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民族国家产生于西方,孕育于中世纪。所以今天,我们先看看中世纪的西欧,活跃着哪些力量。
中国大一统王朝下,家庭、家族、帝国三种组织结构是层层嵌套的,家庭属于家族,家族属于帝国,帝国的官僚管到县一级,县以下的事务通常是家族自治。家族长老甚至有依族规杀人的权力。
帝国的意识形态是儒家学说。儒生们没有自己专门的组织,但因为儒家的主张与帝王的需求高度一致,所以帝王通常让儒生来把控帝国的官僚组织。
意思形态和世俗权力结为一体,使得大一统的帝国非常稳定。即使帝国崩溃后,因为意识形态对帝王的需要,最后又总能崛起另一个新的帝国。
因为农业是这种稳定结构的经济基础,所以自然而然地会排斥商业。而中央集权的帝王和他的官僚组织,又有足够的力量压制商业,所以,中国的商业文明总是被扼杀在萌芽之中。
整个历史其实就是家庭、家族、帝国三种组织的历史,没有新的力量崛起,也自然没有新的组织产生。
中世纪的西欧,则与中国大不相同。
首先,大一统的时间非常少,往往是昙花一现。绝大部分时间是松散的分封制。
中国素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说,而中世纪的欧洲则流行一句话:没有哪块土地不是领主的。
当时的西欧,有很多的国王,国王以下是领主,领主下面又有很多小领主。虽然这种结构也是层层嵌套,但中国的家庭、家族、帝国三者的权力由下至上,是层层集权。
而中世纪的西欧,从上之下,权力则是层层分散。国王只能管到直属于他的领主,领主只需对他上面一级的领主负责,可以这么说,国王也就是稍微牛逼一点的领主而已。
大家只认自己的领主,对于国家的概念非常淡薄。国王、领主之间经常通过联姻组建新的王国。
这对于中国人来说难以想象,这就好比昭君出塞之后,汉与匈奴结成一个国家。历史上有名的哈布斯堡家族,就是通过联姻不断扩大地盘,曾统治西欧和中欧大部分地方达600年,被戏称“用下半身征服欧洲”。
国王、领主以及属于他们的农奴和小部分自耕农,这是世俗权力的组织结构。
其次,中世纪欧洲的意识形态是基督教。罗马后期以及后来的查理曼帝国,神权和统一的王权有过短暂的结合。
但随着帝国的瓦解和基督教征服全欧洲,教会的力量变得越来越重要,全欧洲的子民都是教皇的子民,自然国王也是其中一员。
当然,教会对国王也没有绝对控制权,也有不少彪悍的国王敢于跟教会叫板。但中世纪的教会,势力确实无与伦比,当时西欧的土地至少有20%以上在教会手上,有的国家比如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甚至一度超过50%。
所以,中世纪的欧洲,在世俗的权力组织以外,还有一个由意识形态幻化出来的、实力强大的教会组织。
这就与中国明显不同了,中国虽然也有一些宗教组织,也曾搅出大波浪,但长期来看,他们与世俗权力相比,几乎可以忽略。
最后,更大的不同就是《通(五十五)》提到的,城市的崛起产生了一个新的阶级:市民阶级。
这股力量原本微弱不堪,只是游离于主流权力组织以外的边缘人,但他们慢慢壮大,逐级有了可与其他势力叫板的力量。
城市以商业为主,市民们主要是商人和手工业者。他们当然也信奉基督教,名义上也属于国王或领主,但他们最大的诉求是自治。
所以,他们利用各种机会,扩大自己的自治权,甚至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前面我们提到了,这种由城市发展起来的国家,比如威尼斯、荷兰等,往往有着惊人的潜力。
这是创造新组织的中坚力量。可以这么说,没有城市和市民阶级的崛起,就不会有资本主义和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
中世纪的历史,就是国王、领主、教会、市民交织博弈和不断融合的历史,而现代民主国家就是这种博弈和融合的结果。明天开始,我们来看看其中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