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汉字注音演化，几篇合集，未整理。
古代没有拼音，古人是怎么给汉字注音，怎么读出生字？
壹书法
古人的智慧到底有多厉害？
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古代是没有汉语拼音的，不止是很早以前没有，就连清朝都没有！
也就是说，在中国长达 5000 年的文明里，虽然有汉字存在，却一直没有拼音，那么古人是如何 “识字” 的？并且还能写出那么多脍炙人口的诗句。
汉字虽然有大量的形声字，但是不能像拼音文字那样，可以通过文字符号本身，直接表示出正确的读音来。因此，为了便于传授和学习汉字，自古以来人们创造了许多给汉字注音的方法。
古人对汉字的注音方法主要有下面两类：
1. 读若法
用一个汉字来注另一个汉字的读音方法。比如 “读若” 法：
儡，相败也，…… 读若雷。（《说文解字》）
比如 “读为” 法：
父义和（《文侯之命》），郑玄注：“义读为仪。”
比如 “直音” 法：
“肇” 注 “兆” 。（《尔雅》）
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如果知道 “雷”“仪”“兆” 字的读音，也就顺理成章地会读 “儡”“义”“肇” 字了。
2. 反切法
用一个汉字或注音符号表示 “声”，用另一个汉字或注音符号表示 “韵” 和 “调”，把它们拼合成被注字的读音的方法。
其中，反切法是中国古代影响最大、流传最久的一种双拼制注音法。即反切上字取 “声”，下字取 “韵” 和 “调”。比如：
缓，胡管切。（《广韵》）
“缓” 字的读音，就是取 “胡” 字的声（h）, 取 “管” 的韵和调 (uan), 然后拼合成（huan=h+uan）。
此外如：
哀，乌开切。
敖，五劳切。
收，式州切。
器，去冀切。
矣，于纪切。
注音符号简介
现在字典后面除了汉语拼音外的另一种注音方法，叫做 “注音符号”，那是清末民初章太炎模仿日本 “假名”（用汉字边旁表音）而创造出来的一套注音方法，即用符号标注汉字读音。在北洋政府时期被教育部颁布为标准注音方法，现在台湾依然使用注音符号。这不是中华古代注音法，是近代才刚刚出现的。注音符号（神：ㄕㄣˊ）是 1912 年制定，1918 年发布，只比汉语拼音的 1958 年早了 40 年。
相对于拼音来说，注音符号有时简称注音。目前在中国台湾地区，小学生在学会汉字书写之前，会先学习注音符号作为中文字的替代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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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没有拼音，古人是怎么给汉字注音，怎么读出生字？壹书法 2022 年 11 月 15 日 19:58 山东
古人是怎样给汉字注音的？汉语拼音是怎样诞生的？
原创 谢小楼
学习汉字要先学拼音，遇到不会读的字，可以查字典，通过拼音识读出来。那么，古人没有拼音，他们是怎样给汉字注音的呢？汉语拼音又是怎样诞生的呢？
一、古代汉字注音法
1、譬况法
汉魏以前，人们通过打比方的方式给汉字注音，通过描述发音时的口势、舌位、送气缓急和声调长短等，来说明一个字的读音，这就是譬况法。
《淮南子》
例如，《淮南子・修务训》有这么一句话：“胡人有知利者，而人谓之駤。” 东汉高诱给 “駤” 注音说：“駤读似质，缓气言之者，在舌头乃得。”
2、读若法
东汉时期，开始出现了 “读若” 注音法，意思就是 “读起来像某字音”，也就是用同音或音近的字来注音，“读若” 也可写成 “读如”、“读为”、“读似”、“读曰”、“声同”、“声近” 等。上述例子中，“駤读似质”，便是读若法。
这种注音法，在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字典 —— 东汉许慎《説文解字》中广泛使用。例《说文解字・宀部》：“宋，居也，从 宀从木，读若送。”
《说文解字》
3、直音法
汉代开始，出现了 “直音法”，直音法就是选用一个与被注字读音完全相同的常用汉字来注音。直音法注意时写作 “某音某”，例，《汉书・高帝纪》：“单你人吕公善沛令。” 注云：“单，音善；父，音甫。”
直音法看似与读若法相同，但读若法只要求读音近似，而直音法要求诗意完全相同，更为精准确切。清人陈澧在《切韵考》中说：“今直音与古读若不同，古人读若取其近似，今直音，非确不可。”
直音法能让人一目了然地看出字的读音，因此在我国历史上使用了很长时间，直到今天，一些工具书中也会偶然使用。
直音法虽好，但当没有同音字或同音字同样生僻时，便失效了。
4、纽四声法
南北朝之后，人们发现汉字有个声调平上去入，于是在注音时，选用一个与注字声母韵母相同的字，再用平上去入注明声调，这种方法就叫做 “纽四声法”。
唐代玄度所撰《新加九经字样》，就采用了这种注音法，如：“控，空去。” 意即 “控” 字读成 “空” 字的去声。
《新加九经字样》
纽四声法比较容易找到不同生字的同音字，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直音法的缺陷。
5、反切法
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五中说：“切韵之学，本出于西域。汉人训字，止曰‘读如某字’，未用反切。然古语已有二声合为一字者，如‘不可’为‘叵’、‘何不’为‘盍’、‘如是’为‘尔’、‘而已’为‘耳’、‘之乎’为‘诸’之类，以西域二合之音，盖切之之原也。”
先秦之时，古已经开始将两个字的音义合为一个字，如 “不可” 合为 “叵”，“之乎” 合为 “诸”，但人们对声韵的认识仍处于感性认识阶段，没能有意识地分解汉字的声母与韵母。
东汉初期，佛教从古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国，中国人开始接触到梵文，梵文是表音文字，语音学和语法较为发达，在跟梵语相接触的过程中，汉魏时期的文人开始对汉语音节的拆分拼合深入探讨，最终促成了反切法注音的产生。
反切法注音，是用两个汉字合在一起给一个汉字注音，前一个字取声母，后一个字取韵母和声调，合在一起读，就是所注之字的读音。
反切法注音，一般写作：“某，某某反。” 如东汉服虔注《汉书》中的 “惴” 字：“惴，音章瑞反。“唐朝经历安史之乱后，唐代宗非常反感 “反” 字，于是将 “反” 字改为 “翻” 字，再后来又改为 “切” 字，例如，《本草纲目》：“糗，去九切。”
反切法是中国古代最主要的注音方法，我国第一部韵书 —— 隋代陆法言撰写的《切韵》，就是使用反切法注音，此后唐代的《唐韵》，宋代的《广韵》，清代的《康熙字典》，也主要是使用反切法注音。
二、汉语拼音的诞生过程
使用拼音文字为汉字注音，在中国其实有很悠久的历史，早在五百多年前，回族祖先从当时的阿拉伯帝国迁居中国，他通晓阿拉伯语，但不懂汉字，为了学习汉语，他们便用本民族的阿拉伯字母来了拼写汉语汉文，创建了 “消经文字”，又叫 “小经文字”。
回族小经文字
“消经文字” 安全使用阿拉伯字母和少量的波斯字母来拼写汉语，不使用汉字形体，将汉字拼音化了，形成了一种民族文字，但 “消经文字” 只在我国西部回话聚居地内使用，没有对汉字的注意产生影响。
明朝时，大量外国传教士来华，1605 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写了四篇文章，拟订了一套使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方案。1626 年，法国传教士金尼阁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加以修改，出版了一本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西儒耳目资》。但这些拼音方案，未能在中国广泛传播，只在外国传教士之间使用。
近代以来，在民族觉醒之际，众多爱国知识分子意识到了普及教育的重要性，提出了 “教育救国” 的主张。普及教育最基础的一点，就是要解决汉字识读的问题，于是，梁启超、卢戆章、王照等人，掀起了一场 “切音字运动”，切音，也就是拼音。这一时期提出的个人拼音方案有 28 种之多。
中华民国成立后，1913 年，中华民国教育部为了统一字音，成立 “读音统一会”。3 月 12 日，鲁迅、许寿裳等学者提议，将章太炎研制的一套注音符号修订为 “注意字母”。
注音字母与汉语拼音对照表
这套注音字母有 37 个，是由笔画简单的古代汉字略加修改组成的。注音字母通过后，1918 年由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公布，这是我国第一套由政府正式公布，且普遍推行的注音字母（后改称 “注音符号”），在我国使用了近 40 年，现在台湾地区仍在使用。
此后。仍有众多拼音方案出现，值得一提的是 1928 年南京大学公布的《国语罗马字方案》，该方案由林语堂倡议，赵元任主持，钱玄同、黎锦熙等参与制定。该方案以北京话为标准音，用变化韵母的方式来表示声调，不用另加声调符号。但该方案比较难学，所以未能推行，但该案在将中文拼音翻译成外文时很好用，如为了区别山西省和陕西省的拼音，将陕西省写作 “Shaanxy Province”，就是受了国语罗马字方案的启发。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广泛征求意见，于 1956 年拟定《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后经多次修改，于 1958 年正式公布推行，这就是我们现在学习使用的拼音方案。
《汉语拼音方案》是在我国过去各种注音方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对我国人民创造的各种汉字注意方法的经验总结 。
《汉语拼音方案》采用国际上最流行的 26 个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既容易学习，也利于国际音的文化交流，为我国的教育普及作出了巨大贡献。现在，部分海外华人地区（如新加坡）也在汉语教学中使用汉语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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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是怎样给汉字注音的？汉语拼音是怎样诞生的？原创 谢小楼 2024 年 07 月 20 日 19:46 贵州
汉语拼音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会采用拉丁字母？
半颗糖 半颗糖甜透心
汉语拼音在我们学习汉语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那么，还没有汉语拼音的时候，古人是如何学习汉字读音的呢？难道仅仅依靠口口相传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古汉字的注音方法由来已久，而且随着时代的更迭不断完善。
古汉字的注音方法
汉魏以前，采用的是 “譬况法”，这种方法就是直接用描述性的语言说出字音特征。
例如：“旄”—— 读绸缪之缪，急气言乃得之；
还有一种 “读若法”，在《说文解字》中，这种方法很常见，就是列举出一个读音近似的字。
例如：“珣”—— 读若宣；
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譬况法” 和 “读若法” 给字注音不够准确，不够科学。
汉代产生了 “直音法”，就是采用同音字来给字注音，可以看成是 “读若法” 的进阶版。
例如：“蛊”—— 音古；
这种方法的缺点显而易见，有些字的同音字反而更加生僻。于是，一种新的注音方法产生了。
东汉初，佛教传入，梵文的佛经需要翻译，拼音文字和表意文字发生碰撞，“反切法” 应运而生。
“反切法”采用两个汉字相拼给一个字注音，切上字取声母，切下字取韵母和声调。
例如 “贡”—— 古送切；取 “古” 的声母 “g”，取 “送” 的韵母和声调 “òng”，然后得到 “贡” 的读音 “gòng”。
从这个时候开始，汉字的注音方法才有了 “拼音” 的味道。反切法经过不断地补充完善，也成为古代中国最通行的一种注音方法。
现代汉语拼音的形成
明清时期，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深入，拉丁化拼音字母开始在中国出现。
一些西方的传教士因为传教的需要，他们在学习汉字时，首先系统化的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有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和他的《西字奇迹》：
近代后，中外文化交流更加深入，加入汉字注音行列的还有各国外交使节群体，当时的英国驻华公使韦德创立了 “韦氏拼音”。
如今，在 “Peking（北京）、kongfu（功夫）、toufu（豆腐）……” 这些英文单词中仍能找到韦氏拼音的影子。
清末，西方列强入侵。当时的文化界高呼：“今日欲救中国，非教育普及不可；欲教育普及，非有易识之字不可；欲为易识之字，非用拼音之法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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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拼音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会采用拉丁字母？ 半颗糖 半颗糖甜透心 2021 年 12 月 01 日 00:01
拼音 —— 汉语拼音的来源
文 | 在线学中文 夫子中文北京
pin yin
拼音
拼音的起源
a,o,e…… 相信每个中国孩子入学的第一课便是汉语拼音，可是，你知道吗？汉语拼音来自西方传教士，来自那个两千多年诞生的婴孩所创立的教会。汉语拼音的发明者是耶稣会的利玛窦、金尼阁。
人物介绍
introduction
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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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MatteoRicci，1552年—1610年），字西泰，意大利人。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学者。1582年（明万历十年）被派往中国传教，直至1610年在北京逝世，在华传教28年，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最早传教士之一。
利玛窦 1583 年来到中国，1605 年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迹》，其中有《信而步海，疑而即沉》等 4 篇汉字文章加了拉丁字母的注音。他是最早采用拉丁文字母为汉字注音的人。
罗常培根据文章的汉字与拉丁文对照的译文，整理出一个包括 26 个声母和 44 个韵母的汉语拼音方案。这是最早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出版物。
02 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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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年），字四表，原名尼古拉·特里戈，1577年3月3日生于杜埃城，位于佛兰德斯境内，著名传教士，汉学家。金尼阁和利玛窦是以拉丁文为中文注音的先驱。
杜埃，后被法国征服并划入法国版图， 因而金尼阁一般被看作法国人。1615年，金尼阁在德意志的奥格斯堡出版增写的翻译作品利玛窦中国札记《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在封面上自署“比利时人”。
1628年，金尼阁在杭州病逝，葬于大方井传教士公墓。
金尼阁 1610 年（万历三十八年，即利玛窦卒年）秋来华传教。他还从欧洲为中国带来了 7000 本书（当时欧洲印刷术出现仅有 100 年，可见书籍的珍贵），价值一万金盾（这些钱抵得上荷属东印度公司（1602 年创办，世界上第一个股份有限公司）里十七个大股东里最大的两个股东的股本）。
1626 年，金尼阁神父完成《西儒耳目资》三卷。《西儒耳目资》的目的，据他自述，“在使中国人能在三天内通晓西方文字体系”。
《西儒耳目资》作于 1625 年，1626 年在杭州出版，自称沿袭利玛窦所创体制，即用利玛窦 25 字母 “互相结合，上加五个字调记号，来拼一切汉字的读音。
这是一本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也是一部最早用音素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注音所用的方案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的，人称 “利、金方案”。
利玛窦和金尼阁的方案是以 “官话读书音” 为标准设计的，适于拼写北京语音。但是，在两三百年间，利玛窦和金尼阁的方案只是在外国传教士中使用，没有在中国人当中广为传播。
许多中文词汇和汉字就是由他们创造并沿用至今，例如汉字 “欧”，还有点、线、面、平面、曲线、曲面、直角、钝角、锐角、垂线、平行线、对角线、三角形、四边形、多边形、圆、圆心、外切、几何、星期等。
中国的拉丁文化文字运动
中国的拉丁化新文字是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在苏联创制的，其目的是在苏联远东的 10 万华工中扫除文盲，今后在条件成熟时，用拉丁化新文字代替汉字，以解决中国大多数人的识字问题。
《现代汉语拼音方案》源于近代以来在中国开展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中国的拉丁化新文字是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在苏联创制的，其目的是在苏联远东的 10 万华工中扫除文盲，今后在条件成熟时，用拉丁化新文字代替汉字，以解决中国大多数人的识字问题。当时的苏联政府把在苏联远东地区的华工中扫除文盲也列为苏联本国的工作任务，于是，在苏联的中国共产党员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萧三等人与苏联汉学家龙果夫、郭质生合作，研究并创制拉丁化新文字。瞿秋白写成《中国拉丁式字母草案》，于 1929 年由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出版社出版，1930 年，瞿秋白又出版了《中国拉丁化字母》一书，引起很大反响。
1931 年 5 月，苏联各民族新文字中央委员会科学会议主席团对中国拉丁化字母的方案进行了审定，并批准了这个方案。1931 年 9 月 26 日在苏联海参崴召开的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又通过了书面方案《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拉丁化新文字方案通过后，首先在华工中推行，出版书籍 47 种，刊印 10 多万册，许多华工学会了新文字，可以用新文字读书写信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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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 —— 汉语拼音的来源 在线学中文 夫子中文北京 2022 年 08 月 26 日 14:39 北京
1913 年，汉字注音字母诞生
文 | 一塾
汉语注音符号（Chinese zhuyin），简称注音符号，又称注音字母，是为汉语汉字注音而设定的符号。以章太炎的记音字母作蓝本，1913 年由中国读音统一会制定，1918 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颁行。注音符号取代了中国一千多年来用的 “反切” 的注音方法。
注音符号原共 39 个，排列照 “三十六字母” 顺序以 “ㄍㄎ” 开头，1920 年改订顺序，增加一个 “ㄜ” 共计达 40 个。注音初期以读音统一会所定字音为准，故有 “ㄪ（万）v、ㄫ（兀）ng、ㄬ（广）gn” 三个符号，后改以北京音为准，“ㄪ（万）、ㄫ（兀）、ㄬ（广）” 只作注方言之用，仍使用的有 37 个（声母 21 个，韵母 16 个）。1930 年中华民国政府将注音字母改称为 “注音符号”，正式的称呼是 “国语注音符号第一式”。
相对于拼音来说，注音符号有时简称注音。在中国台湾地区，小学生在学会汉字书写之前，会先学习注音符号作为中文字的替代写法。在生活实用上，注音符号也用在标注生字的拼音，也是普遍的打字输入法。
发展历程
第一式
1912 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召开临时教育会议，通过 “采用注音字母案”。
1913 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召开 “读音统一会”，期间备有 “记音字母”，凡三十八，声母二十四，韵母十四，临时用于审定 “国音”，当时，以刂为ㄉ，丨为ㄍ，彡为ㄙ，为ㄟ，厶为ㄥ，并未立ㄦ。后将之正式通过，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公布。
1918 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发布 “注音字母”，此字母为改良旧日反切而作，用以标注汉字读音，故曰 “注音字母”。凡三十九，声母二十四，韵母十五（新增韵母ㄦ；“一” 竖写作 “一”，横写作 “ㄧ”，以区别破折号 “——”），其中，有十六个参考了章炳麟的 “纽文韵文：
“ㄌ”、“ㄋ”、“ㄇ”、“ㄈ”、“ㄗ”、“ㄘ”、“ㄙ”、“ㄕ”、“ㄏ”、“ㄧ”、“ㄩ”、“ㄛ”、“ㄟ”、“ㄠ”、“ㄢ”、“ㄥ”
再另取部分汉字得出其余二十三个字母，并造一字母 “ㄦ”。
1919 年，印行《国音字典》（老国音），注音字母为标注国音之用，亦可名曰 “国音字母”，又依音理改订字母次序：
ㄅㄆㄇㄈㄪ、ㄉㄊㄋㄌ、ㄍㄎㄫㄏ、ㄐㄑㄬㄒ、ㄓㄔㄕㄖ、ㄗㄘㄙ、ㄧㄨㄩ、ㄚㄛㄝ、ㄞㄟㄠㄡ、ㄢㄣㄤㄥ，ㄦ。
1920 年，特开临时大会，从 “ㄛ” 分出 “ㄜ”，初时 “ㄛ” 兼表两音，令人茫然，而 “注音字母” 业已颁定，不便再有增加，故于 “ㄛ” 上方正中加小圆点 “・”，以示区别，后连写成 “ㄜ”，注质、月、陌、职、缉诸（入声韵）开口呼之字，“ㄛ” 则用于注歌、哿、箇、觉、曷、药、合诸韵中字，又决议 “ㄦ” 兼做声母，用于转写外文。
1930 年，中央常务会议决议，注音字母改称 “注音符号”。
1932 年，在 “编定《国音常用字汇》特组会议” 时决定，为了说明上的方便，添补一个注音符号 “ㄭ（帀）”，作为 “ㄓ”、“ㄔ”、“ㄕ”、“ㄖ”、“ㄗ”、“ㄘ”、“ㄙ” 7 个声母单独成音节时的省略韵母（即虚母）。
同年 5 月 7 日，正式以 “新国音” 取代 “老国音”，汉语改采北京音为标准，“ㄪ（万）v、ㄫ（兀）ng、ㄬ（广）gn” 三个符号不再使用，只用于标注方言。
第二式
1986 年，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公布以罗马字拼写的汉语译音系统 “注音符号第二式”。由于注音符号在台湾地区推行相当成功，小学生皆被要求熟练使用。所以在闽南语、客家语的教学上，教育主管部门另外增添新符号以使之能够拼读这些 “乡土语言”（方言），这些新符号已收录至 Unicode 编码中的 “Bopomofo Extended” 区。
在 2000 年左右，台湾教育主管部门颁布一套通用拼音规则。尝试以拉丁化的拼音方式取代注音符号（ㄅㄆㄇㄈ）的使用，并取代注音符号第二式（MPS II），已落实在地名拼写上。
2008 年 9 月 16 日，台当局 “行政院跨部会会议” 通过相关主管部门的提案，确定推行汉语拼音后废除汉语注音，不再使用民进党政府 6 年前决定的通用拼音。持续多年的两岸 “拼音大战”，终于落下帷幕。
“注音符号” 仍为中国台湾地区汉字的主要拼读工具之一，是小学语文教育初期必学内容；中国大陆地区自 1958 年推行汉语注音方案以后停止推广使用，但在汉语字典等基础工具书中对汉字注音时仍有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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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 年，汉字注音字母诞生 一塾 2022 年 02 月 15 日 06:06
资料 | 汉字拼音的演化
原创。苗苗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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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古代没有汉语拼音，那么古人是怎么发音的呢？他们是怎么学习和传承汉语的呢？其实，古人也有自己的注音方法，只不过不是用字母或音节来表示发音，而是用汉字或其他符号来表示发音。古代汉字的注音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直音法：就是用一个字来直接标注另一个字的发音，一般是用同音字或近音字来注音。例如，《说文解字》中的 “珣，读若宣”；《尔雅》中的 “鹿，谓之麞” 等。
读若法：就是用一个词语或一个句子来标注一个字的发音，一般是用含有该字的词语或句子来注音。例如，《说文解字》中的 “鼠，读若鼠为害”；《尔雅》中的 “狐，谓之狐狸” 等。
譬况法：就是用一个比喻或一个形容来标注一个字的发音，一般是用与该字发音相似的声音或情景来注音。例如，《说文解字》中的 “鸡，譬如鸡鸣”；《尔雅》中的 “蛇，谓之蛇行” 等。
反切法：就是用两个字来对一个字注音，一般是取前一个字（反切上字）的声母和后一个字（反切下字）的韵母和声调来注音。例如，《广韵》中的 “刊，苦寒切”；《集韵》中的 “花，胡化切” 等。
这些注音方法都有各自的优缺点，但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古人学习和传承汉语。其中最常用和最科学的方法是反切法，它被广泛应用于各种韵书和诗文中，对后世研究古汉语语音和韵律有很大的贡献。
① 1579 年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开创了拉丁字母对汉字注音的历史作用，为中西文化交流铺路，并贡献诸多 “第一”。他编写了第一部汉外辞典，后世称为 “罗氏拼音”。【也有人认为，该著作是集体作者，和 利玛窦合编，并非罗明坚个人完成】
② 1582 年，也就是三年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到达了广东，因当时的环境，太多拉丁字母的发音兴起，而且存在一些发音缺陷，他根据广东人的发音，用拉丁字母编写了一套新的注音方案，并写了一本汉语拼音书籍叫《大西字母》(目前，《西字奇迹》 原书早已散佚，只有梵蒂冈图书馆有藏本)，这也是我们后来经常讲的中国第一份拉丁字母的 “汉语拼音方案”。与罗氏拼音相比，有了声调的标注，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1605 年，利玛窦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迹》，用的就是这套方案。其中有 4 篇汉字文章，全部加注了所谓拉丁字母的注音。
👆二徒闻实即舍空虚
③ 利玛窦死后，法国传教士金尼阁又写了一本拉丁字母的汉语拼音书《西儒耳目资》，当时的很多地图就是用这种拼音来标注汉字的。
1625 年，耶稣会法国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字四表）在利玛窦拼音方案上进行修正完善，最早用音素给汉字注音，并编著了一部《西儒耳目资》。626 年，《西儒耳目资》出版。这是华夏第一部汉语拼音专著，—— 值得注意的是，它系统而完整地记录了明末官话的音系，这为后来逆向反推、溯源研究西文伪史的成型过程奠定了基础。这恐怕是传教士们万万没有料到的。
较之利玛窦的老方案，王徴协助金尼阁改进的新方案有两个最大的进步：其一，标出了辅音送气符号，避免了 “怕”、“罢” 不分的情况；其二，创造了五个声调符号来进行区分。在声母的设计上，利玛窦常常 “一音多号”，使用多个字母来表示一个音；而金尼阁在王徴的帮助下，做到了 “一音一号”。
《西儒耳目资》成书过程中，王徴与金尼阁多有讨论，相互质证，细加评核。由是，从其记载中反映的明末官话音系计有 21 个声母、50 个韵母、5 个声调。
迄今为止，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根据汉字和所谓的拉丁字母对照，整理出了一个包括 26 个声母和 44 个韵母的明末官话音系。
④ 1867 年，鸦片战争开始之后，威妥玛随军入华，成为英国驻华任职外交官，长达 41 年。后来成为剑桥大学第一位汉学教授。由此，他写了第一本由北京口语化的《语言自迩集》汉语课本。他以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创立了威氏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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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58 年中国推广汉语拼音方案前广泛被用于人名、地名注音，影响较大。1958 年后，逐渐废止北京大学，拼音为什么是 “ PEKING UNIVERSITY”? 青岛啤酒的商标上的拼音竟然是 “Tsingtao”？香港是 “HongKong” 难道是有人粗心，写错了？其实，这是在 1906 年春在上海举行的 “帝国邮电联席会议” 中，在对中国地名的拉丁字母拼写法进行统一和规范，以翟理斯所编《华英字典》(1892）中的拉丁字母拼写法（即威翟方案）为依据并进行了调整。为了适应打电报的需要，会议决定不采用任何附加符号。这种拼音系统被称为 “邮政式拼音”，在 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继续使用，成为 20 世纪上半叶西方国家拼写中国地名时最常用的系统。也就是说，邮政式拼音是在威妥玛拼音基础上进行修改的结果，但只用于地名的拼写。
⑤1892 年在厦门首创切音新字，中国拼音文字运动的先驱者卢戆章先生却可以称得上 “拼音之父”。卢戆章有一本书叫《一目了然初阶》，这是中国人自己拟订的第一部拼音方案和第一本拼音文字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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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2 年写成并出版切音字专著《一目了然初阶》，拟订了称为 “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 的拼音方案，即以少量固定的、笔画简单易识易记的 “切音字母” 为繁多的汉字注音，解决了中国传统用两个汉字合为一个汉字注音的反切注音法繁琐难学的弊端。
鸦片战争对近代的中国形成了强烈的刺激，一大批仁人志士从 “天朝上国” 的旧梦中惊醒，他们开始寻找衰败的根源。梁启超、沈学、卢戆章、王照都认为中国的衰落主要是教育的不能普及，教育不能普及首先在于汉字的繁难，因此，他们借着戊戌变法的东风掀起了一场 “切音字运动”。
在当时 “切音字运动” 中主要存在三种方案：
一、用汉字部首作为拼音符号
二、用速记符号作为拼音符号
三、用拉丁字母作为拼音符号。
在当时以及之后的民国时期，拉丁字母方案都不是主流，当时大家都倾向于以部首作为拼音符号的方案（注音字母）。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有人提出更激进的主张 —— 废除汉字，改用罗马字母的拼音文字。但是这种主张毕竟只是少数人的狂热，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支持。但是在 1923 年，中华民国教育部还是组织了 “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
1932 年，民国教育部公布的《国音常用字汇》，用注音字母和国语罗马字两式对照。但是，国语罗马字始终没有在社会上流行，它的影响也远不如注音字母。
⑥在国语罗马字运动稍后，我国还兴起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由此也产生两个派别：“国罗派” 与 “北拉派”。两派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只是在个别细节上有分歧，并且都为后来的汉语拼音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中国的拉丁化新文字是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在苏联创制的，其最初的目的是为在苏联远东的 10 万华工中扫除文盲。于是，在苏联的中国共产党员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萧三等人与苏联汉学家龙果夫、郭质生合作下，研究出了拉丁化新文字。1930 年，瞿秋白又出版了《中国拉丁化字母》一书，引起很大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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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化新文字的传播还得到了文化界人士的支持。1935 年 12 月，蔡元培、鲁迅、郭沫若、茅盾、陈望道、陶行知等 688 位知名人士，共同发表《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一文，这无异于一份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宣言。之后，拉丁化新文字在解放区被成功推广，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瞿秋白主张废除汉字
在文字改革运动中，瞿秋白坚持推行 “新中国文”，而且创造性地提出了 “现代普通话新中国文” 方案。该方案指的是 “习惯上中国各地方共同使用的、现代‘人话’的、多音节、有语尾的、用罗马字母写的一种文字。” 关于文字改革，很多人都主张废除汉字，比如吴稚晖就曾主张废除汉字，改用 “万国新语”。跟那些主张废除汉字的人比起来，瞿秋白对汉字的批判最为激烈也最为特别。他的主张是完全废除汉字，直接改用拉丁字母，来记录以及拼写日常的发音。他认为，只有完全废除汉字，改用拉丁字母拼写的新中国文，才可以真正地做到口语与文字书写一致，才能够真正的在全国普及文字的书写。
瞿秋白主张完全废除汉字的原因，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
第一个是他觉得汉字写起来复杂，对于初学者来说太难学习，不利于汉字的普及；
第二个是他认为汉字并不是表音符号，发音与字形两者的关系无迹可寻，不便于记忆；
第三个是他觉得汉字不能表达现代的科学和社会，是比较落后的语言。
在对汉字的批判中，瞿秋白还有一个比较偏激的观念 —— 语言阶级论。
他曾经激烈地说道：“汉字不是中国四万万人的文字，而只是古代中国遗留下来的士大夫 —— 百分之三四的中国人的文字。”
他认为古代文言作品以及汉字可以帮助保存以前君子阶级的统治，把汉字看成是一种统治阶级使用的文化武器。
瞿秋白如此激烈的汉语批判，是因为他所关注的重心，在于全国人民群众的共同语问题，掩盖在语言底下的文化霸权也是他所关心的。
所以，为了推翻他所认为的 “语言等级制度” 以及 “文化武器”，他要重新建立一套文字书写体系，一套他认为能真正代表全国群众的文字。
这样看来，瞿秋白对于汉字批判的发心其实是好的，但是他对汉字的批判太过激烈也太过极端。
在文字改革运动中，赵元任作为国语罗马字的创始人，他主张汉字拼音化。**在文字改革初期，赵元任就开始为汉字拼音化寻求解决办法。**与瞿秋白过分渲染文字的意识形态不同，赵元任只把重心单纯地放在汉字拼音化的解决办法上面。他专注于汉字本身，既看到当时汉字的局限性，也抓住了汉字的优点.
在国语罗马字发展不前，受到批判，各种观点众说纷纭时，赵元任于 1957 年八月，将一篇文章发表在了《光明日报》上。**这篇文章就是大名鼎鼎的《施氏食狮史》，全文共 96 个字，只用一个 shi 的发音。**这篇文章刊登后立马吸引了各界的目光，只用一个读音，便讲完整篇故事，并且人物形象都很立体，被当时的人们称为旷世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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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不仅反驳了瞿秋白完全废除汉字，改用拉丁字母的观点，而且还带给当时人们了一些思考。大家开始考虑汉字拼音化的可行性，并且通过这篇文章，大家看到了汉字拼音化一个最大的难题，汉字的同音字问题。给汉字拼音化的制定提供了一个方向，展示了汉字的独有特征 —— 汉字音节强于词。
这篇文章不仅反驳了瞿秋白完全废除汉字，改用拉丁字母的观点，而且还带给当时人们了一些思考。大家开始考虑汉字拼音化的可行性，并且通过这篇文章，大家看到了汉字拼音化一个最大的难题，汉字的同音字问题。给汉字拼音化的制定提供了一个方向，展示了汉字的独有特征 —— 汉字音节强于词。
⑦新中国成立后，也开始着手于全国性的文字改革方案，最初的研究主要放在了笔画式的拼音方案上，但研究几年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大家开始倾向于使用拉丁字母的汉语拼音方案。并且也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大力支持。
1955 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设立了 “拼音方案委员会”，开始设计汉语拼音方案。
1958 年 2 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汉语拼音方案》。
1958 年秋季开始，《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小学生必修的课程进入全国小学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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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 汉字拼音的演化 原创。苗苗苗苗 2023 年 11 月 06 日 15:42 广东
篇外 1 —— 风从海上来：西文善本的中国传奇
2009 年 01 月 21 日 14:36 来源：深圳特区报
17 世纪上半叶对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描述《利玛窦中国札记》。奥格斯堡：C.Mangius1615。当代羊皮纸，修复版。
《钦定版圣经》伦敦：罗伯特・巴克在 1611 年至 1613 年间出版。
伽利略的《关于两种世界体系的对话》正面批评中世时代的宇宙观，是引发十六七世纪 “科学革命” 的重要图书。
忘了那年是忙个什么闲事，就把去首届香港国际古书展的事错过了。但还记得老友胡河北从香港观展归来，回答我 “没买两本？” 的是 “那我得把房子卖了！”
2007 年首届古书展的记录网上还能查到：一页正反两面印刷的古腾堡《圣经》，标价 45 万港币。哇 —— 以前只知宋刻本是按页论价的，每页与金箔价格差不多，甚至还高。对西文善本，还真是知之不多。
上一届没赶上，这次提早关注、届时赴会 —— 香港展览中心展览馆 —— 但不明白主办方为何把开幕式选在下午 5 点，几乎是在黑夜里让我开眼 —— 拜见了传说中的西文善本。
利玛窦，西学东来的引路人
进入展厅直奔那部 4 开的英文《圣经》。
它的来历可不简单，当年亨利八世为与老婆离婚迎娶第三者为妻，毅然与罗马教廷翻脸。再后来，独立的英国颁布政令，用自己的语言诵读《圣经》—— 而这里展出的即是 1611 年英格兰 “钦定版” 英语《圣经》。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就是最早的 “雅思” 教材，英格兰语文就是从这本英国的 “书经” 起步的，它对英语的普及与规范功高至伟。英国历史家格林宣称，“英国人是一本书的民族这本书就是《圣经》”，英国文学史家圣茨伯里则说，只熟读一部《圣经》就能成为文学家 —— 这本标价 155 万港币的古书，“古” 得不一般。
书展会上还有一半展品是中国的善本书，这些书有很多来自海外。有人把这些本子的流动解说为 “中西文化交流”。但我提请大家注意的是：中国善本多是被殖民者以各种手段从我国以 “文物” 的目标掠走的 (比如，敦煌经卷)，那是流血一样的流失。而中国现有的西文善文则是当年西方殖民者以文化和科技输出方式进入中国，这种文明养料，味道复杂。
借此展览，我很想说一下中国的西文善本。
西学入华的历史，依我粗浅的划分，大体是两块：汉唐一脉为首次西学东来，此 “西” 多集中于印度与西亚；明清一脉为第二次西学东来，这一次的 “西” 则涉及整个欧洲。由于西方金属活字印刷诞生于 1450 年左右，所以印刷品意义上的西文善本只能产生于第二次西学东来。西文善本于明代进入中国，具体讲是万历年间，我们就有了今天被称之为 “西文善本” 的宝贝。
利玛窦 1582 年来华，翻开了西学东来划时代的一页。其中最伟大的成果当是引入《几何原本》。这部在西方世界影响仅次于《圣经》的科学巨著，在 1482 年有了第一个印刷版本后得到了更加广泛地传播。利玛窦在印刷版本诞生百年之后，为中国带来的是它的 1574 年印刷版本，此书经过了利玛窦的老师克拉维乌斯的翻译整理。恰好是香港举办首届国际古书展之日 (2007 年 11 月上旬)，利玛窦的后裔利奇先生和徐光启、熊三拔 (非直系后代) 的后裔在上海相聚，纪念徐光启、利玛窦合译 (熊三拔也参与了其中部分问题的研讨)《几何原本》400 周年 —— 当年，正是利玛窦 “科技开路，曲线传教” 的思想和后来的那本《利玛窦中国札记》，在欧洲产生的巨大影响，才引发了又一个中西文化交流史上 (今天看也是西文善本史) 的重大事件。
金尼阁，西文善本的领航员
似有冥冥中的承继关系，利玛窦在北京病逝的这一年 (1610 年)，又一位传教士在澳门登陆，他就是比利时的金尼阁。五年后，他在回国的船上用拉丁文翻译了利玛窦以意大利文写成的回忆录《基督教远征中国史》。1615 年他以《利玛窦中国札记》之名出版了这本书，此书的出版引起了欧洲传教士到中国传教的热潮。
1618 年的春天，金尼阁率领二十余名新招募的传教士再次踏上来华旅途。海路遥遥，有七名传教士病死在路上，其中包括金尼阁的弟弟。同船来华的有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傅泛际等学养深厚的传教士，他们都成了在中国传播西学的主力。
金尼阁二次来华负有一个重要使命，即为中国耶稣会建立一个图书馆。为此，他与同伴邓玉函从欧洲各地挑选了各个领域的经典著作，加上教皇所赠的 500 册书，共有 7000 册书装船运往中国 —— 如此规模，在当时的欧洲也算是大型图书馆。
明万历四十七年 (1619 年)，金尼阁携书抵达中国澳门，由于此前发生过 “南京教案”，这批西书只好分批运进大陆，并辗转被带到北京，但后来也只有部分运到耶稣会图书馆。耶稣会撤销后，这部分西书又进入北堂图书馆。
参观过首届香港国际古书展的人，将有幸见到 1543 年德国首次出版的《天体运行论》，标价 150 万美金。而金尼阁带入中国的 7000 部西书中，恰好就有 1566 年的瑞士巴塞尔的第二版《天体运行论》。这部具有挑战性的科学巨著，在 1616 年曾被罗马教廷列为禁书，但它却能辗转进入中国，实在是万幸。不幸的是《天体运行论》没有像《几何原本》那样被翻译成中文，和那批东来的西书一样寂寞地躺在异乡，成为没人读过的好书。
事实上，金尼阁来华之初曾拟定庞大的翻译计划，并联系了艾儒略、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王徽、李天经等中外人士共同翻译出版这些书籍。但金尼阁在杭州早逝，最终除一小部分被李之藻和王徽等人翻译成中文外，绝大部分西文书籍不仅没发出华夏之声，而且不知所终，死不见尸了。
只为后世留下一个凄凉的名字 ——“金氏遗书。”
“金氏遗书”，隐形的文化遗产
300 多年过去，即使找不回 “金氏遗书”，人们也想知道，金尼阁带来的 7000 西书都是些什么书。我曾请教过一位正在英国攻读博士的小姐，请她查一查欧洲是否有这 7000 部古书的书目。她没能找到这方面的东西，西方没有这些西书的答案。唯一能透露出一点 “金氏遗书” 信息的，只有那个著名的编目 ——《北堂书目》。它以书目的形式显示：“金氏遗书” 曾经 “存在”，今且 “活着”。
所谓北堂，其 “堂” 即教堂；北京当时有东、西、南、北四大教堂；北堂即后来的西什库教堂，坐落在旧北京图书馆的斜对面。所谓《北堂书目》，是北堂图书馆明清藏书的目录，是 300 多年西学东传的文献缩影，其中包括 “金氏遗书” 的部分遗存。
北堂藏书十分复杂，它有老北堂藏书和新北堂藏书之分。新北堂藏书是 1860 年英法联军进北京，天主教财产被归还以后，南堂藏书与北堂藏书正式合流以后的北堂藏书。由于老北堂藏书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书目，所以，“金氏遗书” 的书，就这样混入新北堂的书中，想《北堂书目》中分辨出来，实在不易。
中国是一个书国，即使是看不懂的西书，知识界也高看一眼。《北堂书目》就是应北京知识阶层的请求，于 1939 年启动的。此工程经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等人介绍，得到美国洛氏基金的支持，辅仁大学则负责编辑。1944 年出版了北堂藏书的第一部书目，即法文部分书目；1948 年又出版了第二部和第三部拉丁文书目和其他各国文书目。1949 年《北堂书目》交由教会出版社正式出版。
虽然，《北堂书目》中难辨 “金氏遗书”，但它却是目录意义上的 “西文善本大全”。
《北堂书目》，西文善本全记录
找不到也摸不到 “金氏遗书” 的中国文献学家，只好把研究西文善本的热情投入到研究《北堂书目》的工作中，是他们的精细统计使我们得以知道：当年的北堂收藏了法文、拉丁文、意大利、葡萄牙文、西班牙文、德文、希腊文、荷兰文、英文、希伯来文、斯拉夫文和波兰等几乎所有欧洲语言的古书。其中数量最多的是拉丁文古书，而后是法文古书。
“北堂遗书” 名声极大，但绝大部分来自南堂所藏，大约 1300 种；而东堂、西堂和北堂三堂的藏书加起来，才 300 余种。此外，还有镇江、济南、杭州、南京、上海、正定、武昌、开封等住堂的藏书，和几位主教的私人藏书近千种，加上来源不详的图书 2000 余种，共 4101 种 5133 册。但 “四堂” 总藏书量，仍不及金尼阁的 “七千遗书”。
如果不作统计，人们很容易认为传教士带来的书都是宗教书。其实不然，《北堂书目》中的宗教类图书，仅占所藏的三分之一。计有圣经、教父学、神学教义及伦理学、辩证神学及神秘主义、教规法及民法、布道及教义问答、祷告书、禁欲主义等，共 2000 余种。北堂藏书的三分之二，是自然与社会科学类。计有历史、自然史、哲学、文学、几何学及水文学、数学、天文学及日晷测时学、物理学及化学、机械学及工艺学、医药学、语言学、传记、杂类等，共 3000 余种。
不能不叹惜：当年若把 “金氏遗书” 或 “北堂藏书” 全部翻译过来，我们的大明、大清将呈现出什么样的文化面貌？但历史不是游戏，历史是你不得不接受那个结局：明清一脉，中国人依然热考 “四书五经”，不问科学，遑论民主。
大善存焉，仰望 “高阁”
“金氏遗书” 显然是见不到 “全尸” 了，但还有北堂藏书。这么多身世复杂、价值连城的西文善本，而今，都在哪个 “高阁” 里 “高就”？
据说，《北堂书目》及北堂所藏的西书善本，现存于国家图书馆古籍善本部，其中，至少有四种 (五册) 1450-1500 年间出版的珍贵 “摇篮本”，其次才是这里所说的那些西文善本，这些古书有的在西方已经失传。
据说，有人见过第二版的《天体运行论》，它静静地躺在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里，蓝布函套，犊皮封面，扉页上有与金尼阁同船来华的传教士罗雅谷的拉丁文名字。
两年前，我曾拜访过国图善本部，原打算走 “后门” 拜见善本，结果是 “没门”。不久前，见到科学史博士江晓原先生，与他说起此事。他说，当年为作毕业论文也曾找过 “北堂遗书”，结果也是见不到。他告诉我：此中说法颇多。
公开的信息称，国图善本目录中收录了 1953 种西文和日文书籍。但北堂藏书不包括此目录之内。由于 “种种原因” 吧，北堂藏书还不能对内或对外开放，“金氏遗书” 的最终面目，仍无从揭晓。
我只能祝愿这些西文善本 —— 大善存焉。
见仁见智，西文善本的标准
香港国际古书展上的西文善本中，什么年代的古书都有。有人问，到底什么样的西方古书才算西文善本呢？虽然，人们以内容为依据提出不少标准，但在实际的善本鉴定中，出版年代还是一个极重要的因素，而具体以哪个年代划界，各国不一，各地不一，甚至各馆不一。
我曾参观过美国国会图书馆，这个不足 300 年的国家，将本国 1801 年出版的书都算作善本，1850 年以前在密西西比以西地区出版的书籍，亦为善本。将外国 1501 年以前的所有书籍，及 1641 年以前的在英国出版的书籍，皆视为善本。
据说英国国家图书馆是以将 1915 年以前不列颠和爱尔兰出版的书，和 1851 年以前西欧其他地区出版的书，均视为善本。
我们的国家图书馆，则以 1800 年划线，此前西书皆为西文善本。
综合国内外善本标准，多以 19 世纪划线 (当然，善本还有它的重要性、稀有性等别的标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看到二百年前的书，那就是见到文物了。
虽然，我流着讶异的口水，看完了香港国际古书展，反反复复地说着善本的天价，但最后还要说：真正的文化结晶体是无价的因为其本质是无法复制的 —— 那就是善本之善吧。
【编辑：张中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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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从海上来：西文善本的中国传奇 —— 中新网 2009 年 01 月 21 日 14:36 来源：深圳特区报
https://www.chinanews.com.cn/cul/news/2009/01-21/1537139.shtml
篇外 2 —— 金尼阁 “七千卷”：明清之际的西洋视觉启蒙
董丽慧 2019-09-11 16:19
万历三十五年（1607 年），除了京师、湖广、山东等地的水旱饥荒，云贵、河套、东北边疆的小骚乱，在中国历史上，实在是平淡无奇的一年。这一年，40 多岁的万历皇帝，与 230 多岁的大明王朝，都已经走过了他们生命三分之二的时光，还没有多少人注意到满洲各部正在努尔哈赤的逐一攻破下走向统一，更不用说远隔太平洋的北美新大陆上，英国人刚刚建立了一块名为 “处女地”（Virginia）的殖民地。此时，已经离开家乡快 30 年的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仍然没有放弃有一天能够面见中国皇帝的梦想。这个博学的意大利人，在中国学会了流利的官话，能熟练书写文言书面语。就在这年春天，利玛窦与徐光启合作翻译的《几何原本》前六卷终于付印出版，此时的他们还不知道，这本书，在此后的两个多世纪里，将成为中国人学习数学最重要的启蒙读物，正如此时刚中进士的徐光启无法预知他日后将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此时的利玛窦也无从知晓，他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中国传教事业，将要交付到与他同样踏上远东行程的一批又一批后继者手中。其中，一个名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9）的比利时人，不止一次踏上跨越亚欧两大洲的凶险航程，将沉甸甸的行李带到中国，史称西洋图书 “七千卷”。
鲁本斯绘金尼阁着儒服素描（左）和油画（右），1616-1617 年，现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和法国杜埃沙特尔博物馆。
还是这一年初春，而立之年的金尼阁，踏上了与前辈利玛窦 29 年前相同的海上航线。今人也许很难想象，当时选择这样的旅途，要冒多大的生命危险。16、17 世纪时，东西方交通的条件非常恶劣，海上风暴是家常便饭，就算躲过了狂风暗礁，还要面对各个海域里海盗不时的出没。据统计，仅 1552 年，从马六甲向东北航行的船只，就有三分之一遇险。即便侥幸躲过这些外部威胁，在船舱里，因水土不服、瘟疫患病者，也往往使一船人损耗多半。面对前途未卜的航行，几乎每艘航船上都载有传教士，他们既是船员的心灵告慰者，帮助船员渡过一段段生死未知的航程，同时也肩负着拓展基督教海外世界，抗衡日渐壮大的异教世界的重任。须知在教育尚未普及的时代，传教士们往往又是博学的学者，他们一面享受着受教育的特权，一面垄断着知识的阐释权，是当时欧洲先进文化的传承者、探索者和传播者，金尼阁就是其中之一。他 17 岁进入耶稣会初修院学习，成为文学学士，又顺应当时西方的时代潮流，加入远东传教的受训队伍。终于，在而立之年，搭乘 “我主耶稣” 号 船，航向东方。
金尼阁的这次首航历时两年，从里斯本港出发，经大西洋绕道好望角，在中转站印度果阿短暂停留，继而经印度洋，穿过马六甲海峡，终于在 1610 年抵达澳门，并于同年底进入中国大陆。紧接着，金尼阁从广东肇庆经南京、杭州一路北上，一年后（1611 年）到达北京。此时利玛窦已逝，中国教区交由龙华民（Niccolo Longobardi，1559-1654）主持。仅在中国停留两年后，在龙华民的安排下，1613 年 2 月，金尼阁再度踏上艰苦的海上航程。这次他从澳门启程，一年零十个月之后，经由印度、波斯和埃及，抵达罗马，此行目的除了向教皇汇报利玛窦时代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成果，还有一项就是从基督教世界筹资购书，运回中国，建立中国的西文图书馆。
1618 年 4 月，金尼阁再次从里斯本出发，携带 “七千卷” 藏书，航向中国。这次航程与 11 年前航线相同，也同样充满了凶险。包括金尼阁在内，此次同行共有 22 位耶稣会传教士，他们是由罗马教廷在权衡各国利弊后，精挑细选派往中国的各国传教士精英代表，其中有葡萄牙人 10 名，比利时人 5 名，意大利人 3 名，德国人 4 名。经两年多的航程，他们绝大多数都死于航程中的瘟疫、海上风暴和海盗的袭击，抵达中国后，只 8 人幸存，其中就包括再度被幸运之神眷顾的金尼阁，和后来被清初顺治帝尊为玛法的德国人汤若望。在当时恶劣的交通条件下，除了追求商业利益的商人外，大概也就只有满怀宗教热情的传教士，能够克服艰难险阻，以超人毅力，漂洋过海来到东方。然而，在这两类人中，商人以牟利为目的，不会愿意将有限的行李和交通空间献给沉重的精装插图书。在这样的情况下， 只有当时集学者与宗教笃信者为一身的传教士，接过这一重任，成为那个时代向东方传播西洋文化的拓荒者，这是中外交通史和 “西画东渐” 历史上值得书写的篇章。
终于，1620 年 7 月，经两年零三个月的海上航行，携带着沉重而精美的 “七千卷” 西文书籍，金尼阁再度回到了阔别五年的中国。从此，直到 10 年后逝于杭州，金尼阁再也没有离开这片土地。
序曲 ：印刷术革命与西画东渐
从 15 世纪中期开始，随着古登堡印刷术的发明，书籍制作成本大幅降低，出版印刷业在欧洲发展起来。到 16 世纪初，印刷厂已遍布整个欧洲，印刷物的大量出现和传播，挑战了教廷控制《圣经》的绝对权威，对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新的传播媒介不仅为宗教改革运动中的新教徒所用，也成为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徒的传教工具。在欧洲天主教传教士进入中国之初，就有重视书籍并随身携带的传统。利玛窦曾在其中文著作中道出书籍在传播信息方面的重要性：“一人言之，或万人听之，多则声不暨已；书者能令无量数人同闻之，其远也，且异方无疑也。”
1575 年，明朝政府与驻守菲律宾的西班牙当局在共同搜捕海盗的行动中，一度达成和解，包括拉达（Martin de Rada,1533-1578）在内的两名西班牙奥古斯丁修士以使臣身份出使明朝，在福建停留约 3 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拉达不仅随身携带了书籍，还向中国官员展示了装饰有十字架、耶稣、圣母和使徒图像的书签。对于书籍的重视还体现在拉达从福建带回的大量中国书籍上，这些书籍涉及造船、宗教、历史、法 律、中医、天文等各个领域。1579 年包括阿尔法罗（Pedro de Alfaro）在内的 4 名方济各会士悄悄潜入广州城，他们携带的行李中也有书籍和圣像的记载。
16 世纪，当文艺复兴运动已遍及西欧诸国，中国正值明朝中后期。晚明出版业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在尚奇风潮下，出版商纷纷在图书题材和艺术手法上求新求异，以提升商业竞争力。此时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西洋书籍和插图不断进入中国，新奇的西洋图像成为抓人眼球的视觉元素，受到出版商的欢迎，改编后收录在民间出版物中，对晚明以来中国视觉文化的转型产生着直接的影响。然而，在 17 世纪以前，西文书籍输入中国民间，还远没能形成规模，这种情况直到耶稣会士金尼阁携 “七千卷” 西洋图书入华，才得到了大的改观。这一次东西交通的繁荣，一直持续到清初雍正朝的全面禁教。期间西洋图书的大规模入华，带来了明清之际的西洋视觉启蒙。
先声：利玛窦与西洋图书入华
16 世纪欧洲天主教会中，新兴的耶稣会更注重书籍装帧的精美和插图的丰富程度，在创始人罗耀拉（Ignatius Loyola,1491-1556）的带领下，耶稣会形成了重视教育、重视书籍出版、重视绘制圣像和印刷插图的传统。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ael Ruggieri,1543-1607）等人在 1579-1582 年期间曾多次进出广州城，随身携带的物品中就有装帧精美的插图本圣经故事书。罗明坚和利玛窦等人都曾多次在信中要求罗马教廷寄来插图书籍，因为 “中国人是甚喜爱看图画的…… 这样很容易解释介绍给他们”。在信中，他们反复强调寄来的书籍要 “精印”，且 “装订必须精美”，以便通过这些书籍，向中国人展示传教士也来自诗书礼仪之邦，从而与中国人印象中野蛮的西班牙商人划清界限。
早在 1583 年利玛窦和罗明坚抵达肇庆时，他们就携带了几箱包括宗教、天文、数学、地理、建筑在内的西文书籍，这些书籍各种开本大小兼备，丝绒封套、镀金镶边、银勾装饰，装帧印刷皆十分精美。17 世纪初，利玛窦在书信中多次提到他的藏书，后来建于北京的南堂图书馆此时已初具规模，其中更是不乏精美插图本。书籍中印有插图，这在欧洲被认为是对该书神圣地位的肯定，插图本自然就成了传教士从欧洲出发、准备携带图书时的首选。
晚明文人顾起元在南京出版的《客座赘语》中，就有对其所见西文图书的描述：“（利玛窦）携其国所印书册甚多，皆以白纸一面反复印之，字皆旁行；纸如今云南绵纸，厚而坚韧，板墨精甚。间有图画，人物屋宇，细若丝发。其书装钉如中国宋摺式，外以漆革周护之，而其际相函用金银或铜，为屈戍钩络之；书上下涂以泥金，开之则叶叶如新，合之俨然一金涂版耳”。可见，传教士所携图书不仅纸质上乘、印刷精美、装帧华丽， 而且，其中不乏 “细若丝发” 的描绘人物、建筑的插图，这些 都给当时中国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利玛窦逝世后，耶稣会士金尼阁在欧洲为中国筹备图书馆藏书时，也倾向于选择装帧豪华的大开本，其中自当不乏精致的铜板插图。然而，1616-1623 年的 “南京教难” 期间，内地教堂被关闭、捣毁者无数，传教士被驱逐到澳门。当时身在南京的曾德昭神父说，“我们的房子、家具，尤其是所有的书籍，都被洗劫一空”，这里提供给我们两方面信息：首先，在教难之前，南京教堂就已经拥有一批西文书籍了，很可能就是顾起元在南京所见之西文插图书；但是，这些书籍在 17 世纪初期的教难中遭到了毁坏，未能留存下来。那么，明清之际除传教士随身携带、或由教廷和教会不断向内地寄送的书籍外，有记载的西文书籍大规模入华就是金尼阁携来的 “七千卷” 图书。
华章 ：金尼阁携 “七千卷” 始末
1613 年，接替利玛窦担任耶稣会中国教区会长的龙华民，派金尼阁返回罗马，向教廷汇报耶稣会在华传教的进展，其主要目的是请求教廷准许耶稣会内部建制、将中文作为一种传教语言、增派传教士、寻求经济资助、收集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以及申请在中国建立 “堪与欧洲第一流图书馆相媲美的中央图书馆”，此外，还准备在南京等地建立规模较小的图书馆。经过长途跋涉，金尼阁于 1614 年底回到罗马。
实际上，在金尼阁从中国启程之前，龙华民就给他制定了一个详细的申请在中国设立图书馆的计划，其中第一步就是说服教皇同意设立并资助北京图书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金尼阁将利玛窦遗著《基督教远征中国史》（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即《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进呈教皇，并于 1615 年在德国奥格斯堡（Augsburg）出版。鉴于耶稣会在华传教取得的巨大成就，教皇很快就同意了在北京设立图书馆的建议，并捐赠了约 500 卷图书，此外，教皇和其他的耶稣会会长每人还捐赠了 1000 枚金币用于购书，显赫的美第奇（Medici）家族和哈布斯堡（Habsburg）家族的达官显贵们也都纷纷献上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
在这笔捐款的资助下，从 1616 年 5 月开始，金尼阁离开罗马，先后到达当时欧洲的图书出版中心里昂、法兰克福、慕尼黑、科隆等地，购置了大量图书，还由里昂出版商卡登（Horace Cardon）将教皇赠予的 500 卷图书加以 “豪华装帧”，一律采用大红封面，加印教皇纹章和烫金书名。期间，金尼阁还收到了许多作家和出版商赠送的书籍。在里昂，金尼阁和后来一起到达中国的耶稣会士邓玉函（Johann Schreck,1576-1630）参加了法兰克福一年一度的图书展销会，然后经由科隆到达布鲁塞尔。此时，教廷终于批准传教士可用中文译写圣经，这为日后中文圣教图书的大量出版提供了合法依据。
金尼阁 1615 年在德国出版的利玛窦遗作《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拉丁文初版题名页。图中人物为 “远东传教之父” 沙勿略（左）和着儒服的利玛窦（右）。紫光轩藏。
1617 年 1 月 2 日，在布鲁塞尔，金尼阁曾给中国耶稣会写过一封信，信中说明他这次欧洲之行的最大成就就是收集了一批书籍，这些书籍和天文、数学仪器的总价值高达 1 万金币。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1577-1640）及其工作室绘制的两幅穿中国服装的耶稣会士画像，可能就是在金尼阁游历弗兰德斯（Flanders）期间，以金尼阁为模特创作的。金尼阁的 “购书之旅” 止于布鲁塞尔，没有继续进入当时因宗教战争而贫困的低地国家，为了避免传教遭到当时已经兼并葡萄牙的西班牙腓力三世（Felipe III, 1578-1621）政权的干预，金尼阁也没有进入伊比利亚半岛，因此，这批由耶稣会士后来带进中国的图书中，并没有西班牙和葡萄牙出版的书籍。
1618 年 4 月 16 日，金尼阁从里斯本出发，1620 年 7 月 22 日到达澳门，我们在开篇就提到了这段航程的艰辛和生死未卜，整个船上的传教士只有三分之一幸存，金尼阁就是其中之一。但此时，历经千辛万难终于携书回到中国的金尼阁却发现，中国正值激烈的 “南京教难” 期间，政府明文查禁洋教，耶稣会北京住所已被关闭，包括大量书籍在内的耶稣会在南京的财产也被没收。直到 1623 年以后，耶稣会士才再次进入北京，这批书可能就在这之后运到了北京。
关于这批图书的数量，金尼阁并没有留下记录，一般采用与金尼阁同时代的李之藻、杨廷筠等中国学者、教友的记述，称其为 “七千余部”。1623 年，李之藻为耶稣会士艾儒略所著《职方外纪》一书作序，其中提到 “金子者赉彼国书籍七千余部，欲贡之兰台麟室，参会东西圣贤之学术者也”，并对此举称赞道，“异国异书梯航九万里而来，盖旷古于今为烈”。在 1628 年刊行的亚里士多德《宇宙学》中译本《寰有诠》的序言中，李之藻再次提到，“我明天开景运…… 时则有利公玛窦浮槎，开九万之程；既有金公尼阁载书，逾万部之富…… 文明之盛，盖千古所未有者”。对于李之藻前后所记金尼阁携来 “七千余部” 还是 “万部之富” 这一数量上的矛盾，杨廷筠早在成书于 1621 年的《代疑篇》中就给出了解答：“金尼阁远来修贡，除方外物，有装璜图书七千余部，重复者不入，纤细者不入，若然并国中所有即万部不啻矣，此非可饰说也。书籍现顿香山澳，已经数年，为疑 议未息，贡使难通，俾一朝得献明廷。” 可见，杨廷筠也认为金尼阁携来 “装潢图书” 应为 “七千余部”，如果再加上重复的和篇幅太小的版本，总数应当不下万部。此外，从杨廷筠的记载中可知，1621 年金尼阁仍受到 1616 年由沈榷发起的 “南京教案” 之波及，只能携其书滞留澳门；虽则如此，内地教友如杨廷筠等人早已闻听此事，正翘首以盼朝廷为传教士翻案，以便将这批图书献于明廷。可见，即便是禁教和教难期间，内地和海外 的信徒们仍保持着某种联系，互相传递着宗教和文化上的信息。
根据原北京北堂图书馆馆长惠泽霖神父的考证，到 1949 年，金尼阁携来图书仍有 757 种 629 册藏于北京北堂图书馆中，考虑到这批图书经年的迁徙、出借和损毁，惠泽霖和钟鸣旦都认为，金尼阁所携图书应当比 629 卷要多一些。那么，如何解释中国学者对这批图书所谓 “七千卷” 的 “夸张” 描述呢？惠泽霖神父认为，这种描述可能基于中西文书籍的大小比例来估算的。金尼阁所携图书多为大开本，不仅每页文字印刷密度高，其页数也往往是中文图书的 10 倍以上，因此，可能在中国人眼中，金尼阁所携来的一卷西文大部头图书，就相当于十卷中文图书。为了向不能亲眼见到这些图书的中国人更直观地介绍， 金尼阁本来的近 700 册书籍就被描述成 “七千卷” 了。
余音：晚明西洋插图书的影响
那么，这些书籍中究竟有多少插图书籍呢？根据晚明学者、基督教徒王徽的记载，这七千卷图书中，仅 “奇器之图之说者” 就有 “不下百余种…… 阅其图绘，精工无比，然有物有像，犹可览而想象之”，可见金尼阁携来的插图书籍不在少数，且绘制精美、写实，使人通过图像即可想象到描绘的器物和场景。中文出版物《奇器图说》就是根据金尼阁所携 “奇器之图之说者” 选译，由传教士邓玉函口授，王徽笔述并摹绘而成，1627 年发行。这本书被称为 “我国第一部机械工程” 著作，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在《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一书中，也给予这本书高度评价，称作者王徽为 “中国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工程师，是类似文艺复兴时之第一人”。书中保留了西文原书中用 “ABCD” 作为标识的习惯，这种新奇的图示方法，“在当时诚一诧异”，《四库总目提要》对其批语为 “荒诞恣肆不足究诘，然其制器之巧实为甲于古今”，时人称之为 “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奇事”，可见此书绘图之新奇和器物之精巧给时人带来的震惊。而在王徽看来，这本被后人誉为 “中国第一部机械工程学” 的著作， 也不过是西儒携来图书之 “千百之什一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钟鸣旦认为，金尼阁的 “七千卷” 图书对 17 世纪文艺复兴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影响深远。
斯卡莫奇著《建筑理念综述》1615 年版题名页（左）和插图 “维特鲁威人” 之像（右）。
1623 年以后，金尼阁所携图书终于辗转运到北京，存放在利玛窦创建的图书馆中。到 18 世纪初，南堂图书馆的历史、圣经诠释、神学、数学等方面书籍齐全，已经是一座相当完备的图书馆了。后来，南堂藏书与其他存于北京的基督教藏书合并， 构成了今天著名的北京 “北堂藏书” 的雏形。在这批藏书中，有许多西文建筑书籍，其中应当不乏各种精美的插图，比如，1615 年出版的斯卡莫奇（Vincenzo Scamozzi）的《建筑理念综述》（L’ idea della architettura universale）、1590 年在威尼斯刊行的著名的维特鲁威（Marcus Vitruvius Pollio）《建筑十书》（De architectura）、1590 年出版的乔万尼・鲁斯科尼（Giovanni Rusconi）的《论建筑》（Della architechitettura）、1570 年出版的帕拉迪奥（Andrea Palladio）的《建筑四书》（I Quattro libri dell’ architettura）、1562 年出版的维尼奥拉（Vignola）的《建筑五大柱式的规则》（Regola delli cinque ordini d’ architettur）等。除了关于西方 “奇器” 的插图书和建筑图书外，介绍世界风光的图书也为数不少，这些书都极受中国人喜爱。其中，布劳恩和霍根伯格（Braun and Hogemberg）六卷本《世界的都市》（Civitates Orbis Terrarum）一书中还有对开大小的铜版画插图，这部介绍世界各地城市和国家的多卷本丛书，于 1572-1616 年在德国科隆陆续出版。这部欧洲新出版的畅销世界风光图册，约于 1608 年开始，就已运达南京。
铜版画插图本
《世界的都市》（1572-161 德国科隆）之 “堪本西斯城景观”（上）
与张宏（1577-1652 以后）《越中十景》册页（下）
这些装帧精美的西文插图书籍有助于传教士彰显其文化水平、赢得知识阶层的尊重、提高社会地位、建立与中国人的友谊，从而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铺平道路。与托钵修会不同， 耶稣会士在赴华前，大多受过良好的学术训练，具备深厚的人 文科学素养，当这些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和政治制度有了一定了解之后，他们认识到，在中国 “无论大小事件无不由上司决定”（利玛窦书信），因此，他们比较注重与士绅贵族、皇亲国戚交好，与其他入华修会相比，更倾向于走上层路线。耶稣会 士与中国上层人士的 “关系” 也被认为是明清之际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一个保障，而书籍则成为耶稣会士打通上层 “关系” 的重要媒介。
一方面，书籍是文化身份的象征，有形的书籍所承载的无形文化吸引力，为传教士进入中国文化圈提供了敲门砖；另一方面，书籍作为有形的物质存在，又不像其他如宝石等 “西洋方物” 那样显得过于昂贵，因此，书籍和图画等纸质媒材往往是传递 “友谊” 的绝佳 “礼品”，而不至于使接受方有被 “贿赂” 的压力，有位肇庆知府王泮就曾将一幅圣母画像搬回家让家眷观看，但拒绝接受作为礼物的欧洲花边手帕，以示其清正廉洁。利玛窦 1595 年在南昌送给建安王朱多节的礼物中，最为建安王喜爱的就是两本书。这两本书 “以欧洲样式装订、用日本纸张印刷…… 纸很薄，但极坚韧”，其中一本就是关于天文地理的西文插图书作，书中附有世界地图和九大行星图等 “图画”。为使建安王看得明白，利玛窦还特意为这本书标注了中文解释，这与后来汤若望向万历皇帝进呈有中文说明的羊皮卷画册如出一辙，都推动了西洋文化的中式转译进程。
17 世纪初 “南京教难” 期间，各地教堂也都遭到了冲击， 但由于各地开始反教的时间不同，南京教堂及图书被毁的消息， 可能很快传遍了其他教区，为此，各地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西文书籍等物品的损失。北京传教士可能在教堂关闭之前就已经着手转移藏书，惠泽霖神父认为，有一部分书可能由看管利玛窦栅栏墓地的两名中国教徒藏匿起来，但这些书的具体数量和种类，都没有记录下来。17 世纪中期以后，法国耶稣会士纷纷进入中国，南京成为他们入华的 “培训中心”，在这里，传教士们建立了一座很好的藏书馆。
早在书籍只能以稀有手抄本传世的中世纪，欧洲一些大的修道院和教堂图书馆就有向公众开放阅读的传统。希冀在中国社会产生影响并最终促使中国人改宗的传教士们，也将这一中世纪图书馆的传统带到了中国，书籍不仅成为赠予中国文人士大夫的 “礼物”，不仅在传教士内部传阅，还向当时的中国知识阶层开放，因此，其产生的影响就绝不仅限于宗教领域。
16 世纪末、17 世纪初，传教士就已经数次向中国人展示过西洋 “建筑透视图” 和 “人体解剖图”。根据裴化行（Henri Bernard，1889-1975）等人的研究，利玛窦等人初到肇庆之 时，曾多次在 “茶话会” 上向中国官员和学者展示西文书籍，其中，西方建筑插图特别吸引中国人的注意，他们 “觉得很是危险，因为一所一所的都是层层的高楼”，但同时，也有人大为 称奇，表示 “愿意学习西洋的远景画法”，因为 “它是和中国的画法丝毫不相同的”。而中国学者、兵备佥事毕拱辰则记述了 传教士邓玉函向其展示西洋解剖图的一次经过，“时先生出西洋 人身图一帙相示，其形模精详、剞劂工绝，实中土得未曾有”，后来在传教士的帮助下，毕拱辰将这部西洋解剖学著作译成中 文《泰西人身说概》，与《人身图说》合订，是中国最早的西方 解剖学译著。毕拱辰作序称，宋庆历年间，也曾有人解剖犯人， “ 使医与画人一一探索，绘以为图，事与泰西颇类”，然其 “精思研究” 不及西士，可见此种解剖图不仅施用于医者，也为中 国的 “画人” 所用。
展示 “西国之画” 往往成为传教士吸引中国人入教的一种有效方式，甚至关于西洋绘画的理论，最早也是由传教士向中国人讲述并形成专著的。162 年，耶稣会士毕方济（Franois Sambiasi，1582-1649）出版中文《画答》一书，就被认为是 利玛窦之后讲授西画理论的第一篇专论。书中开篇就讲到，中国人对传教士的兴趣始于西方人物画：“中士问于西先生曰：西国之画人也，灵气烨然如生，先生必能言之，可得闻乎？” 毕方济答道，画的作用乃抑恶扬善，“画恶鉴也，画善法也，师善省恶，画一得二，践形省貌，人可合道”，此外，在具体构图上，画要上宽下窄，“上宽者仰承，自天休美，下窄者于世间事仅存一点”，最终目的是向上通达至无形之灵，而向下摒弃肉欲俗世之贪念。实际上，《画答》通篇是借解释如何画好人物画之名， 讲述基督教的宗教哲理。最后 “闻者服先生之画之神”，被毕方济所讲宗教哲理吸引，“以为身律”，不再研究 “西国之画”，而一心向教了。
结语
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1916-2013）认为，在中国，传教士从欧洲带来的版画和插图书，比油画和教堂壁画产生了更为重要、更为广泛的影响。高居翰（James Cahill，1926-2014）也赞同这一观点，认为 17 世纪中国山水画明显地受到了西洋插图版画的影响。正如利玛窦所说，“让中国人直观地看到事物，远比单纯的语言有说服力”，生动而丰富的插图，往往比单纯的文字更能吸引读者的眼球。这些西文图书中的插图，与中国传统视觉方式不甚相同，更能激起深受晚明 “尚奇” 风潮影响的中国读者的好奇心。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历经千险万难到达中国的珍贵孤本插图书，只有被转印成能够较大规模复制的中文译本时，才有可能大范围影响当时的下层知识分子以及普通人的文化生活。毕竟，带入中国的西文原本不多，传播方式和范围都十分受限； 另外，解说图片的西文往往不能有效引导中国人按照传教士希望的方式 “正确” 解读图片内涵。鉴于此，在接下来的大半个世纪中，经由中国艺人和工匠的刻印，多个版本的中文插图本《福音故事图像》（Evangelicae historiae imagines）在不同的时间、不同历史背景下被大量印制出来，成为晚明基督教图像出版物尤其是基督教教义插图书的母本，在不同派别的中国信徒、文人学者及社会底层民众中传播。这些中文转译图像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视觉建构功能，无论是在受众的人数上，还是在对日后东西方文化艺术的交流和误读中，都是不容忽视的。
《福音故事图像》（1593 年安特卫普出版）铜版画插图（左）与《诵念珠规程》（1616-1624 年南京出版）木版插图（右）比较。
到 17 世纪末，仅耶稣会在中国就已有教徒 30 万人，即便宗教故事图册不像今天的《圣经》一样在教徒中人手一本，至少，在各地区的小型教会中应当都存有一本或几本这样的书籍，以供祷告、弥撒和默想之用。尤其对耶稣会成员而言，其创始人罗耀拉在类似于会规的指导手册《神操》中特别强调了 “默想圣经” 的修行方式，其中对圣像和插图的 “观看”，是 “默想” 得以进行的一个重要途径。而在下层民众中，通过书中的插图理解教义，也往往比文字更为直观便捷。在这个意义上，经由中国画工的再创造，在西文插图本的基础上，中国出版的基督教插图书以其不同于传统的图像表达方式，参与着明末清初中国视觉现代性的进程，构成了中国文化艺术发展史中无法抹去、却往往被忽视的一个环节。
本文节选自《书世界・第一集》，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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