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女性不多？

原文链接：http://www.ituring.com.cn/article/details/1059

本身就会出错的思维框架不能用来解决问题。
——爱因斯坦

---

这里有一组统计数字：女生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成绩都比男生高，包括数学。根据我们所能掌握的最新的数据来看，大学的数学专业学生中，女性占了48%，参加先修课程（AP）考试的考生中女性占了56%，参加微积分AP考试的考生中，女性也占到了51%。然而，同年计算机科学AP考试的考生中，女性却只占到了17%。

同样的，虽然2008年所有本科学位获得者中女性占了57%，但是计算机科学（CS）和信息技术（IT）的学位获得者中，女性只占18%。奇怪的是，23年前（1985年）计算机科学学士学位获得者中，女性的比例曾高达37%。从2001年至2008年，计算机科学本科的女性入学人数下降了79% 。
为什么计算机科学中女性这么少呢？我们应该关心这个现象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扭转这种趋势呢？对这些问题的争论分为三大类。

一些人认为，女性相较于男性而言，不太可能拥有极端优秀的认知能力，而这种能力在计算机科学领域很重要。

也有人说，女性对计算机科学不感兴趣，喜欢研究其他领域。还有人认为，是各种成见和偏见以及“男性文化”把女性赶出了这个领域。

本章回顾了与这三个观点相关的研究，并探讨其意义。

为什么女性很少

首先让我们研究一下这个问题的通常解释以及相关的研究。

能力缺陷，个人喜好以及文化偏见

对于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STEM）阳盛阴衰的问题，人们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包括先天能力差异、个人喜好和文化偏见等原因。Ceci、Williams和Barnett开发了一种框架，研究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10]。接下来，我们将研究每个因素，然后用Ceci等人的整合框架来综合分析。研究得出的图表（见图13-1）让人们感到这些因素之间存在非常复杂的相互影响。虽然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别差异会起一定的作用，但研究表明，也有可能与不良的性别歧视有关，这就提出了进一步的问题。

1. 女性数学空间能力缺陷的证据
研究人员已经对男性和女性先天能力的差异（以及孩童时代的经历及环境导致的差异）进行了探索，并把它作为一种可能的原因来解释为什么女性在计算机相关领域越来越少。有大量证据表明女性在数学密集型任务上不如男性。这种性别不对称存在于能力分布的最上端。例如，SAT数学成绩前1%的学生中男女比例是2比1，前0.01%学生中的比率是4比1[23] [28]。但分数最低的学生中，男性也占大多数，这意味着男性整体表现差异很大。

Ceci、Williams和Barnett[10]把认知性别差异的证据分为平均差异（分布的中点），右尾差异（最优秀的10%，5%和1%），后者更好地代表了从事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的人群。根据美国1960年~1992年对青少年的概率抽样，Hedges和Nowell发现男性和女性考生的考试成绩分布在最高和最低的1%，5%和10%中差异很大[20]。男性在科学、数学、空间推理、社会研究和机械技能上表现出色。女性在口头表达能力、联想记忆表现和感知速度上胜出。这些发现提出了一个可能性，CS和IT相关领域的性别分布可能和生理特性有关。

大脑的相对大小、脑组织、荷尔蒙差异的研究也与之相关。Ceci和Williams查看了近期生物学上有关认知性别差异的研究，调查了大脑体积、脑组织和激素的差异[8]。Deary等人发现了智力与脑容积的适度相关性（0.33~0. 37）[13]，而男性平均大脑容量大于女性。在讨论这项研究时，Ceci和Williams指出：“大多数关于性别差异的生物研究关注的是平均值，而STEM领域的性别差异研究关注的是最右尾部值（最高的1%，甚至最高0.1%或最高0.01%）。”换句话说，大脑平均差异的研究并不切合我们的问题，因为能证明男女之间数学和空间能力差异的有力证据，只会出现在能力分数范围的最顶部（或底部）。

其他被Ceci和Williams引用的研究，指出男性和女性使用不同的大脑部位来完成相同的任
务。Ceci和Williams得出结论：“基于其他独立的重复实验和有代表性的取样，可以总结得出男性和女性使用不同的大脑结构来实现相同的一般认知能力。”

此外，Ceci和Williams引用了一项研究，该研究考察了出生前和出生后激素对于认知性别差异的影响。在这项研究中，雄性老鼠比雌性老鼠更快走出迷宫。一旦雄性老鼠被阉割，他们的优势就消失了。Ceci和Williams还回顾了另一个研究，在变性手术时，女性如果服用大量的抑制雌激素药物，并摄入大剂量的男性荷尔蒙，会增强空间能力。这一领域的大量研究指出，荷尔蒙可能会影响妇女的专业选择。不过，目前还不清楚影响会有多大。Ceci和Williams认为：“没有足够强有力和一致的证据能表明激素是STEM领域性别差异的主要原因。”

在结束荷尔蒙差异的讨论前，我们应该考虑它是否导致了一些行为差异，使得计算机相关工作对女性的吸引力没有对男性大。

统计表明，妇女都致力于专业工作。2008年，美国57%的专业工作由女性承担[4] [33]，同时她们在数学这门与计算机密切相关的学术学科中也十分成功（按成绩来衡量）。由此看来，我们似乎需要跳过能力不足的解释，来询问女性自己的选择。统计结果表明，我们需要对影响女性决定是否从事计算机领域的因素进行性别敏感研究。我们还需要考虑女性是否认为自己在CS的男性文化下被剥夺了权利。如果，这里真的藏有性别失衡的重要原因，那么这里也可能存在一个机会来扭转这一趋势。

2. 个人喜好和生活方式选择所起的作用
与此同时，一些研究人员强调了个人喜好和文化的影响。有人声称，人们对职业和生活方式选择的固有印象是女性较少选择计算机科学的主要原因，更有人强调，反对女性选择这类职业的文化压力是最大的原因。接下来，我们将检验这些观点的证据。

关于职业选择，职业上的性别交替在历史上一直出现，尤其是在教学，文秘，医药领域上。这些交替很容易解释，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职业的威望和报酬发生了变化，而不是受激素或基因影响。男性不断接手被认为更具有经济价值的工作，这表明性别劳动力模式更多地受到文化和政治力量的驱动，而不是简单的生物差异。在最近有关女性选择从事健康相关职业的纵向研究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文化价值驱动职业选择的有趣平行案例。Jacqueline Eccles和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同事们发现，即使考虑到数学能力，年轻女性更喜欢从事健康相关的职业，因为较之男性，她们认为面向人和社会的职业更有意义。

Margolis、Fisher 和Miller 在他们于2000年进行的研究中，更为深入地证明了女性更倾向于（或更重视）服务他人和社会的选择。该研究涉及卡耐基梅隆大学计算机专业的51个男生与46个女生（总共210个访谈）。这里引述受访者中一位女性的话，呼应了Eccles的理论。

我的想法是，你可以拯救生命，而不是从社会中脱离出去。这实际上是把自己作为社会的一份子。这实际上是帮助别人。因为我内心深处想要提供帮助。我觉得我在计算机科学中的唯一的问题是，我将会脱离于社会，而无法对社会做出什么贡献；也无法帮助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我想找到一种方式可以帮助别人，那样我就愿意以计算机科学为职业了。

Margolis、Fisher和Miller发现，女性在计算机中追寻以人为本的目标，这与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其他研究相一致。他们的调查指出，44%的女学生（相对于9%男性学生）强调用更人性化的项目整合人与计算机的重要性。总体来看，女性更倾向于医疗用途（如心脏起搏器，肾透析机，以及找出疾病）、通信、解决社会问题的计算，而不是单纯为了计算而计算、为了开发更好的计算机或编写游戏而计算。

Ferriman、Lubinski和Benbow指出了一些相似的价值观问题，生活方式偏好和生活目标取向中的性别差异，是女性在STEM领域中人数较少的主要原因[16]。他们的研究别具一格，因为他们能够把“能力”保持为常量，并把人数范围缩小到STEM领域中最出色的人群。通过对数学早熟青年超过20年的跟踪，他们发现，“继完成研究生学位后，男性更关注职业、更个体性，而女性似乎在生活目标取向中更全面和公共，更普遍地注意家庭、朋友、自己和他人的社会福利。” 那么按这种说法，CS中女性很少是因为她们对其他学科和领域更感兴趣。

偏见、成见和男性计算机科学文化

很多研究人员拒绝接受女性内在特质（无论能力或兴趣）导致了CS和IT界女性人数很少这一说法。他们认为，真正的原因是CS的文化不鼓励女性加入。在“计算机科学本科女生兴趣剖析”一文中，Margolis、Fisher和Miller关注那些来读计算机时兴趣高涨的女生，如何很快在这门学科中丧失了能力和兴趣。他们探讨了智力之外的因素是如何在抽象的知识体中影响兴趣的。例如，他们探讨了带有性别偏见的标准是如何侵蚀信心的，以及一个男性化的成功标准是如何影响女性的兴趣和能力的。作者认为，可能会有一些“有害方式，其中男性行为方式和兴趣成为‘正确合适’和成功标准”，这反过来导致了女性对这门学科热情的减弱。换句话说，正如他们的访谈所显示，女性如果拒绝使自己符合“为了入侵而入侵的黑客”这一“电脑怪杰”形象的话，会被认为是脱离这个群体的。

对那些认为计算机科学文化就是“神童”们一个个夜以继日独自狂热编程的人，Margolis、Fisher和Miller引用了女计算机科学老师的一段话：

我的观点是，熬夜做事情是表示专心以及对这个学科的热爱，也可能意味着不成熟。女孩们对电脑和计算机科学的热爱表现得非常不同。如果你正在寻找这种着魔的行为类型，你是正在寻找一个典型的青年男性的行为。虽然有些女生也会如此，但大部分不会。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她们不爱计算机科学！

Margolis、Fisher和Miller案例的缺陷在于他们只研究了修读计算机科学的一小部分人。因此，对于把他们的结论推广到更广泛的群体，我们持谨慎态度。我们不能基于小样本群得出广泛适用的论断。此外，尽管他们的面试问题是为了使学生根据自己的经验而非抽象思维回答，作者们自己也承认了这种采访技巧不利于对不同的独立因素分配相对权重，因为“因素经常转移而且似乎相互纠缠”。

同时，这些研究结果与其他对于计算机文化的研究相呼应，比如一个由美国大学妇女协会（AAUW）的教育基金所做的研究。该研究结合了14个网络文化与教育专员提供的数据（研究人员、教育工作者、新闻工作者以及企业家）。他们的报告涵盖了基金会对于900名教师的在线调查、对70多名女性的定性焦点研究和对现有研究的评审，为的是对计算机文化、教师观点和课堂互动、教育软件和游戏、计算机科学教室、家庭社区和工作等诸多方面提供深入洞察观点。与Margolis、Fisher和Miller一样，AAUW也发现计算机科学文化对于女性的威慑作用。他们发现女孩都担心她们像工具一样被动地与电脑互动。此外，他们还发现，女孩抵制计算机游戏中的暴力、冗余和沉闷，也对纯技术的编程课程感到反感。此外，AAUW争辩说，这些担忧是因为紧张或是能力不济，一旦技术能力赶上，便会消失。

最后，在一个对IT、CS和CE研究的综合汇编中，McGrath Cohoon 和Aspray集合了该领域34个主要研究人员的研究。他们对于女生数量少的潜在解释包括：经验、入门障碍、榜样、辅导、师生互动、同学支持、课程和教学方法，以及如学术适合度、价值、信心和如何面对竞争等学生特质，外加计算机文化。

受基于文化的关注启发，我们可能会问，那些没有选择计算机的高能力的女性们选择了什么职业呢？Ceci、Williams和Barnett提醒我们，数学能力强的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同时具有较强的语言能力，这种不成比例的优势让她们有更广泛的职业选择权。因此，文化因素和个人选择相叠加，使得有能力的女性离开了计算机领域，从而揭示生理因素和纯粹能力并非唯一的原因。图13-1揭示了这些生理，文化因素的互相影响。

图13-1　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性别差异的一般因果模型。图片版权2009由
Stephen J. Ceci, Wendy M. Williams，以及Susan M. Barnett所有；授权使用

有这么多的干扰因素，所以毫不奇怪，我们还没有明确的解决办法来解决女性在CS和相关领域可能面临的障碍。另一方面，我们对于多种相互联系、影响女性全面参与的力量有了更多的了解，这给了我们如下启发。

值得在意吗

在某种程度上，女性不选择计算机科学是因为文化中的困扰因素，而这些因素是可以改变的，但我们要问自己的是应不应该把更多的女性推入计算机科学呢，比如通过教育政策？因为计算机是一个理想的职业，女性有更多机会从事该职业必然会得益。而且，计算机是全球竞争的领域，性别的包容性会带来好处。另外，多样性会改进计算机和软件团队的产品。

然而，这个问题的最终意义可能比任何可立即衡量的益处要大得多。目前研究的不足也许是在建议我们换一个思路：承认生物差异和文化影响的诸多特质是这个复杂方程式的关键因素。

首先，让我们说明女性参与CS的潜在利益。第一，IT职位的薪酬大大超过大多数女性为主的职业[6]。据美国大学与雇主协会的数据显示，2009年7月计算机科学学士学位的毕业生的平均起薪为61 407美元[7]。2008年5月，计算机系统软件工程师的行业最普遍年薪的中位数为：研发部门，102 090美元；电脑及周边设备制造业，101 270美元；软件出版商，935 790美元；电脑系统设计及相关服务，91 610美元。

美国劳工统计局把计算机软件工程师的就业前景评为优秀。展望2008年至2018年，劳工统计局网站预测就业比例的变化为：计算机软件工程师和计算机程序员会增加28.3万个职位，增长21%的；计算机软件工程师会增加29.5万个就业机会，增长32%；软件工程师会有34%的增幅。只有在程序员岗位显示有3%下降。因此，CS是一个具有良好报酬和良好就业前景的新兴领域。

预计到2016年，相对于其他STEM职业，计算机产业将有最大的经济增长和需求（图13-2）。

技术类工作机会的增长预计比其他专业工作更快，在未来十年涨幅将高达25%[4]。考虑到庞大的需求和就业机会延续到2018年，一个男性为中心的工作文化可能会阻止女性从CS职业中受益。

更多女性参与到计算机行业会得到的经济利益是显而易见的，但除了这些，让女性能参与到所有专业领域（包括计算机）所带来的益处会更大。美国需要有能力的人从事计算机相关的工作，并且要做好。美国劳工部估计，到2016年，将有超过150万个计算机相关的工作。

尽管美国的科技产业是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按照目前的趋势，到2016年，美国计算机科学本科毕业生只能填补该产业一半的职位。换句话说，无论男女，只要具有潜力和能力的人参与这个行业，都是对社会有益的。

除此之外，性别平衡会有另一些益处，比如多样性。事实上，一些学者曾提出多样性，包括性别多样性，会提高团队表现，虽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同意这种说法，因为往往这种说法是基于社会政治基础而不是学术基础。围绕自我分类、社会身份和相似性吸引的研究容易对多样性产生悲观的看法，而信息处理方法却容易得出乐观的结果。正如Mannix 和Neale的解释：

围绕自我分类/社会身份和相似性吸引的研究容易对团队中的多样性抱有悲观的看法。在这些模式中，个人会更被其他类似的人吸引，同质团队会更有凝聚力，更加融合。相反，信息处理的角度提供了更为乐观的观点：多样性可以提高团队工作表现。信息处理的观点认为，在相异的群体中，个人会接触到背景、社交网络、信息和技能完全不同的人。这些信息会改善团队的成果，尽管它可能造成该组的协调问题。

Page作为多样化的提倡者，认为在适当的条件下，多样化的团队一贯跑赢由“能力最佳”者组成的团队。基于他在复杂系统、经济学、政治学上的广泛工作成果，Page声称进步不仅取决于个体智商，也同样取决于集体差异。

在对IT工作环境多元化益处的研究表明男女数量相同的团队（比任何其他比率组成的团队）更会尝试、创新、分享知识、完成任务。并且，由男女共同组成的团队所获得的专利，被引用的次数往往比同类型的专利多26%～42%。

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往往认为多样性会提高团队的表现，但我们也必须看到，社会学家们50年来的研究结果表明，优势并没有那么明确。Mannix和Neale在报告的第237页指出，任期多样性（雇员任职长度的多样性）对工作表现有不良影响。社会分类上的多样性，比如在年龄、性别和种族因素上的多样性所带来的影响似乎时好时坏，而其结果又与比例直接相关（即少数派与多数派之间的比率）。在一个大规模、包含四个研究的项目中，研究人员测量了种族和性别多样性对于进度和表现的影响。Kochan和同事们发现，性别差异对于团队进度要么没有影响，要么没有积极的影响，而种族多样性往往有负面影响。虽然Kochan和他的同事认为无论哪种多样性，都很少有直接影响，他们也表示环境因素（团队间的竞争）加剧了种族多样性的负面影响。
有趣的是，Sackett和同事提出：在评估多样性的益处时，绩效究竟是如何被评估的。也就是说，作者们意识到绩效考评很棘手。在控制了男性与女性的认知能力、心理能力、教育水平和经验的差异之后，当女性的比例很小时，女性的绩效评级较低。Sackeet和同事们发现，当女性的比率小于20%时，她们的绩效评级低于男性，但当比例大于50%时，她们的评级高于男性。没有在男性的评级中发现任何人数比率和评级的平行关系。由于评估者的性别没有记录，其他解释可能包括对于集体诉讼的恐惧或害怕歧视索赔，这些都难以评估。

换句话说，研究人员缺乏可信的手段来衡量多样性（至少对绩效）的影响。提高女性比例是否能真正提高绩效，或者是有一些其他潜在因素造成了绩效提高的感觉？怎样研究公开多样性（男、女，黑人、白人）才能同时适当地评估相似和差异的价值和对其的态度？性别、种族不同，但态度和价值观相似的团队是异构还是同构团队呢？显然，需要定义一些参数，制定有效的衡量方法是这方面研究的困难之处。

面对这些困惑，职工多元化的潜在好处之一是财政奖励，这值得注意。2006年Catalyst的一项研究发现，公司董事会成员女性比率越高，公司效益越好。研究声称从净资产收益率、销售和投资资本的回报来说，董事会成员的女性比例高的公司收益超出最低的公司53%、42%、66%[24]。此前，2004年Catalyst的一项研究表明，女性领导比例最高的公司股本回报率比其他公司高35.1%，股东回报高34%。但是，这些结果可能是因为进取心而不是性别。此外，Adams和Ferreira发现性别多样性对市场估值和经营业绩的影响是负面的1。这种负面效应，他们解释，可能是由公司股东权利强大造成的。股东权利较弱的情况下，性别多样性有积极的效果。因此，考虑到Catalyst的研究人员无法控制如企业的态度和股东参与这些变量，我们需要质疑其“面值”的结论。

同样要关注的是政治上的强制措施造成的董事会性别多样性。2003年，挪威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所有公共有限公司的董事会中，至少有40%是女性。自那时以来，密歇根大学的研究人员就开始调查该法律的后果。Ahern 和Dittmar发现了对公司价值的负面影响，但是，他们很快就指出，造成损失并不是因为新任董事会成员的性别，而是由她们的低龄化和缺乏高层工作的经验2。一味关注性别的多样性而使董事会人员的经验降低，至少在短期内，损害了个别公司的利益。这项强制政策的长期结果还有待观察。

最后，有些人认为，一个多元化的员工队伍促进创新。1980年~2005年IT类别中专利申请数量大幅增长，但美国女性的专利增长更为显著。从1980~1985年间，美国所有的IT专利（同时包括两个性别）数量从32 000余个增长到176 000余个，翻了5番[4]。在同一时期，美国女性的IT专利数量从707增长到超过10 000，翻了14番。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因为IT界就业女性所占比例仍相对固定。此外，女性影响80%的消费者支出决定，但90%的技术产品和服务是由男性设计，这里有一个潜在的未开发的女性市场[19]。技术设计过程中女性的加入，可能意味着市场上会出现更多有竞争力的产品。

W. A. Wulf，是美国国家工程院院长，对于多样性有如下观点：“没有多样性，我们就限制了所应用过的生活经验集合，结果我们会付出机会成本，它们存在于那些未生产的产品，欠考虑的设计，不理解的约束，以及未发明的流程。”另一方面，有关对多样性的研究，麻省理工学院管理与工程教授Thomas A. Kochan说过：“多元化产业的根基是不牢靠的。花言巧语的多元化商业案例是幼稚而做作的。在商业绩效上，性别和种族的多样性没有很强的正面或者负面影响力。”但他也承认，“社会意义上，我们的确需要在所有组织中推广多元化，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劳动力市场变得更加多元化时，机构绝对需要加强这种能力来保持战斗力[25]。”所以对当前状况最简短的总结是，性别多元化有好处，但也有开销。

扭转这种趋势，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关于在CS专业中性别失衡原因的研究，引发了不少充满激情的辩论，提出了对改变的需求。一些人反驳道，女性选择了她们希望从事的行业，如医学（其中新医学博士中50%是女性）、兽医（其中新兽医中76%是女性）以及诸如生物学领域（其中女性男性人数均衡[8]）。但是，如果社会希望探索鼓励更多的妇女进入计算机领域的可能性，我们可以做什么？计算机界绝大多数是男性的现状能得到扭转么？幸运的是，已经有研究探索了女性在CS领域人数很少的原因，也有了相关的研究来探讨在文化、课程、信息和政策方面的可能干预措施。

在专科教育里，卡耐基梅隆大学的首创研究为CS教学提供了循证干预的优秀范例。这些方法包括把不同背景的学生一起带到跨学科课程中共同处理多元问题，本科教育中对人机交互的关注，以及让学生参与与当地社区非营利组织互动的课程，并运用自己的知识解决社区问题[30]。此外，卡耐基梅隆发现直接录取女性对促进计算机领域的女性参与有很强的影响。通过他们的招生计划和之前所述的课程，他们计算机系女大学生的比例由1995年7%增长到至2000年的40%。尽管2007年全国计算机科学的入学率总体下降，卡内基梅隆是一个例外，该校女生入学率占到23%。

跨国数据的意义

2004年，Charles和Bradley分析了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提供的21个工业化国家高等教育学位授予的数据。正如预期的那样，妇女主要集中在传统的女性型领域，如健康和教育，而在传统男性领域中落后[11]。在所有21个国家中，女性在计算机科学中的任职人数偏低（表13-1）。令人惊讶的是，这组数据包括了男女平等的国家以及男女不平等国家，人们可能预期在男女不平等的国家里，女性人数的不足（或男性比例过高）将会是最严重的。然而，土耳其和韩国，都是男女不平等的国家，阳盛阴衰的情况却较小（见表13-1）。这可能部分因为政策规定计算机行业男女都要参与的缘故。阳盛阴衰指数表示每个国家计算机领域男性超过女性的倍数（数据如何得出请参照Charles和Bradley的报告。

* 值表示了每个国家男性阳盛阴衰指数。这个值是之前计算中计算机科学参数（参见第6章中McGrath Cahoon and Aspray, 2006 以及Charles和Bradley的论文[11]）的倒数，并且把结果的正值转换为指数形式。

Charles和Bradley的研究并不符合社会进化理论，因为经济最发达国家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女性并没有更多。同样，作者表明，在职女性数量或者高职位女性数量与学习计算机科学的数量并没有很强的相关性。这些结果再次表明，计算机专业女性人数不足的原因更像是文化因素，而不是生理因素，而文化因素是可以改变的。但需要着重注意的是，研究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计算机科学中的女性更多，或是劳动力市场、高等教育或高地位专业中女性多的国家有更多的女性在计算机科学领域。因此，女性的偏好成为了女性就职现象最可能的解释，而不是暗示性偏见阻止了女性进入计算机行业。

所有21个国家计算机科学女性人数的不足代表了在这些国家的文化中有一个强烈的信念，即男性和女性的分工有所不同。对于Charles和Bradley的研究，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国家与国家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这就意味着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非常之大。在美国，我们强调教育的社会目标是培育自由选择和自我实现，然而主流社会的各种成见又可能暗中扼杀了学生的“自由”选择，因为他们可能会去追求传统文化中应由男性或女性担任的工作。Charles和Bradley指出，政府对课外课程严格管制的国家（如韩国和爱尔兰）中，计算机科学相关行业女性人数不足的情况较轻。这表明，我们可能要推迟青少年的职业选择到他们不太会受性别成见所影响的时候，并落实各种政策，让学生从幼儿园到12年级以及之后都有机会探索数学和科学，包括计算机科学。

结论

在这一章中，我们提供了最新的证据，帮助读者浏览和探索为什么很少有女性从事计算机职业这一问题，为什么我们应该关心这个问题，以及如果我们可以为此做些什么的话，该如何做。我们提到男性女性之间的生理差异以及认知能力差异，尤其体现在极具天赋的个人上；在职业生涯和生活方式上的偏好差异；以及计算机科学环境文化。尽管在理解性别和CS/IT领域参与人数的关系时，有明显的鸿沟，基于关于女性在科学领域的实证文献，仍有必要讨论应不应该鼓励更多女性参与CS领域并权衡其代价。

总之，产业界和商业界的一些人认为，CS/IT相关领域缺少女性是不利于女性经济地位和全国经济发展的，而另一些人持相反观点。尽管一些关于CS领域女性数量不足的跨国比较[11]质疑了干预措施的意义，总的来说，如果政策制定者能在学生年龄尚小，还没有被性别身份角色左右之前，就推进男女学生接触计算机，似乎会是一个明智之举。考虑到对于女性和社会的潜在好处，可以考虑鼓励女性进入信息技术、计算机科学和计算机工程领域的步骤。很多研究者已经提出了文化、课程、信心有关的干预措施，首先需要持续评估它们是否有效，能帮助还是阻碍女性参与计算机科学领域，以及这些变化是否真正地改善了这个领域。最终目标应该是计算机专业的质量、有效性和发展，无论这是否意味着CS未来大部分是男性、女性、或是平衡的性别组成。

摘自《软件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