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考验国家动员能力

   金融危机大浪袭来，各国政府、企业和民间机构纷纷出手，采取各种手段重树信心，刺激经济，调整结构，寻找解决危机的出路。危机时刻需要一个国家展示自己应对危机的动员能力。

    这种动员能力可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物质的组织动员，包括支持相关应变政策的所有资源；另一方面是人力的组织动员，包括人们应对危机的态度、能力和信心。此次由金融领域引发的危机，虽属经济范畴、与钱相关，但更与相关经济主体——如消费者、投资者、买卖者之间的关联密切。

    以目前各国采取行动的两个领域为例：拿消费领域来说，此次金融危机始自美国的次贷危机，进一步说是美国人超前消费模式的结果，也是上次工业革命鼎盛时期造成的消费定势影响。而对另一些国家来说，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保障落后的原因，消费水平、消费方式和习惯既存在水平低下，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合理。在廉价石油时代形成的消费习惯，在石油终究要枯竭的预期下显然难以为继。无论要改变哪种消费习惯，都离不开与消费者打交道。

    经济发展促进经济结构的变化，优胜劣汰，调整是必然的，金融危机是调整的良机。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源自战后工业进步、技术革新、信息革命和全球化运动的累积结果，也有廉价石油时代终结和冷战时期军工产业在新安全形势下转向的间接影响。但任何调整都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利益调整导致企业及职工收入减少，也会造成失业、裁员和提前退休。

    同时，危机时刻会进行社会经济救助和利益分配体系调整，原来以激励和追求效率为主要目标的利益分配模式会转而向照顾社会公平方向调整，均衡社会分配，减少社会动荡，以利度过危机时刻。同时它本身也是国家危机动员的手段之一，如美国上世纪30年代施行的“胡佛村”计划、《社会保障法》等。

    上述各方面其实只是说明了一个问题：在经济危机时期，所有问题都与人相关，而人的因素往往是化解危机的关键，也是国家动员能力的真正目标所在。

    上世纪80年代西方有经济学家曾经提到，日本与欧美国家在两次石油危机过程中都经受了很大冲击，日本受到的冲击甚至更大，但随后日本的经济复苏总是比欧美国家要快得多。原因是什么呢？研究报告认为，东西方社会文化因素造成了企业、政府对人的处理态度上不同，而对涉及个人的措施时也采取了不同的做法，民众对危机的反应预期也有所不同，而人们的信心也不同。

    由此来说，金融危机的确考验着一个国家动员能力的各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