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科学的转型

促进多学科的研究方法，鼓励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合作，并从人文科学和地方知识体系和智慧中汲取经验教训。

鼓励采取综合办法解决问题，适当时考虑到一系列现实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影响，并考虑到多种时间和空间尺度。

向公众仔细解释其研究结果的影响和固有局限性。

充分利用科学的预测能力为社会服务，同时清醒地认识到科学预测的局限性。

促进将资源贫乏国家的科学家纳入国际合作项目，并最大限度地使他们获得信息和技术；鼓励在联合国最高一级建立科学协调机制，使所有国家的政府充分参与，以促进对全球问题作出综合反应。

教育与传播

为了提高科学新闻的质量，大众传媒应该让更多的记者接受科学培训。同时，应请大众传播媒介和专门教育工作者协助训练科学家或其发言人掌握公共传播的基本知识，并使他们熟悉大众传播媒介。

科学信息交换所的概念——帮助记者解释科学数据、破译技术语言以及区分科学上可信的主张和未经证实的主张的服务——应该得到推广。教科文组织各国家委员会还应考虑建立科学信息服务，以提高媒体中科学报道的质量和数量，并确保提出不同的观点。

科学界的伙伴关系——例如研究机构、私营企业、媒体和政府之间的伙伴关系——是分担向公众传播科学成本的一种有效和实用的方式。这些都应该得到鼓励。

教育当局应鼓励团队制定多学科的科学教育方法。他们还应该尝试揭开科学的神秘面纱，以吸引更多的学生。应该记录和分析大学和私营部门在面向团队的研究方面的经验，以便确定目前的最佳做法。

合作

应加紧努力，使发展中国家更好地获得科学专门知识、信息和技术，特别是在救灾、卫生、能源和水管理领域。特别是，应利用军事组织的科学和技术专门知识来监测和减轻世界各地灾害的影响。

需要采取措施，系统地使所有国家参与全球变化的研究。发展中国家对当地条件和影响的科学知识应该被利用在世界范围的努力中，以了解、预测和适应全球变化，并将对气候、水和土壤变化的日益了解纳入国际援助方案。

国家和社区贡献了植物遗传资源，从而产生了商业上有利可图的技术。

作为优先事项，科学应该解决最贫穷国家病人和弱势群体的基本需求。

经济与可持续发展

决策者必须承认，在能源开发等某些关键领域，决策不能仅仅基于政治权宜之计——比如短期经济利益和创造就业机会的前景。这样做会削弱前瞻性研究与开发（R&D）的作用，并破坏长期的社会发展。相反，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展望未来“七代人”的世界愿景，以人的整体哲学的方式。

需要重新就工业化国家典型的“消费”生活方式的危害展开公开辩论。如果地球上的每个人都像许多北美人那样生活，我们将需要“七个地球”的资源。由于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社会各阶层应该公开讨论即将到来的不可避免的重大变化的影响。

科学家需要培养一种新的科学愿景——一种促进可持续的“封闭”生产和消费系统发展的科学愿景，这种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循环行为和平衡是相容的。

提供研究资助的机构应该有更广泛的职权范围，更加中立和灵活，这样科学家就不会在需要长期解决方案的时候不断地被迫去寻找短期解决方案。在一些国家，研究经费的分配被一些有权有势的小团体所控制，这些小团体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或声望而徇私。政府应确保评估和资助项目提案的制度是公平、客观和透明的。

政策及道德

不能假定科学知识的获得会自动导致对该知识的直接商业政策的利用。通常，如果这些知识能增进公众的理解和认识，就能带来最大的好处。科学家不能总是控制他们发现的应用。然而，他们有责任就科学发现的影响进行公开对话，并帮助区分对社会有益和有害的应用。

需要在国际一级采取行动，保护人类物种不受人为引起的基因改变的影响，并确保在人类遗传学领域的技术应用在伦理上和社会上是健全的。机构和国家层面的审查委员会，例如审查和评估研究项目的委员会，可以帮助将注意力集中在关键的伦理和安全问题上。然而，在这一科学领域还需要更强大和更高层次的决策和执行机制。教科文组织在这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

科学家应该在政策制定中更加积极主动。这可以通过在世界各国政府中推广“科学/政策契约”的概念来实现。这些协议将承认科学建议的价值，但也明确指出，这些建议只是决策的一个因素，而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因素。这种合同应该设定明确的绩效标准，以此来评估科学家的投入。

世界科学界应该考虑为科学家制定一套国际道德行为准则，类似于医生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这一准则将把类似的可测量性原则应用于科学家在日常知识追求中如此珍视的科学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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