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资产负债组合管理与全面预算关系刍议

01—前言

伴随近年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度调整，全球货币政策在大规模紧缩后，2024年开始呈现转向与分化，国际利率市场将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鉴于硅谷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策略的失败，国际同业日益重视其资产负债管理策略的前瞻性调整，以应对未来利率市场的波动与分化。从国内看，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商业银行净息差出现持续收窄的态势，从2019年的2.20%下滑至2024三季度的1.53%。我国银行业已告别传统的规模和速度信条，转而探寻精细化管理和高质量发展之路，以穿越经济周期。由上不难发现，国内外银行业，都不约而同地提升其资产负债管理策略的前瞻性，试图通过整合资本计划、业务计划和财务预算，优化其资产负债组合管理，更好地开展其净利息收入与价值管理，从而实现其既定战略和经营目标。

2024年10月，全球风险技术市场领先的研究分析服务商Chartis Research发布了《ALM Solutions, 2024 Market Quadrants Report》（以下简称“《ALM系统调研报告2024》”）。报告在对ALM解决方案评估中首次引入了两个新的评估象限[1]：对冲和风险管理，以及财务规划和预算。其中前者“资产负债表和头寸预测”、“产品定价和产品风险策略”与后者“财务计划/规划”、“盈利/绩效分析”存在着交融趋势。 无独有偶，近几年我国银行业资产负债管理实践中，也呈现出资产负债组合管理与全面预算管理、业务经营计划和RAROC分析等，日益交叉与融合的态势。

实践中银行资产负债管理与全面预算管理，乃至管理会计之间欲说还休的关系，被惶惶然地呈现在眼前。对此种现象，若仅停留在理论探讨层面，倒也无伤大雅；但实践中这种交叉融合现象，有必要从资产负债管理视角出发，系统全面梳理其与全面预算管理，乃至管理会计体系的内在联系与区别，理清资产负债管理跨场景应用需求及相关系统的功能边界，从而有效指导系统业务需求设计、功能开发和有关管理工作的实施落地。

02—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发展历程回顾

鉴往知今，研究事物现在是什么，往往需要研究它的过往，因为现在是那些已经发生的事情的结果。通俗讲，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2]，是在一定约束条件下（资本、流动性、风险、其他监管和国家政策导向等）对其表内外资产负债进行动态管理的过程，通过统筹管理总量、结构、价格、风险，并综合平衡流动性、安全性和盈利性，以实现短期的净息差最大化和长期的银行价值增长。

从财务的视角看，资产负债表是张静态的二维表，反应了某一时点的资产负债状态；但是从资金配置的角度看，静态存量的资产负债存在着期限错配、利率错配、货币错配，如此才能感知和管理资金配置的风险。

进一步，从风险视角看，银行资产负债的变动，是一个多维、动态的过程。存量的资产、负债和表外（衍生品、担保承诺、代理代客等）不断到期或续作，其间掺杂着合同到期、以及客户行为导致的续作、沉淀、提前还款/支取等；新增业务不断地生成、到期、续作……，存量和新增的金额、结构、期限、价格、币种不断地刷新资产负债表，改变着银行资产负债组合在当前和未来的规模、结构、收益和风险。

再进一步，从业务视角看，资产负债的变动，反映了业务生态的价值创造。资产负债变动表层反映在报表科目、币种、产品、现金流和利率属性等方面，实则反映着经营机构、交易对手和客户在追求各自经营目标的同时，不断塑造着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净利息收入和价值。银行资产负债管理，不是在办公室里的坐而论道，而是要在盯住表层财务指标的同时，时刻保持着对业务和风险的触感，体现着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中科学与艺术的“融合”与“融活”。

资产负债管理是现代商业银行管理的基础与核心，国际上资产负债管理理论，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资产管理、负债管理和资产负债组合管理。顾名思义，且此方面的论述，已汗牛充栋，因此不再赘述。下面，我们着重回顾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的发展历程。

93年我国开启宏观经济体制，以财税改革为重点，先后发布了《企业财务通则》和《企业会计准则》，以及分行业会计制度（含《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和财务制度（含《金融保险企业财务制度》）。93年底发布《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奠定了以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和城市合作银行组成的我国现代商业银行体系。94年央行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对商业银行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通知》，开启了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之后逐步过渡到以全面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指标为核心的非现场监管。从具体工作职能上，资产负债管理职能也是脱胎于银行的计财条线的财务管理职能。

伴随2004年《巴塞尔II》的发布， 2007年银监会发布《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指导意见》，随后陆续发布了13个配套指引。2009年发布的《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指引》和《银行账户利率风险指引》，标志着资产负债管理正式纳入新资本协议建设体系。2017年《巴塞尔III》协议发布，我国银行业开启巴III达标重塑阶段，并于2018年[3]发布《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和《商业银行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管理指引》，并沿用至今。

2016年人民银行央行把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和合意贷款管理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银行资产负债管理需要在资产端和负债端同步压降杠杆的同时，适当控制资产增速，更加注重资产风险和收益，加强期限错配和定价管理，不断调整优化资产和负债结构。以2018中美贸易战、2019年《改革和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人行2019年15号公告）为标志，银行资产负债管理进入了市场化阶段。

综上，我国银行业资产负债管理可分为三个阶段：

• 利率市场化下的资负管理阶段（2019-今）

• 管制利率下的资负管理阶段（2007-2019）

• 比例管理阶段（1994-2006）

在2019年及疫情之前，规模扩张和争夺市场份额的发展模式占据主流，在经营目标倒逼下，处于管制利率环境的资产负债组合管理，基本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2019年后的后疫情时代，因有效信贷需求不足，资产端利率持续走低，负债端利率相对刚性，导致净利差持续收窄，向精细化管理要效益成为主流发展模式[4]，净息差和信贷资产质量，成为经营目标制定的重要影响因素。自此，资产负债组合规划（含RWA占用约束）、净息差，以及信用风险预算等内容，得以与经营目标形成健康的协同互动，且一并纳入全面预算的视野。

此外，我国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对接，也深刻地影响着我国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工作。首先，在套期会计方面，2003年底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首先启动IAS39的实施工作，探索和实施交易层面的套期会计。交易层面套期会计作为主线，首先从外币司库业务开始，并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逐步推进至本币的司库业务。2018年IFRS9的实施，在金融工具分类上从四分类调整为三分类，基准利率曲线的波动深刻影响着资金头寸公允价值的变动和当期利润，因此银行账簿的资负配置决策，需要充分研究分析利率波动与走势，结合银行的经营目标，合理做出资产负债的表内调整和表外套期。

其次，在IAS39组合套期（Portfolio Hedge）[5]的支线上，实务界苦等了20余年，2010年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正式启动宏观套期会计项目，直到2022年才正式提出了DRM模型（Dynamic Risk Management），根据理事会2024年10月的最新通报，DRM模型的征求意见稿将于2025年发布，这对于资产负债组合的套期管理实践，将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再次，2018年IFRS9预期信用损失法（ECL）的实施，对于资产负债管理的净利息收入分析，也具有重要意义。银行进行净利息收入和净息差分析时，要持续关注金融资产的信用风险状况，开展信用风险调整前和调整后的净息差分析，从而谨慎判断净息差变动的深层次原因。

03—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与全面预算关系的发展回顾

我国银行业管理会计体系的建设，始于2000年初银行业引入FTP（内部资金转移定价），如2003年浦发银行和光大银行先后实施管理会计项目，开启成本分摊、内部资金转移定价、分产品/客户盈利分析等方面的探索，2004年工商银行业绩价值管理系统年投入使用，交通银行在2005年完成对公业务数据大集中后，就在各省级分行开展管理会计项目，实现了内部资金转移定价等。在此阶段，我国银行业仍处利率管制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环境下，银行业以规模扩张作为主要发展模式，在资本约束机制尚未正式建立时，只要确定业务规模增量，基本可框定大部分的利息收支。因此，本阶段银行以手工为主的财务预算基本能够胜任有关工作。管理会计和资产负债管理，按照各自的轨迹平行发展着。

2007年银监会全面落实《巴塞尔II》前后，新协议建设的第一批银行，开始尝试推行经济资本有偿使用，逐步过渡到正式执行经济资本分配、计量和考核，并进一步深化为分条线经济资本占用考核等，实现了以资本为约束，促进全行经营战略结构调整。同时内评法的实施，显著提高了资本约束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此阶段，全面预算管理中的资本计划、业绩经营计划（资负组合规划）和财务预算的体系已初步成型。2012-2018年期间，得益于国内经济的高速成长和监管放松，大资管时代开启了银行对资本的无限渴求，并当监管指标和资本受限时，通过表内外非标扩张，成为银行增长突破的“神圣教义”。在以上时期，管会系统和资负系统既经历了“从无到有”的甜蜜，也初尝了“分散建设”的痛苦。虽然同属大计财条线下，但管会团队通常牵头资金转移定价、成本分摊、盈利分析、预算管理等系统建设；而资负团队则牵头资负系统和资金头寸管理系统建设。分散建设易导致资产负债管理和周边管会跨场景应用考虑不足，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数据问题，如数据多源、标准不一、口径冲突和重复加工等，进而限制了银行精细化管理中跨场景分析和应用。

进入后疫情时代，在利率市场化和有效信贷需求不足的双重影响下，银行业规模扩张倒逼经营目标设定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6]；关注资本约束、净息差内生积累、信用风险调整后的净息差和RAROC等，日益成为银行资产负债管理和全面预算管理跨场景应用的重要考虑因素。由于，资产负债管理系统已经解决了现金流和动态模拟（存量和增量）等计量基础，因此，全面预算管理中的资本计划、业务经营计划、以及打通并整合财务预算中的利息收支，有希望在资负系统中的资产负债组合管理模块实现。此外，在银行计财部或资负部的岗位设置中，绝大部分银行的资产负债（组合）管理岗，与预算管理岗是分开的，也有较少数银行资产负债预算管理岗将这两个岗位合二为一。

综上，在银行精细化管理和国产信创的共同推动下，原本平行发展的资负系统和全面预算管理系统、以及其他管会系统，在2019年后开启的第二波“从有到优”的跨场景应用优化的需求推动下，日益呈现出相互“融合”的发展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