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他是一代宗师陈寅恪。
他终身连一张过硬的文凭都没有，历史学家傅斯年却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他的才华连凶残不仁的日本侵略者也赞叹不已，甚至对他爱护有加。侵华日军还曾下达过所有日籍军人不得骚扰陈寅恪大师，违者枪决的命令。
01
1925年，清华创立国学研究院，
意在整理国故，培养栋梁之才。
建院之初，国学院欲聘四位导师，
前三位都已有了着落：
第一位导师王国维，
曾开创以甲骨文研究殷商史，
第二位导师梁启超，
著作等身，戊戌变法核心人物，
第三位导师赵元任，
从哈佛回来的汉语言学大家。
较之这三位，陈寅恪的名声没那么响亮，
但为了推荐他做导师，
梁启超还与校长有过一番舌战。
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
校长说：“陈先生一无大部头著作，
二无博士学位，堂堂国学院导师，
怎么能连个学衔都没有呢？”
梁启超说：“没有学衔和著作，
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了吗？
我梁启超虽然著作等身，
加起来不足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
这样的人如果不请回来，
迟早会被外国大学请去的！”
清华这才下了聘书。
02
1890年7月4日，
陈寅恪出生于湖南长沙，
祖父陈宝箴，官拜湖南巡抚，
被曾国藩称之为“海内奇士”。
父亲陈三立，晚清著名诗人，
与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一起，号称“清末四公子”，文学成就曾被誉为鲁迅前近代中国第一人。
陈寅恪9岁那年，家里出了件大事。
祖父眼界高远、志在变革，
携陈父一同响应戊戌变法。
变法失败后，两人被朝廷革职，永不叙用。
父亲陈三立从此远离政治，寄情于诗词：
“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
照理说，这是家族不幸，
没想到却成就了陈寅恪。
陈三立不要儿子应科考、求功名，
只叫他遍读典籍，打下深厚旧学基础。
陈寅恪才13岁，就被送去日本求学，
博闻强识的他由此接触到西方文化。
后因足疾回国，就读于复旦新式学堂，
很快就熟练掌握了德语、法语。
两年后，陈寅恪从复旦公学毕业，
登上去往西方的游轮，
开始了长达16年的游学生涯。
曾有学生问唐筼（陈寅恪的妻子）：
“外传先生懂三十多种文字，是不是真的？”
唐筼说：“没有这么多，也就十七种而已。”
从1910年起，陈寅恪先后求学于，
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巴黎大学、哈佛大学等，
掌握梵文、希伯来文等十几种语言，
学问贯古通今、深不可测。
但16年间，他没考取一个学位。
仿佛文凭二字，不过是废纸一张。
他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
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
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
彼时，多少学生为获得学衔装点门面，
读起书来投机取巧，避难就易，
到手的学问还能有不打折扣的？
陈寅恪根本瞧不上那种人，
哪里有好大学，哪里藏书丰富，
他便去哪里拜师、听课和研究。
陈寅恪在德国
家境殷实的陈寅恪从不挥霍，
每到一处，不及半载而书橱充盈。
刚到美国时，豪购之举令同学诧异：
学世界史，竟将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剑桥近代史》、《剑桥古代史》、《剑桥中古史》等几十巨册陆续购回。
在柏林读书时，生活已非常清苦，
每天一早，他买少量最便宜的面包，
到图书馆一坐就是一天，整日不吃正餐。
1923年，赵元任夫妇到柏林，
见陈寅恪午饭时总是叫炒腰花。
后来在清华，陈寅恪与赵元任同住，
赵的妻子杨步伟就吩咐厨子做腰花，
陈寅恪却又不吃了。杨步伟觉得很奇怪，
“你在德国不总是叫腰花吃吗？”
陈寅恪说：“腰花在德国最便宜呀！”
无怪乎后来杨步伟对人说：
“那时在德国的学生们大多数玩得乱的不得了，
只有孟真和寅恪两人是宁国府门前的一对狮子。”
03
1925年冬，陈寅恪抵达清华。
他讲课前，讲义做得极为细致，
每一课都要求讲得比上次更精彩，
古今中外，信手拈来，令人瞠目，
搞得很多学生根本听不懂他的课。
1927年被研究院录取的蓝文征回忆：
“陈先生演讲，同学显得程度很不够，
上课时，常常听不懂，他一写出来，
哦！才知道哪个是德文，哪个是梵文。”
可听懂的人，无不觉得是一种享受。
北大教授季羡林就曾回忆说：
“听陈先生讲课，如剥蕉叶，
愈剥愈细愈剥愈深，不武断，
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
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
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
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
学生听不懂，教授来听的却不少。
朱自清、钢和泰私下要到他的课表，
研究院主任吴宓风雨不误，每课必到。
1929年，改任中文、历史两系合聘教授后，
陈寅恪在一间小教室里上课，
除了清华学生，还有北大学生专门坐车来听，
当时两校相距甚远，沿途几十里全是农田，
常有土匪出没打劫，亦无法阻止学生求知。
因常能为人释疑，清华园里奉他为“活辞书”，
不少学生发现自己教授也爱听他的课，
最后就尊称陈寅恪为“太老师”。
冯友兰先生是大学者，名气比陈寅恪响亮得多，
在陈寅恪面前也是毕恭毕敬，感佩其学问之深。
历史学家郑天挺称他为“教授的教授”，
古典文学研究大师傅斯年更是惊叹：
“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陈寅恪曾经对学生说：
“前人讲过的，我不讲；
近日讲过的，我不讲；
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
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
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对讲义的细致、创新贯穿他一生，
他的课，总能以新资料印证旧闻，
或在常见史籍中发现新的理解。
门下弟子备受启发，终身受益无穷。
1933年，一帮历史学者在东洋文库吃饭，
日本史学界泰斗白鸟库吉也在座。
史学家和田清突然拿出一张地契：
“这是三百年前明末弘光遗物。”
大家依次传阅，叹为稀世珍宝。
传到中国学者蓝文征手中，蓝却说：
“这哪是什么明物，分明是光绪时的东西。
这纸又厚又粗，显然不是明纸，
地契的格式也是清末通行的格式。”
白鸟听了，佩服不已，问他识不识陈先生。
蓝文征说：“那是我恩师。”
白鸟连忙起身：“久仰久仰。”
发掘、使用原始材料，
是陈寅恪的治学原则之一。
他恪守乾嘉学者的传统和经验，
强调以原始材料为支点来做研究。
当年的华北学术界分成两派，
一派是本国培养的学者，
另一派是有留学经历的。
本土派认为，洋派不懂国情，
学问再高，也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中国问题。
留洋派觉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狭，
不掌握现代化工具，因而两派互相瞧不起。
但不管是哪一派，谁都不敢瞧不起陈寅恪，
这在学术界堪称传奇。
04
1937年7月7日，
抗战爆发，北平沦陷。
民族危亡之际，父亲陈三立绝食而亡。
不久，日本宪兵队请陈寅恪去司令部做客：
“先生如果留下来授课，年金丰厚。”
陈寅恪知道，如果拒绝，肯定要遭迫害，
但他亦不能赴死：
“从史学上来帮助中国，这是我的责任。”
以至于父亲的丧事还没有办完，
他就悄然离京，辗转去往西南联大。
守孝期间，国恨、家愁叠涌而来，
急火攻心，导致他右眼视网膜剥离，
必须马上做手术，可一旦做了手术，
必须修养一段时间。几经思虑，
陈寅恪放弃手术，抵达联大时，
他的右眼就再也看不见了。
在联大，陈寅恪常常秉烛达旦，
备课、写作，绝不因坏境恶劣而懈怠。
由于长期在昏暗的灯光下伏案工作，
不久后，他的左眼视力也骤然下降。
陈寅恪读书，向来行的是“古法”，
圈点、校勘、批语都在书本上。
北平沦陷时，他将所藏典籍送至长沙，
结果在途中被日本人的炮火毁掉，
后来带到联大的手稿也悉数损毁，
之前所有的研究心血都化为灰烬。
在几乎没有任何资料的情况下，
陈寅恪愣是靠着记忆，在茅草屋里，汗流浃背，
坐在小板凳上，写下《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本巨著，
为后世的史学研究提供了经典范式。
1939年，牛津大学聘其为教授，
这是该校历史上首位中国籍专职教授。
原本两度辞谢，后考虑到英国能治眼病，
陈寅恪才答应，携家人借道香港，
准备渡海赶赴伦敦，不料欧战突起，
航海中断，英国之行遂为泡影。
1940年暑假，陈寅恪再赴香港，
因时局关系，赴英之事又延期一年，
此时，昆仑关失守，回联大无望，
陈寅恪被阻香港，进退维谷。
次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失守。
国民政府派飞机到香港“抢运”学界名流，
陈寅恪却被保镖无情挡在飞机门外。
原来是财政部长孔祥熙的二小姐，
将自家洋狗、沙发甚至马桶全部装入机舱，
甩下一群学术名流无路可去。
日军进驻香港后，
陈氏一家生活状况堪忧，
与内地间的书信、电传、票汇等全部断绝,
以至于“食粥不饱，卧床难起”。
不久后，陈璧君派人前往陈家，威逼利诱，
企图说服陈寅恪到日伪区任大学教授，
陈寅恪狠狠地用脚跺地面：“请走不送！”
伪港督又拿出20万军票让陈寅恪办刊，
陈寅恪再次拒绝：“请走不送！”
日军知道陈家生活艰苦，
派宪兵队给陈家送去多袋面粉。
宪兵往里搬，陈寅恪就往外拖，
宁可饿死，也绝不摧眉折腰。
狂儒刘文典向来敬重先生，
每逢昆明警报响起，他都跑得飞快，美其名曰：“我是替《庄子》跑，我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
若是路上看到陈寅恪，便又指挥学生道：
“我死了没什么，快去保护国粹！”
得知陈家受困，刘文典在联大疾呼：
“陈先生若出事，五十年内不再有此人！”
幸而傅斯年等一批人疾呼奔走，
后经中研院院长朱家骅打通各环节，
才让陈寅恪一家逃出香港，返回大陆。
随后，陈寅恪赴成都燕京大学任教，
昏暗的灯光下，专注于学术一如既往。
1944年，成都一个雾气阴冷的早晨，
陈寅恪睁开眼睛，却发现眼前一片漆黑，
从此，他便什么也看不见了。
05
1927 年，名儒王国维投湖自尽，
在其灵柩前，清华、北大等名教授，
西服齐整，神情庄重，用三次鞠躬与先生告别。
唯独陈寅恪一袭长袍，来到灵前，
双膝跪地，将头颅“咚”地一声磕在地上，
他额骨触地，行起三跪九叩之大礼。
大家这才想起来，与王国维先生告别，
这才是最庄重的礼节，才能和先生的马褂、长辫
（王国维始终留有清代发辫）融为一体。
这亦是对先生文化精神最好的尊重和理解。
陈寅恪与王力
两年后，清华国学院停办，
为纪念王国维，修建了一座纪念碑，
碑面由梁思成设计，碑文由陈寅恪撰写：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
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这是对一位已逝大儒最好的评定赞誉，
也是陈寅恪一生治学的坚守与追求。
1948年，国民党开始“抢救学人”。
胡适匆忙登机，与陈寅恪一家抵达南京，
蒋介石亲自接机，并劝说陈寅恪去台湾。
陈寅恪知道国民党意欲控制学界，
对此深恶痛绝：“台湾我就不去了。”
1949年1月，陈寅恪来到岭南大学。
但国民党并不死心，教育部部长杭立武，
亲自向陈序经摊牌：“如果答应去香港，
我们马上给陈寅恪十万港元及新洋房。”
陈序经一拍桌子，横眉而立：
“你给十万我给十五万！我盖房子给他住！”
在岭南大学，陈寅恪受到极大优待，
薪水比其他教授高出两三倍，
为方便他出行，还专门修路。
岭南大学是陈寅恪一生最好的时光，
终于不再颠沛流离，可以安心于著述，
使之“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发出璀璨光华。
然而，这份宁静持续的时间并不久。
1953年，中科院成立历史研究委员会，
共有上古、中古、近代三个研究所，
拟任郭沫若、陈寅恪、范文澜为三所所长。
此时的陈寅恪，已经在南方构建起一个独立、自由、纯粹的学术世界。
郭沫若却说：“研究中国史，应该用马列之方法。”
陈寅恪一听，当然无法接受。
随后，陈寅恪的学生汪篯主动请缨，
以“使者”身份，以为志在必得，
肯定能劝说恩师重返北京就职。
11月21日晚，汪篯见到陈寅恪，
用一种“教育开导的口吻”与之谈话。
听到一半，陈寅恪勃然大怒，
“你不是我学生！给我滚出去！”
后来，陈寅恪的女儿回忆说：
“父亲从不因为学生学问不够而动怒，
怒的，是做学问撇弃了学术独立性，
他为此感到十分的心痛。”
虽已失明，先生仍目光如炬，一脸桀骜，丝毫不像是眼盲之人
次日清晨，陈寅恪作出答复，
信上提出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两个条件：
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这样的要求，在当时实在惊世骇俗！
助手劝他委婉一点，陈寅恪倔强地说：
“怎么委婉？两个条件，一个都不妥协，
自作王国维纪念碑文时，已写得清清楚楚，
即持学术自由之宗旨，历二十余年而不变。”
这便是陈寅恪，历时代风气之变，绝不沉沦，
其固守气节，犹如高山磐石，岿然不动，
旁人奸者诈者投机取巧，他却安于拙贤。
别说是一个研究所所长，就是再大的官位，
他也绝不为“学术自由”退让半步。
06
1969年10月7日晨5时30分，
陈寅恪心力衰竭，溘然长逝，
离世时，他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只是眼角不断流泪。
11月21日晚，妻子唐筼也追随丈夫而去…
复旦的葛兆光先生曾说：
“陈家三代是文化人在近代中国命运的缩影，
文化世家的传统，在这一家三代人身上特别浓厚；
他们也是文化人在近代中国抵抗命运的典型，
表现出一种文化贵族式的传统精神，
一种拥有自己的真理，不与流俗和光同尘，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精神。”
自祖父响应变革，到父亲不忍受辱、绝食而亡，
再到陈寅恪守志不屈，中国文人气节、风骨，
在他们身上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
《离骚》有言：“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为求一生之学术理想、为达澄澈之思想境界，先生盲眼、跛足、受辱而不改，当世者能有几人？
先生不攀附、不谄媚、不屈从，
以三百年而出一人的渊博学识，
终其一生，志在构建自由、独立的学术世界，
不为权贵和时代之风气而退舍、而苟且，
以其书生骨气锻造了一座精神丰碑。
今时今日，后世之人仰望这座丰碑，
当反躬自省，何为气节？何为傲骨？何为独立？
惟有思今人之所失，追先生之襟抱，
所谓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才可能立千年而不坠，与日月而同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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