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的 “能力效应”、 “声誉效应”、 “资源效应”

中国学术界，权力与学术的真相

作者丨贾瑞雪 & 聂辉华 & 肖伟

在权力至上的社会里，学术界也不可能独善其身，必然会受到来自权力的干预。

2019 年 8 月底，由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贾瑞雪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聂辉华教授、西南财经大学肖伟副教授共同合作的英文论文 “Power and Publications in Chinese Academia”（《中国学术界的权力和发表》）被《比较经济学》杂志（JCE）接受发表（Jia, Ruixue, Huihua Nie, Wei Xiao, 2019, “Power and Publications in Chinese Academi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47 (4): 792-805.）

本文初稿完成于 2011 年，研究了行政职务对学术资源配置和产出的影响，是 “权力经济学” 系列研究的阶段成果。文章收集了中国所有 985/211 高校经济学院的院长信息，以及他们的学术论文发表情况，利用事件研究方法，讨论了学者在成为院长以后，他的学术发表情况将会如何变化。

本文结果显示：

1. 院长身份将使学者的每年论文发表量增加 0.7 篇；

2. 增加的论文发表数量主要来自于同一学校内其他学者成果的共同署名；

3. 增加的论文，其主题将会更加偏离该学者原有的研究方向；

4. 对于顶级大学、顶级期刊和成为院长前论文发表非常多的学者而言，这种效果不明显。

对此，本文给出三种可能的解释。第一个是 “能力效应”。第二种是 “声誉效应”。最后一种解释是 “资源效应”。

01 引言

学术资源的分配是一个重要问题。一般来说，我们认为学术资源应该更多分配给那些学术潜力大、能力强的学者，但在权力至上的社会里，情况却并非如此。一些手中握有权力、但缺乏学术水平的学者，往往会有更多的资源。但迄今为止，仍然缺乏相关的研究。在这篇文章中，作者研究了在中国学术界，权力与学术成果发表之间的联系，并尝试讨论行政权力如何影响学术成果的数量和主题。这一研究为知识生产中的寻租提供了实证证据。

本文关注点是中国大学的行政权力和学术成果发表的关系，主要出于以下三个原因：首先，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论文生产国（虽然绝大多数科研论文都是废纸）。然而，中国的学术研究在质量和效率方面面临严重困难，这通常是因为自上而下的管理系统，以及学术水平以外的其他因素（懂的都懂）。第二，中国已经意识到科学研究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就一直将高等教育放在优先地位，在最近十多年里，每年在高等教育上投资约一万亿美元。但有学者认为，这些资源中很大一部分的分配被行政权力严重扭曲。例如，施一公和饶毅在《科学》杂志发文指出：“众所周知，想要在中国获得研究资助，做优秀的研究还不如与官僚们打好关系重要。”

第三，中国大学的行政管理体系是中国官僚体系的一部分，其特点是自上而下，因此可以对 “权力” 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具体来说，我们可以研究大学的院长，因为其权力来自行政等级而不是学术能力。

为了提供系统的实证证据，本文将重点放在经济学领域，并构建了 1990-2009 年各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个人信息和学术发表的数据集。在学术发表方面，本文只关注中文期刊（因为审稿时间较短）。通过研究这些院长在得到任命前后的学术发表情况，可以定量评估行政权力对他们学术发表的影响。

在分析中，一个主要的实证问题是，上级在任命院长时，可能是根据此人之前的学术发表情况而考虑任命，因此存在严重的内生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使用了一种事件研究方法，该识别策略消除了不随时间变化特征的影响。具体来说，在分析中既包含了年度固定效应，也包括了诸如个人能力之类的不随时间变化或缓慢变化的因素。

本文的主要结果已经在摘要中说明，对于这一结果，本文给出了三种可能的解释。第一个是 “能力效应”，即处于学术上升期的学者更有可能成为院长。由于他们处于上升期，因此之后会有更多学术发表。第二种是 “声誉效应”，即院长的声誉可能会提高他们文章发表的可能。其他学者会认为，将院长们包括在作者内，可以增加文章发表的机会。最后一种解释是 “资源效应”，即权力会影响资源分配。同校学者会感到压力并积极寻求院长为共同作者，因为这与资源分配密切相关。如果学术发表的增加主要是由院长的能力和声誉决定的，那么本文的发现并不一定意味着扭曲的资源分配机制，因为本校学者的资源和努力并不一定会受到影响。然而，各种实证证据都表明，前两种渠道无法解释本文的结果。恰恰相反，第三种解释和我们的结果最为一致。这意味着学者可获得的资源取决于他们与院长的关系。此外，由于学者们面临着两种分配时间的选择，即进行研究或者与院长建立良好关系，因此，本文的发现也暗示着这一学术体制下的扭曲。

从广义上讲，我们的研究为有关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资源错配的研究做出了贡献。之前的一些研究表明，不同工业部门之间的资源分配存在不当。在有效的资本市场中，应将资本分配给生产率更高的生产者。同样，在效率导向的学术界中，应该将资源更多分配给学术能力更强、更有效率的学者。然而，在一个以权力导向的社会中，可以获得资源的，不是生产力高的研究人员，而是与上位者有紧密联系的人。我们也发现，对于学术能力比较差的院长来说，获取权力可以增加他们的学术发表，这表明资源效应对于他们更为重要。

中国大学的行政体制属于国家官僚体制的一部分，因此，院长的行政权力可能会产生比较特殊的影响。但是，本文的发现也可以推广到不太极端的情况，即大学的自治程度低、受行政权力影响大的地方。例如，在对日本和香港大学的调查中，有研究发现，等级制权力关系在成果署名中常常凌驾于智力贡献。即使在欧洲和美国，行政权力对研究成果的影响也客观存在。因此，尽管本文研究专注于中国的特定领域，但其发现却反映了学术界的一个普遍问题。

02 背景数据

（1）背景

本文的样本包括了中国 95 所入选 “211 工程”、有经济学院的大学。在这 95 所大学中，有 29 所也属于 “985 工程” 大学。本文重点关注这 95 所学校经济学院的负责人，即院长 / 执行副院长等，统称为院长。

在中国的大学中，院长作为学校的行政领导，负责教学、学术研究、与其它机构的沟通以及许多其它行政职能。他们至少通过三个渠道影响其他学者的资源：（1）甄选和决定学者的晋升；（2）是否有资格获得政府的补助；（3）是否有资格获得政府提供的奖项和基金。

具体而言，在学院内部，院长们有最终拍板权，他们决定了其他学者的工资和福利等。除了正式的工资和福利，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补贴在最近几十年里通过各种计划变得越来越重要。由于这些计划需要学院的推荐，因此院长的支持对于是否能获得这些计划支持至关重要。

对于大学以外的资源（例如国家科技奖和基金项目），院长的推荐也很重要，且通常是前提条件。例如，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SFC）和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NSSFC）等主要的研究资助机构不接受个人申请。学院收集并评估所有申请，然后决定哪些适合提交。因此，院长的影响对学校研究人员可获取的大部分资源至关重要。

此外，在公立大学中，行政系统也是国家官僚体系的一部分，因此，当他们任期届满时，像政府官员一样，通常会获得提拔，或者转为其它职位或多或少具有同等权力的职位。因此，当他们离任后，他们的权力影响也常常会持续下去。我们的数据集显示，在卸任后，只有少数院长没有担任行政管理职位，但这也为本文提供了有用的子样本，以用来评估失去行政权力的影响。

（2）数据

本文首先收集了各大学院系在 2009 年在任院长的姓名，然后收集了他们在 1990 年至 2009 年之间的学术发表记录。本文选择 1990 年作为起始年份，是因为从 1990 开始，期刊论文发表才成为考核研究人员的重要标准。本文所构建的数据集包括来自 95 所大学的 99 位院长（有四所大学具有两个不同的经济学院）。

我们的数据来源包括：（1）各学院官网的简历；（2）百度百科；（3）中国知网（CNKI）；（4）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SFC）、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NSSFC）、中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会（HSSFC）的网站。我们所关注的期刊是中国各大学广泛关注的经济 / 金融期刊（应该是 C 刊）。在这些期刊中，《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世界经济》和《经济学（季刊）》是四本 Top 期刊（管理世界不服）。此外，我们使用作者的单位来定义本地合作（与同一所大学学者的合作）和非本地合作（与其它大学学者的合作）。这里的合作是根据作者署名定义的。NSFC、NSSFC 和 HSSFC 则提供了基金拨款的信息。此外，我们收集了各大学 / 学院的特征，包括学校教职人员人数和研究经费等。由于难以获取不同年份的数据，因此我们着重研究它们在 2000 年的横截面变化，并允许其影响随时间变化。

本文的主要因变量是学术论文发表数量，由于本文的样本中很少有人发表英文文章（赤裸裸的嘲讽），因此本文专注于中文文章。此外，与英文期刊不同，中文期刊的发表周期通常短于一年，使本文可以将出版年份与成为院长的时间联系起来。根据已有文献的计算，在《中国工业经济》上发表论文的周期大约是 64 天。

为了了解行政权力影响学术发表的渠道，本文计算了独立作者与合作作者论文发表的数量，并且将本地合作（与同事或学生合作）与非本地合作（与其它大学的学者合作）区别开来。此外，本文进一步研究了学术论文的研究主题，以研究学者在成为院长后，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研究主题是否发生改变。具体来说，我们分两个步骤定义 “主题相似性”。首先，根据成为院长五年前发表的文章标题，确定出现频率最高的 5 个短语，并用它们定义一个学者的研究领域。接下来，按标题中的短语逐年计算论文标题中这 5 个短语的出现频率。

最后，本文收集了政府支持的研究经费数据，包括 NSFC、NSSFC 等，这些信息为权力对资源分配的影响提供了证据。

关键变量的定义总结如下：

Dean 是一个虚拟变量，在被任命为院长后赋值为 1，这是主要解释变量；

Age 根据个人履历中的出生年份计算得到；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是各人每年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数量；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of the school 是各院长单位所有研究人员每年的论文发表数量；

The number of single-authored publications 是指各人每年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独立作者文章数量；

The number of co-authored publications 是每年与其他研究人员合作发表论文的数量；

Events of local collaboration 是各人每年与本单位研究人员进行合作活动的总和，合作事件的数量略高于合作论文的数量；

Cognitive similarity 衡量担任院长前后所发表学术论文主题之间的相似性；

Receiving a major grant 是一个虚拟变量，若某一年拿到基金项目则赋值为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下表。在所有样本中，成为院长的平均年龄为 44.2 岁。在所有 99 名院长中，只有 6 人是女性，11 人从英美两国获得博士学位。平均而言，每人每年发表 1.9 篇论文，其中 1.3 篇是合作论文。这些出版物 94％发表在非顶级期刊上，本地合作的频率大约是非本地合作的四倍。获得研究基金项目支持的平均值为 7.6％。

（3）识别策略

本文使用的第一个识别策略如下式所示，这一方法用于识别逐年的影响：

第二个识别策略如下式所示，这一方法用于识别平均影响：

03 实证结果

（1）权力对学术发表的影响

第一个识别策略的结果展示在下表中

上表第（1）栏显示，在一个学者成为院长以后，其论文发表的数量显著增加，这种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数量从每年 0.5 到 2.9 篇不等。在控制了性别、海外经历、年龄和年龄平方项的情况下，第（2）列中结果与第（1）列相似，表明这一结果无法用生命周期理论（发表与年龄的关系）来解释。

在第（3）栏中添加了个人层面的固定效应后，结果同样类似。第（4）栏进一步控制了学院教职人员数量和研究经费，结果依然与之前相似。

将上表中第（4）列的估计系数可视化，如下图所示，表现出两种明显的模式。首先，成为院长后，学者的学术发表数量显著增加。其次，与成为院长后相反，在学者成为院长之前，其学术发表数量并没有表现出增加的趋势。也就是说，第一种解释 “能力效应” 没有得到证据支持。

但是，一个可能的问题是，学院一级遗漏的变量可能导致这一结果存在问题。例如，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力或物质资本的增加会影响所有研究人员（包括院长）的论文发表。因此，在上表的第（5）列中，本文使用全学院的论文发表作为被解释变量来进行回归。结果显示，在这些学者晋升为院长后，其所在学院的整体学术发表没有显著增加，这表明本文的基准结果不太可能是由于学院层面的冲击导致。

在上表的最后一行中，本文给出了平均效应。平均来说言，担任院长会使学者的每年论文发表数量增加 0.7-0.8 篇，约占平均值的 37-42％。此外，本文也使用了非线性模型进行讨论，下表是使用泊松和负二项式回归的结果，当使用这些非线性模型时，估计结果是每年约 0.5-0.6 篇文章。

研究行政权力对学术发表作用的另一种方法，是看权力消失对学术发表的影响（即讨论 “人走茶凉” 是否存在）。由于院长在卸任后，往往会获得提拔，因此这种情况相对较少。在本文所构建的 1990-2009 数据集中，只有两个院长在卸任以后不再担任行政职务。因此，本文将样本从 2009 年扩展到 2015 年，获取了包括 13 名院长的子样本，他们在卸任后不再担任任何管理职务。结果如下表所示，失去行政权力会导致学术论文发表数量显著减少。这一结果为行政权力对学术发表的影响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

（2）行政权力如何影响到学术论文的发表？

① 本地合作 VS 非本地合作

为了解释学术论文发表增加的原因，首先分别检查了单独作者者和共同作者的论文，结果如下表所示，显示论文数量的增加是源于后者。表 3 的第（1）–（2）栏显示，担任院长后，共同作者论文的数量有所增加。对平均效果的分析表明，担任院长可以使共同作者论文每年增加 0.71 篇，超过平均值的 50％（1.303 篇），但对单独作者论文数量的影响很小。

对于共同作者论文，本文进一步使用作者的单位来定义本地合作（与本校学者）和非本地合作事件（与外校学者），结果在上表（3）-（4）栏。结果显示，在担任院长之前，本地合作没有表现出上升趋势，但在晋升为院长后，本地合作显著增加，外地合作始终没有显著变化。对平均效果的估计表明，学术论文发表数量的增长是由本地合作推动的：成为院长后，本地合作每年将增加 0.655，约为平均值（1.343）的 49％。与之相反，对非本地合作的影响却微不足道。

讨论这些结果的另一种方法是研究合作者的数量。在本文数据集中，平均每个人在担任院长前有 8.1 位合作者，而在担任院长后有 13.7 位合作者，这表明有更多人希望与院长合作。综上所述，这些结果证明了行政权力如何影响学术成果：倾向于与院长合作或的本校学者更可能受到院长行政权力的影响，由此增加了院长自己的学术发表。

② 研究主题的变化

本文进一步研究了院长上任前后学术论文的研究领域和研究主题。如前所述，使用上任前五年以上发表的文章作为基准，来定义一个学者的研究领域，并逐年检查其学术发表的主题相似性，结果如下表所示：一个学者担任院长后，其学术论文的研究主题会显著偏离于他的早期研究。这一结果表明，担任院长不仅会影响一个学者发表学术论文的数量，而且会影响学术论文的主题。

③ 不同大学的权力效应

为了检验不同大学之间权力对学术发表影响的异质性，我们将大学分为 985 大学和非 985 大学（即顶尖大学与非顶尖大学），如下表所示。表 5 的第（1）-（2）栏列出了逐年影响的估算值。与之前的结果一样，在担任院长前，学术论文发表都没有显著增加。但是在晋升为院长后，非 985 高校的这些学者们的学术论文发表都有了显著增加。下表的最后一行报告了平均影响。在非 985 大学中，成为院长后，学术论文发表量平均每年增加 0.854 篇，约为平均值（1.561）的 54.7％。然而，在 985 大学中，影响较小（仅为平均值的 21.4%）且不显著。这些结果证明，在中国的顶尖大学里，行政权力的影响要弱于非顶尖大学。这一结果有多种可能的解释：例如，顶尖大学中的同龄人之间存在更多竞争，可以限制权力的滥用。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非顶尖大学中，教职员工的外部选择往往更少，因此有更大的动机去 “贿赂” 掌权者。

④ 不同期刊的权力效应

本文还根据期刊的质量进行了讨论。通过对 Top 期刊和非 Top 期刊进行分样本回归，证明了担任院长仅能增加在非 Top 期刊上的学术发表。上表第（3）-（4）栏显示，担任院长对 Top 期刊的论文发表数量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但是显著提高了在非 Top 期刊上的学术发表。这一结果显示，学术论文发表数量的增加并不意味着质量的提高。

（3）为什么行政权力会影响学术论文发表？

① 能力效应

“能力效应” 是指学术水平较高、处在学术上升期的学者，更有可能被提拔为院长。但由于至少三个原因，这一假说难以解释本文的结果。首先，本文的识别策略将个体固定效应和个人论文发表趋势包括在内，结果已经显示，成为院长之前，学者的学术论文发表数量趋势并没有明显变化。

其次，在考虑了学者担任院长前的学术发表生产率后，结果显示能力不太可能成为本文基准回归中的混淆因素。这里用某学者担任院长前五年内的年平均论文发表数量来衡量其生产率。具体来说，将学者分为两类：担任院长前生产率高于中位数的一组和和低于中位数的一组。分样本回归结果如下表所示。平均而言，高产组的发表量是低产组的两倍以上。但是，对低产组来说，担任院长很重要，而对高产组来说并不是那么重要：前者的影响要高出 60％以上，后者要小一些（约 30％）且不显著。这一结果进一步表明，能力效应不太可能成为行政权力效的驱动因素。

第三，在之前的结果中，本文还发现存在 “人走茶凉” 的情况。如果行政权力与学术论文发表无关，那么通过在回归中加入年龄和年龄平方项来控制生产率的生命周期变化之后，可以预期失去权力并不重要。

② 名誉效应

名誉效应认为，担任院长的学者具有更高的知名度，因此会被更多作为共同作者，以增加学术论文的发表概率。但是，本文的结果不支持这一解释。例如，如果名誉效应是行政权力影响学术发表的主要机制，那么我们可以预期，对于具有较高生产率的院长来说，这种效应会更大，但这与我们数据反映的结果是完全相反的。此外，如果名誉效应是主要驱动机制，那么行政权力的影响，应该会超越院长的行政管辖范围。但实际上，行政权力影响带来的学术出版增加，主要是由于本地合作（同校学者）的增加导致的。此外，之前的结果也表明，增加的学术论文发表，实际上偏离了院长原有的研究领域，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名誉效应的不可靠。

③ 资源效应

资源效应这一解释认为，权力会影响资源分配，这也是中国学者最常考虑的问题，许多人都批评过中国大学研究资助系统的权力导向。在经济学院中，院长作为最有权力的人，主导着学院的资源分配。在学院之外，院长作为学院的代表，有时还负责来自大学、政府或企业的拨款和资金。因此，我们的发现与这种解释最一致。尤其是，因为院长的权力往往只局限在本校之内，因此他们合作发表的增加主要是由本地合作的增加驱动。其它假说无法解释这一点。

为了提供更直接的证据，我们研究了行政权力是否会帮助院长获得更多的基金项目。结果报告在下表中。结果显示，在包括了各种控制变量后，行政权力的影响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仍具有统计意义，相对于均值而言仍然相当可观：担任院长可将获得基金项目的概率提高约 6.3 个百分点，或均值的 86％左右。值得注意的是，表格中的基金项目只包括来自中央政府的项目（即常说的纵向项目）。由于缺乏数据，没有来自地方政府或业界的拨款信息（横向项目）。因此，下表低估了院长行政权力对资源分配的影响。

应该指出的是，上述证据仅涉及许多资源分配中的一种，院长的行政权力还可能带来其它类型的资源。基于案例研究，有学者认为，即使学生水平不够，一些院长也可以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来帮助他们的学生获得全国优博，这也是资源效应的一个补充。

因此，即使我们无法量化资源分配的每个方面，这些证据也足以表明，权力影响学术论文发表可以被资源效应所解释。这一解释也与我们先前的各种异质性分析相一致。

04 结论

本文研究了中国的行政权力与学术论文发表之间的联系。通过构建一个独特的数据集，本文探讨了行政权力对学术论文发表的巨大影响。本文提供的证据表明，院长的行政权力影响其学术发表的机制是，与这些院长合作或为他们工作的本校学者，更有可能受其权力的影响，并通过合作为其学术发表做出贡献。

本文的研究结果为这一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有着重要的政策启示。已有的许多研究显示，新思想的产生对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大学的管理影响着研究成果的产出，资源配置不当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鉴于学术界是知识生产的重要贡献者，我们应尽量确保其资源分配合理有效。不幸的是，本文的发现表明，目前中国学术界的资源分配受行政权力影响过大。但是，根据我们对不同期刊和不同大小的分析结果，可以通过适当的制度和方法来限制行政权力的影响。

最后，本文的研究结果，是基于中国社会科学特定领域（经济学）得出的。为了更好地了解权力如何影响学术界的成果产出和资源分配，还需要使用来自更多学科、更全面的数据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尤其是了解行政权力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是否扮演不同的角色，以及行政权力与学术发表的联系如何对创新等产生影响，都是在未来需要进行的工作。

贾瑞雪、聂辉华、肖伟｜著，文章选自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

via：

• 中国学术界，权力与学术的真相 听人文 2024 年 09 月 06 日 10:46浙江

  https://mp.weixin.qq.com/s/crNwqP4Nau3T4b0UFla7-g

---

学术 “富二代” 有多普遍？新研究揭示学术界 “继承” 关系

原创 玉宝 知识分子 The Intellectual

图源：Pixabay

撰文｜玉宝

责编 | 李珊珊

学术成功的代际传递，究竟是个人努力的结果，还是来自师徒继承？导师、机构声誉和学术网络如何影响学生的职业成就？今年 8 月份英国皇家学会期刊 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Interface 上发表了一篇名为 “The academic Great Gatsby Curve“（学术界的盖茨比曲线）的论文，回答了这一问题。（该论文曾于 2023 年 10 月首发于预印本平台 arXiv。）

论文第一作者孙烨是东南大学数学学院副研究员。在论文中，研究者挖掘了 22 个学术领域 24.5 万对导师与学生的论文引用数据，这些论文发表于 2000 年到 2013 年间，引用数据的期限截至到 2023 年。论文发现：学术成就（如引用数量、论文影响力和职业机会）显示出一定的继承模式，总体相关系数是 0.61。就像在富裕家庭中成长的孩子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经济机会，高成就导师的学生更可能在学术生涯中获得更多引用和认可。同样，与高成就导师合作的学者，职业生涯也得到了显著提升。

论文图 3. 学术盖茨比曲线

论文用盖茨比曲线一词描述了这个现象，这个提法来自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 1925 年出版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经济学家艾伦・克鲁格于 2012 年首次提出了盖茨比曲线，用于描述一个国家经济不平等与个人跨越阶层能力的关系。在不平等度较高的国家，社会流动性往往较低，意味着出生在贫困家庭的人更难提升社会经济地位。这一曲线在经济学界广为人知，用于解释代际不平等，并推动了一系列旨在解决这些系统性问题的政策讨论。

经济学中，盖茨比曲线强调两个重要元素：经济地位的不平等或贫富差距如何，代际流动性即社会经济地位有多大程度可以传承到下一代。之后有学者研究过教育资源的盖茨比曲线，政治资源的盖茨比曲线等等。

而在研究涉及的 22 个学术领域中，流动性 - 不平等性程度并不一样，比较高的是哲学、语言学、数学、人类学、教育学，而微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生物工程、实验心理学、演化生物学的流动性相对较高，平等性稍好 (论文图 3)。

论文图 2. 学术盖茨比曲线的分层分析：（a）不同类型的学生（学者）；（b）导师 - 学生性别分组；（c）研究所梯队分组

学术成就的代际传承在博士生中更为显著，其次是访问学者、博士后、合作者、科研助手（论文图 2）。性别也有一定的不均衡性，女性导师 - 女性学生，女性导师 - 男性学生的传承系数最高，其次是男性导师 - 女性学者，男性导师 - 男性学生。研究所的分组分析表明，从第一梯队（Tier I）研究机构毕业的学生（学者）传承系数低于其它 3 组。

学术盖茨比曲线背后的 “学术继承”

在各大经济系统中，财富和机会往往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学术成功也往往集中在特定的学术家族（学阀）和精英机构中。这为来自非精英背景的学者或与低引用导师合作的学者带来了巨大挑战。

在学术生涯中，导师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高成就导师提供的指导和学术网络可以为研究机会、合作和高影响力的出版物打开大门。学术盖茨比曲线表明，与高引用导师合作的学生往往更容易在职业生涯中获得更多引用。

这一趋势与经济学中的盖茨比曲线相似，表明学术成功并非完全由个人努力决定，还受学术环境和网络的影响。机构声誉也是一个关键因素。来自名校的学生，即使导师引用较少，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较高的引用数量；即顶尖机构有助于减轻导师引用较少对学生造成的不利影响。这表明，精英机构为学生提供了一种 “保护作用”，帮助他们克服与引用较少导师合作的劣势。

论文中学术成就往往以研究者作品获得的引用次数来衡量。引用数量是衡量研究人员在其领域内影响力的一个代理指标。然而，引用可以受到许多非研究质量因素的影响，如机构声誉、高影响力期刊的能见度以及研究者所处的学术家族（学阀）等等。这些因素之间并不完全独立，在统计分析时需排除混杂因素。

随着数据科学和大规模学术数据库的兴起，研究人员能够量化导师和学生的学术成就，进而揭示变量之间的关系。本文作者利用两个数据库中的信息（一个数据库是文献引文的计量信息，一个是学者学术关系信息）。通过分析论文引用网络、导师与学生的学术合作、以及学生独立之后的职业表现，学术成就的代际传递模式得到了量化研究。未来的研究可以分析跨学科合作、全球学术网络对学生职业发展的影响，以及在不同学科中学术成功传递的量化差异。

如何打破学术盖茨比曲线

当然，多年来多项研究发现，与知名导师（高引用、知名期刊发表者）合作的学生，往往在职业生涯中取得更大的成功。这种传递不仅仅体现在学术成果上，还包括获得更多的研究资源、资助机会和学术职位。这些现象与经济不平等的代际传递高度相似，揭示了 “学术继承” 的存在。

对于许多在学术界工作并亲眼目睹学术成就及声望如何在代际传承的人来说，本论文的研究结果并不令人意外。多年来，社会科学家在学术界发现了一种被称为 “马太效应” 的现象，描述了地位高的研究人员往往拥有更多的影响力或学术资源。某种程度上盖茨比曲线描述的现象也可以用马太效应概括。

学术盖茨比现象及其对学术公平和多样性有着负面影响。因此需要促进学术群体的多样性和相互之间的包容性。通过将早期职业研究者与其他领域或机构的成功导师配对的导师计划，有助于打破 “盖茨比” 式的循环。旨在提供公平竞争机会的政策，如使研究资金更容易获得，特别是对来自弱话语权群体的学者，这也可能减少学术家族（学阀）对某一领域的垄断。

鉴于学术盖茨比曲线的发现，可以采用几种策略来缓解其揭示的不平等现象。一是拓宽导师关系的组合：扩大导师网络，将初级学者与更多元的导师群体联系起来，尤其是来自不同机构或地区的导师，有助于使学术组织更加民主化。

二是为职业研究者提供早期支持。基金组织或科研管理机构可以为那些无法接触到知名导师的职业研究者提供额外的资源和机会，例如提供有竞争力的研究资助、工作坊等等。

另外，要鼓励跨学科合作。通过促进跨学科和机构之间的合作，学术界可以创建更多元化的网络，减少对单一导师关系的依赖。解决机构偏见或刻板印象。大学和资助机构可以采取积极措施，解决在评估研究项目或研究者时的偏见，无论学术机构背景，相应的学者都应该有平等的科研机会。

与学术盖茨比曲线深度相关的是科研评估体系，** 如本文通讯作者英国伦敦大学学院 UCL 的卡乔利所言，“了解影响论文引用数等指标的多种因素很重要，这样才能公正地使用这些指标，因为这些指标通常用于评估研究人员能力。只看论文引用数并不全面”。单单以论文发表数量、引用次数高低来评估科研人员，往往会走向极端。**

从一定程度上，学术盖茨比曲线用来描述学术资源不平等的现状，自然没有问题。但相关不等于因果，背后的机制是多种多样的。优质导师与优质学生本来就更容易 “配对” 成功，这里面存在一个选择效应。从资源投入来看，背后的机制是，平均下来优质导师的学术能力强，学术资源更多，对学生的投入比普通导师多。这样，学生在学术生涯的早期更容易出成果，在 “出名要趁早 “的学术界搏得先机。

无论如何，学术盖茨比曲线警示了我们，学术研究中的系统性不平等依然广泛存在。来自非精英大学或缺乏高知名度导师的学者面临着实现高影响力职业生涯的显著障碍，尽管他们的才华或工作质量并不逊色于他人。这反映了经济系统中更广泛的不平等模式，在这些系统中，财富和机会往往会兼顾少数 “寡头” 学者。学术界需要反思如何促进公平与多样性。

理解并解决导致学术成功传承的因素，如何通过更为公平的学术资源分配和导师匹配来打破这种不平等的代际传递，对于创建一个更加包容和公平的学术环境至关重要。通过认识到学术成功传递的系统性，我们可以采取措施，确保未来的学者无论其学术背景如何，都能拥有平等的机会。

• 参考文献：*（上下滑动可浏览）

1. [1] Sun Ye et al. The academic Great Gatsby Curve. 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Interface 21 (217): 20240173. 2024.8
2. [2] Holly Else. Budding scientists inherit career success—or the lack of it—from their mentors. Science 2024.8.14
3. [3] Krueger, Alan. The Rise and Consequences of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2.1.12
4. [4] Andros Kourtellos. The Great Gatsby Curve in education with a kink. Economics Letters 208, 110054. 2021.11
5. [5] Corak, Miles. Income Inequality,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7 (3): 79–102. 2013

---

• 学术 “富二代” 有多普遍？新研究揭示学术界 “继承” 关系 原创 玉宝 知识分子 2024 年 09 月 09 日 08:08 上海

  https://mp.weixin.qq.com/s/sMYYPJmyFYWBqYqs56m7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