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Post-Truth Era：Identifying Truth Amidst Information Over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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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为关于“后真相”的文章合辑。

“后真相” 时代，有绝对的真相吗？

三联中读三联生活周刊 2022 年 11 月 28 日 22:03 北京

“后真相”，是当下互联网信息生态中一个著名的概念。 我们很多人对它的意思却并不完全了解 ——

如果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那么何来 “后真相”？ 不实信息、虚假信息和恶意信息是一回事吗？

何为 “后真相”？

从我们一般性的个人认知出发，“真” 和 “假” 应该是一个水火不容、彼此对立的概念。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不应该有任何妥协。

这样的观点体现在我们对新闻的认识中，就衍生出了我们所熟悉的**“真实性” 原则**。也就是说，新闻可以有报道框架和立场的差异，但是它对事件本身，以及事件的所有细节的记录，都应该是真实可信、可以被反复验证的。

但是请不要忘了，除了一般性认知，人更是参差和多元的。人和人之间或许能够就很多问题达成基本共识，但是这些共识的具体内涵则完全有可能因人而异。

毋庸置疑，所有人都认为新闻应该是真实的。但是到底应该如何定义这个真实？ 答案五花八门。

比如，有的人认为，真实应该体现在信息的细节上，新闻报道对于一个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过程、重要人物和结果等关键细节的记录只要是准确的，那么这条报道就是符合真实性法则的。

但也有人从更加抽象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他们指出，由于人的局限性，他们是永远无法将事实本身和自己的价值判断截然分开的。他们总是会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对不同信息的优先级进行处理，采用不同的叙事手段和话语去讲述新闻事件，从而使得同一个新闻事件完全可以给人留下截然不同的印象。

在传播学中，有很多理论被用来解释这个效应，比如框架理论*（传者把认为需要的部分挑选出来，在报道中加以特别处理，以体现问题界定、归因推论、道德语评估，以及处理方式的建议等），还有铺垫理论（指先前的信息接受，可对后来的信息处理起准备和促进作用）*。无论是框架，还是铺垫，都是在强调人的差异性和能动性。因此，一些学者提出，完全的真实是不可企及的，所有人为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不过是关于那个抽象并无法把握的真实的讲述版本。

这种怀疑主义的观点，是著名政论家李普曼在 100 年前出版的《舆论》这本书中最早提出的。他虽然是一位资深的新闻人，但却不认同新闻业主流的客观主义传统。他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惊世骇俗，但却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观点，那就是：新闻不等于真相，新闻只不过是真相的标识物，它最多能够为读者对真相的寻找提供一些线索，仅此而已。

而李普曼的观点也并不是孤立的，在他的思想中可以看到很多人的影子，比如汉娜・阿伦特对于 “蓄意的虚假” 的定义，以及尼采在 19 世纪末对于真实和谎言之间的复杂关系的讨论。

▲ 沃尔特・李普曼

李普曼的观点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同，尤其是得到了活跃于 20 世纪 70-80 年代的媒介社会学家的支持，这些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新闻的学者普遍认为新闻业所秉持的一些基本原则，比如真实性、客观性，其实都是社会建构物。

也就是说，它们其实是控制新闻业的群体或集团，出于维系这一行业的安全和发展的目的创造出来的标准。 由于这些群体或集团往往在社会中具有优势地位，因此他们有能力将这些 “人造” 概念变成 “常识”，写进教科书，融入流行话语，甚至建立相关的法律制度。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会有 “后真相” 这样看上去自相矛盾的概念了：因为所谓的 “真相”，本来就是被定义出来的，而不是天然存在的。因此，当人们意识到它的脆弱性之后，就必然会寻求对它的批判和反思，并且尝试寻找新的新闻评判标准。“后真相” 的话语也就因此流行了起来。

2016 年，牛津词典将 “后真相” 作为年度词汇，并且为它下了定义：后真相的观点认为，客观事实对大众对 “真实性” 的理解正在逐渐失去影响力，而情感诉求和个体观念，则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后真相”（“post-truth”) 获得牛津词典 2016 年 “年度英文词汇”

后真相的流行

不过，我们还需要搞清楚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后真相会在近 20 年里突然流行起来？**这就要提到当代新闻业发展的两个重要的历史语境：一是数字时代的到来，二是民粹主义在全世界的兴起。

▌数字时代的到来

这里的 “数字”，不是平时用来计算和数数的那个数字，而是对于一种新的技术架构的统称。大体上，可将数字化分解为网络化、智能化这两个趋势。

在网络化的趋势下，新闻的受众，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互联网用户，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能见度，他们不但能对信息做出积极的反馈，甚至可以超越受众的身份，通过自媒体 “变身” 为新闻生产者。

智能化我们比较熟悉，比如，我们现在已经非常熟悉的 “智能推荐算法”，它能够根据每个人的兴趣、喜好和过往的活动数据，来为其选择推送最符合其需求的信息，从而令每一个人日常接触到的信息都不相同。

网络化、智能化二者相结合，就产生了一个直接的后果，那就是新闻机构的权威性的下降。 获得技术赋权的受众，不断反思甚至反对媒体对自己的信息灌输。而智能算法的普及，则不断强化着大众原有的立场，于是我们看到媒体机构的公信力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在持续下滑。

2002 年，一个针对全球 40 个国家的媒体信任度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国家民众对新闻机构的信任率都低于 50%，其中在数字化程度最深的美国，只有 26% 的民众愿意相信新闻媒体，这对于以公信力为生命线的新闻业来说简直是致命的。由于新闻权威的缺失，大众对于 “真相” 的判定标准也就变得五花八门，如同牛津词典所说的，越来越侧重于个人情感与立场了。

▌民粹主义的崛起

民粹主义在全世界的崛起，则为 “后真相” 的流行提供了一种适宜的文化土壤。 民粹主义是一个很复杂的政治学概念，在这里不去展开论述，只需要强调它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反对精英，其中自然也包括媒体精英。

在 “后真相” 概念流行的过程中，美国前总统 Trump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位依靠民粹主义力量支持上台的美国总统，在竞选期间和任上，与美国主流新闻机构产生大量矛盾，而他选择了对新闻业进行言语攻击的方式，来挑动大众对媒体精英的反感情绪。

他最著名的 “创造” 就是 “假新闻”（fake news）这个词，只要有新闻媒体对他做了负面报道，他就不假思索地用 “假新闻” 加以攻击。 由于 Trump 巨大的政治能量，这种对于新闻业的污名化策略产生了显著的效果，fake news 在全世界范围内流行起来，进一步消解新闻机构的专业权威。

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之下，“后真相” 作为一个概念日益深入人心。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 “后真相” 这件事呢？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答案。而我个人的观点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在充分认识到，绝对真相不可企及的前提下，去努力地用科学方法接近真相。

在我看来，“后真相” 机制的存在不是让我们放弃真理标准、任由情感用事的理由，它应该成为对我们的警示，不断提醒我们，在这个错综纷繁的媒体生态下获取高质量信息的重要性。

新闻机构权威性的弱化，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权威，而意味着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应当拥有比过去更高的信息素养。 我们要通过不断地学习和思考，掌握分辨各种不实信息、谣言和恶意信息的方法，并通过技术赋予我们的能量去积极生产高质量的信息。这是一条十分艰难的道路，但是走好它，对于我们在数字时代的生存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

（以上内容，来自三联中读音频课《从现象出发的传播学：媒介化世界生存指南》，作者常江。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