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国学院及导师陈寅恪和朱光潜先生

　　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于1925年，成立目的在于培养两种人才：一种是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学者，一种是各大院校的国学教师。当时国学院的教师就是四大国学大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和陈寅恪。四年后（1929年），随着王国维和梁启超两位大师的相继去逝（王国维自杀于颐和园昆明湖；梁启超死于医疗事故），国学院因此而停办。停办的这一年正是季羡林入学的前一年，为此他非常遗憾，常发出“我生晚矣”的感叹。

　　好在陈寅恪先生在国学院解体后转入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授，开设“佛经翻译文学”的课程，季羡林便成为了他的旁听生。此外，还有一位教美学的朱光潜教授，也给了季羡林很深远的影响。两位学识渊博、博古通今、中西贯通的导师在季羡林的内心深处埋下了种子，促成他最终走上了的学术研究之路。
 
　　■有幸结交学术名流

　　季羡林在校期间，结识了冰心、郑振铎（死于飞机失事）、沈从文和老舍先生，更是与郑振铎先生成了忘年交，几位文学巨匠都平易近人，平等待人，虽已蜚声文坛甚至响誉海外，却没有一点儿名人的架子。几位大师无一健在，我无缘一睹他们的风采，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让他们在天国仍旧可以舞文弄墨。
 
　　■清华校风

　　三十年代的清华大学受西方影响大一些，有点“洋气”，例如新生入学的第一关“拖尸”，就是用美国方式表示友情的“舶来品”。几名同学抓住新生的手脚，在空中荡两下，摔到垫子上。季羡林由于与高年级师兄熟识，逃过了这一关，但事后有些遗憾，因为再没有机会体验这一过程。此外，学生办的校刊也很有趣，可以拿教授开涮，编写成诗歌、顺口溜，极尽讽刺挖苦之趣。而师不为此怒，生更为此兴，反而拉近了师生间的关系，使感情更亲近，更融洽。
 
　　■清华四剑客

　　年龄相差两三岁的吴组缃、林庚、李长之和季羡林，并称为清华四剑客，由于都酷爱文学，常在一起高谈阔论，有时争得面红耳赤也难辨是非。若干年后，四剑客都成了著名的作家、诗人和学者，而现在，李长之与吴组缃早已离开人世，剩下的两剑客也垂垂老矣，唉，斗转星移间叹人生短暂哪！
 
　　■大学时代的季羡林

　　大学时代的季羡林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随其他清华学子卧轨绝食，奔赴南京请愿，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又到京郊，向当地农民宣传抗日。但当他的好友胡乔木（当时已是一名从事地下工作的×××员）苦口婆心的劝说他参加革命活动的时候，却被他以“胆小”为由回绝了。显然，季羡林是爱国者，但不是政治家，他不愿涉足政治，参与党派斗争，这是他大学时候就已经形成的政治态度。

　　在大学四年间，季羡林交友甚多，除了前面所说的“清华三剑客”，还有萧乾、钱钟书、卞之琳、李健吾、田德望、邓广铭等几位挚友。当时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后来都成了著名的诗人、作家、学者和教授。我对田德望、邓广铭这两个名字很生疏，查阅资料后知道，田德望教授一直在几所名牌大学教授德语，近九十高龄时，完成了《神曲》的翻译，成就了他翻译生涯的华彩乐章；邓广铭教授是历史学家，又是国学大师，对宋史研究颇有成就。

　　读了几篇季羡林当时的日记，知道他虽然在清华园中如鱼得水，但也私藏着一份愁苦。包办婚姻没有给他爱情应该有的甜蜜，只有感恩与回报的家庭只能让他更加寂莫，二十多岁感情丰富的他，更加想念远方的母亲。然而，这是他走进清华园所要付出的代价。
 
　　■文学青年

　　二十出头的季羡林，是名符其实的文学青年，不仅陆续发表散文，对当时的中国文学和文坛也有相当的了解和认识。看了几段他写的日记，分别谈了对鲁迅、胡适、诗歌写作及左联等的部分看法，虽然我现在无法判断他当时的认识是否浅薄，是否有价值，但也觉得，如此年青的他可以做这样的阐述已令人叹服。

　　季羡林比较喜欢沈从文、巴金、老舍、徐志摩等人的作品，他认为自己的写作兴趣是象征的、唯美的。他在新月刊物上发表的散文遭遇过左翼作家的嘲讽和***，对左翼作家的态度也一向是敬而远之的。

　　据说，季羡林是叶公超先生为重振新月而提拔的新人之一，但当时的季羡林并不知情，他还只是个学生，不存在门派的问题。季羡林对清华时期的叶公超先生和高中时期的董秋芳先生怀有很深厚的感激之情，两位先生是他人生路上的明灯，照亮他的前程，引领着他不断行进。

　　忽然有种感觉，季羡林的叔叔将他带出家乡，走进课堂，继而迈步清华园，结识了那么多志趣相投的挚友，又得到了文坛大师们的教诲与垂青，自己也终于荣登此列，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学术大师，虽为此而饱受思亲之愁、寄人篱下之苦，仿佛也是值得的。
 
2006年7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