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博士妈妈如何平衡学业与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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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缝生存”：“博士妈妈”学术时间的自主性阙如与生成》

马小婷

《当代青年研究》CSSCI扩展版AMI扩展，(2023版)复合影响因子：1.82

[摘要]性别平等和生育政策支持为女性提供了向上流动的通道，女博士带娃上学成为高校普遍现象。文章以五所高校的13位“博士妈妈”为研究对象进行深度访谈，从时间社会学视角探讨这一群体在求学过程中的学术生活和时间困境。

研究发现，“博士妈妈”在既定社会时钟倒拨下，重返校园是主体时间嵌入与身份重叠的时间结构表征；在学校制度文化下，“读博时钟”和“社会时钟”共同强化了时间结构分层，并对自身进行合理规训；在文化情境参照下，为突破母职惩罚和性别分工对学术行动的结构规制，“博士妈妈”以道德约束寻求时间结构的平衡并建构自主性时间。

与此同时，研究始于“博士妈妈”的时间困境，却也指向更为关切的女性时间议题，即在性别平权的社会背景下，女性如何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持和人文关怀。

[关键词]博士妈妈；学术时间；时间自主性

一、问题的提出

自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大众化刺激了学术劳动力市场的扩大，缩小了男女教育资源获得的差距，大批女性开始进入象牙塔读书深造，并从事相关科学研究。同时，我国从社会公平层面和国家治理层面出台了多项女性教育专项计划，并完善了相关社会支持服务体系和一系列配套措施，全面保证女性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高校对于博士生群体在求学期间结婚生育的现象逐渐包容和接纳，呈现生育口径的拓宽和政策制度的支持。在社会结构中承担育儿责任主体（赵雅馨，2023）的女博士“带娃上学”现象变得越来越普遍，她们一边读书一边照顾家庭和孩子，辗转于不同的场域空间和时间流中，成为拥有学职和母职双重身份的“博士妈妈”（金马妮等，2023）。高等教育体系性别结构的平衡、生育政策支持以及教育平权的推进为“博士妈妈”争取到自我生命形塑和价值意义追求的权利，但并没有实质性缓解女博士在学校和社会中的性别压力，她们在求学期间面临学术绩效文化（张强、吴易林，2022）与家庭照顾的双重压力，需要兼顾和平衡自我期待的“学职”身份与社会期待的“母职”角色，这成为她们求学期间学业发展的阻滞。基于此，本研究从时间社会学视角探讨“博士妈妈”在学业、家庭等多场域空间和多时间流中逐渐形成的时间体验，并深入剖析其在多重时间结构规制下，如何通过个体适应、自我调节以及自我约束冲破时间困囿，建构学业和家庭平衡的自主性时间观。

二、文献回顾

美国学者唐纳德（2002）认为，学术自由意味着松散的结构和最低限度的干涉，在学术努力的方向上甚至是在所有进行学术活动的场所中，不仅没有时间的限制，而且只有很少的关于努力方向或学术工作场所的规定。在学术研究是“工作”甚至是谋生职业的今天，学术活动尽管依旧带有一定的自主性特征，但是这种自主也具有制度化特征（阎光才，2011）。然而，在被学术资本主义席卷的高校场域，时间不仅以制造稀缺和碎片化的方式打乱人们既有的工作节奏，而且逐渐改变人们对学术职业的认知，使得一向为学术界所推崇的闲逸的好奇、探索的自主等成为一种奢侈（阎光才，2021）。基于此，本研究结合物理时间属性和社会时间意义，尝试对“学术时间”进行初步的概念界定，即学术时间是在进行学术工作、科学研究等学术创造性活动时，所拥有的时间资源、形成的时间边界以及特定的时间文化，并具有支配的高度自由性。“博士妈妈”这一特定群体的学术时间则是聚焦于其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依照学校时间制度规范进行课程学习、课题研究、学术发表、学术交流、导生合作等活动，并在完整时间规训下获得一定的科研回报，进而生成的时间体验。以可被度量的时间资源以及赋予社会意义的时间结构为切入点，是洞察“博士妈妈”学术生活和时间体验的理论方法。“博士妈妈”受制于社会形象和社会准则，其社会活动和学术生活需要主动塑造，因此时间对于她们来说一直是一种稀缺资源，并潜藏于隐性的时间制度中，包括作为自然法则的钟表时间和作为社会建构的社会时间。

在一个钟表时间驱动的社会中，行动并不总是被给予适应周遭环境的时间跨度，于是行动反而被机械地强加上时间单位，导致我们越来越被各种活动的机械时间安排所困扰（哈萨德，2009）。而时间社会学强调时间具有社会建构的属性和意义，社会时间是以其他社会现象为参照点，对某些社会现象的变化和运动所做的一种表达，往往由社会生活的节奏和意义决定，具有非连续性、相对性和特殊性（Sorokin&Merton,1937）。当时间在社会结构和行为互动中被赋予一套特定的社会时间秩序和时间程式时，社会成员在这套程式化的时间轴中就感受到“时间是一种稀缺资源，也是组织生活的方式”（Hassard,1990），进而生成内在的时间意识和个体主观体验。社会系统的运行和制度组织的流动也以时间节点来划分，嵌入个体的生命历程中形成时间过程，建构个体的主观时间经验（Mills,2000）。Lewis和Weigert(1981）将社会时间依照个体的、群体的和文化的层次进行分类：社会结构在个体层面体现为“自我时间”（Self Time），在群体层面体现为适应于非正式互动的“互动时间”（Interaction Time）和适应于官僚机构及其他正式组织的“制度时间”（Institutional Time），在广义的社会文化层面体现为日、周、月、年等贯通整个社会层面的“循环时间”（Cycle Time）。同时，根据时间结构互动发生的关键特征，两人提出了时间“嵌入—分层—同步”的理论分析框架，即社会成员个体具有嵌入性和分层结构的特征，时间在个人、群体、社会的不同层面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而人们的所有社会行动在时间上都是为了顺应更大的社会行动，因此个体时间和社会时间的协调同步是社会期望达到的结果。Van-Tienoven(2019）认为，个人时间以钟表时间和社会时间为条件，它为人们日常生活持续的秩序感，即日常管理的表现形式所驱动。成员个体的社会行动同时受到钟表时间和社会时间的约束与限制，表现为我们的社会生活日渐被“机械的”时间结构化……我们越来越使自己摆脱由自然所规定的有机周期的种种形式，而把自己的生活看作机械周期的表现形式。这种机械周期主要由钟表和日历规定，并逐渐主宰了我们的社会事务（哈萨德，2009）。

人类的行为会受到收入、记忆、能力、机会以及有限的资源条件等的限制，但最根本的限制是时间（Becker,1993）。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改革和博士生招生规模的持续扩张，我国女性在本硕博阶段取得突破并实现性别逆转（刘江、张文明，2023）。女博士作为高校场域结构中的行动者，积极穿梭于科研活动、社会互动和学术文化的时间流中，却也在社会时空关系中遭遇各种流逝、加速、紧张、压缩、焦虑的时间体验和感受，陷入社会加速发展所制造的“时间荒”和“竞速漩涡”中，触发自身的“时间焦虑”。显然，女性教育优势提升背后潜藏着时间弱势，体现为时间资源不平等和时间分配不均衡，尤其是“博士妈妈”的时间结构呈现复杂的形态和社会意义，多重角色身份和社会期待造成时间失衡与稀缺。“博士妈妈”的时间结构呈现社会文化时间、学校制度时间和个体自主时间的结构分层，她们将个体时间结构嵌入母职惩罚的社会文化时间和学校考核的制度性时间结构。标准化的社会时间将她们的生命历程划分出成家立业、结婚生子的年龄分级。女博士在读期间的年龄水平正处于中国传统婚育时间观和家庭生育观所提倡的生育年龄，她们不仅要面临学业进程的时间规制，还要面临婚恋和生育等“恰当社会时间”的催促。对于大部分“博士妈妈”来说，博士在读期是她们脆弱的过渡期（Abetz,2019），在进入场域之后，她们要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间段内迅速构建学生身份，并适应快速而紧张的学术研究生活。同时她们处于抚育子女、照顾家庭的年龄阶段，兼备“母亲—学生”双重身份，其学术水平和科研时间由家庭需求所决定（Brown&Watson,2010），这意味着母职惩罚将她们的学术时间进行压缩和剥夺，她们将更多的时间花在照顾家人、维系情感等家庭生活方面。母职角色让她们意识到母亲对家庭强烈的责任意识，而回到校园的学生身份也因时间稀缺和加速而让她们深感愧疚和自责（Brown,2008）。学校修业年限、课程安排、中期考核等成为她们求学过程的制度性时间结构，这也意味着多重身份限制和时间制度规训使得“博士妈妈”在求学期间的学术行动要在时间上顺应更大的社会制度，不仅自我的时间结构被嵌入互动时间结构中，而且这种微观层次的时间结构又都依次被嵌入社会制度和文化组成的更为宏观的时间秩序中。学术界并没有因为其特殊身份而降低学术要求和毕业要求，“博士妈妈”仍然遭遇着不公平的角色期望、有限的时间资源和生育带来的身体疼痛，使其在求学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尤其在经历了结婚生子、成家立业的社会既定轨迹后，她们一边兼顾学业生活一边平衡家庭生活，长期忍受学术和家庭带来的“双重约束”（Double Bind），面临学术生活的藩篱与学术发展的困境（Brown&Watson,2010）。生活中，个体时间结构赋予时间自主性和时间弹性，她们可以短暂寻求自我与时间制度的脱节，但“如果希望作为称职的家庭成员达成时间上的协调的话，就必须使它们各自被以不同方式嵌入的时间保持同步”（Kantor&Lehr,1975）。学生与母亲的双重角色、学业和家庭的关系平衡往往给她们带来更加矛盾的生活方式，她们为家庭成员提供适当照顾，却没时间享受家庭生活（Shiva,2013）。

综上，时间嵌入（Time Embeddedness）构成社会结构的不同层次在时间上的整合，从而产生时间“分层”和“同步”的要求。当时间被家庭、学校等空间场域所建构和分割，“博士妈妈”的时间结构容易出现嵌入复杂性和空间分层性，并引发制度化时间和个体化时间的秩序冲突，进而造成生命历程压缩和时间自主性阙如（邱婕，2022）。因此，她们比一般博士生面临更多的学业压力和家庭压力，经常陷入时间交织、重叠和冲突的“时间荒”（王宁，2013）。在学术评判的高标准和时间既定轨迹下，平衡好学业和家庭的时间关系成为这一群体极力追求的目标。国外研究表明，“博士妈妈”在读博期间并没有在角色冲突所带来的学术困境中坐以待毙，她们通过将社交活动限制在网上和周末、设定优先事项和紧急任务、使用提醒、提前计划、使用日托和管家等时间管理策略，成功地构建了母亲和学生的角色身份（Alhajjuj,2016）。基于此，本研究引入时间社会学的时间分层理论，尝试从女性时间视角（Kristeva,1981）和时间结构分层切入，分析“博士妈妈”在我国传统时间结构和学业时间规制下，如何通过个体适应、自我调节以及自我约束冲破时间困囿，建构学术生活的自主性时间观，以顺利完成学业并获得博士学位。同时，本研究借“博士妈妈”的学术时间困境，观照和审思在终身学习和继续教育背景下，女性如何突破母职惩罚和家庭伦理束缚的时间规训，实现家庭生活和自我学习的平衡，从而获得生命的延续和价值意义的追寻。

三、研究设计

质性研究强调研究者深入社会现象之中，通过亲身体验了解研究对象的思维方式，在收集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建立“情境化的”“主体间性”的意义阐释（陈向明，2000:10）。笔者在求学过程中接触了很多女博士和“博士妈妈”，她们选择继续在学术道路上前行，也面临更多的学术困境。笔者在“遵循自然情境下，对个人的生活世界以及社会组织的日常运作进行探究”（陈向明，2000:7）的原则下，以“内部人”视角对“博士妈妈”的学术生活、时间结构、情感体验以及个体行动进行观察和剖析，通过深度访谈挖掘这一群体真实的学术生态和时间困境，以便更好地帮助其走出困境，提高博士生群体的学术认同。

“博士妈妈”的学术生活和时间体验具有动态性和过程性，完整的求学生活和学术经历才能还原其真实的内心体验和情感变化。为此，本研究聚焦读博全过程，采用目的性抽样方法，聚焦高校在读、已婚已育的女博士生，并以“滚雪球”的方式扩大研究样本量，最终对五所高校的13位“博士妈妈”进行了深度访谈（见表1）。访谈主要以线下为主，线上为辅，访谈时间最长三小时，最短两小时。为确保质性研究的伦理性，征求对方同意后进行录音，通过“讯飞”软件实时转录成约24万字的文本资料，并在后续进行访谈补充、整理和编码。

四、“博士妈妈”学术时间的个体深描

（一）主体让渡：社会时钟倒拨下的时间嵌入与身份重叠

“社会时钟”（Social Clock）蕴含着一定的年龄规范和社会期望，是一种由主要生活事件排序而成的规定性时间表，作用在于约束个体去遵守固定的规范（Neugarten et al.,1976）。一方面，社会时钟作为时间框架提供了一种社会性规范，“用来组织和框定个体的生活”（涂尔干，1999:12）。在特定的社会时间框架中，就业、结婚及为人父母等具有特定意义的社会行为成为个体社会时钟的关键节点。另一方面，社会时钟不仅是制度化的时间分层，更指向社会成员在个体生命历程中所经历的一些时间节点，如毕业、结婚和退休等“社会安排”性角色的过渡和转换，尤其是参与者对重大生活事件的看法和自我角色认知（Pekel&Akbaş，2019）。当一套符合社会规范和功能结构的时间框架制约了个体角色发展时，个体产生被规训和限制的时间体验，就会在制度化、情境化的社会时间结构下寻求自我时间节奏和生活轨迹，短暂形成与社会规范和角色期待背道而驰的“逆社会时钟”（郑小雪、李琼，2022）。

读博期间，“博士妈妈”正经历从母职到学职的角色转变和时间嵌入，在进入学校场域完成时间并轨和重合后，积极产生自我整合、完善和学习的倾向（刘靖东等，2013），并主动融入学校制度时间结构。但关键时期的场域嵌入和多重角色制约，使其出现学业与生活的时间冲突，并产生对自我深造的时间质疑。“说实话，我觉得读完博之后并不会给孩子们的生活带来多大改变，这只是我个人的事情，但正是因为我一个人的事情影响到我的家庭、我的孩子，尤其是接下来还要两年或者三年，我不能完全参与和陪伴在他们身边，我要因为自己的学业而忽略他们三年的成长，这对我来说是很可怕的一件事。”（F4）传统家庭观念和社会伦理道德对女性群体衍生的母职惩罚，时刻提醒她们在求学期间先强调自己是一个母亲，其次才是来读书的学生。一定程度上这种逆社会时钟和自主性时间的嵌入还是未能逃离社会时间对个体的规范定时，以及中国传统情境文化时间观对女性时间的厘定。

如果说学校有限的修业年限和时间制度是对“博士妈妈”沉默的时间规训，那么家庭照顾、老人看护以及子女教养严重影响着她们的学业进程和学术时间自主性。“但凡听到任何一点关于小孩的事情，都会很揪心。有一次，我老公打电话说小孩有一点点发烧或肚子不舒服，我很冲动，就想立刻买票回家的那种，不回家我也没办法在这边静下心来学习。在那个时候我就想着哪怕是抱着她睡一会儿也能缓解我的担心和焦虑。”（F2）研究表明，女性被理所应当地认为是孩子的主要照顾者，所以女性往往比男性承担更多的为人父母的责任（Yavorsky et al.,2015）。同时，夫妻在家里承受着不平等的工作负担，女性往往在家庭日常事务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如清洁、烹饪、照顾孩子和协调家庭。她们会产生更多的负面情绪、面对更多的压力和工作与家庭的冲突，这可能会对母亲的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Offer&Schneider,2011）。“爸爸也全程参与，但是不可能面面俱到。周末陪玩归爸爸管，但平时接送孩子、作业监督、饮食安排等零零碎碎的东西都得我来弄，你比如说早餐吧，爸爸管的话就简单粗暴，直接带他们去早餐店吃，我觉得不健康没营养，还是得我来亲自做早餐。”（F5）的确，在男女时间结构和模式上存在着严重的时间不平等，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和社会角色期待给女性群体带上沉重的时间镣铐和枷锁，社会往往要求女性将个体时间让渡给家庭和子女，全程参与子女照顾和家庭生产成为社会评判女性母职得当的标准，自主性时间的遗忘和个体闲暇时间的隐退使她们陷入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时间冲突中。

（二）夹缝生存：学校制度文化下的时间分层与自我规训

时间表是一项古老的遗产，规定节奏、安排活动和调节重复周期。它与生产机构建立起一种强制联系，对人体及其活动进行控制与纪律约束（福柯，2019:160）。同时，时间表与个体的社会角色紧密相连，时间、角色和结构三者交织共构，形成潜在的结构分层和制度规训。“博士妈妈”具有学职和母职的双重角色。具体而言，学校作为缔造知识或能力等级的理念空间和知识生产机构，其学制年限、课程表安排、考试成绩构成技术权力和知识规则，形成秩序化的时间结构和空间结构。从学校时间结构的逐渐精细化和空间结构的经常性变动来说，学校制度时间控制学生个体及其行为活动，产生一种规训和分层的时间结构。在学校，她们参与学校生活和学术活动，积极构建自身的学生身份；而离开学校场域，她们又从学生角色跳到母亲和妻子的角色。双重角色身份的切换和空间转场将其完整的时间线切割成连续的或平行的片段，并规定每个片段都应在规定时间内结束。因此，对于“博士妈妈”而言，不论是“社会时钟”的倒拨、中止和延时，还是“读博时钟”（程猛、李嘉怡，2022）的嵌入、脱嵌与重构，其时间始终是被分割存续着，并受控于学校和家庭的时间结构。

纪律能够分解空间，打破和重新安排各种活动，那么它也应该被理解为积累和使用时间的机制（福柯，2019:169）。学校规章制度在作为一种博士生学术活动和自主学习的时间机制之外，也成了“沉默的、审慎的”时间规训和纪律约束。尤其对于人文社科专业的“博士妈妈”来说，学术时间是自由但稀缺的。在读博的有限时间范围内，完成一定的课程学习、修满课时学分、发表学术论文以及撰写学位论文等是基本毕业条件。“想写东西和看书都能自己安排，但正因为时间自由而不知道要做什么。老师也会时刻敲打我们要抓紧时间多发文章多看书，尤其是我们这种已经成家带娃的女博士，时间还是挺紧张的。”（F1）重返校园，她们既要遵循自主选择的“读博时钟”，在恰当的时间范围和节点达到毕业的基本条件以便顺利完成学业，还要在以量化评估为指挥棒的学术市场和以论文发表为主导的科研金字塔中求得自我的突破和超越。加速社会不仅拨快了“社会时钟”的节奏，还将资本主义后工业时期的“时间就是金钱”带入学校的学术科研生活，拨快了象牙塔中的读博时钟。“第一学期兴致勃勃地买了一大堆书，每天除了上课就是在看书，但我发现这些书看都看不完，眼瞅着博二了，小论文一点进展也没有，大论文开题也没有任何思路。跟导师也交流过选题，但导师认为一年聚焦不了，还是要继续深挖。我也想深挖啊，可是时间不等人啊。”（F4）有限的读博期限、学术市场发表的快节奏以及个体的快速追赶，共同形成对“博士妈妈”的学术时间规训。“博士妈妈”以自身作为学习的媒介，通过创造条件将日常时间和空间相互配合以完成对自我的身体规训，在时间高度集中和高效运转的纪律约束下促进自身的学业发展。

科研需要有充分自主的时间支撑保证思想在头脑中发展（Noonan,2015），形成深度的“思考时间”。正如Moore(1963）所指出的，时间成为“安排行为的方法，固定那些特别适合于环境的行动的方式”。然而，对“博士妈妈”来说，“学术时间是‘散点图’，很难‘点动成线、线动成面’”（F6）。碎片化时间存在的弊端就是思考的断裂和时间的循环往复，时间分层似乎使学术和家庭等多项事件变得更加集中和区隔，不同形式的社会活动也被给予具体的“时间”限制。“老大三岁半的时候，我把她接过来上幼儿园，怀着老二的时候，每天早上送完老大就去图书馆学习，中午在桌子上稍微趴一会儿，下午还要赶在四点半接老大，一来一回时间就没了，太零散了。所以我会比较看重做事的效率，这对于我很重要。”（F7）从某种程度上说，时间不仅被作为一种次序来经历，而且被看作一种限制性条件。受到多重时间结构分层的制约，“博士妈妈”为了给自己制造连续性的学习时间和深度思考的学术时间，“拼凑”成为管控时间和进行学术活动的高效方式。常态化熬夜也是为了确保将自己从琐碎的家务劳动和子女照顾中短暂抽离，以弥补日常学术时间的缺乏。“几乎每天晚上都是两点睡觉，孩子十点多睡着以后到两点，最起码这段时间没有任何事情打扰，也不会在思考过程中被突然打断。熬夜学习其实挺高效的，思路更清晰，也不会因为白天没时间学习而感到焦虑，这样愧疚感会相对减少一些。”（F8）熬夜是青年社会时间结构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表征，现代生活节奏使得时间成为稀缺性资源，青年普遍面临着处理多任务时的同步性困境（陈晨，2021）。在时间流逝感较强的时间情境中，“博士妈妈”选择熬夜作为弥补日常学习时间不足的最佳方式，其实质是在母职惩罚和社会角色期待的持续规训下，自我试图冲破既定社会时间框架，从原有的时间结构中脱嵌，回归当下的学术思考时间结构。因此，在循环往复的碎片化时间里，熬夜无疑成了她们自我存续和突围的时间机理，以此形成稳定的自我认同，从而对抗时间焦虑和学术困境。

（三）结构规制：文化情境参照下的时间同步与道德约束

涂尔干（1999）强调时间是一种集体现象和集体意识的社会产物，是一种社会成员享有共同时间意识的质性时间。“集体生活的节奏支配和包含着由集体生活所导致的所有基本生活形式的各式各样的节奏，因此得到表达的时间也就支配和包含了所有具体的持续过程”（Pronovost,1986）。“读博时钟”是社会时间结构的产物，也是学校集体产生的时间意识。“博士妈妈”必须遵守学业时间约束和家庭共享时间，但在社会时间进程中，学业与家庭多事项同步化进行导致时间结构互联互嵌，形成给定的时间节奏和文化情境，因此时间成了纪律约束和道德性存在。在有限的时间内，家庭内部分工不平衡导致的性别时间不平等、修业年限逼仄导致的学术焦虑和时间断连，迫使“博士妈妈”在当下文化情境中进行对比。

多场域穿梭和角色切换让这群“博士妈妈”过度依赖时间秩序和角色道德标准，将时间作为个人行动的准则不断压缩和剥削自我，导致在自由的学术时间里产生疾驰、流逝的时间焦虑感：越是紧张和焦虑，行动越会被时间所束缚，衍生出对于自身怠慢学业、辜负师长厚望以及对子女愧疚的道德破坏感，并以此衡量自己对时间的利用和把控。“母亲这个角色我一直觉得没做好，他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就缺乏陪伴。你看刚刚那位妈妈，她对孩子的学习和生活非常上心，她家孩子基本就是学霸。我不行，我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保证基本的陪伴，但是有时候时间很紧急，就会把亲子关系搞得很糟糕。而且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所有的生活交织在一起，我总感觉什么都没做好，什么都没有做到一种极致。”（F3）学业和家庭的失衡不仅表现为时间冲突，还源自“博士妈妈”责任心和道德约束的压力。一方面是出于成为“我”的学生角色塑造，另一方面是传统性别观下被期待的“母亲义务”，是否“为孩子而活”仍旧是将母亲身份绑定在“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之间进行道德衡量的标准（贝克，2022:117）。当自身道德实践难以符合外部环境期待和规范时，其后果则是产生一系列的愧疚情感和自我主体的隐退，即时间的过度道德化。所谓时间的过度道德化，是指过度以时间的道德标准来约束、压迫、剥削自我而导致自我观念或实践异化（郑小雪，2023）。

同时，制度化的“年龄分级”给女性造成生命历程的压缩和时间自主性的阙如（邱婕，2022），社会时间结构将个体生命时间、制度时间和历史时间结合并纳入生命历程制度和年龄分级，共同作用于女性的社会时间轴。与男性相比，女性在过去的阶段，重要事件是婚姻和生育，年轻女性被期望结婚并建立一个家庭（Bell,2006）。由于过去的母职限制和社会角色期待，“博士妈妈”不断地在与周围人建立时间参照体系，在时间加速和自我年龄老化过程中反思个体，触发自身的年龄焦虑。“你看我和×××（某高校教师），我俩既是同事又是同门，硕士毕业后他继续读博，我参加工作、结婚、生孩子。现在他已经是教授、博导了，我还在延毕。有时候，想想自己快四十了又来遭这个罪，其他妈妈悠哉悠哉陪孩子呢。”（F3）现代性原则依赖于男女地位的平等，然而在男女实际平等化的过程中，男女之间的关系并不如其表面所显现的那样温和，性别特征的分派仍旧是现代社会的基础，私人领域的社会结构逐渐破裂（贝克，2022:118）。对于女性群体而言，摆脱家庭的束缚是自我解放的表征；对社会结构来讲，它破坏了家务劳动和婚姻扶持的“等级命运”，势必会造成女性时间结构的不平等，教育的性别平等同样在这一方向运行。也正因如此，为了更好的学术发展，“博士妈妈”的时间节奏、时间分配和时间秩序就会受到外界影响，导致个体闲暇时间被遮蔽。“刚开始，我是牺牲自己的学业管孩子，我觉得这是我比班里同学出成果慢的主要原因。我也没有什么严格的时间平衡方法，晚上写作业我都要全程盯着他们写完。以前睡觉是六小时，现在我可以接受四小时，我会选择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但我不能牺牲他们的时间。”（F4）脱嵌于制度化的时间结构，“博士妈妈”形成自我的学术时间轴，短暂获得学习时间延迟的满足和快乐；但与周围群体和同辈进行参照对比，又无异于是一种自我时间的剥夺和隐退，就像克里斯蒂娃指出的“女性时间置身于线性时间设定的单向生活轨迹则会导致主体性丧失，即在时间之外”（克里斯蒂娃，2010）。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以一项田野工作为基础，采用叙事访谈的方法，从时间社会学视角切入，对13位“博士妈妈”的时间困境和学术生活体验进行现象描述和理论分析。研究发现，读博期间“博士妈妈”并没有脱离“社会时钟”所提供的规范性时间框架，学职和母职的角色冲突、身份重叠让她们陷入时间结构的失序与混乱中，并对自我认同和未来时间产生不确定性。而学校作为缔造知识的生产机构和区分能力等级的理念空间，产生了精细化、秩序化的“读博时间”，与传统社会时间结构交织重叠，规训和制约着“博士妈妈”的学术行动，引发她们的时间焦虑。此外，深陷母职情境文化时间和学术竞速时间结构中的“博士妈妈”，为达到导师、家人等周围环境的角色期待和道德标准，进行自我约束和压缩。沉重的时间道德标准迫使“博士妈妈”在多重时间结构和制度规训中，寻求时间同步化和行动规范性，造成了行动者个体时间的隐退。

在与受访者深度访谈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博士妈妈”在遭受家庭、工作与学业的多重时间围困的同时，仍能积极调动周围一切资源和力量建构学术自主性时间，以促进自身学习时间的延续和学业发展。首先，在快节奏的线性时间进程和多结构的时间分层中，“博士妈妈”通过时间让渡，将自我时间再次嵌入“逆社会时钟”的过程中，角色冲突和身份重叠使得时间管理和高效利用成为其“夹缝求生”的有效策略。其次，受到多重时间结构制约和学校制度时间有限性的客观影响，“博士妈妈”为了给自己制造深度思考的学术时间，通过熬夜和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进行自我规训，将自己从家庭中短暂抽离，以弥补日常学术时间的短缺。最后，当制度化的“年龄分级”给女性造成生命历程的压缩和时间自主性的阙如时，“博士妈妈”选择从既定框架和时间节奏中脱嵌，在道德边界和自我约束下建构符合制度文化情境的自我时区，实现学术生产与生命价值的延续。

在传统家庭性别分工模式和母职惩罚的背景下，家庭、学业、职场的社会期待和自我角色塑造对女性群体进行围困和规训，年龄分级和道德约束逐渐造成女性时间不平等，并贯穿其生命历程的始终。在高校场域中，女博士不仅面临学校巨大的科研压力和学术规训，同时还陷入深层次的性别压力。性别模式、家庭责任、男性气质占主导地位的学术文化、学业与生活之间的平衡压力等，迫使女性群体在既有的社会结构下呈现被动、服从的特点，女博士比男性博士生群体承受更大的精神压力，更容易患有抑郁、焦虑等精神疾病。本研究对象牙塔“博士妈妈”学术时间困境进行深描，不仅是想从社会时间结构视角分析女博士的时间结构和学术困境，也想抛砖引玉指向更为关切的女性时间话题，从社会支持和高校制度层面尽可能消除女性时间的不平等问题。其一，随着生育政策和社会支持体系的完善，高等教育政策和博士生培养改革应确保在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与社会支持体系形成“政策并轨”，为“博士妈妈”提供更多向上流动的教育机会和更为灵活的修业时间。其二，工作单位要提供基本经济支持并放宽脱产时间，以帮助这一群体更好地消解母职、学业及职业发展的多重时间冲突。其三，消除户籍制度的不合理限制，尽可能为这一群体的子女提供就近入学的条件。其四，学校要尽可能完善学业奖助体系，增设学习配套设施，在课程安排、教学方式上增加灵活性和多元性，并提供更多的科研条件。其五，“博士妈妈”一定程度上是科研工作和读博的“弱者”，导师指导风格、师门文化以及学术共同体的构建对她们具有很大的影响，导师应对该群体给予足够的人文关怀和学业帮助，同伴间应构建积极和谐的学习关系，减轻她们的学业压力。总之，无论是学校还是社会，应为“博士妈妈”提供更多的“家庭友好型”措施（康奈利、戈德西，2023:7），以实现女性生命时间的延续和自我价值意义的再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