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开发的后‘PC’时代(一)
“如果众多软件企业接二连三地把车子开到了麦城，而失败的原因又惊人的一致的话，这个产业就到了大变革的时候了。”西部世纪软件总经理刘洪涛是在回顾“三年前做得‘很痛苦’的一个ERP项目”后说出这番话的。“很痛苦”的原因是系统开发速度跟不上用户需求变化的速度，交付时间一拖再拖，费用越滚越大，“到最后，我们的费用已经翻了一番”。
南海保力得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受的折磨更大，董事长兼总经理唐庆林告诉记者：他们上马“南海国际物流协同工作平台港口社区系统”，历时两年半，前前后后竟换了三批软件商，耗资上千万元。唐对这段经历的感慨是：“花费近千万，没想到IT黑洞这么深，心有余悸呀，最后终于在广州找了一家软件公司才实施成功。”
西安交大博通公司技术委员会主席谢晓解释：由于企业的技术更新越来越频繁，业务转型和业务规则的修订越来越频繁，“往往一个系统还没开发完就已经过时或满足不了企业需求了”。这个难题导致软件二次开发的工作量越来越大，本来就不高的那点利润在这种“永远的Delay，永远的Bug”中消耗殆尽。
厂商走麦城，用户的日子也不好过。山东晨鸣造纸集团上马ERP项目，竞标的厂商很多，但一年后那家好不容易中标的厂商却“不做了”，理由是“我的成本费用已全部花完，再做下去就亏本了”。晨鸣只好进行二次招标，又拖了一年多才用上。
从“攒PC”到“攒软件”
很显然，软件商破解上述难题要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把自己变成“快鱼”。而变“快鱼”最便利的方法，莫过于提高软件的复用率，用现成的软件构件组装系统，“即插即用”。而当“组装”成为软件产业的潮流时，一个新的软件商业模式便问世了。
浪潮通软总裁王兴山把这种模式比喻为“攒软件”。他打开笔记本电脑，用PPT演示浪潮通软是如何“攒软件”的：屏幕上，一个ERP软件被分割成花花绿绿的三大块，底层是通用标准模块，中间是制药、化工、纺织、造纸等行业模块，顶层是一块块参差不齐的橙红色，那是用户的“个性化”部分。王说这叫“6+3+1+X业务模式”，其中通用标准模块占六成，行业专用标准构件占三成，“这都是可以买来就用的”，必须由自己开发的“个性化”东西只占一成，X是需要特殊处理的东西。他断言：目前这种组装式生产正在颠覆传统的软件生产方式。如果说“攒PC”是今天PC生产的主流，那么“攒软件”就是明天软件生产的主流，“软件进入了PC时代”。
西部世纪软件刘洪涛用“搭积木”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说他们的模式是“柔性平台”，就是把软件开发看做一条柔性装配生产线，可以针对需求的变化灵活搭积木。柔性平台大量使用标准组件，“不管是买来的还是自己开发的，我保证用这条线快速装配出用户需要的产品”。
南北软件公司的叫法是“架构式平台”。这个平台“由功能更细分化的一个个部件组成，相互之间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可以独立使用，通过统一的数据接口又可以实现相互间的无缝集成”。
西安交大博通公司则强调“构件化”，这些构件一来成熟，二来都有规约化接口，“可以针对不同用户任意插拔，这一家用户打一个包，那一家用户打一个包”，开发的速度大大加快，第三方集成也可以随之快捷起来。谢晓说软件产生只有到了应用“标准化构件”进行大规模组装的阶段，这个产业才算真正成熟了。那种由开发人员一行一行编写程序代码的工作方式不管集聚了多少人，也不管该程序代码的工程如何巨大，都不能说是产业化开发。
新模式已在国内初战告捷。浪潮通软早先推出一个新产品需要两年，用了新模式只需8个月左右。西部世纪软件用上了“柔性组装”之后，人工成本降至传统开发模式的1/4。总之“变革非常大”，魏代森说。
对新模式最有发言权的当然还是用户。记者拨通了广东省南海市保力得物流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唐庆林的电话。
唐属于那种对IT“情有独钟”的一把手，“‘南海国际物流协同工作平台港口社区系统’从2001年立项到实施，从头至尾都是我负责”。他说承担第一次开发的软件商实力强大，“派来的团队是国际型的”，但开发的系统中看不中用，主要是可扩展性不好，而这个物流平台涉及海关、商检、码头、货主、船舶公司等方方面面，不灵活是无法适应的，只好忍痛割爱。第二次开发换了国内物流专业厂商，还是不理想，主要是系统框架不合理。第三次进驻的是广州启宏科技，规模名气都不大，却很熟悉物流业务，特别是采用了构件组装模式，“一块一块地镶嵌起来”，不但开发速度大大加快，维护和修改也很方便，“一个普通大学生进来，培训两个月就能熟练管理这套系统”，即使骨干跳了槽也用不着担心了。现在广州海关正准备推广该系统。 唐总认为，启宏科技之所以能够实现大公司所不能承担的开发任务，除了对业务的熟悉外，更重要的是软件构件模型，启宏科技主要把数据交换平台构建成熟，再搭建各个业务应用模块，让工作协同顺畅起来。
其实，“组装软件”的思想早在1968年就有人提出来了，但真正成气候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国内还要晚一些。东软总裁刘积仁说现在世界上有超过1000亿行的代码正在被复用，东软也拥有了超过1000万行的代码资源，“复用率的高低已直接决定着软件企业有没有利润”。回顾经典产业革命的历史可以发现，成熟产业无不具备“装配化生产”、“第三方零配件市场”和“可通过零配件的更换对产品进行维修”三大特征，且分工越细致，专业生产的程度越高，总体生产效率也就越高。软件产业也不例外。从根本上说，软件生产的“产业化”不应当是“大兵团”作战，而应当是一个专业化分工和“流水线”作业，其最明显的标志莫过于在一个开发平台上通过预制和定制多个软件构件（中间件、模块），按用户的需求进行拼装和集成。Gartner Group提供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到2005年至少70%的新应用将主要建立在如软件构件和应用框架这类构件的基础上”。
人们都还记得上世纪末求伯君卖车卖别墅上WPS97，要与微软一争高下的悲壮之举，只可惜豪情难敌微软的实力，“软件英雄”时代那种作坊式“工艺品”小生产亦难敌大产业模式。求伯君当时讲中国有中国的国情，无法按国外的开发方法组织生产，那样成本太高。但长远看“PC化”的组装方式恰恰是真正节约的方式，软件的“英雄时代”也正是在它面前才最终画上句号的。
软件开发的后‘PC’时代（二）
“PC化时代”的新机会
中科院软件所软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中国软件行业协会副会长冯玉琳新近提出了中国软件业的“中间突破”战略，认为网络分布式计算环境下的中间件是与操作系统和数据库一样的核心技术，在软件生产走向组装化的新格局下，中间件和构件的开发将是中国软件产业的新机会：“现在做中间件正是时机，因为中间件还没有统一的标准，垄断没有形成。 技术上，咱们也基本上与国外同步，并不落后多少。做中间件还有一个好处，向上可以拉动应用软件，向下可以屏蔽操作系统。”在产业格局上，从中间件和各类软件构件“突破”，还可以带动大批中小软件企业的发展，进而构建整个国家软件产业的核心基础，推进以PC化组装为特征的“中国软件大制造”。而“大制造”已经被证明是中国IT产业的优势和机会之所在。
其实国内软件生产的“PC化进程”上世纪末已正式启动。北大软件工程研究所、中科院软件研究所、四川托普集团、上海普元公司等已相继进入这一领域，专业研究推广软件构件技术。信息产业部公布的2001年重点投资计划中，软件领域的第一个项目就是采用CMM管理模式开发以构件、中间件为基础的软件工程化生产开发平台，并建立相应的国家软件库。这期间，专业构件开发和组装式生产模式也为国内越来越多的软件公司所接受。
但新机会中也隐匿着新陷阱。对中国软件业来说，一个突出问题是如何在 “大制造”中提高自己的技术含量，创建中国的软件品牌。
已有人提出，“PC化”时代的软件企业将遵循“购买而不创建”（buy, don’t build）的“开发哲学”，因为基于构件的软件开发让“一切从头开始”的程序编制转向了软件组装。浪潮通软总裁王兴山对此提出了异议。他以前面提到的浪潮通软的“6+3+1+X业务模式”为例：如果说前两项（通用标准模块和行业专用标准构件）还可以从市场上购得的话（有的也需要自己开发），后两项（个性化需求和需要特殊处理的东西）就必须是自己的创造了。王说这4项的比重在不同开发企业和不同软件系统里会有所不同，“有的标准构件多一些，有的个性化东西和需要特殊处理的东西多一些”，但软件组装只“购买”不“创建”却是不可能的事情。
王提出异议的第二个理由，是他的企业要“做品牌的软件”和“品牌的企业”，其特征是“有行业咨询能力，能够提供行业解决方案”。这些方案的构件可以是买来的，但方案设计一定是面向对象的，解决的思想一定是自己的，组装的过程也一定是创造的。“神州数码、联想、东软、IBM都是这样子的，浪潮通软也是这样子的。”他评价目前中国软件企业“同质化严重”，软件生产的“PC化”转型如果无助于创建品牌甚或反过来扼杀品牌的话，那它就失败了。
在软件生产的“PC化”转型中做着品牌梦和技术梦的远不止王兴山一个人。投身“软件大制造”的中国企业家们显然不满足于仅仅充当“硬件大制造”中OEM的角色，不希望那种“缺芯少魂”依样画葫芦给品牌厂商做代工的现象在自己的领域重演。
圆中国软件技术梦和品牌梦的机会，同样存在于“PC化”带来的新的分工和经营模式的转型上。按台湾省咨询软件协会副秘书长程家麒的看法，软件组装模式将改变这一领域的产业结构，产生“软件元件设计发展商”、“软件元件经销商”、“直接接触客户的软件应用系统集成服务公司”三种新的商业形态。其中软件元件设计发展商“专注于研究自己专长领域的软件元件开发”；软件元件经销商转向基于电子商务模式的软件“元件库”的建构；软件应用系统集成服务公司则会发展成为“知识服务的元件整合商”。置身每一种商业形态中的企业，都可以沿着新的分工方向创造出新的技术品牌和企业形象来。
西安交大博通公司技术委员会主席谢晓把“聚焦于更窄的领域深耕细作”看做“软件元件设计发展商”成功的根本，理由是这样做才有利于形成业务积累和技术创新。“譬如我们做管理软件就定位在采掘、线缆、纺织几个有限的行业，这几个行业的模式基本接近，便于开发出成熟的软件模块来。”
国家信息中心软件评测研究中心主任王克照批评那些不注重积累，做完一个项目解散一支开发队伍的做法是“违背软件规律”。他的看法与谢晓不谋而合：不应该把软件当做项目来做，而应当作为一个产品来积累，否则永远做不出“品牌的软件”来。
王兴山认为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软件经销商和系统集成商，“即便是IBM做软件也不会全通吃”，它也是做电信、金融几个有限的行业。做技术做品牌的最高境界表现在微软公司那句话上：“要么不做，要做就是最好。”
[b]•评论• [/b]
“玩”组装的背后
谈及软件企业也“玩”PC机那种流水线组装的理由时，人们往往会引用C++语言的发明者、编程大师 Bjarne Stroustrup那句告诫：“永远不要重新发明轮子。”
的确，既然“构件”是可以复用和商业化的，我们又何必事事“从头做起”呢？问题在于，许多事是无法用“应该”或“不应该”去衡量的。拿软件编程来说，“应该”的事多了，可如果你沿用“不应该”的老办法一样能赚到钱，又有几个肯弃旧图新的？
显然，软件产业走到“玩”组装这一步另有原因。第一是用户需求方面的原因。由于技术更新、业务转型和业务规则的修订越来越频繁，“往往一个系统还没开发完就已经过时或满足不了企业需求了”。破解的办法莫过于买现成的软件构件组装。提高软件复用率还会降低成本，这也是用户最想要的。有人统计，软件系统的开发中若复用程度达到50%，则其生产率提高40%，开发成本降低约40%，软件出错率降低近50%，时间快出一倍以上。
第二个原因是工程量激增。早期的程序代码很简单，20世纪90年代初已发展到上百万行，航天飞机有4000万行，空间站是10亿行。开发这种动辄成百上千万行代码的超大规模软件，不从“构件”开始是难以想像的事情。这就如同设计“奔腾”这种承载了960万个晶体管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必须从IP核（拥有知识产权的电路的集合体）开始，而不是从单个晶体管一样。
第三个原因是开发人员的频繁流动。如今的软件人员通常两年左右就换一家公司，被称为软件行业的 “2yl(2 year’s loyalty)现象”。这在以前还不算什么，因为那时多是些短平快的小项目。现在都是大工程，若仍然一切从头开发，“跳槽”员工的活儿就得由别人接手，这是很困难的事情，会造成时间拖延和成本上升，甚至可能导致项目失败。
第四个原因是减少Bug。按AusCERT安全研究人员杰米的说法，在受到恶意攻击的情况下，一个缺陷都可能引起系统崩溃。去年发生的“仅仅通过5行简单的HTML代码”，黑客就可以利用微软IE6.0中一个Bug致该系统崩溃的事，曾引起了广泛关注。从工程学的角度考察，减少Bug除了软件开发管理的科学化以外，选用标准化和成熟化的模块组装应是最有效的方法，后者可以把缺陷密度降至原来的1/5到1/10。
“如果众多软件企业接二连三地把车子开到了麦城，而失败的原因又惊人的一致的话，这个产业就到了大变革的时候了。”西部世纪软件总经理刘洪涛是在回顾“三年前做得‘很痛苦’的一个ERP项目”后说出这番话的。“很痛苦”的原因是系统开发速度跟不上用户需求变化的速度，交付时间一拖再拖，费用越滚越大，“到最后，我们的费用已经翻了一番”。
南海保力得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受的折磨更大，董事长兼总经理唐庆林告诉记者：他们上马“南海国际物流协同工作平台港口社区系统”，历时两年半，前前后后竟换了三批软件商，耗资上千万元。唐对这段经历的感慨是：“花费近千万，没想到IT黑洞这么深，心有余悸呀，最后终于在广州找了一家软件公司才实施成功。”
西安交大博通公司技术委员会主席谢晓解释：由于企业的技术更新越来越频繁，业务转型和业务规则的修订越来越频繁，“往往一个系统还没开发完就已经过时或满足不了企业需求了”。这个难题导致软件二次开发的工作量越来越大，本来就不高的那点利润在这种“永远的Delay，永远的Bug”中消耗殆尽。
厂商走麦城，用户的日子也不好过。山东晨鸣造纸集团上马ERP项目，竞标的厂商很多，但一年后那家好不容易中标的厂商却“不做了”，理由是“我的成本费用已全部花完，再做下去就亏本了”。晨鸣只好进行二次招标，又拖了一年多才用上。
从“攒PC”到“攒软件”
很显然，软件商破解上述难题要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把自己变成“快鱼”。而变“快鱼”最便利的方法，莫过于提高软件的复用率，用现成的软件构件组装系统，“即插即用”。而当“组装”成为软件产业的潮流时，一个新的软件商业模式便问世了。
浪潮通软总裁王兴山把这种模式比喻为“攒软件”。他打开笔记本电脑，用PPT演示浪潮通软是如何“攒软件”的：屏幕上，一个ERP软件被分割成花花绿绿的三大块，底层是通用标准模块，中间是制药、化工、纺织、造纸等行业模块，顶层是一块块参差不齐的橙红色，那是用户的“个性化”部分。王说这叫“6+3+1+X业务模式”，其中通用标准模块占六成，行业专用标准构件占三成，“这都是可以买来就用的”，必须由自己开发的“个性化”东西只占一成，X是需要特殊处理的东西。他断言：目前这种组装式生产正在颠覆传统的软件生产方式。如果说“攒PC”是今天PC生产的主流，那么“攒软件”就是明天软件生产的主流，“软件进入了PC时代”。
西部世纪软件刘洪涛用“搭积木”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说他们的模式是“柔性平台”，就是把软件开发看做一条柔性装配生产线，可以针对需求的变化灵活搭积木。柔性平台大量使用标准组件，“不管是买来的还是自己开发的，我保证用这条线快速装配出用户需要的产品”。
南北软件公司的叫法是“架构式平台”。这个平台“由功能更细分化的一个个部件组成，相互之间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可以独立使用，通过统一的数据接口又可以实现相互间的无缝集成”。
西安交大博通公司则强调“构件化”，这些构件一来成熟，二来都有规约化接口，“可以针对不同用户任意插拔，这一家用户打一个包，那一家用户打一个包”，开发的速度大大加快，第三方集成也可以随之快捷起来。谢晓说软件产生只有到了应用“标准化构件”进行大规模组装的阶段，这个产业才算真正成熟了。那种由开发人员一行一行编写程序代码的工作方式不管集聚了多少人，也不管该程序代码的工程如何巨大，都不能说是产业化开发。
新模式已在国内初战告捷。浪潮通软早先推出一个新产品需要两年，用了新模式只需8个月左右。西部世纪软件用上了“柔性组装”之后，人工成本降至传统开发模式的1/4。总之“变革非常大”，魏代森说。
对新模式最有发言权的当然还是用户。记者拨通了广东省南海市保力得物流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唐庆林的电话。
唐属于那种对IT“情有独钟”的一把手，“‘南海国际物流协同工作平台港口社区系统’从2001年立项到实施，从头至尾都是我负责”。他说承担第一次开发的软件商实力强大，“派来的团队是国际型的”，但开发的系统中看不中用，主要是可扩展性不好，而这个物流平台涉及海关、商检、码头、货主、船舶公司等方方面面，不灵活是无法适应的，只好忍痛割爱。第二次开发换了国内物流专业厂商，还是不理想，主要是系统框架不合理。第三次进驻的是广州启宏科技，规模名气都不大，却很熟悉物流业务，特别是采用了构件组装模式，“一块一块地镶嵌起来”，不但开发速度大大加快，维护和修改也很方便，“一个普通大学生进来，培训两个月就能熟练管理这套系统”，即使骨干跳了槽也用不着担心了。现在广州海关正准备推广该系统。 唐总认为，启宏科技之所以能够实现大公司所不能承担的开发任务，除了对业务的熟悉外，更重要的是软件构件模型，启宏科技主要把数据交换平台构建成熟，再搭建各个业务应用模块，让工作协同顺畅起来。
其实，“组装软件”的思想早在1968年就有人提出来了，但真正成气候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国内还要晚一些。东软总裁刘积仁说现在世界上有超过1000亿行的代码正在被复用，东软也拥有了超过1000万行的代码资源，“复用率的高低已直接决定着软件企业有没有利润”。回顾经典产业革命的历史可以发现，成熟产业无不具备“装配化生产”、“第三方零配件市场”和“可通过零配件的更换对产品进行维修”三大特征，且分工越细致，专业生产的程度越高，总体生产效率也就越高。软件产业也不例外。从根本上说，软件生产的“产业化”不应当是“大兵团”作战，而应当是一个专业化分工和“流水线”作业，其最明显的标志莫过于在一个开发平台上通过预制和定制多个软件构件（中间件、模块），按用户的需求进行拼装和集成。Gartner Group提供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到2005年至少70%的新应用将主要建立在如软件构件和应用框架这类构件的基础上”。
人们都还记得上世纪末求伯君卖车卖别墅上WPS97，要与微软一争高下的悲壮之举，只可惜豪情难敌微软的实力，“软件英雄”时代那种作坊式“工艺品”小生产亦难敌大产业模式。求伯君当时讲中国有中国的国情，无法按国外的开发方法组织生产，那样成本太高。但长远看“PC化”的组装方式恰恰是真正节约的方式，软件的“英雄时代”也正是在它面前才最终画上句号的。
软件开发的后‘PC’时代（二）
“PC化时代”的新机会
中科院软件所软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中国软件行业协会副会长冯玉琳新近提出了中国软件业的“中间突破”战略，认为网络分布式计算环境下的中间件是与操作系统和数据库一样的核心技术，在软件生产走向组装化的新格局下，中间件和构件的开发将是中国软件产业的新机会：“现在做中间件正是时机，因为中间件还没有统一的标准，垄断没有形成。 技术上，咱们也基本上与国外同步，并不落后多少。做中间件还有一个好处，向上可以拉动应用软件，向下可以屏蔽操作系统。”在产业格局上，从中间件和各类软件构件“突破”，还可以带动大批中小软件企业的发展，进而构建整个国家软件产业的核心基础，推进以PC化组装为特征的“中国软件大制造”。而“大制造”已经被证明是中国IT产业的优势和机会之所在。
其实国内软件生产的“PC化进程”上世纪末已正式启动。北大软件工程研究所、中科院软件研究所、四川托普集团、上海普元公司等已相继进入这一领域，专业研究推广软件构件技术。信息产业部公布的2001年重点投资计划中，软件领域的第一个项目就是采用CMM管理模式开发以构件、中间件为基础的软件工程化生产开发平台，并建立相应的国家软件库。这期间，专业构件开发和组装式生产模式也为国内越来越多的软件公司所接受。
但新机会中也隐匿着新陷阱。对中国软件业来说，一个突出问题是如何在 “大制造”中提高自己的技术含量，创建中国的软件品牌。
已有人提出，“PC化”时代的软件企业将遵循“购买而不创建”（buy, don’t build）的“开发哲学”，因为基于构件的软件开发让“一切从头开始”的程序编制转向了软件组装。浪潮通软总裁王兴山对此提出了异议。他以前面提到的浪潮通软的“6+3+1+X业务模式”为例：如果说前两项（通用标准模块和行业专用标准构件）还可以从市场上购得的话（有的也需要自己开发），后两项（个性化需求和需要特殊处理的东西）就必须是自己的创造了。王说这4项的比重在不同开发企业和不同软件系统里会有所不同，“有的标准构件多一些，有的个性化东西和需要特殊处理的东西多一些”，但软件组装只“购买”不“创建”却是不可能的事情。
王提出异议的第二个理由，是他的企业要“做品牌的软件”和“品牌的企业”，其特征是“有行业咨询能力，能够提供行业解决方案”。这些方案的构件可以是买来的，但方案设计一定是面向对象的，解决的思想一定是自己的，组装的过程也一定是创造的。“神州数码、联想、东软、IBM都是这样子的，浪潮通软也是这样子的。”他评价目前中国软件企业“同质化严重”，软件生产的“PC化”转型如果无助于创建品牌甚或反过来扼杀品牌的话，那它就失败了。
在软件生产的“PC化”转型中做着品牌梦和技术梦的远不止王兴山一个人。投身“软件大制造”的中国企业家们显然不满足于仅仅充当“硬件大制造”中OEM的角色，不希望那种“缺芯少魂”依样画葫芦给品牌厂商做代工的现象在自己的领域重演。
圆中国软件技术梦和品牌梦的机会，同样存在于“PC化”带来的新的分工和经营模式的转型上。按台湾省咨询软件协会副秘书长程家麒的看法，软件组装模式将改变这一领域的产业结构，产生“软件元件设计发展商”、“软件元件经销商”、“直接接触客户的软件应用系统集成服务公司”三种新的商业形态。其中软件元件设计发展商“专注于研究自己专长领域的软件元件开发”；软件元件经销商转向基于电子商务模式的软件“元件库”的建构；软件应用系统集成服务公司则会发展成为“知识服务的元件整合商”。置身每一种商业形态中的企业，都可以沿着新的分工方向创造出新的技术品牌和企业形象来。
西安交大博通公司技术委员会主席谢晓把“聚焦于更窄的领域深耕细作”看做“软件元件设计发展商”成功的根本，理由是这样做才有利于形成业务积累和技术创新。“譬如我们做管理软件就定位在采掘、线缆、纺织几个有限的行业，这几个行业的模式基本接近，便于开发出成熟的软件模块来。”
国家信息中心软件评测研究中心主任王克照批评那些不注重积累，做完一个项目解散一支开发队伍的做法是“违背软件规律”。他的看法与谢晓不谋而合：不应该把软件当做项目来做，而应当作为一个产品来积累，否则永远做不出“品牌的软件”来。
王兴山认为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软件经销商和系统集成商，“即便是IBM做软件也不会全通吃”，它也是做电信、金融几个有限的行业。做技术做品牌的最高境界表现在微软公司那句话上：“要么不做，要做就是最好。”
[b]•评论• [/b]
“玩”组装的背后
谈及软件企业也“玩”PC机那种流水线组装的理由时，人们往往会引用C++语言的发明者、编程大师 Bjarne Stroustrup那句告诫：“永远不要重新发明轮子。”
的确，既然“构件”是可以复用和商业化的，我们又何必事事“从头做起”呢？问题在于，许多事是无法用“应该”或“不应该”去衡量的。拿软件编程来说，“应该”的事多了，可如果你沿用“不应该”的老办法一样能赚到钱，又有几个肯弃旧图新的？
显然，软件产业走到“玩”组装这一步另有原因。第一是用户需求方面的原因。由于技术更新、业务转型和业务规则的修订越来越频繁，“往往一个系统还没开发完就已经过时或满足不了企业需求了”。破解的办法莫过于买现成的软件构件组装。提高软件复用率还会降低成本，这也是用户最想要的。有人统计，软件系统的开发中若复用程度达到50%，则其生产率提高40%，开发成本降低约40%，软件出错率降低近50%，时间快出一倍以上。
第二个原因是工程量激增。早期的程序代码很简单，20世纪90年代初已发展到上百万行，航天飞机有4000万行，空间站是10亿行。开发这种动辄成百上千万行代码的超大规模软件，不从“构件”开始是难以想像的事情。这就如同设计“奔腾”这种承载了960万个晶体管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必须从IP核（拥有知识产权的电路的集合体）开始，而不是从单个晶体管一样。
第三个原因是开发人员的频繁流动。如今的软件人员通常两年左右就换一家公司，被称为软件行业的 “2yl(2 year’s loyalty)现象”。这在以前还不算什么，因为那时多是些短平快的小项目。现在都是大工程，若仍然一切从头开发，“跳槽”员工的活儿就得由别人接手，这是很困难的事情，会造成时间拖延和成本上升，甚至可能导致项目失败。
第四个原因是减少Bug。按AusCERT安全研究人员杰米的说法，在受到恶意攻击的情况下，一个缺陷都可能引起系统崩溃。去年发生的“仅仅通过5行简单的HTML代码”，黑客就可以利用微软IE6.0中一个Bug致该系统崩溃的事，曾引起了广泛关注。从工程学的角度考察，减少Bug除了软件开发管理的科学化以外，选用标准化和成熟化的模块组装应是最有效的方法，后者可以把缺陷密度降至原来的1/5到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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