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红梅：第三章 第二节 身份焦虑与英雄梦

第二节 身份焦虑与英雄梦

海明威一生都在世界各地旅行，其足迹遍及欧洲、非洲、美洲和亚洲，有世界公民的美誉。正如学者卡洛斯·贝克（Baker ，Carlos）所言，“早在他五十五岁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多年以前，海明威已经是个世界公民了。”[1]欧洲之旅是海明威创作的初始期，也是其自我流放生涯的第一个停靠港。海明威的自我流放历程，不在于获得思考与表达纷纭复杂事物的能力，而是在于海明威来到欧洲之后，其转换的视角所培育出的一种对故国、对自我的反思空间与敏感的辨别力，一种能阻碍自我堕入偏狭意识的国际视野。海明威的自我流放情怀对其创作的独特贡献就在于他总是处于寻找归属而从未彻底找到归属的状态。

一、身份焦虑：英雄身份认同的迷惘

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你此后的一生中不论去到哪里她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2]这是海明威在其回忆录《流动的盛宴》的扉页上对巴黎的总结陈词，他意在表达对巴黎这座世界文化中心城市的热爱。这里不仅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名人，而且还成就了很多艺术家，他们在这里进行创作，他们在这里声名鹊起。海明威就是巴黎这座文化魔力之都孕育的世界级作家，因为他的成名作《太阳照常升起》就是在这里进行创作的，也是以这里为背景的。作为巴黎这座都市的寄居者，海明威将对外在世界的探寻与自我身份的认知体现在《太阳照常升起》中。

《太阳照常升起》的时间、地点和人物，与海明威生活的时间、地点和人物有很高的重合度。小说发生的时间是1923-1924年，当时海明威夫妇就生活在巴黎，他俩还一起去过西班牙的潘普洛纳小镇参加圣费尔明节。小说的很多故事都发生在巴黎的蒙帕纳斯大街和西班牙的潘普洛纳小镇。很多学者都把小说男主角杰克·巴恩斯作为小说版本的海明威，无论是其生活状态还是精神世界都有海明威的影子。海明威与主人公杰克一样都是记者，都勇敢地自愿去意大利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时他们也都热爱户外活动，尤其喜欢打网球、看斗牛比赛。很明显，杰克就是海明威本人的真实写照。而小说中勃莱特、罗伯特·科恩和佩德罗·罗梅罗等人物也都是海明威生活中好友的化身。海明威自己也认为，“在小说创作上根本没有所谓纯粹的想象的东西。他表示他写的小说根本不是虚构的，可说是自传式的小说。”[3]

自小就在心中埋下英雄情结的海明威，在中学毕业后，就急着去欧洲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尤其是1917年4月美国对德宣战之后，他更是跃跃欲试，渴望尝试一下紧张的生活，但并未能得到父亲的应允。进入到《堪萨斯城星报》当实习记者之后，他终于得到一次去欧洲战场当救护车司机的机会，并得到的父亲同意，就这样海明威以年龄最小的美国红十字会志愿军的身份懵懵懂懂地走向了战场，“我参加上次战争那会儿特别傻，记得当时还以为我们是主队，奥地利人是客队呢。”[4]战争结束后，1919年1月海明威回到美国的橡树园，并得到了最隆重的礼遇，家乡的邻居排队拥抱他，各大媒体争相报道他，很多学校邀请他去做报告，他的寓所还特地准备一些与战争相关的陈列品供访客参观，他成为了美国的民族英雄，达到了自我身份认同的第一个高峰。“身份是一种认可，你知道你是谁是因为你和他人记住了你所做的事情，但并不是你正在做的。我是我，因为我的小狗认识我，但是从创造性角度来说，你的小狗知道你是你，而且知道你知道它知道你，这就破坏了创造。”[5]但海明威作为民族英雄被追棒也仅仅维持了短短两个月，他发现自己很快就跌入了谷底。一方面，没有伤残补助，也没有得到任何资助，经济上的困顿让他烦恼。另一方面，一战期间，他在意大利前线不幸被迫击炮击伤，身上残留了大大小小二百多个小碎片。战争中负伤不仅让他遭受身体伤痛的折磨，而且在他心里留下了阴影，很难摆脱掉。他恐惧黑夜与孤独，无法在晚上安然入睡，陷入了精神焦虑之中。他曾说过：“在第一次大战中，我在身体、心理、精神以及感情上都受了很重的创伤。事实真相是，我的伤深入骨髓，结果确实给吓坏了。”[6]与战争相伴的杀戮、血腥和死亡摧毁了他积极的人生态度与价值信仰，无可逃避的现状让他变得无所适从。他找不到工作，也无法工作，整天处于无所事事之中，经常跟朋友一起流连于一些不入流的低级消费场所，无非是聊天、打牌、喝酒，生活失去了重心与归属感，对自己十分不满，但又无力去改变。“什么事情都不想做”，“成了一个没有目标的人。”[7] 他的母亲更是在信中斥责他，“我的儿子，欧内斯特，除非你端正你的行为——不要吊儿郎当，贪图享乐——只借不还——不顾别人只顾自己——不要挥霍你的积蓄，过奢侈浪费的日子——不要利用自己漂亮的脸蛋儿去愚弄那些容易上当受骗的小姑娘而忘记你对上帝和你的救世主耶稣基督的责任，换句话说，除非你的行为像个大人，你的前途只有破产：你已经透支了。……等你改变了你的思想和人生目标时，你会发现你的母亲在等待着欢迎你，不管是在这个世界还是在那个世界……。”[8]母亲的斥责，加深了海明威的身份焦虑。“影响人对自己存在态度的最强烈的感情是焦虑。”[9]这种焦虑感侵蚀着海明威，逐渐使他的生活失去了往日应有的乐趣与意义。

海明威在《太阳照常升起》中塑造的杰克·巴恩斯的形象，就是他当时由于英雄身份认同缺失后生存状态的写照。主人公杰克·巴恩斯来自美国堪萨斯城，英勇赴意大利前线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役，但却身负重伤，其男性生殖器官也被损害，落下了性功能障碍的后遗症。在小说中，他对战争的厌烦溢于言表。“我们本来会继续谈下去，会议论那次大战，会一致认为战争实质上是对文明的一场浩劫，也许最好能避免战争。我厌烦透了。”[10]杰克似乎很宽容，能大度地忍受着旁人的讥笑与嘲讽，经常对此报以释怀微笑，尽力抑制对这个伤痛的触碰，但夜深人静时，他难免不被这个痛苦咬噬，“偏偏那个地方受了伤。我看这是会惹人好笑的……想起这一块多年的心病。”[11] 这个痛楚在他爱上勃莱特之后，变得更加剧烈。“就是这个勃莱特，为了她我直想哭。我想着最后一眼看到她在街上行走并跨进汽车的场景，当然啦，不一会儿我又感到糟心透了。在白天，我极容易就可以对什么都不动感情，但是一到夜里，那是另一码事了。”[12]杰克看着勃莱特与其他男人调情，甚至还给勃莱特介绍男友，就在这样的绝望之中丧失了自我，似乎成为飘零在水上的落叶，完全失去了自主性与男性尊严。自卑的杰克常常游走在看似对立的状态之中，在嫉妒勃莱特身边男人们的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