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因梦－生命的不可思议

父亲

　　父亲在我的记忆里是个既熟悉又遥远的人物，那份熟悉感应该是来自于深层的无意识吧。我们之间似乎不需要太多的适应与学习，很自然地，我从生下来就是他这一世最宠爱的独生女儿，他则是我童年所有的美感、爱与安全的源头。如果人与人真的是前缘再续、补修学分，父亲与我很可能善缘深厚、功业已了，此生的结因而松动。从小我和他聚少离多，我总是遥遥地盼着念着他那熟悉的身影。

　　父亲的长相与众不同，六英尺的身躯在一般中国男人里面算是相当高大的。他的气质结合了须眉男子的阳刚与深幽俊美的阴柔。他总是穿着体面、举止斯文，表情温和而肃静，眼底有股倦意，像是一个看尽人世变易的老灵，早已失去那股聚精会神的兴致，参与的欲望总是淡然。

　　父亲出生于民国前七年，老家在东北沈阳。追溯他的宗谱，胡并非他真正的姓氏，赓年也不是他原来的名字；他本姓瓜尔佳，属于满洲正红旗贵族。根据文献和传说，瓜尔佳氏最早可能来自于俄罗斯高地，因为在满洲的族群中瓜尔佳氏的肤色特别白皙，头发赤褐色，眼珠则呈浅棕色，甚至还有碧眼之人。父亲的长相确实有点像混血，记得我小学五年级时和他一块儿搭公车，年轻的车掌小姐看见他上车，脸上的表情突然一愣，我挤上车时听见她和旁边的司机窃窃私语说：“这个人好帅啊!很像那个叫什么葛莱哥雷·毕克（Gregory Peck）的!”我当时听了心里生起了一股非常荣耀的感觉。母亲晚年也曾向我提起父亲年轻时所到之处总免不了引起女人欲盖弥彰的骚动；母亲说这些话时仍夹杂着些许的光荣与醋意。然而这位东北著名的美男子却承受了超乎一般人经验之外的童年创伤。

　　父亲从娘胎出生没多久祖父便骤然过世了。祖母是一位性子刚烈的满洲女人，父亲未满两岁时祖母因一桩小事而遭人误解，一个想不开便吞下了大量的鸦片，匆匆了结了自己的生命。祖父母相继过世后父亲只剩下两位血亲，一位是六岁大的姊姊，另一位则是我的大伯父。父亲很少提及这位大伯，而我从未谋面的姑姑才是令父亲念兹在兹的恩人。祖母死后姑姑姊代母职，两岁的父亲时常哭着嚷着找妈妈，姑姑只好背着他在村子里踱步度日，两人就这么相倚相靠了四五年。

　　抗战时期的伪满洲国大臣臧式毅是父亲的远房姻亲，臧家有七个儿子，家里人口众多，需要一个女孩儿帮忙，姑姑便带着父亲一同寄居在臧家。根据父亲的描述，臧家待他不薄，但寄人篱下的日子总有不是滋味的地方——父亲相貌出众，书又读得特别好，敏感、阴沉而寡言的他时常觉得自己遭到排挤。那个时代重男轻女，姑姑自始至终没机会受高等教育，父亲则一路念到东南大学，不久他结识了一位名叫潘玉璞的小姐。

　　潘小姐的母亲非常喜欢父亲，某回父亲生病，潘家母女悉心照顾他如同至亲一般。从未尝过母爱滋味的父亲在温情的感动下便和潘玉璞结成了夫妻。父亲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心里相当自责，他反省自己不该为了母爱的理由而结婚，后来证明维系这段姻缘的基础确实过于薄弱了些；某日父亲无意中听见潘家母女私底下的悄悄话，话中透露出对他的不满，多疑敏感的他发现自己在潘老太太的心中到底是个外人，失落之余便开始逐渐和妻子疏远。东南大学两年还没读完，他就只身前往日本的早稻田大学专攻政经，后来又进帝大研究所待了两年。

　　抗战爆发，中国的青年学子纷纷投入报国的行列，父亲就在那个时期回国加入了国民党。他先是担任中央军校的教官，后来转赴韩城县当县长，接着被委派为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抗战胜利，国民党派父亲接收旅顺和大连的行政权，当时苏联已经进入东北，旅大的接收工作遭到苏联的拒绝，父亲只好返回沈阳，担任青年团主任，接着转任《中苏日报》社长(接余纪忠先生的职位)。两年后《中苏日报》改为《中央日报》，父亲仍然是社长，就在那时他选上了立法委员。

　　母亲

　　母亲璩诗方生于民国前二年，老家在安徽桐城，外祖父是天津的一名县长。外祖母是外祖父的续娶填房，母亲念小学时外祖父又续了一个妾；元配早已生有二子，小妾再添了一名男婴。这三位妻妾之间的明争暗斗与争风吃醋想必是十分可观的。母亲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心里十分愤怨这些女人的软弱、狭隘与无知，她成年后的某些心理状态和性格应该是童年遭遇的一种反动吧！

　　母亲十四岁的时候外祖母染上了猩红热，当时的人不懂得隔离，结果全家都发高烧、呕吐、出红疹子。母亲说她“浑身上下整个儿脱了一层皮，原来密密实实的头发几乎全秃了，扎起小辫儿来只有一根小拇指粗”。这场猩红热夺走了母亲同父异母的三个兄弟，尤其是那位聪敏乖巧的幼弟最令母亲惋惜与哀恸，她说：“这几个宝贝儿子一死，我父亲也没什么活头了，第二年就跟着走了。”剩下一屋子没主的女人，既然人夺不到了，那么赶紧夺些房产吧!母亲一手的好文章在残酷的现实压力下发挥了长才，十四岁便替她母亲这房的亲戚写起状子、打起争房产的官司来。

　　母亲二十岁的时候有人为她介绍了一个热衷于政治，人很干练、经济情况不差的男人，唯独相貌这一点令她感到十分遗憾。那时母亲已经就读天津女子师范学院的中文系，她的诗文造诣都相当不错，头脑也颇有见地，但受制于时代和大环境的保守力量，只好为生存而嫁给了那位自己并不十分中意的男人。

　　抗战期间母亲一个人住在重庆的歌乐山上，一住就是八年。她那热衷于政治的丈夫当时已经是活跃的共产党员，母亲与他总是好几个月甚至半年才见上一面。母亲一直想生个孩子，但是却从丈夫那儿染了淋病，造成输卵管阻塞，试尽了各种办法也无法打通。她一个人住在山上寂寥得发慌，陪伴她的只有书籍和服侍他们家三代的老李。

　　某日在歌乐山上的一名友人家里母亲见到了正值盛年的父亲。母亲形容父亲“唇红齿白，一脸的青胡碴子，他左手拿着雨伞右手拿着拐杖，头上还戴了一顶呢帽，眼神迷迷糊糊的，样子好看得沁人”。其实母亲当年也是颇有风韵的，她个子虽小，但比例匀称，皮肤特别白净，眼神里有股穿透力和水灵的黠慧。那一天他们都对彼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抗战胜利后他们在上海的友人家中巧遇，那一回电路算是真的接通了。父亲回沈阳后母亲开始一天一封情书往沈阳寄；她倾诉自己的情境如同地狱一般，希望父亲能带给她一个重生的机会。母亲的情书写得好极了，字又漂亮，父亲感到愈来愈无法招架。当时父亲和潘阿姨以及我的两位同父异母的兄弟(道钧与道扬)早已分开。父亲回沈阳后本来和潘阿姨还有复合的机会，但因为母亲极力想得到父亲，所以玉璞阿姨就退让到美国留学去了。父亲的性格里有逃避倾向，他并不是不愿意负责，而是无能面对现实困境中的人际纠葛。沉默寡言、不擅言辞却又善感的他一旦被迫做抉择，或是必须以沟通的形式了断一份难解的情感，他往往一走了之什么交代也没有，这样的行径令他的两个儿子到今日都不肯冠他的姓。

　　父母亲各自脱离了原本的婚姻伴侣开始生活在一起，他们既没有和元配离婚，彼此也没正式结婚，但日子久了熟稔的朋友便自然称呼他们为胡先生、胡太太。在那个年代，他们的作风算是大胆率性了。

　　胡先生与胡太太初期的两性生活应该还算亲密，我依稀记得两三岁时的一幕场景——爸爸和我在台中育才街日式老房子里的那张挂着大蚊帐的床上玩耍，我腻在妈妈身边嚷着要吃奶，爸爸挤到我们中间一把搂住妈妈，故意让我吃醋，逗着我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