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地掀科学城建设热，“买不来的核心技术”成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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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随着国家发改委先后批复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北京怀柔、粤港澳大湾区四大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方案，国内兴起新一轮科学城建设热，仅北京一个城市就集聚了三个科学城：中关村科学城、未来科学城、怀柔科学城（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此外，武汉、成都、重庆、南京等城市都在规划推进科学城建设，截至目前，全国有10多个科学城正在规划建设。可以说，世界一流科学城建设正成为新一轮城市发展竞争重要赛道。

与一线城市相比，内陆地区在经济实力、科研基础、产业规模上都存在一定差距，内陆地区如何在这轮科学城建设的卡位赛中谋得一席？这些在建的科学城谁能脱颖而出，竞得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第五席？围绕上述话题，第一财经记者先后专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尤政和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院长方煜。

他们认为，世界一流科学城建设始终紧紧围绕和服务国家战略需要，始终以服务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为关键，始终以汇聚引育一流科技人才为核心，始终以产学研融合发展为重点。正在规划建设科学城的城市，一定要在规划阶段就找准自己的定位，聚焦重大科学发现和一些“买不来的核心技术”，一定要在重大基础设施群和重大科研平台建设的新赛道上争取持续进位，打造核心竞争力。

为什么很多城市开始规划建设科学城？

尤政：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国家区域发展战略。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布局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区域性创新高地，明确提出率先支持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此后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支持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大湾区、安徽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北京怀柔科学城、上海张江科学城、深圳光明科学城、合肥滨湖科学城正是为服务国家战略而诞生的。

世界科技强国竞争，比拼的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都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高标准建设国家实验室，推动大科学计划、大科学装置、大科学中心、国际科技创新基地的统筹布局和优化。

其中，布局建设大科学装置既是国家走向世界创新中心的战略布局，也是科学城实力的重要体现。华中科技大学是教育部高校中率先拥有两个大科学装置并通过验收的高校。比如脉冲强磁场这一大科学装置的建设，会引领更多的科学发现，产生一些重大的技术成果，吸引一批世界顶尖的人才。

可以说，科学城既是高水平科研成果的“孵化器”，也是高层次科技人才的“蓄水池”，还是高技术产业持续发展的“动力源”。在新一轮城市竞争中，规划建设好科学城对地方在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将愈发凸显。

科学城与以往的产业园、科教城主要区别在于哪些方面？如何围绕科学+科学家，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学城？

方煜：科学城既不同于以生产制造为主导功能的产业园区，也不同于以高等教育为主导功能的科教城，科学城是以大科学装置为核心、以各类交叉研究平台为支撑的创新资源集聚高地。一般包含大科学装置、交叉研究平台、研究机构（大学、实验室）、特色创新主体、科技转化企业等多类型的创新主体，形成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为核心的综合性城区。

目前，国内四大科学城的用地规模都在100平方公里左右，包含基础研究、产业转化、城市服务等三大核心功能板块，用地比例上科研设施用地远远高于其他类型城区。

围绕“科学”，科学城应形成以重大基础设施集群为核心的科学创新空间体系。一流的科学城一般包含两到三个在世界排名顶尖的重要大型科学装置，如美国橡树岭的超级计算机及散裂中子源、哈威尔科创新中心的散列中子源；顶尖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密集，像上海张江科学城已经聚集了上海科技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等多所国际一流创新型院校；还要有企业研发中心、科技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等特色创新主体环绕，因为新一代的科学城十分注重科学知识的产业转化，配套布局孵化器、众创空间、检测中心等公共服务平台，预留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用地，形成相关产业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比如韩国的大德科学城在基础研究集中区域周边，成立了若干以大德科技谷为代表的创新联合体，带动信息科技、生物、纳米技术等相关产业发展。

围绕“科学家”，科学城要提供针对创新人才需求的公共服务设施和城市环境。面向科学家、创新人才及其家人的特殊需求，科学城应形成特色的服务设施体系，特别是面向国际化科研人员的国际化服务。此外，科学城的开发强度普遍偏低，容积率小于2.0，绿化率大多控制在50%左右，为科学家提供令其愉悦的科研环境。

尤政：科学城的规划建设应抓准战略重点，全力打通科技链、产业链、经济链的全链条深度融合，坚持科技面向经济社会发展的导向，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消除科技创新中的“孤岛现象”。

以推动重大科技项目为抓手，打通“最后一公里”，拆除阻碍产业化的“篱笆墙”，疏通应用基础研究和产业化连接的快车道，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精准对接，加快科研成果从样品到产品再到商品转化的全链条，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打造高科技创新闭环。

有哪些科学城的建设规划经验值得正在规划建设中的科学城学习借鉴？

尤政：北京怀柔科学城、上海张江科学城、深圳光明科学城、合肥滨湖科学城都是为服务国家战略而诞生。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科学城的核心，目前怀柔科学城布局建设了29个科学设施平台，包括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等5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以及11个科教基础设施和13个交叉研究平台；上海张江科学城已建和在建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达14个（包括已运行装置6个，在建装置8个），设施数量、投资金额与建设进度均全国领先；深圳光明科学城围绕原始创新能力，初步建立起体系化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在建和运行的区域性装置设施达到7个；合肥滨湖科学城已经或计划纳入统筹调度的重点科学项目28个，其中包括3个国家实验室的创建和8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新建、预研和性能提升等。

世界一流科学城离不开引育一流科技人才，比如截至2020年底，中国科学院有18家科研院所入驻怀柔科学城，在怀柔科学城工作和生活的科研人员超过5000人，硕士生和博士生超过1万人。

同时，世界一流科学城建设始终要以产学研融合发展为重点，比如张江的集成电路产业是中国最完善、最齐全的产业链布局，云集了一批国际知名集成电路企业，全球芯片设计10强中有7家在张江设立了区域总部、研发中心。

方煜：大科学装置有两个核心特点——成群与稀缺。随着学科不断交叉与融合，单个科学装置在单个领域创新面临局限性，多个大科学装置可以演化为分工协作、开放共享的集群，发挥交叉互补优势，从而形成依托大科学装置集群建设的重大创新基地。美国、德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均依托大科学装置群，建立了综合科学中心，如美国纽约湾区的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旧金山湾区的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等，多个大科学装置集聚也会是未来我国科学城建设发展的必然趋势。

世界一流科学城往往都依赖于世界一流的科学装置。北京、合肥、上海三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都拥有世界级的大科学装置，如上海光源，合肥的全超导托卡马克、同步辐射等，以及北京正在建设的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将成为世界上最亮的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之一。

围绕大科学装置，布局各类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以及各类企业工程研究中心、企业技术创新中心，突破产业创新中的“共性技术”难题、“专有技术”难题。科学城这样的创新链条将颠覆传统的产学研认知模式。

那么要实现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首先要因地制宜选择科学城的创新模式。比如北京怀柔科学城的专长在于“从0到1”的基础研发。北京大科学装置+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数量是深圳的11倍、合肥的4倍、上海的2倍、武汉的3倍；而上海和深圳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是北京的5倍。

上海张江科学城重点推动“从1到10”的应用转化。据不完全数据统计，张江科学城已汇聚企业2.2万余家，高新技术企业1300余家，形成了以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为重点的主导产业。三省一市还共同搭建了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将大科学装置、大型仪器、实验室共享。

深圳光明科学城发挥产业生态优势布局“从0到1”，补齐了大学和科研机构短板。深圳企业内技术研发机构达679家，发明专利申请量超过全市95%，重点补足的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此外，在科学城的选址上应顺应都市圈空间组织规律，更好地兼顾创新成本、城市核心区服务、外围产业组团联系。深圳光明科学城选址在距离核心城区30公里左右的创新组团，一方面可以兼顾创新成本，与外围生产制造组团进行更好的产业和创新联系；另一方面围绕环巍峨山，也可以做到与东莞松山湖共建，促进深圳光明科学城与东莞中子科学城联合建设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区。

内陆地区建设科学城与一线城市相比，如何体现差异化？

方煜：科学城的建设门槛较高，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城市建设规划领域的“奢侈品”，不是每个城市都有建设科学城的实力。一线城市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科研基础和产业规模，这些都是建设科学城的基础条件，这些地区也将是我国继续参与全球竞争和分工的主战场。

合肥滨湖科学城是内陆地区的科学城，它基于科学发现建立了一些大科学装置，但在产业结合上不及上海张江科学城。作为内陆城市，在科学城建设上一定要找准自己的定位，既不要跟一线城市比拼经济实力，也不要放弃产业而变成单纯的某一类大科学装置。内陆地区可以基于自身产业基础优势，在一些科学发现和“买不来的核心技术”上发力，比如成都、西安在航空航天领域的科学发现都是极具优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