了错误不会有什么问题，然后他们中又有一位在前一个还没有发展成事故的错误的基础上再犯一个错误，接着是第3个、第4个、第5个、第6个直到第7个。结果正是所有错误操作的累加导致了最终的灾难。

 

 

说英语可以帮助飞行员打破森严的韩国等级文化：正式称呼，非正式称呼，直接称呼，熟人称呼，亲密称呼和普通称呼；还可以同时利用另一种语言的文化优势。

 

 

知道文化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文化在生活中是强大的，无所不在的，即便文化的实用性已经消失，其影响也会长久存留；但同时他也坚信，文化影响即便再顽固，也不是不能改变的。他认为，只要韩国人承认韩国文化在坠机事故中的确发挥了负面作用，并有意愿彻底改变，他们就能改变。

 

第8章 稻田与数学

 

世界上很少有其他地方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生这么巨大的变化：上一代人的时候，这里天空湛蓝，公路还只有两条车道；而上两代人的时候，这里到处还都是一望无际的稻田。

 

 

因为人类大脑存储数字的记忆周期是2秒钟，也就是说人们可以很容易记住两秒钟内读完的东西。以中文为母语的人之所以能够很容易记住“4，8，5，3，9，7，6”这串数字，原因是他们的语言系统在两秒钟内就能读出这7个数字。而英语则不行

 

 

中文的数字系统非常简洁

 

 

这种语言结构的差异，意味着亚洲儿童学习数数要比美国儿童快。4岁的中国儿童数数平均能数到40，而同一年龄的美国儿童只能数到15，而且大多数孩子要到5岁时才能数到40。换句话说，到5岁时，在数数这项数学基本技能方面，美国儿童已经落后亚洲儿童整整一年了。

 

 

让一个7岁的说英语的孩子心算37（thirtyseven）加22（twenty-two），他首先必须把文字转换成阿拉伯数字（37+22），只有这样他才方便计算：2+7=9，30+20=50，结果是59。如果让同龄的亚洲孩子计算37加22，计算公式就嵌在语句中，他们不用转换就能得出答案：59。

 

 

一户五六口人的中国农民家庭只拥有大约2个标间面积的土地，因此农业在这里只能依靠人力。

 

 

你应注意的焦点不是她说了什么，而是她说话的方式，以及她为什么以这种方式说话。

 

 

因为它完美展现了数学学习的秘密。从蕾妮开始学习程序使用，到她最后说“哈哈哈，这下我可明白了”中间一共过去22分钟。这可是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是一道八年级数学题，”舍恩菲尔德说，“如果我让一个普通水平的八年级学生坐到蕾妮的位置上，我估计试不了几次他们就会说：‘我做不出来，给我解释一下吧。’”在另一次问卷调查中，舍恩菲尔德问高年级学生，当面对一道难题做不出来放弃之前会花多少时间思考，他得到的答案从30秒钟到5分钟不等，平均两分钟。

 

 

但是蕾妮却一直坚持。她不断试验，虽然屡战屡败，但屡败屡战。她把自己的设想说出来，反复思索。她不断坚持，不愿放弃。一开始她就朦朦胧胧地知道自己画线的方法有问题，但她一直坚持到彻底解决问题才肯罢休。

 

 

她愿意更深入地理解，这一点异乎寻常。”他把录像退回到蕾妮发现斜率造成图形改变而露出一脸好奇的片段。

“看，”他说道，“她恍然大悟。许多学生对改变斜率造成图形变化无动于衷，而她却在思考：‘这跟我想的不太一样，我不太理解。但这一点一定很重要，我想找到答案。’当她最终找到答案的时候，她说：‘是的，这就对了。’”

 

 

很多时候我们希望自己天生就擅长数学。然而只有一部分人有这种能力，另一部分人则没有。但对于舍恩菲尔德来说，态度比能力更重要。只要你有意愿，你就能驾驭数学。这也正是舍恩菲尔德向学生传授的思想。成功就是坚持不懈，就是顽强不屈，就是别人花30秒钟就放弃的事你却花22分钟去思考的坚定信念。只要组织一班有蕾妮精神的学生，给他们提供地方，给他们时间让他们在数学上钻研，他们就能取得长足进步。想象一下，在一个人人都有蕾妮精神的国度，人们的这一品性发源于其文化本身，正如“荣誉文化”植根于坎伯兰高原，那么这样的国度的人们就不可能不擅长数学。

 

 

哪个国家的学生更愿意花时间仔细回答冗长的问卷，这个国家的学生在TIMSS考试中取得的成绩就更好。

 

第9章 玛丽塔之幸

 

这个通过随机抽选的，生活在环境最差的地区的—这里的家长绝大多数没有上过大学—低收入家庭孩子所组成的学校，在数学方面与那些家庭条件最优越的学生一样出色

 

 

然而KIPP的成功并非依靠环境、师资或制度创新，它的成功依靠的是人们对文化传承的深刻理解。

 

 

事实上，富裕家庭孩子与贫穷家庭孩子的差距主要是在非在校时间内形成的。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父母教育方式的差异的确造成了孩子们之间的差别，

 

 

小威廉的父母按照“协同培养”的原则教育孩子，带他去博物馆，在各类辅导课程中报名，参加学校的夏令营。他在家有很多书可以看，所以他不会觉得无聊。他的父母视孩子充分接触社会为己任。因此暑假过后，小威廉的阅读和数学成绩大幅提高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一个无忧无虑的暑假对她的阅读与数学成绩毫无助益，经过一个暑假，她与威廉之间的距离更大了。威廉并不一定就比布林德尔更聪明，但威廉学的东西比她多：威廉花了整个暑假的时间学习各类课程，而这期间，布林德尔却在看电视或者在外面玩耍。

 

 

改变需要挑战自我

 

 

早晨5点45分起床是一天的好开端

 

 

对玛丽塔来说，原有的生活环境给予她的品性不足以匹配新环境—即周末和暑假与中产阶级和富裕家庭的孩子一同补课，使自己的成绩大大提高。她的生活圈子没有给足她这些便利。那么，她该怎么办？她只能放弃每天晚上和周末的娱乐，放弃与朋友在一起—这些都是她原先生活圈子的基本要素—回到KIPP加课。

 

 

她知道我们要到5点才放学，还有很多家庭作业，她因此很气馁。我告诉她我们之所以这么多作业，为的是能学得更好。她就会生气地跟我说她不想再听了。现在我所有的朋友都是在KIPP上学的同学。

 

 

这对孩子来说要求太高了么？的确太高。但是请想一想，玛丽塔因为上了KIPP学园，她的前途有了多么大的改变。玛丽塔与KIPP达成了一项“交易”—玛丽塔必须每天早晨5点45分起床，周六上课，晚上做作业到11点。作为交换，KIPP承诺给予这些身陷贫困的孩子摆脱贫困的机会。

 

 

异类”是那些获得特殊机遇之人—是那些耐心等待，当机遇到来就当仁不让把握住机遇的人们

 

 

我们了解比尔·盖茨的成就，惊叹他13岁的时候就自觉走上超级企业家的道路。但是这是一种错误总结。事实是，1968年的世界只为这一个13岁男孩打开电脑终端使用的方便之门；假如当时有100万个孩子都获得了这样的机会，今天世界上又会有多少个微软公司呢？

 

 

玛丽塔不需要学校有更大的体育场，更知名的教师；她也不需要笔记本电脑，小班授课，一位拥有博士学位的班主任，或是住进更大的房子；她也不需要有太高的智商或是像兰根一样聪明。当然，所有这一切能有的话都很好；但是只有这些，依然不着要点。玛丽塔需要的其实只有一样—机遇。

 

故事来自牙买加

 

纳什的两个女儿在11岁那年，获得了一所名叫圣希尔达寄宿学校的奖学金。这所学校在牙买加北部，是一所老式的圣公会私立女校，建校伊始主要服务于英籍牧师、海员和资产阶级子女。两个孩子从那里毕业后，又先后考入英国的伦敦大学学院。上大学不久，乔依丝参加一个朋友的21岁生日聚会。这个朋友名叫格雷厄姆，是位年轻的数学家。聚会上，格雷厄姆站起来为大家献上一首诗，但却忘了词。原先根本不认识格雷厄姆的乔依丝竟为他的窘态羞红了脸。很快，乔依丝和格雷厄姆坠入爱河，不久两人结婚。婚后他们移居加拿大，格雷厄姆成了数学教授，乔依丝成了知名作家兼家庭治疗师。他们生了3个儿子，并在郊区的山上买了一栋漂亮的别墅。格雷厄姆姓格拉德威尔，他是我的父亲，乔依丝·格拉德威尔是我的母亲。

 

 

我母亲的成就得益于她的机遇与文化传承。

 

 

在平息暴乱期间，大英帝国政府才想起麦克米伦的提醒。政府终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所有有资质的学生均享有私立高中教育机会的决议，出现在动乱过后的改革措施中。1941年，改革正式实施，我的母亲和她的同胞姐妹在第二年参加奖学金考试。这才是她们姐妹俩在牙买加读高中的真实社会背景；如果她们早出生三四年，她们是无法接受完整的学校教育的。我的母亲拜她的出生时机所赐，能受到更好的教育，同时她还要感谢1937年的动乱和历史学家麦克米伦教授。

 

 

“她对孩子的期望是—离开牙买加。”母亲回忆道，“外祖母认为在牙买加我们不能实现自我。所以只要有任何能离开牙买加的机会，她都不会让我们放过。对于外祖母来说，她的理想真是无限大。”

 

 

我母亲乔依丝·格拉德威尔能够完成大学学业，首先得益于麦克米伦博士，其次是圣希尔达女校分享奖学金的校友，最后是中国人商店的强森先生。当然，所有这一切中最重要的自然是拜外祖母黛西·纳什所赐。

 

 

混血女人以情妇身份为荣，而她们的孩子肤色中的黑色成分更轻，从而在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的金字塔上占据更高一层。混血儿很少下地干活，他们在“室内”的工作更为轻松，似乎他们已经成为自由民。有很多白人在立遗嘱的时候也为混血子女留下一份产业；

 

 

肤色最浅的孩子的优势是建立在牺牲其他孩子利益基础上的。从青春期到谈婚论嫁的年纪之前，肤色中等或肤色较浅的孩子招待朋友时，家中肤色较深的孩子要回避。肤色中等或较浅的孩子被视为减淡家族肤色的希望，因此他们的顺利成长要放在首要位置。婚姻是进一步减淡家族肤色的另一重要途径。而肤色中等或较浅的人会极力摆脱跟肤色较深亲戚的社会关系……而黑人家族也努力制造自己的亲属肤色较浅的假象。有色人种家族内部的关系建立在社会肤色歧视的基础之上。

 

 

“走出去”的文化，以及肤色特权优势惠及更多其他家族，那么现如今，将会有更多人实现自我，在他们漂亮的山顶别墅优雅静观这喧嚣的尘世。

 

点评

 

★★★★★

去年我在简书上写过：我们一生，就是走向与自己智商相对应的阶级的过程。看了这本书才服气:时代、家庭文化和个人能力，才是决定命运的最关键因素。成为专家或者出色人物的门槛就是，一万个小时。这意味着你需要很多很好机遇来帮你得到这一万个小时的训练。时代最重要，让我选择我会选择出生在1930年的美国，其次是九十年代的中国。

没有好的时代、家庭文化和个人能力，那怎么办？作者也给出一道药方，就是自力更生，上“KIPP”。但药方的期限是十几二十几岁这十年。晚安。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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