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uron:优化超声神经调控以实现行为和生理的无创控制

摘要：聚焦超声能够以无创方式调节神经活动，但有效的刺激参数是否适用于不同的脑区和细胞类型仍不清楚。我们运用聚焦超声结合光纤光度测定法，为大脑的四个不同觉醒中枢确定了最佳神经调节参数，力求引发明显的行为变化。通过坐标下降法，我们发现兴奋或抑制的最佳参数截然不同，其效果在不同脑区和细胞类型中通常是保守的。优化后的刺激能引发清晰、针对特定目标的行为效应，而等效能量的非优化方案则导致行为变化显著减少或无变化。这些结果与听觉干扰无关，并且与预期相反，还伴随着依赖环氧化酶的局部血流和温度的持续降低，且在不同脑区有特定的变化规律。这些发现表明，经过精心调整和靶向的超声能够对复杂的行为和生理产生强大的影响。

1. 引言

聚焦超声（FUS）可用于对大脑深部区域进行毫米级的无创脑活动调节，为研究深部脑神经回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途径。迄今为止，FUS 已显示出对神经元和非神经元细胞类型的调节功效，能够影响多种生理和病理状态。鉴于FUS 可深入大脑的特性，众多细胞类型和脑区正被积极研究。尽管在离散脑靶点中发现的有效刺激方案正广泛应用于各种实验范式，但参数功效在不同脑区的普遍性在很大程度上仍未知。此外，有效波形参数空间仅得到了有限的研究，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确定性。为了系统地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新的工具和方法。

单脉冲参数研究发现，强度和持续时间与神经元兴奋直接相关，这在不同实验条件下已达成普遍共识。更为复杂的脉冲方案（常用于人体研究）也在动物模型中进行研究。在开展参数研究的同时，FUS 对不同细胞类型的差异效应也在积极探索中。在小鼠中，相邻细胞类型之间已观察到不同的方向性和时间效应，这可能是由于局部抑制作用。同样，星形胶质细胞可能对 FUS 更为敏感，并且可能增强或驱动局部神经元活动。最近，在人类中枢神经系统中对细胞类型特异性进行了研究，发现不同皮层区域的 GABA 释放存在差异；在非人灵长类动物中，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的血氧水平依赖反应在五个不同脑区也有所不同。这些先前的报告共同表明，不同细胞类型对参数的敏感性存在差异，这可能由基因编码的 FUS 敏感性所解释。然而，是否存在广泛的兴奋性或抑制性特征空间仍有待确定。

在此，我们应用坐标下降法对四种不同细胞群体的神经活动变化进行多参数优化。我们选择觉醒中枢作为研究对象，旨在产生易于观察的行为变化，这一策略借鉴了最早在小鼠中展示光遗传学的实验。我们发现，优化后的方案能迅速引发明显的、针对每个靶点的行为变化，而应用非优化方案时，这些变化大多不存在。我们进一步研究了这些方案对生理的影响，发现局部脑温度和血容量发生了变化，这表明了强大的神经调节作用和持久的血管效应。这项概念验证研究提供了一个平台，可利用公开可用的工具来探索可用的 FUS 参数，以针对特定细胞类型进行优化。这一平台可广泛应用于不同研究问题的实验室，是向基于机制指导的神经调节转化的关键一步。

2. 结果

2.1 优化深部脑觉醒中枢的兴奋和抑制

在参数搜索过程中，我们选择了在超声神经调节研究中存在显著差异的三个超声特征（图 1A）。我们首先研究脉冲重复频率（PRF），它在深部脑刺激、光遗传学和经颅磁刺激等多种神经调节方式中都起着关键作用。接下来，我们研究了时间压缩，它在保持总功率输出不变的同时，使脉冲持续时间和脉冲串占空比呈反比变化。例如，2 倍压缩意味着将持续时间减半，同时将占空比加倍。改变这一特征可用于限制与超声吸收相关的组织加热。最后，我们研究了空间峰值脉冲平均强度，这是一个常用的能量传递指标，与组织位移、加热以及膜上离子通道的开放存在因果关系。鉴于可用的参数空间巨大，我们采用前馈坐标下降策略，即依次独立推导每个参数的最优值，同时保持其他所有特征不变。然后，将每个最优坐标作为常数传递，用于后续参数的研究（图 1A）。虽然这种方法容易找到局部最大值，但它能够快速评估单一参数轴，而无需在高维空间中进行广泛搜索。

图1 超声特征的逐步参数扫描揭示了对中线丘脑核的双向操纵

我们首先研究了中央内侧丘脑（CMT）中钙调蛋白依赖性蛋白激酶 II 阳性（CAMKII+）的兴奋性神经元，这种细胞类型已知在皮层节律调节中发挥作用，并且可能对睡眠和癫痫产生影响。在 CMT 中，GCaMP6s 在CAMKII 启动子的驱动下通过病毒表达，同时在其正上方植入一根光纤（图 1B和 1C）。为了将FUS 传递到目标区域，我们使用了为自由活动动物开发的可安装环形换能器（图 1B），其工作频率为 550kHz，这一频率处于人类临床应用的频率范围内。在不考虑会对场强产生不均匀影响的驻波情况下，该场的半高宽在横向为 2.3mm（宽），轴向为 7.2mm（长），焦点峰值位于距换能器表面 6mm 处。超声以 5 种不同的PRF（范围从 2.5Hz 到 40Hz）进行脉冲发射，同时保持固定的脉冲串占空比 20%、强度 3.7W/cm² 和5s 的脉冲串持续时间。我们发现，在刺激期间（Q1；刺激开始后0 - 5s），较低的 PRF（对应较长的单个脉冲持续时间）显著增加了通过 GCaMP6s 信号检测到的神经元活动，其中在 2.5Hz 时增加最为明显（图 1D）。我们使用一个包含动物平均反应中神经活动低于基线的任何下降阶段的时间窗口（刺激开始后 10 - 85s）来量化刺激后的抑制情况。在此期间，我们发现神经抑制对 PRF 的响应曲线是非单调的，20Hz 的脉冲刺激显著抑制了活动（图 1E）。

在选择 2.5Hz 用于兴奋和 20Hz 用于抑制的 PRF 后，我们将这些 PRF 参数应用于时间压缩步骤。在这一步骤中，脉冲持续时间逐渐增加，而占空比相应减小，以保持总功率输出恒定（图 1A）。对于刺激锁定效应，我们在最长持续时间（刺激开始后 0 - 40s）内对响应进行量化，以涵盖所有协议刺激周期。我们发现，压缩增强了 2.5Hz 兴奋参数的兴奋效果（图 1F，在 5s、20% 占空比时达到最大兴奋），而在 20Hz 脉冲刺激下，降低压缩程度则导致最大程度的抑制（图 1G，40s、2.5% 占空比）。最后，我们通过将空间峰值强度从 0.3W/cm² 逐步增加到 7.4W/cm² 来优化功率。即使在较低强度下，刺激期间也能实现兴奋，在 5.4W/cm² 时达到峰值兴奋（图 1H）。相比之下，对抑制协议强度的检查表明，只有在 3.7W/cm² 时才会出现显著的刺激后抑制（图 1I）。重要的是，下限效应可能会降低抑制协议相对于基线的分辨率。

2.2 不同脑区和细胞类型的最佳参数存在差异

接下来，我们研究在 CAMKII+ CMT 神经元中确定的最佳特征空间是否在其他与觉醒相关的细胞类型中也保持一致。我们选择了背内侧下丘脑（DMH）的 GABA 能神经元、蓝斑（LC）的去甲肾上腺素能神经元以及终纹床核（BNST）的 GABA 能神经元（图 2A），因为先前的研究表明这些细胞对 FUS 敏感，并且它们的激活会引发与觉醒相关的行为。使用 DLX 启动子驱动的 GCaMP6s 来研究 DMH 或 BNST 的 GABA 阳性神经元，使用酪氨酸羟化酶（TH）启动子小鼠品系（TH-flpO+）和依赖 flp 的 GCaMP6s 病毒元件来研究 TH+ LC 神经元（图 2A）。DLX+ DMH 和 TH+ LC 神经元对所有 PRF 都表现出强烈的刺激锁定反应，在较低 PRF 下增加幅度最大，这与 CMT 的反应模式相似（图 2B，左、中）。BNST 神经元在任何 PRF 下均未显示出激活，但在 20Hz 刺激后的刺激后阶段出现了显著下降，这与 CMT 相似（图 2B）。对 FUS 刺激期间反应的双向方差分析表明，PRF 在不同脑区存在显著的总体效应，不同脑区的反应不同，并且 PRF 和脑区之间存在显著的相互作用。

在研究压缩时，LC 神经元在 5 秒、20% 占空比（D.C.）时表现出最大兴奋，与 CMT 的最佳波形相匹配（图 2C，中）。相比之下，我们发现 DMH 在 10 秒、10% D.C. 压缩时反应最大（图 2C，左）。对刺激窗口（刺激后 0 - 40 秒）内不同脑区反应的双向方差分析表明，持续时间没有显著的总体效应，但不同脑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持续时间的优化在不同区域有显著差异。BNST 神经元在 20Hz 协议的任何压缩下均未表现出显著抑制，因此未进入强度检查步骤。LC 和 DMH 神经元在刺激期间均表现出随着强度增加反应增强（图 2D）。总体而言，在研究的各种细胞类型中发现了相似的特征反应趋势，但最佳参数不同，反应幅度也有明显差异（图 2E）。尽管先前的研究发现抑制性中间神经元可能抑制其兴奋性输出，但我们发现，与DMH 相邻（相距 0.4mm）并接受来自 GABA 能 DLX + 神经元抑制性输入的室旁核（PVN）的 CAMKII + 神经元，仍然会被相同的针对 DMH 的刺激所兴奋。此外，FUS 诱导的神经反应大于在动物环境中播放具有相同包络的 16kHz、96dB 强音所产生的反应。这些发现表明，优化后的超声协议不仅能够克服局部抑制性输入，而且比显著的外部刺激产生更大的兴奋。

图2 不同细胞类型的逐步参数扫描揭示了保守和变化的波形最优值

图3 优化的 FUS 协议诱导不同的行走和头部运动行为

先前的研究已经明确表明，FUS 具有可听成分，能够通过骨传导和流体传导听觉导致一些脑区的非特异性激活。为了研究神经反应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外周听觉或触觉刺激引起的非特异性效应，我们利用光度耦合超声（PhoCUS）探头的 z 轴可调节性，将焦点移动到每个目标上方 3mm 处。这样可以使焦点峰值更接近皮层区域和颅骨，从而导致更大的剪切波传播到耳蜗，产生更响亮的可听声音。在偏离目标焦点的情况下，细胞类型在任何强度下都表现出反应降低且无显著调制，这表明听觉在观察到的反应中并不起主导作用。有趣的是，CMT 的反应低于部分压力暴露的预期，这可能表明存在驻波在焦点处产生低压节点，或者是偏离目标的网络区域对 CMT 的抑制作用。此外，超声刺激的模拟可听性与神经元反应不相关。然而，模拟是基于零粘度的大脑和没有光纤植入的颅骨进行的，而光纤植入可能会干扰剪切波传播并改变 FUS 的可听性。

2.3 FUS 诱导明确的协议和靶点特异性行为效应

丘脑、下丘脑和蓝斑（LC）均与不同程度的意识、焦虑和运动有关 ，这些通常会表现为明显的行为变化，且易于在不同实验室中重复观察到。为探究神经调节的差异是否与明显的行为变化相对应，我们将神经测量与机器视觉行为监测相结合。在以最佳兴奋或抑制状态刺激各个脑靶点时，我们利用自动视频追踪技术来量化头部运动、行走以及身体形状的变化（图 3A）。鉴于不同方案对 CMT 产生的双向反应，我们探究是否也能实现双向行为调控。用针对 CAMKII + 优化的兴奋性波形靶向 CMT，会在刺激期间引起头部运动增加（图 3B），这与 CMT 刺激促进觉醒的研究结果一致 。相反，在黑暗阶段应用抑制性方案时，我们观察到头部运动显著减少（图 3B）。由于将 CMT 优化的抑制参数应用于 BNST 或 LC 时未观察到头部运动变化（图 3B），这些结果表明，针对局部细胞类型的激活和抑制优化参数，能够实现对行为的选择性双向控制。

当靶向 DMH 时，刺激会立即引起行走明显增加，且这种增加在刺激结束后仍会持续（图 3C）。动物还会表现出伸展注意姿势（SAP）的快速短暂增加，这是一种在焦虑状态增强时出现的行为 （图 3D）。即使动物没有行走，头部运动也会显著增加（图 3E），这表明动物处于一定程度的觉醒状态，并对周围环境进行动态探索。为了研究光学优化是否对行为结果有影响，我们以相同的强度和占空比，但使用 20Hz 的次优 PRF 刺激 DMH，该 PRF 会导致局部神经元激活较少（图 2B）。这种表面上微妙的波形差异消除了显著的行走诱导（图 3C）。尽管次优刺激仍会增加 SAP，但与优化波形相比，次优方案下的 SAP 和头部速度都显著降低（图 3D和 3E）。相比之下，针对 DMH 优化的方案应用于 BNST 或LC 时，不会导致行走、SAP 或头部运动的任何显著增加（图 3C），这表明这些行为效应具有靶点和波形特异性。重复 FUS 刺激 DMH 不会导致后续神经元激活或行走反应显著降低。然而，CMT 的神经活动和行为反应发生了显著变化，后续试验明显低于第一次试验。为了评估光纤对 FUS 诱导的行为变化是否必要，我们安装了没有光纤植入的套管，发现行为反应仍然存在。重要的是，将焦点移至目标后方 3mm 会消除这种行为，这进一步证明了针对行为干预的脑区特异性。为了将 FUS 刺激与另一种神经调节方式进行比较，我们在光纤下方使用泛神经元表达的 ChRmine 对 DMH 进行光遗传刺激。10Hz 的脉冲刺激引起了类似的行走和头部速度增加，证实了刺激下丘脑可以诱发运动。有趣的是，SAP 没有显著增加（图 S7G），这表明更广泛的超声场可能通过邻近的下丘脑脑区引发 SAP。

外侧下丘脑（LH）的食欲素神经元位于 DMH 外侧0.7mm 处，先前的研究表明其与觉醒以及压力和焦虑的行为表现有关。因此，在 Hcrt-cre 动物中，我们将焦点定位在 LH 上，同时记录食欲素神经元的活动和行为（图 4A）。我们发现，与刺激 DMH 不同，刺激 LH 仅在 FUS刺激期间增加行走，而刺激 DMH 会使行走在刺激开始后持续增加长达 30 秒（图 4B）。相比之下，LH 刺激导致 SAP 延长，在刺激开始后持续长达 40 秒，而 DMH 刺激仅在刺激期间增加 SAP（图 4B）。对针对两个不同脑区的反应随时间的双向方差分析表明，刺激开始后的时间和脑区都有显著影响。这表明行走和 SAP 源于下丘脑中独立的神经调节位点。有趣的是，DMH 刺激导致在转棒任务中动机性行走的失败时间显著缩短（图 4D），而 LH 刺激则不会改变失败时间。此外，我们发现每只动物在转棒任务中失败时间的变化与其自由活动时的行走变化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但与 SAP 的变化没有相关性（图 4E）。在 LC 刺激期间未观察到这种行走行为的中断，这突出了这种反应对下丘脑运动区域的特异性（图 4D）。

图4 下丘脑亚区对 FUS 刺激产生不同的行为反应

2.4 FUS 诱导局部脑冷却和环氧化酶依赖性血管收缩

由于兴奋性方案在大脑中更快地沉积能量，我们质疑 FUS 诱导的温度升高是否可以解释在各种神经结构中观察到的神经调节差异。通过用热电偶替换光纤，我们在靶向 CMT 时监测超声焦点和颅骨正下方的局部脑温度（图 5A）。与普遍认为的 FUS 会升高组织温度的观点相反，我们发现焦点处的温度下降了近 1°C（图 5B）。由于颅骨对超声波的高吸收性以及探头本身会产生热量，兴奋性和抑制性方案分别使皮层上方的温度升高了 1.49°C 和 0.72°C（图 5D）。血流可以作为对流泵来在大脑周围分配热量，这在 FUS 加热的生物热方程中经常被用作一个参数。为了检查焦点处的血容量是否发生变化，我们将罗丹明 B 葡聚糖注入动物的血液中，并利用不重叠的光谱同时用 GCaMP6s 测量神经元钙（图 5E）。正如预期的那样，我们发现 CAMKII+ CMT 神经元活动的快速增加与血容量的快速上升相关（图 5F、5G），这与其他成像方式观察到的神经血管耦合一致。然而，在血容量最初的峰值之后，我们观察到在 3 分钟的刺激间隔期间血容量持续下降（图 5G）。环氧化酶 1 和 2（COX1/2）双向地将大脑活动与血管动力学联系起来。虽然正常的神经活动增加促进血管舒张，但大量的神经活动增加可以驱动延迟和持续的血管收缩。为了研究这种可能的联系，我们在注射布洛芬（30mg/kg）或生理盐水后检查了 CMT 中的血容量和神经活动，因为布洛芬是一种有效的 COX1/2 抑制剂。虽然神经活动没有明显变化，但血容量的下降被消除了（图 5H和 5I），这表明强烈的 FUS 激活可以通过经典的 COX1/2 信号传导驱动持久的神经血管反应。

图5 FUS 诱导环氧化酶依赖性血管收缩和深部脑冷却

为了研究这种现象是否与不同脑区观察到的神经活动差异有关，我们在对 DMH、LC 和 BNST 进行优化刺激后测量了血容量。尽管在 LC 和 BNST 中观察到的激活较少，但所有三个区域在刺激后都显示出显著的血管收缩（图 6A - 6C）。与 CMT 一样，所有区域在 FUS 刺激期间也保持着血管舒张与神经活动的相关性。有趣的是，对于任何区域，增加的神经活动都不会导致更大的刺激后血管收缩。事实上，对于 CMT，更大的神经活动与适度的血管舒张相关。这种分离表明，血管收缩可能是由 FUS 超出局部神经活动的效应驱动的。为了研究这些效应的空间范围，我们将超快功率多普勒成像与 FUS 刺激相结合，以测量麻醉小鼠焦平面上的脑血容量变化（图 6D 和6E）。使用类似的基本频率（500kHz）、强度（18.9W/cm²）和焦点区域，将优化的刺激脉冲靶向 CMT（图 6D）。我们发现，丘脑、下丘脑和皮层广泛区域都发生了显著的血管收缩（图6E - 6G）。有趣的是，海马体对血管收缩具有抗性，这表明血管动力学反应以脑区依赖的方式传播到超声焦点之外。

图6 FUS 诱导的血管动力学具有脑区依赖性

尽管神经活动、行为甚至血管反应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在重复刺激 DMH（10 次刺激，间隔 3 分钟）后，我们没有观察到血液皮质酮水平的变化或外周免疫反应的变化（图 S8B - S8J）。因此，行为和神经血管效应是由于神经调节，而不是 FUS 刺激的非特异性后果，这支持了重复 FUS 脑刺激对包括下丘脑在内的深部脑靶点的安全性。

3. 讨论

在这里，我们研究了广泛的超声脉冲参数以及不同细胞类型的兴奋和抑制的最佳参数。即使这些参数的微小变化也会导致神经元活动和超声诱导的行为结果出现很大差异。在研究 PRF 对神经调节的影响时，我们发现在狭窄的频率带内存在明显的双向差异。与其他脑刺激技术以及此处选择的范围不同，FUS 通常在高于神经元自然放电率的 PRF 下使用。然而，较高的 PRF 会增加声音的可听性，并可能混淆行为读数。因此，我们选择研究与自然放电频率更匹配的范围。我们发现，PRF 与兴奋呈负相关，较低的频率具有更强的兴奋作用。这一发现与先前的研究结果一致，这些研究表明，在亚千赫兹频率范围内，单个脉冲的持续时间与神经活动的增加直接相关。在研究 FUS 强度时，我们发现所有细胞类型的刺激锁定神经活动都随强度增加而增加。

从生物力学的角度来看，较长的脉冲开-关周期可能允许膜有更大的位移，这直接增加了视网膜切片中的神经元放电。与兴奋相反，部分细胞类型的活动在 20Hz 刺激下被特异性抑制。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更短、更频繁的脉冲可能会诱导重复的亚阈值去极化，这可能导致神经元适应性变化，反映在内源性放电和网络连接性上。相比之下，其他研究发现，超千赫兹范围内的 PRF 与神经元兴奋直接相关。如果高 PRF 的脉冲本身在生物力学上表现为脉冲连续波，特别是如果脉冲串在低频下进行调制，那么这可能符合所提出的理论。此外，抑制性协议在狭窄的强度范围之外无效，这表明仔细调整可能会改善 FUS 诱导的神经抑制。

FUS 敏感性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由机械敏感通道的组合表达驱动的，这些通道在不同细胞类型中表达不均。对于这里研究的参数集，我们观察到不同细胞类型之间的差异效应，这与异质性表达谱一致。DMH 神经元对 FUS 异常敏感，而BNST 神经元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反应。已知 DMH 表达高水平的 TRPV1，这是 FUS 神经调节的强大驱动因素。先前的研究也提供了证据，表明 FUS 可以通过视前区的 TRPM2 神经元直接或间接激活，以及下丘脑神经调节诱导的食欲减退。有趣的是，BNST 神经元表达高水平的 Piezo1，这也已被证明能赋予 FUS 敏感性。这些细胞类型之间的显著差异表明，可能需要更高维度的基因分析，而不是单基因表达，来预测 FUS 敏感性。也有可能局部网络效应可能会覆盖自然的超声敏感性。

总体而言，FUS 敏感性的不可预测性表明，临床前对目标细胞类型的检查将有助于人类研究。然而，参数趋势的强烈一致性表明，在缺乏信息的情况下，旨在增加神经活动的协议可能受益于在较短时间内采用较低 PRF、较高占空比的脉冲和较高强度。相比之下，旨在抑制的协议可能受益于接近 20Hz 的 PRF、较低的占空比和较长的传递时间。为了避免兴奋，抑制性协议的强度可能需要仔细调整。在后续研究中，我们发现重复使用兴奋性的低 PRF、高占空比、5 秒脉冲，能增强靶向 CMT 时观察到的觉醒效应。未来的研究需要探讨实现持久或增强神经调节效应的最佳重复次数和间歇关闭期。

虽然目前的研究使用病毒标记来检查每个区域内特定的细胞亚群，但使用高密度电极阵列（如 Neuropixels 探头），可以通过尖峰分类同时监测多种细胞类型的活动。此外，这种电极的轴向深度可以允许沿轴向焦点剖面检查空间效应。然而，目前尚不清楚在 FUS 诱导的组织运动和细胞外液流动过程中，源信号是否能够保持。除了细胞类型特异性的划分，未来的研究还可以使用带有倾斜光纤安装或声透镜的 PhoCUS 来刺激和记录不同的脑区，以阐明 FUS 对神经回路的影响。

除了观察到的神经元效应外，这项工作还强调了脉冲方案在引发显著行为结果方面的关键作用。到目前为止，建立 FUS 神经调节的最简单验证实验是在麻醉下诱导运动事件，如尾巴或后肢抽搐。然而，这些行为对麻醉和听觉干扰高度敏感，使得解释和可重复性具有挑战性。在这里，我们在清醒行为小鼠中展示了强大、快速且靶点特异性的运动和姿势行为，这些行为即使是未经训练的观察者也能清晰看到（视频 S1 和 S2）。利用 PhoCUS 可用的开源硬件和软件，任何具备立体定向小鼠手术设备的实验室都可以轻松重复这个实验，以验证 FUS 神经调节。除了诱导行走和 SAP 外，我们还分别展示了使用兴奋性或抑制性刺激参数时头部运动的增加或减少。这种控制水平与在 CMT 中进行的光遗传实验类似，在光遗传实验中实现了对觉醒状态的双向控制。

在研究优化的 FUS 波形的生理效应时，我们发现了具有生理相关性的局部冷却现象。据我们所知，FUS 诱导的大脑局部冷却尚未见报道，这可能是因为超声波会沉积热能，并且大多数研究工作是模拟而非测量焦点温度。然而，任何流体流动的变化都可能有助于将热量从较热区域（如深部大脑）分布到较冷区域（如皮层）。与我们的研究一致，有多项证据表明 FUS 可以诱导血管收缩。先前的一项研究发现，强烈诱导星形胶质细胞钙会导致持续的血管收缩，其起始时间与我们在此观察到的效应相似。由于越来越明显的是星形胶质细胞比神经元对 FUS 更敏感，因此这里研究的刺激也有可能激活了星形胶质细胞和环氧化酶信号通路。这可以解释所观察到的广泛的血管收缩现象，因为星形胶质细胞可能对焦点以外观察到的较低压力也会做出反应。虽然这项工作没有明确研究，但脑脊液（CSF）流动至少可以部分解释温度变化。已知脑脊液流动与血管扩张呈负相关，并且已被证明在全脑 FUS 应用时会增加，并且由于其与黏膜窦的相对快速交换，可能起到大脑冷却剂的作用。因此，FUS 后沿颅脑血管周围间隙增加的脑脊液流动可能导致更大的对流冷却，这将是进一步研究的有趣方向。从理论上讲，未来的治疗方法可能会利用诱导的脑脊液流动来清除代谢物，或预防阿尔茨海默病。

总的来说，这项工作提供了一个框架，用于研究和优化跨脑区和细胞类型的 FUS 神经调节。在缺乏信息的情况下，这里描述的一般参数特征可以为延长传递、参数多样或单参数研究的基础脉冲序列协议设计提供参考。尽管如此，最佳和次优协议在神经和行为反应上的差异表明，协议优化对于促进和加速该领域的治疗突破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Optimized ultrasound neuromodulation for non-invasive control of behavior and physi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