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要推荐的书是《身份的焦虑》。
作者阿兰·德波顿是旅居英国的畅销书作家和制片人。
他的作品主要关注如何用最为杰出的哲学家们的思想来解决当代人在日常生活中碰到的问题。
作为文学研究者，我认为他继承了查尔斯·兰姆所代表的英式随笔的至高境界，风格含蓄辛辣，雅俗共赏，绝对能够给您带来极佳的阅读体验。
这本书的主题是「身份的焦虑」。
简单地说，当代人都觉得自己没有达到自己应该有的社会地位，都在向上攀爬的过程中身心俱疲。
这种结果和初衷南辕北辙：生活的目的是幸福，而我们却超频透支自己，追逐世俗的功业。
这种行为无异于掘地寻天、缘木求鱼，焦虑也就是理所应当了。本书主要探讨的，就是上述这个问题的起因和解脱之道。
接下来我介绍一下作者。
阿兰·德波顿生在苏黎世一个巨富的金融资产阶级家庭，但他却对赚钱兴趣索然，反而钟情文艺。
他在伦敦国王学院斩获哲学硕士学位，继而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
求学时他钟情于创作，而且收获颇丰，他于是慢慢放弃了追逐学位和成为书斋学者的念头。
2008年，他在伦敦、巴黎、阿姆斯特丹和墨尔本创立「人生学校」，因为他发现公共教育是一个谎言：他们声称能够教导青年在社会上立足；但事实上却把青年教成了庸碌之辈和工作机器。如今，他正在致力打破知识和生活的界限，用哲学和文艺帮助人们寻求幸福。
下面我将介绍本书的主要内容。
我会分三个层次来讲解。
第一点：我首先会详细地说一说什么是「身份的焦虑」；
第二点：造成「身份焦虑」的原因；
第三点：是作者给出的解决办法。
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第一点：「身份的焦虑」是什么。
德波顿认为，「身份的焦虑」是我们对自己社会地位的担忧。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进入「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等级制度逐渐被废除，社会流动性大大增强。
可是，经济和政治上的进步却使现代人颇感焦虑：我们再也无法像祖先那样安分守己，平静地接受父辈传承的地位。
大多数人都对自己的社会地位不满意、担心别人轻视自己。
二十一世纪肇始，社交媒体对此更是推波助澜。
我们时时刻刻暴露在同辈人的审视之下，平平淡淡地过自己的小日子越来越不可能了：所有的同辈都在有意无意地攀比在世俗世界的成就，我们的生活，举步维艰。
日趋失控的成功学鸡汤也在火上浇油。
自媒体作家言之凿凿：哪怕你身体残疾如海伦·凯勒、哪怕你像史蒂夫·乔布斯一样被亲生父母抛弃、哪怕你像比尔·盖茨一样中途辍学、哪怕你像杰克·伦敦或者卡内基一样白手起家，只要你有理想、肯努力，就一定能够出人头地。
你可以像拿破仑一样以一个乡巴佬外国人的身份去到隔壁国家当皇帝；或者像施瓦辛格一样从建筑工人奋斗成全民偶像。
我们惊奇地发现：牛人比比皆是，可是我自己却是吃啥啥不够，干啥啥不成。
夜深人静之时我们扪心自问：我已经很努力了，可是为什么连买套房都买不起？连结婚都这么难？难道我真是废柴一根，注定窝囊一生吗？ 身份的焦虑，大致说来就是上文所说的这种负面情绪。
作者指出：宣传和现实有着云泥之别。现代社会并没有政府鼓吹的那么公平，爬上金字塔顶端的阶梯也并非坦途，世俗的成功也没有鸡汤作家说的那么易如反掌。生活艰辛、命运无常。
在二十一世纪辍学的学生想在自家车库里把自己鼓捣成首富的难度一点也不亚于六百年前西伯利亚的农奴想当俄国沙皇的难度。自身努力固然重要，但是结果却无从控制。如果我们不能停止焦虑，反而是一面做着堂吉诃德战风车般的徒劳挣扎，一面又去微博、朋友圈或者知乎上打肿脸充胖子，那么我们将会浪费掉我们生命中大量的光阴，把短暂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破坏殆尽。以上这段论述，大致可以看做本书的中心思想。
也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一点内容。
了解了这一点，我再来说说第二点，现代人身份焦虑的主要原因。
作者认为，身份的焦虑主要有五个起因。
第一个起因是我们对地位的过度渴求。作者认为，博取关注是人的天性。
一旦吃饱穿暖，我们就把关注点移动到了如何获得社会的关注和尊重上。
但是社会的关注度并不是平均分配给所有人的。
社会习惯于粗暴地对待小人物，而在金字塔尖的少数人却享受着最多逢迎。
另一方面，人们缺少对自己的价值肯定，对个人价值的判断往往受制于社会的态度：如果得到褒扬，就会感觉良好；但是一旦有人贬低，就痛不欲生。如果别人把我们视若无物，我们自己也可能会把自己看成一条咸鱼。
所以总有那么一些人，会用一些不那么正常的手段来吸引他人的注意力。
作者认为第二个因素是：社会上充斥着势利小人。
为了得到这些势利小人的尊重，我们不得不让自己变成很有利用价值的样子。
势利在今天如此正常，几乎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我们全都习惯了一种迥然不同于我们祖先的看待人的方式：尊重，时常不再来源于他的智慧、体魄、勇气、才干或者与自己的亲疏关系，而只因为他的社会地位。
作者在这一小节描绘了很多欧洲的势利眼狗眼看人低的丑态，原意是想提起西方读者的注意力和反思力。
但是作为中国读者，我读后觉得德波顿举的这些例子稀松平常！我们中国人如此擅长卑躬屈膝的艺术，足以让任何欧洲人相形见绌。
当「势利」的气氛不断蔓延。
人们便不再想努力成为更加智慧、健康、勇敢、节制的人，而是努力地装作自己很有地位、很有资源的样子来博得他人的尊重。
作者说：「人们追求奢华，与其说是出于贪欲，倒不如说是源于一种情感上挥之不去的心结。」这个心结就是饥渴地希望别人尊重自己。
第三个起因是我们对自己生活的「过度期望」。
自 18 世纪以来，我们在物质财富上取得了不可思议的进步。
我们拥有抽水马桶、吸尘器、空调、养老金、公共医疗和免费教育。
在许多方面，今天一个普通人的物质财富能够让汉武帝或者路易十四都望尘莫及。
因此，尤瓦尔·赫拉利在他的畅销书《未来简史》中把近代以来的意识形态概括为「进步宗教」，即所有的民众和政府领导人都坚信：明天会更好。并且所有人都为了更美好的明天不懈努力。 这种意识形态带来了两种负面的影响。一方面，它让我们过度自信；另一方面，它助长了我们的虚荣心。 过度自信是指：由于政治的民主化和经济的市场化，这个时代给了我们上升的阶梯，于是我们开始相信自己无所不能。具体说来，在 13 世纪的意大利农民绝对不会妄想自己有一天能够成为教皇，他也不会因为自己无法成为教皇而苦恼。但是如今坐在高中课堂里的孩子们却坚信，通过努力，他们能够成为宇航员、银行家、钢琴演奏家、南极探险家或者一些更酷的职业。上个世纪兴起的励志教育更是助长了这种幻觉。心灵鸡汤，或者叫做励志故事，为我们的白日梦给出了许多似是而非的操作指南。作者认为最早的鸡汤可以追溯到美国国父富兰克林的自传。书中总结，一个年轻人如果能够早睡早起、经常付出、努力耕耘、节制欲望等，就能够成为一个富有、成功的人。许多读者开始笃信，只要做到一些类似于六点钟起床之类的简单的事情，就能够像富兰克林一样发明各种巫术般的科学产品、纵横于大西洋两岸，操纵强国政治、撰写巨著，成为教主般的灵魂导师、并且成为主流国家的政要首脑。 作家和出版商显然发现贩卖鸡汤是一桩有利可图的生意。例如英国《每日邮报》的创办者阿尔弗雷德·哈姆斯沃斯坦率地说，他的理想读者就是那些年收入仅100英镑，但是坚信自己第二年能挣1000英镑的人。 我们的幻觉被这种宣传所加强，于是开始相信自己理所应当地能够爬上金字塔的塔尖。有些人甚至开始假装自己已经在塔尖上，我们一味强求自己一定要比同辈人更加成功。这就是虚荣。 同学会是当今社会最为残酷的攀比战场，为了避免这种尴尬，我们不得不和同龄人进行一场无休无止的军备竞赛。 第四个因素是精英崇拜。 现代社会的主要规则是「胜者全得，败者一无所有」的精英崇拜。主流的国家和所有成功企业都在实行一种叫做 Meritocracy的人才标准，翻译成中文大概是三国时曹操说的「唯才是举」，其核心思想是用那些在教育、考试和实践中胜出的精英去取代不学无术之辈。 这种社会形态在人群中催生了一种叫做「庸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普遍思潮。根据一些人的看法，现代社会实现了民族、两性、不同社会阶层的政治平等和教育公平，所有的孩子大致都从同一个起跑线上出发。那么，能力强的个体显然会在社会竞争中胜出。即使有所谓的「卵巢彩票」存在，即富贵人家的孩子稍有优势，这个社会也给予了寒门子弟例如高考、入伍、公务员考试、各种竞赛、婚姻、北上广深漂等等数不胜数的机遇，足够让任何人鲤鱼跳龙门。因此现代人没有任何理由来为自己的失败开脱：我们不能说自己出身卑贱所以不能像爵爷们一样建功立业，因为已经没有爵爷了；我们也不能说自己白手起家所以不能像富二代那样左右逢源，因为从绝对数量上来说，成功企业家中白手起家者要显著多于富二代；我们也不能说自己家境贫寒所以读不起书，因为我国初中毛入学率已经高达104%，九年制义务教育巩固率也高达93%。如果在这样的一个开明盛世仍然与所有的机遇都擦肩而过，以至于一事无成、身份卑微，那么唯一解释就是我们过于无能或者愚蠢，被社会淘汰是天经地义之事。 由于上文说的这些原因，作者认为我们在对穷人和富人的评价上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过去，人们相信：贫困并不是一种过错，相反，穷人生产了粮食和手工业制品，对社会贡献高于富人。 但是现代精英崇拜者的想法则完全不一样。到底是穷人还是富人对于社会更有贡献呢？精英崇拜者往往认为财富暗示着他们优秀的秉性，因此富人比穷人更加优秀、对社会更有贡献。在道德问题上我们也有了不同以往的看法。现代统计学和公共治安实践发现了贫穷和刑事犯罪率之间的关联，这似乎在讲述这样一种观点：穷人才是腐朽堕落的人，他们抢劫财物、奸淫妇女，并且仇视那些过着体面生活的人，对他们进行着丑恶的报复。相反，现代慈善业的主角往往是富人。 随着社会舆论的转向，人们开始相信，财富是对杰出人类的褒奖，而贫穷是对又蠢又懒、不仅无能而且邪恶的人的惩罚。这种看法在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那里得到了充分的阐释，他认为在教育和阶级斗争等问题上，人类遵循「适者生存」的原则，最终优秀的个体会胜出。英国博物学家和人类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甚至提出，为了让人类的未来更加光明，我们应该要用「优生学」来筛选人口，让那些坚强、健康、善良而聪明的人多养育后代，而让那些堕落的人断子绝孙，让社会竞争中的输家再也没有办法养育出更多的罪犯和蠢材。 在精英崇拜的现代社会，人们慢慢意识到，想要有尊严地活着，就不得不在考场、职场或者战场上证明自己的实力。如果不幸失败，那么轻则被人认为是懒惰或者愚蠢，重则被人认为是堕落邪恶，连生育后代的资格都没有。这种用身份地位来决定人是否有资格生孩子的右翼优生学观点虽然不被大多数政府领导人认可，但是却被势利的婚龄女性和丈母娘们坚定不移地执行着。 德波顿随后说，我们虽然如此地努力，力图不被社会淘汰，但是我们却并不是越努力就越成功，我们的成就还受四个因素制约。这四个制约因素就是身份焦虑的第五个起因，它们分别是： 才能、运气、老板和世界经济规律。 我们的智力、健康等因素往往包含了基因和早年经历之类的影响。这些都不是我们能够改变的事情。加上更加无从捉摸的运气和经济大势，让我们的命运时起时伏，由不得自己控制。在日本经济腾飞时，日本诞生了无数的成功企业家。稻盛和夫和松下幸之助的书至今还在被无数的有志青年阅读。但是随着日本的经济萧条，日本的企业家们也难见踪影。随着中国经济在战略机遇期的腾飞，我国也冒出了例如马云、马化腾、王石等许多当代英雄。但是由于中美贸易战等因素，中国经济面临下行风险，这些企业家们的地位也遭到挑战。如果万一国运不昌，这些经营之神们也就很难得再展雄图了。 在基因和国运这些我们控制不了的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制约着我们世俗的成功：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受雇于人，因此我们并不是在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我们所有的努力，几乎都是为了实现老板的目的。我们的人生有限，但是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为了另一个人的利益而奋斗。德波顿在书中举了裁员的例子：当自动化程度加深的时候，一台自动柜员机就能够完成37个银行出纳的工作。这些失业的银行出纳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熟悉业务、也不是因为他们违反了某个银行章程。在他们18岁跨进大学校门的时候，他们怎么会知道在自己40岁时会有一个奇怪的机器取代自己仅有的手艺呢？但是很遗憾，作为雇员，当你的利益与老板的利益冲突时，除了失业，你并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综上所述，这一节主要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信息：作为劳动者的我们，并不能够完全把控自己的社会地位。有许多我们无从控制的因素在影响我们的社会地位。我们如此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但是我们自己又做不了主，这也正是现代人焦虑不堪的原因。 那么，面对身份的焦虑，我们有什么办法来解决呢？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这本书的第三个要点，如何解决「身份焦虑」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本身就是解药，因为我们一旦弄清楚了问题的源头，那么解决它就没那么难了。作者在书中给出了五个方面的建议，分别是哲学、艺术、政治、基督教和波西米亚。 什么是哲学的解决方法呢？简而言之，作者认为我们应该和世俗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采取一种「理性的遁世态度」。 德波顿举了西班牙贵族决斗的例子：贵族们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觉得自己的尊严被冒犯。他们觉得唯一解决的方法就是你死我亡，于是他们通过斗剑或者斗枪的方式去杀人或者找死。欧洲决斗而死的人以数十万计，因为争风吃醋杀死别人简直成为了贵族的风雅潮流。法国的赫伯特勋爵甚至说：「任何一个没有在决斗中杀死过他人的人，别人都会对他不屑一顾。」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不杀人也不找死的话，那么他就没有尊严。 德波顿总结说，我们为了维护尊严而决斗的根本原因是严重缺乏自信。我们一方面热衷于维护自己的尊严，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的尊严依赖于他人的评价。然而，只要通过理性的思辨，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尊严根本就和别人的评价没有任何关系。罗马皇帝奥勒留在《沉思录》中追问道：「难道东西一受到赞扬，它的品质就会提高？难道一块翡翠没有人赞美它，它的品质就会降低？」因此，奥勒留认为，别人是否轻蔑他完全是别人的事情，跟他没有关系。 作者推崇一种理性的遁世态度：我们应当像哲学家一样，完全不在乎他人的态度，对旁人的胡言乱语安之若素。同时，我们既不自我辩护，也不孤芳自赏。我们很清楚这样的一个真相：正如同你不理解我一样，我也不理解你，所以我不在乎你的指手画脚，也不对你指手画脚。诚如叔本华所言：「这个世界只允许我们在孤独与卑劣之间进行选择……人应该学会如何与孤独为伍……因为一个人被迫与他人接触的机会越少，他的境况就会越好。」 与哲学一样，另一个帮助我们摆脱焦虑的良药是艺术。 根据批评家马修·阿诺德的说法，我们的现实生活其实千疮百孔，既错误又混乱。而艺术是针对生活中的缺陷给出的解决方法。我们在生活中备受打击，遍体鳞伤，而且对世界和自己产生了许多错误的认识。而艺术就是纠正这种错误的良药。艺术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除开我们非常熟悉的艺术形式，小说和绘画，另一个德波顿重点描述的艺术门类是悲剧。作者认为，悲剧不同于报纸上的失败故事：它向读者提供大量的细节，让我们理解主角失败的必然性和普遍性，让我们同情他的遭遇，并且谦虚地反思自己，让我们认识到：我们之所以没有落入如此悲惨的境地，是因为我们没有遭受到主角所遭受到的东西。这种悲剧体验能够让我们同情失败的人，纠正我们幸灾乐祸或者以成败论英雄的态度。 例如，我们如果在报纸上阅读到这样的标题：《有购物狂倾向的女通奸犯在信用诈骗之后服毒自杀》，或者《好斗的年轻人因为与母亲发生性关系导致双目失明》，我们只会觉得这些主角病得不轻。我们认为他们如此愚蠢冒失，竟然犯下了既可笑又令人发指的罪孽。因此他们的失败是罪有应得。但是如果我们阅读了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和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之后，我们或许会收回刚才的轻率决断。 悲剧的意义在于，让我们看到事情的复杂性，让我们走近事情的细节和原本的情境，从而重新认识世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变成了更加谦虚、审慎的人，逐渐告别了势利的习气。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论述的，悲剧对人灵魂的陶冶作用。 谈完了艺术问题，作者还在政治与宗教角度阐释了我们应该如何解决身份的焦虑。 在任何社会中，拥有优势政治地位的人总是用属于他们的方式来「强奸」普通人的价值观。政治金字塔顶端的人以他们的生活方式定义着什么叫做尊严，而被统治者只能够被动地接受这一套价值观。 德波顿用了极大的篇幅来论述政治精英是如何通过教育、媒体、商业广告等等手段宣扬他们这一套意识形态的。他们的操作极为成功，以至于全世界人都信了他们的邪。受到这一套蛊惑最深的莫过于中产阶级：我们事实上处于社会的下层，遭受各种压迫，一无所有，但是却被政客和媒体蛊惑，坚信自己是社会的精英。我们浪费掉自己的童年，接受资本家用法律胁迫我们接受的教育，我们像蛊盅里的毒虫一样干掉自己的同类，在一次一次的考试中胜出，变成了一颗社会螺丝钉。然后我们用资本家施舍的手艺为资本家拼命工作，换取毫无价值的东西——法定货币。紧接着，我们再用辛苦挣来的货币购买自己不需要的奢侈品，用来在其他的中产阶级那里博得并不存在的尊敬。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总结中产阶级的一生，就是「拼命从事毫无意义的工作来挣钱，以换取并不需要的商品，从而博得那些根本不在乎我们的人的尊敬，满足自己那点可怜的虚荣。」 为了摆脱这一套意识形态的控制，作者提醒我们向二十世纪女权主义斗争中的女性学习。在男权社会，女性被压榨一生，却落个愚蠢、卑劣、色情的名声。女性受到男权意识形态的蛊惑，竟然自废武功。在那个黑暗的时代，一个良家妇女据说应该有各种各样的「美德」，包括但不限于缠足、守贞，甚至帮助丈夫和儿子欺压媳妇和女儿。但是随着女权主义的兴起，女性终于团结起来，为自己争得了应有的权益。今天的女性可以平等地在客厅吃饭、接受教育、拥有银行账户、出任政府领导人、驾驶战斗机……女性还打破了重重道德禁锢，争取到了自由恋爱、堕胎和离婚的权力。女性在几乎所有的主流国家摧毁了旧式婚姻，并且正在西欧和北美摧毁婚姻本身。在上一个世纪，女性堪称政治革命的典范。在二十一世纪，为了对抗资本家鼓吹的消费主义陷阱，我们劳动者应该做什么呢？作者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在书中捅破这层窗户纸。 作者随后谈及了在宗教上的解脱之道。他并没有仅限于基督教，而是泛谈了一切超越界的思考。 作者认为，宗教不只能慰藉虔诚的信徒，对于无神论者来说，宗教提醒我们思考死亡和虚空，减少我们追求中的世俗成分，增加精神成分，从而帮助我们从焦虑中解脱。 死亡对于任何醉心名利的人来说都是一针镇静剂。和死亡为伴的人对世俗世界有一种若即若离的态度：我即将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和我没有太大的关系，正所谓「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作者给出的第五个药方是波西米亚。 波西米亚是现在捷克共和国境内的一个地区。欧洲人以讹传讹，说吉普赛人来自于这个地方，于是波西米亚就变成了吉普赛人生活方式的代名词。 吉普赛人是一群不容于欧洲主流社会的人。他们聚居在欧洲城市周边的贫民窟，有自己的语言、风俗和生活方式。他们不接受政府提供的教育，也不从事欧洲人从事的那些工作，而往往以卖艺、拾荒、乞讨或者马戏团表演为生。欧洲人认为他们喜欢赌B、偷窃和打架斗殴，通晓巫术。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他们重视享乐、爱情、荣誉和自由；他们看重一个人的勇气、魅力和品格，而完全不在乎他的财富和社会地位。在许多欧洲文学作品中，吉普赛人是神秘、浪漫而又颇为正面的形象。 作者在这一节里的主要意思，是说我们可以拒绝接受现代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过一种独特的、与众不同的生活，从而摆脱现代社会的地位危机。其中的逻辑很好理解：既然整个现代社会就是一套谎言，当权者连哄带骗地绑架我们，让我们去学校学习乏味的手艺、毕业后从事无聊的工作，按照他们的规则购买房产和钻戒，来「诱奸」另一个可怜的年轻人，最终毫无尊严的死去。我不愿意过这样的生活，那么我一定要诅咒这种「主流人生」，我一定要过另外一种人生。 一个被后世称颂的波西米亚人是法国诗人波德莱尔。波德莱尔在谋生这件事上极不擅长，以至于穷困潦倒、默默无闻。他一直没有融入巴黎的主流圈子，始终流连于廉价酒馆和妓院。在继承父亲的遗产之后，他越发沉迷于酗酒、吸毒和女色之中，罹患梅毒。就是这样一个在所谓的正经人士眼中的浪荡子弟，他身上几乎找不到什么值得主流价值观称道的东西。不过，他自己也对无聊的主流世界毫无兴趣，既不认同所谓正常的生活方式，也不认同所谓高雅的文学传统。他在文学上独树一帜，先后写出了诗集《恶之花》和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这两本书成就极高，被后世誉为象征主义文学的代表作，波德莱尔也被批评家们追封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开山鼻祖。然而这些作品发表时，却遭到当时目光短浅的批评家们的诋毁。但是这些苍蝇的嗡嗡声并不能撼动波德莱尔的内心平静。他本来就对融入酸腐文人的主流圈子毫无兴趣。1861年12月，波德莱尔获得法兰西院士提名，被他断然拒绝！他对这种尘俗世界的头衔不屑一顾，弃之如敝屣。后来，他因为早年浪荡的生活而疾病缠身，于46岁就英年早逝。但他给世界留下了至少两样宝贵的财富：他瑰丽的文学作品和他波西米亚的生活态度。 波西米亚人蔑视一切传统、道德、主流价值和他人的评价。其他人的声音在波西米亚人看来不仅是愚蠢的，而且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生活。另一位波西米亚人艾默生有名言：「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就必须是一个不墨守成规的人。」其哲学核心是：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那么什么都不能阻挡他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即使宗教、法律、道德这些被无能的普通人看作是金科玉律的东西也不能够阻挡他们。他们是一群低调的离经叛道者，像吉普赛人一样过着他们自以为正确的生活。这种深思熟虑的离经叛道是伟人的必要品质，几乎所有英武有名的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波西米亚的气质。 这本书就介绍得差不多了。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所得： 首先第一点，身份的焦虑是现代人对自己社会地位的担忧。现代人不再那么担心自己吃饱穿暖的问题，却格外担心自己得不到他人的尊重。这种担忧看起来多余，但是却避无可避。煎饼毕竟大不过煎饼铛，它并不是我们某一个个体的弱点，而是整个社会和历史共同作用的结果。然后是第二点，造成我们身份焦虑的这些共同作用，大致包括五个方面，分别是渴求身份、势利倾向、过度期望、精英崇拜和制约因素。最后是第三点，面对这些强大的力量，我们并非完全束手无策。德波顿推荐我们不妨试试在哲学、艺术、政治、宗教和波西米亚这五个避难所中找找出路。 而在这些出路中，我认为最有建设意义的是「理性的遁世态度」这个关键词：它要求我们用理性的思维去审视每一个价值判断，分清楚这些价值判断究竟是立足于谁的利益；然后我们保持和世俗世界若即若离的关系，既雄心勃勃，又不过分计较荣辱得失。在大是大非的人生之问上，我们不受政府、资本家和长辈的蛊惑，而是用我们的智慧，做出正确的判断。这样，我们一定能够摆脱可悲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过上一种圆满、中庸而又坦诚的人生。 阿兰·德波顿是一个太有意思的作家。我的知识水平太过平庸，无法让您领略到他的全貌。想要详细了解身份的焦虑问题，还请您亲自阅读这本书。我对这本书的推荐就到这里了。我的介绍是基于2007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硬皮精装本。希望我的推荐能够帮助到您。愿好书伴你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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