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牛助手”打卡定位软件看技术中立与法律的错位

2021年“大牛助手“二审宣判，二审法院依然认定构成犯罪，但是量刑比一审降低了，从5年6个月降为4年。这个案件在国庆后新闻报道一审结果，到现在二审判决，一路引起很多讨论，也有不少人和快播王欣案联系起来，坚持技术无罪。
其实，看待一个诉讼案件，不能仅从基本情感出发，而是要关注事实。而这个案件的价值点，不在于讨论技术是否中立，而是它反映出当前立法和司法实践落后于技术发展，法院甚至没有完全查明“大牛助手”的工作机制，从而不能很好地归入法律关系之中。
有技术人士指出，大牛助手并非只是简单地模拟虚拟位置，钉钉在安全方面走得更远，而大牛助手同样也做得更多，本文尝试把技术层面归纳进法律关系，从诉讼角度去拆解这个案件。
本文要解决三个问题：
1、大牛助手的工作机制是什么？
2、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规制的行为是什么？
3、技术与法律边界是什么？

一
要理解大牛助手的工作机制，就要先厘清钉钉打卡功能的工作机制。钉钉要实现打卡功能需经历两个环节，环节①获取用户位置，环节②判定当前位置是否有效。环节①获取位置失败，就不会进入环节②，打卡失败；环节①获取成功，但环节②判定位置无效，打卡依然失败；只有在环节①获取用户位置成功，进而在环节②判定当前位置有效，才能打卡成功。
很多模拟定位软件都是针对环节①，即产生一个虚拟位置，“骗”过那些需要用户位置的软件。但是，这招对于钉钉行不通，钉钉会在继续在②环节去判定获取的位置是否有效，如果发现在虚拟机中运行，那对于所获取的位置会被判定无效，进而打卡失败。
钉钉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