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灵州——灵武
富平是吴忠大地设置最早的县（公元前214年设置）；灵州、灵武是吴忠大地上延续历史最悠久的县（公元前191年至明景泰年间）。“吴忠”这个名称是明景泰年以后才出现的。在明清时期，它的知名度甚至不如枣园（今早元乡）。
对于这个历史事实，在2003年5月份吕氏夫人墓志铭未出土以前，如果人们还有不同看法的话，那末，到了现在应该说不会有了。
关于富平县的事，我们已在《富平三迁》一文中有了比较详细的说明，这里不再重复。现在单说灵州（灵武）。
灵州是根据“灵洲”（即“河奇”）一名而来：先有“灵洲”，后有“灵州”；“灵州”是个行政建置，而“灵洲”则是黄河上的一个洲渚。
在秦汉时期，黄河一出青铜峡口，便别络分流：一为主流，直接向北流去，史称“历峡北注”；一为支流，向东拐，绕了一个大湾，最后又与主流汇合，史称“枝分东出”。主流在秦汉时期叫“西河”或“上河”，支流在那时叫“东枝”或“枝津”。
据史志工作者考证，北魏以前，“西河”河道大概从今青铜峡唐渠口向北，经青铜峡连湖、永宁县增岗、银川七十二连湖、西湖、贺兰县常信乡再向东北，在陶乐西南与支流汇合；“枝津”从唐渠口与主流分手后，向东经吴忠东南山边子之关马湖、黄沙窝海子、灵武狼皮子梁、大泉、安家湖、马场湖向北，到陶乐西南与主流汇合。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河湾。“枝津”与“西河”之间形成的这个洲渚，南北长90公里，东西宽30公里，其面积约3000平方公里！这在整个黄河流域独一无二，堪称第一。无怪乎古人要把它惊呼为“河奇”、“灵洲”了！唐代大学问家颜师古就说，水中可居曰洲。此地在河之洲，随水高下，未尝沦没，故号灵洲，又曰河奇。西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汉中央政府便在这块神奇而丰饶的土地上，设置一县，其名称就叫“灵州”。
“灵州”设置在“灵洲”上，这没有问题。但，灵洲的面积又相当大，它——灵州——的具体位置究竟在哪里？这就是个问题。清朝以降的数百年来，人们对此说法不一。特别是当吴忠自身的历史记忆（所谓“历史记忆”是指当地的历史曾用名及文物古迹）丧失以后，这种歧异就更大了。
关于“灵州”在哪里的说法虽然不少，但据白述礼先生的归纳，主要有以下6种：
第一种说法以明朝人顾祖禹的《读史方舆记要》和《宣德宁夏志》、《弘治宁夏志》、《嘉靖宁夏新志》为代表，说“回乐废县”（即唐灵州）“在所西南”。这里的“所”就是灵州守御千户所，即今天的灵武市，它是经过三次搬迁以后，最后落脚在“灵洲”以外的马鞍山台地上（古称沙山）的一座新城。
范文澜的《中国通史》、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白寿彝的《中国通史》等著作均采用此说。
第二种说法以雷震华的《李益诗中的受降城在哪里--兼论唐肃宗即位灵武的旧址》为代表，认为“唐代回乐县旧址，应在今灵武县城西南、吴忠县之东北”。有些文章还把这个位置具体化到“河忠村”，前几年出版的《吴忠文史资料》和《宁夏文史资料》等书中的有些文章，就持此种观点。
第三种说法以沈起炜《隋唐史话》和天津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简明中国历史图册》为代表，认为唐灵州在“宁夏灵武南”；有的同志进而将其具体到崇兴和台子附近。
第四种说法以刘泽华的《中国古代史》为代表，认为唐灵州在“今宁夏灵武西北”。
第五种说法以洪焕春的《宋辽金史话》为代表，认为唐灵州就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
第六种说法以鲁人勇、吴忠礼、徐庄的《宁夏历史地理考》为代表，认为唐灵州就是今吴忠。认同此说的人又分两派：一派认为唐灵州在今吴忠古城乡附近；一派认为在吴忠东塔乡石佛寺村。
这么多说法中，最值得重视的其实只有两种：一是“灵武西南”说，即“第一种”说法；一是“今吴忠”说，即“第六种”说法。这两种说法，或是明朝灵州城址搬迁时“当代人”的亲眼目睹（如《宣德宁夏志》），或是正确地依据了古代文献的记截，并据现实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从而得出了符合当前实际的结论（如《宁夏历史地理考》）。实质上，这两种说法最后同归于一，只不过前者由于时代的关系，是以灵武为座标参照系，故言“灵武西南”；后者是以吴忠为座标参照系，故言“吴忠古城乡”或“东塔乡”。
那末，唐灵州的具体位置究竟在哪里呢？
如前所述，唐灵州的位置，首先必须在古代黄河洲渚--灵洲上。洲渚虽然大，但不包括今天的灵武是确实的，不包括“灵武西北”也是确实的。这就否定掉了唐灵州在“今灵武”说和“灵武西北”说。至于“灵武南”（崇兴）一说，因既无古文献记载的依据，在地理上距黄河主河道比较遥远，不可能受到黄河的“冲激”，又无考古发掘的证明，所以可以忽略不计。
实际上，我国古代文献对唐灵州（回乐）的具体位置记述甚详，只是由于时代变迁、河流改道、道路通塞、城镇兴衰、地名更替，才使得历史变得扑朔迷离。
唐代元和年间（806--820年），由李吉甫编撰而成的《元和郡县图志》，是我国古代历史地理方面的权威著作。这部著作在卷四“回乐县”条下，对唐灵州的地理方位指证得非常详细、精确：回乐县“本汉富平县属地，属北地郡，在今县理西南汉富平故城是也。后周置回乐县，枕黄河。……温泉盐池，在县（回乐）南一百八十三里。……安乐川，在灵州南稍东一百八十里。”
唐“回乐”即灵州州治；“温泉盐池”即今惠安堡盐池，因为此处有温泉（址在惠安堡西南10公里处，即同心太阳山麓的巴庄，至今尚存，汇注成湖）而得名，唐神龙元年（705年），曾在此设温池县；“安乐川”即今由同心县下马关流经韦州之山水河，因韦州西侧之大小罗山，唐时名铎乐山、达乐山，也称乐山，唐咸宁三年（672年）在此置安乐州，以安置吐谷浑慕容诺曷钵部，所以这段河流亦名安乐川。
《元和郡县图志》将回乐（灵州）与黄河、温泉盐池、安乐川的相对方位精确到“枕”、“三里”、“稍东”，只要我们用“三点重合”的方法，就不难考证出回乐县（灵州）的确切位置：由同心太阳山麓之巴庄温泉向北183里；由韦州向北稍西180里；“枕”黄河之地，刚好就是吴忠。唐宋其它一些史书，如新、旧《唐书》的记载也与此一致。如果再加上《宣德宁夏志》和《嘉靖宁夏新志》等史志的记载，便很容易地把唐灵州（回乐）的确切位置锁定在吴忠。
《宣德宁夏志》卷上灵州条：“（灵州）故城……今犹存其颓垣遗址，其西南角被河水冲激崩圮。洪武间，筑城于故城北十余里。永乐间，亦被河水冲圮。今之新城，宣德间陈宁阳、海太监奉旨，相度地形，卜沙山西、大河东，西去故城五里余，命平凉卫指挥钟瑄、左屯卫指挥王刚督工筑者。地土高爽，视旧为胜。洪武间置千户所守之。永乐间，指挥王辅守之。” 实际上，灵州城因洪水冲激共搬迁了三次（见明张九德《灵州河堤记》），这里只记了两次，另有一次漏记。《弘治宁夏志》和《嘉靖宁夏新志》的记载与《宣德宁夏志》基本相同，只是在搬迁距离上略有出入，将“洪武年间”具体为“洪武十七年（1384年），将“宣德年间”具体为“宣德三年（1428年）”，并增加了一条：“景泰三年（1452年）增筑新城”。也就是说在短短的60余年中，灵州城就搬迁了3次，可见“灵洲”不灵，亦可见黄河为害之甚！
更应值得重视的是，《宣德宁夏志》（《弘治宁夏志》和《嘉靖宁夏新志》因之）上的另一条记载：“石佛寺，古胜佛寺也。洪武间，僧胥居耳著重修，在兴教寺东，古灵州城上。” 石佛寺和兴教寺为唐宋古寺，均在今吴忠市内：石佛寺在今吴忠之东塔乡，寺已毁，但留有“石佛寺村”名；兴教寺在今吴忠市之西区，光绪九年（1883年）重修，因寺内有一13层砖塔，亦称西塔寺，与建于光绪七年（1881年）的东塔寺（也称兴隆寺）相对。
我们已经知道：《宣德宁夏志》是宁夏目前存世最早的志书，修成于宣德末年（1435年以前）。它的作者曾亲眼见过古灵州遗址，因此，其记载是准确可信的。
这一重要记载，更加明确地指出了唐宋灵州城的具体位置，就在吴忠。
这里，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上引《元和郡县图志》文中有“今县理西南汉富平故城是也”一句。如何理解“今县理西南”？这是个问题。这正是有些同志持“唐灵州在今吴忠西南”说的依据。其实，细读全文，它的意思是“在今天的回乐（即‘县理’）西南，是汉代富平县的故城”，不能理解为“今天县城西南的汉富平故城就是回乐县城”。二是今人著述中往往用“今灵武西南”来指证唐灵州的方位，这其中的原因是：明清和民国，尚无吴忠的建置。新中国成立后，虽设置了吴忠县（市），但由于其知名度低，再加上一些人受“思维定式”的影响，所以陈陈相因，延续至今。这在以前是可以理解的。但今天若仍然这样写，从治学态度上讲，是不够严谨的，应予纠正。同时也需要吴忠市加大这方面的宣传力度，以改变这种被动局面。
最不容置辩的重要证据是考古发掘。
2003年春季，吴忠市在北片区的开发建设中，发现东西长3000米、南北宽1500米的唐代墓葬群，并发掘出文物多件，其中一方吕氏夫人墓志铭尤为重要，它对确定唐灵州（回乐）的具体位置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据吕氏夫人墓志铭记载：吕氏夫人“太和四年七月六日终于灵州私第，享年五十有七，其年十月十四日殡于回乐县东原，礼也”。
吕氏夫人是唐灵州居民。“太和四年”就是公元830年，距唐肃宗在灵武即皇帝位（756年）仅70余年。“回乐”是唐灵州的州治，“东原”就是该墓志铭出土的地方，即今古城乡与东塔乡交接之处——金星村绿地园。这个发现进一步印证了古文献关于唐灵州古址确实就在今天的吴忠市区的记载。神秘的古灵州城址在沉睡了千年之后，终于露出了它的面容。这个发现，不仅对研究唐代历史和宁夏地方史有价值，而且对建设吴忠市的区域文化，发展吴忠地方旅游、繁荣吴忠地方经济都有重大意义。
这是一个具有突破性的重大发现！它破解了史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唐灵州古址之谜。宁夏学术界喜出望外，广大史地爱好者奔走相告。《新消息报》开辟专版进行报道，考古工作者也就此次考古发现的重大意义接连发表谈话。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灵武。
读者可能注意到了，我在前面的叙述中贯用“灵州”而不用或少用“灵武”。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灵州”在历史上只有一个，说起来不易混淆；而“灵武”就不同了，在历史上有两个，弄不好就会粘到一起，相反会把读者弄糊涂了，所以留到这里专文叙述。
西汉时期，在宁夏北部先后设置了两个与今天的吴忠和灵武有关的县，一个叫“灵武”，另一个叫“灵州”。
“灵武”县的设置时间是西汉初年，设置的地点在黄河以西的邵岗附近。这里因临贺兰山灵武谷口，所以就以谷名城，曰“灵武”。据文献记载，西汉时的灵武谷，至西夏时称灵武山，明代至今皆称灵武口，在青铜峡双山南，玉泉营西，有谷道可越贺兰山。这个“灵武”在王莽时被改为“威戎亭”，东汉时废弃。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东魏武定元年（534年），灵武郡被暂移至宁州（今山西介休）“侨置”，而灵州也于天平三年（536年）侨治汾州隰城（今山西汾阳县城关），这说明东魏势力范围不及宁夏，也说明此时的灵武和灵州仍是两个不同的地方。到了隋朝仁寿元年（601年），又在今陶乐西南、灵武西北另外设置了一个新灵武，随即又迁到“胡地城”，也叫“典农城”，就是东汉时期废弃了的西汉灵武县旧址。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对全国的行政建置进行了较大改变，先是“并省诸州”，随后又把州改为郡，实行郡辖县，行政建置为郡、县两级。当时，全国共设置郡190个，县1255个。这样，“灵州”的建置被撤销，改为“灵武郡”，治所仍在灵州，即今之吴忠。
自此以后，“灵州”才又有了“灵武”的名称，也才有了后来唐肃宗在“灵武”（即灵武郡，也就是灵州，址在今吴忠）即位的故事——
灵武的地位在唐代得到不断提升，灵武和灵州的名字互见于史籍——不过，应明确的是，与灵州同址的“灵武”是灵武郡，而非灵武县。因为此时，灵武县仍然存在，它就是河西的胡地城，址在今邵刚西。
武德元年（618年）又改灵武郡为灵州，并置都督府。
贞观元年（627年）将灵州都督府改属关内道，属京畿地区，由京官遥领。
天宝元年（742年）又改为灵武郡。
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
756年5月，潼关失守，唐玄宗携太子李亨等出逃。行至马嵬坡，士卒哗变，杨贵妃兄妹被杀，唐玄宗南逃四川，太子李亨等逃至灵武，由30多个朝臣拥举，于阴历七月十二日在灵武城南楼（今吴忠）登基做了皇上，是为肃宗。唐肃宗即位后，将这一年改为至德元年，并改灵武郡为灵武大都督府，自已亲任天下兵马大元帅，开始了收复长安的一系列战斗部署。这是灵武的辉煌鼎盛期。
但这个时候的灵武已不是隋以前的那个“灵武”，而是西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设置在“灵洲”上的灵州即今天的吴忠！
这样，我们就明白了关于唐代灵州古址的“第三种说法”，即“在今灵武西北”的错误缘由了——他们是把“此灵武”混淆为“彼灵武”了。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同时，有同志告诉我说：前几天《新消息报》发表了吴忠礼先生的一篇文章，说唐代灵州古址在“吴忠西北”，你怎么看？我说：吴忠礼先生是宁夏地方志方面的权威。早在20年前，他就在《宁夏历史地理考》上，以丰富的资料征引，准确地考证出唐代灵州遗址就在今“吴忠古城乡”。今天，当考古发掘又进一步确证了他的观点时，他不可能轻易地改变自已；他一定是有好几年没来过吴忠了。他不知道吴忠的城市建设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以旧吴忠为座标，古城乡确实在“吴忠西北”。但是现在，古城乡已经成为“吴忠市区”了！
（原载《吴忠日报》2004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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