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信令数据怎么获得_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武汉市人口迁入成因研究

作 者 信 息

詹庆明1，杨苏舒1，肖　琨2，高思航1，严淑琴1

(1. 武汉大学　城市设计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2. 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22)

“

【摘要】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不断推进，中国人口迁移和流动速度明显加快。物联网和大数据的兴起使对于人口迁移的探索有了可尝试的新数据源。联通智慧足迹通过收集2019年1—6月的手机信令数据，分析得出带有家乡地标签的武汉市常住人口数据，以此为因变量，以2018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中选取的部分字段为自变量，通过GIS分析工具建立线性回归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武汉市外来人口来源以及迁入成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①在选取的多个影响因素中，在岗职工平均收入、人均义务教育专任教师数和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与人口迁移的相关关系较为显著。②在全国范围内这些因素对各地级市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③影响范围集中于中部地区，包括省域范围内的孝感、黄冈、荆州等地区，以及省域范围以外的信阳、六安等地区。

【关键词】手机信令数据；人口迁移；空间异质性；武汉市

【中图分类号】TU984.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586(2020)03-0014-06

”

引文格式：詹庆明，杨苏舒，肖　琨，等.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武汉市人口迁入成因研究[J].地理信息世界,2020,27(3):14-19.

正文

0　引　言

在我国整体城镇化率达到60%的时代背景下，人口迁移和流动的速度明显加快。国外学者在早年间已经对人口流动和迁移的特征及成因进行了大量研究。英国地理学家Ernest Ravenstein在19世纪80年代就对人口迁移的机制和特征进行了分析总结，他认为人口流动的实质是人们对物质生活改善的追求。M.Zinyama指出人口迁移是由经济因素推动的，是各区域之间调节及平衡经济发展水平的方式。D.Karemara等认为距离、人口、收入、公共服务水平等因素是影响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Daniela Bunea则通过主观因素及客观因素的分类，全面列举了迁移个体以及迁入地和迁出地的特征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主观因素即年龄、教育程度等个人或家庭特征，客观因素则是公共服务水平、环境质量、距离、城市化发展水平等。

国内近年来对于人口迁移和流动也展开了大量研究。首先从数据源上讲，关于人口迁移的传统研究大部分是基于全国及各级行政单位的统计年鉴数据、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或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以及国家卫计委统计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但这类数据源由于本身时间跨度长、数据更新较慢、缺少特定的人口标签等限制，得到的结论较为滞后且往往会失去一些关键信息，无法实时明确地反映人口迁移的驱动力成因。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由于许多个体携带手机等便携智能终端，使对于人口流动中时空行为的收集和分析成为了可能。而采用大数据得到的城市人口流动和迁移数据的实时性和动态性可以更深入地探究一个城市吸引人口迁移的内在机制，位置大数据、手机信令数据等近年来已经被逐渐应用到人口迁移的研究中。其次，从研究范围来看，一部分对于人口流动的研究集中在市域、省域和城市群的范围内，只能在小范围内反映人口迁移的情况，全局性有所欠缺，难以得到与研究核心有一定距离的地域与其之间的关联情况，可能会遗漏某些特殊的地理空间的交互关系。另一部分研究基本覆盖到了全国范围，但其中省际间的人口迁移及人口流动研究较多，近年来的研究有逐渐转移到以地级行政单元的趋势。在各个层次的统计单元中，如果采用平行关系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则可能会忽视其空间异质性。因此，如果能利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就能够识别出高相关性区域，同时对于识别研究核心的人口腹地也有所帮助。另外，现有的研究大部分是基于单类影响因素与人口迁移情况之间的相关性，如环境质量、房价水平、公共服务水平等因素。难以反映不同因素影响人口迁移情况的差异性，缺乏对于影响因素的合理筛选和横向对比，使一些与城市人口迁移情况相关性较弱的要素参与回归分析，不能得出显著结果从而造成了误导。

根据全国各省会及副省级城市公开发布的统计公报数据，2018年武汉市的人口净流入量(常住人口数-户籍人口数)位居全国第9位，处于中部城市的领先水平，有大量的外来人口正在向武汉市迁移。目前人口流动和迁移的研究经验表明，一个城市对于外来人口的吸引，很大程度上受到城市经济、教育、医疗、市政投入、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影响。据此，本文将基于由手机信令数据分析所得的武汉市常住人口家乡地标签数据和全国各地级市相关统计年鉴数据，比较各个要素与来自各地级市迁入人口数的相关性，筛选出其中影响显著的要素。针对相关性较强的指标进行地理加权回归，探寻各影响因素对于人口迁入量贡献程度的空间异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