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âge des Foules

      夜幕降临之时，我独自地走着自己的归路，望着川流不息的人群，随即感到一股迎面扑来的“热浪”，让人窒息。我停下步伐，望着空洞的车流，一脸的诧异。我似乎一直有一种奇怪的、无法忍受的不安全感。我小心翼翼地躲避一切活动的物体，躲避一股让我极度痛苦的神秘力量。我努力抵制它，群体的灵魂，它却如地心引力一般牢牢地抓住我，进入我的心。

      赛奇· 莫斯科维奇给了我很好的解释。

      这股神秘的力量即是群体的力量。我更愿意称之为群氓。这是社会的主宰力量，一个持久的实体，一个以原始的冲动淹没个人理性的群氓。

      他们想去改变世界或者治理国家，但是他们既没有推理能力，也没有维持生存和文化所必需的自我约束的天赋，他们只是冲动的奴隶，很容易受到那些想要影响他们的人的影响。我们不难理解话语权的解放造就大批“愤青”、“民族捍卫者”的现象了。偏激永远是他们的主旋律，永远是与他们对话的唯一方式。

      他们是疯狂的。我们无法用理性的尺度去度量。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都在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时发现难以解决的矛盾，矛盾的根源在于理论的基础是假设每个自由人的行为都是受理性支配的：每个人都追求着利益的最大化。事实却不是如此：许多人为了追求明星的光环、虚伪的满足，宁愿多付出数倍的金钱购买“限量版”、“典藏签名版”的物品；许多人为了能在第一时间买到iPhone手机，在苹果专卖店门口排起了持续半个月的队伍。理性在他们心中早已被扭曲的心理形态打败。或许你会说，他们其实也是在进行等价值的贸易活动，虽然实在的物品与付出的代价相去甚远，但是他们所获的心理满足感也是付出所得到的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从这个层面说，他们不是非理性的。哼，这不过是自我宽慰与掩盖事实的一种手段。这种不会带来任何经济利益的消费（满足虚荣的那一部分）不正是群氓的特征之一吗？这是一种效率极其低下的一种分配稀缺资源的方式，但是每天都这么上演着，因为他们占据着社会的主体。

      他们是盲目的。但又那么强大，不可被忽视。历史上，他们更多的扮演“革命”、“起义”的角色。他们不会为了抗议、维护权益而去闹事骚乱，他们只是希望通过闹事骚乱而有所收获。这不难理解，从整体上讲，只要利益被满足，他们就不会去在乎这个行为的正义与否。这永远是时代的英雄、有远见的政客最为关注的一点。看，当买不起面包、付不起租金时，他们多么需要一个英雄去把他们组织起来，用愚昧的口号掩盖丑恶的行为。个人的政治野心满足了，群体欲望也满足了。一切都显得那么正义。当巴士底狱广场上升起自由、平等、博爱的三色旗帜时，起义成功的巴黎市民又有多少明白这其中的深远影响呢？不要紧，明天起，就不用赋税了，就可以买面包了。

      他们是可怕的。他们似乎有种吞噬万物的力量，用群体的思想灌注大脑，用最丑陋的准则限制个人的才华。在群体中，个人举止并不完全符合他们的道德良心，或表现出他们最好的一方面。事实上，群体的水准降低到了最差的成员的层面，总之，在群体中，第一名就是最后一名。梭伦就认为单个的雅典人精明的像狐狸，但是当参加公民大会时，却又无知得像一群羊。罗马人还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谚语：元老们都是好人，但罗马元老院是邪恶的野兽。为什么会这样？更多的原因在于社会让他们都变成了一部机器的零件，变成了单一的躯体、单一的灵魂。他们更像生命中的细胞，彼此紧密相连，重复着简单固定的工作。这种情况下，个人主义是累赘，是最为危险的念头。当他们平静地开始新的一天时，多少人何尝不是期望明天能重复今天的事情。他们的所有欲望的实现都依赖于别人，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受制于他人，于是每个人都尽力显得平均。于是，群体的素质降到了最低点，并由此继续扩张吞并着。

      群体的思想不是工业化的产物，战争催生的婴儿。从父系崇拜，从摩西时代这个群体就一直繁衍发展壮大着。我们不得不感叹，如此黑暗的思潮占据整个社会主体。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的存在又依赖于这个主体。这也许不值得惊讶，也许正是由于这种矛盾，这种创造后毁灭，毁灭了继续创造的方式不断地提升我们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