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因为你


在法律顾问越来越强烈的建议下,一周后乔布斯最终决定休病假。他在2009年1月14日给苹果员工的另一封公开信中宣布了这个消息。首先,他掉这个决定归咎于那些博客和媒体的窥探行为。“很不幸,对我个人健康的好奇不仅持续干扰着我和我的家人,也干扰着苹果的每一位员工。”他说。但是接下来他承认,对他“荷尔蒙失调”的治疗并非如他之前宣称的那么简单。“在过去几周我得知,我的健康问题比我原来想象的要更加复杂。”蒂姆·库克将再次接手日常的运营工作,但是乔布斯说他仍然担任CEO,继续参与重大决策,6月就会回来上班。

乔布斯一直在向比尔·坎贝尔和亚瑟·莱文森咨询,他们既是他的个人健康顾问又是公司的联合独立董事。但是董事会其他成员就没有获得同样充分的信息,而且股东最初得到的信息是错误的。这引起了一些法律问题,证券交 易委员会立案调查苹果公司是否向股东隐瞒了“重大信息”。如果公司允许错误信息传播或隐瞒了跟公司的财务前景相关的真实信息,将构成证券欺诈,是一顼重罪。由于舆论认为乔布斯和他的魔力跟苹果的再度崛起紧密相关,他的健康问题似乎就符合了“重大信息”的标准。但这是法律的灰色地带,必须要把CEO的隐私杈考虑在内。在乔布斯这个案例中,要实现信息公开与保护隐私的平衡尤为困难,因为他既重视自己的隐私,又比大多数CEO都赋予了公司更多的个人风格。他还令这个任务难上加难。他变得非常情绪化,痛骂起任何建议他不应该那么神秘的人,常常又是咆哮又是流泪。

坎贝尔很珍视他跟乔布斯的友谊,他不想因所承担的任何诚信责任而去侵犯乔布斯的隐私,因此他提出辞去董事职务。“保护他的隐私对我非常重要,”他后来说,“我们是一百万年的朋友了。”律师团 最终决定,坎贝尔无需辞去董事会职务,但是不应继续担任联合首席董事。雅芳总裁钟彬娴接替了这一职位。证券交 易委员会的调查无果而终,董事会也齐心协力保护乔布斯免受那些让他公开更多信息的要求。“媒体希望我们能透露更多个人细节,”阿尔·戈尔回忆说。“应该由史蒂夫来决定是否需要提供超出法律要求的信息,但是他非常坚决地认为他不希望自己的隐私受到侵犯。他的愿望应该得到尊重。”我问戈尔,2009年初董事会是否应该提供更多信息,当时乔布斯的健康问题比股东们被误导去相信的状况要严重得多,他回答说,“我们聘请了外部律师去研究法律规定和最佳做法,然后我们完全是按章行事。我说起来像是在辩解,但那些批评真的让我烦透了。”

有一位董事会成员有不同意见。前克莱斯勒和IBM首席财务官杰里·约克没有公开置评,但是私下向《华尔街日报》的一位记者吐露,当他知道公司在2008年底隐瞒了乔布斯的健康问题时,觉得很“恶心”。“坦白地说,我真希望当时我已经辞职了。”2010年约克去世时,《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他的评论。约克还向《财富》杂志提供了非公开信息,该杂志在2011年乔布斯第三次休病假时进行了披露。

苹果公司的一些人不相信那些引述约克的话是准确的,因为约克当时没有正式提出反对意见。但是比尔·坎贝尔知道这些报道是真实的,因为约克在2009年初曾经向他抱怨过。“杰里在深夜多喝了点儿白葡萄酒,凌晨两三点钟打电话来说,‘去他妈的,我才不相信那些关于他健康的鬼话,我们得确认一下’等我第二天早晨给他打电恬,他会说,‘哦,没什么,没间题的。’这样说来,在某个晚上,我敢肯定他会喝多了然后跟记者说了些什么。”

乔布斯的肿瘤治疗团 队的负责人是斯坦福大学的乔治·费希尔,他是胃肠癌和结直肠癌领域的知名专家。他已经警告了乔布斯几个月时间,说他可能必须要考虑肝移植,但是这种信息是乔布斯拒绝接纳的。鲍威尔很髙兴费希尔能反复提出这种可能性,因为她知道她丈夫要经过反复刺激才会考虑这个建议。

2009年1月,就在他宣称他的“荷尔蒙失调”很容易治疗之后,乔布斯终于被说服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他在加利福尼亚登记等待肝移植,但是很显然,他在那儿根本来不及等到一个可移植的肝脏。跟他的血型匹配的捐献者数量很小,加上制定美国器官移植政策的机构——器官共享联合网络(UnitedNetworkforOrganSharing)所采用的机制,是优先考虑肝硬化和肝炎病人而非癌症病人。

病人没有合法途径在排位过程中插队,即使是像乔布斯这样富有的人也不行,他也没有那样做。器官接受者是根据他们的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ModelforEnd-StageLiverDisease)评分结果被选中的,该模型通过实验室检测荷尔蒙水平来决定移植需求的迫切性,同时也考虑病人已经等待的时间。每一例捐献都被严格审计,公开网站上能查到相关数据(optn.transplant.hrsa.gov),你可以在任何时候上网查看你的排位情况。

鲍威尔成了这个器官捐献网站的忠实用户,每天晚上都会去査还有多少人在排位,他们的MELD分数是多少,以及他们排了多久。“你可以算出来,我算了一下,要等到他在加利福尼亚得到一个肝脏,时间早就过了6月,而医生们认为他的肝脏可能在4月左右就会出问题。”她回忆说。因此她开始四处打听,得知同时在两个州进行排位是允许的,有3%等待移植的病人会这样做。尽管有批评认为这是偏向富人,但多处排位没有政策限制,只是操作很困难。有两个主要的要求:一个是排位者必须能够在8小时内赶到选定的医院,这一点乔布斯有私人飞机可以做到,另一个是,选定医院的医生必须在把病人加入排位前对其进行当面评估。

担任苹果公司外部法律顾问的旧金山律师乔治·莱利是位细心的田纳西绅士,他跟乔布斯的关系很近。他的父母都是孟菲斯卫理公会大学医院(MethodistUniversityHospital)的医生,他在那里出生,他的朋友詹姆斯·伊森(JamesEason)在那儿运营一家移植机构。伊森的机构是全美国最好也是最忙的,2008年他和他的团 队做了121例肝移植手术。他不介意其他地方的人在孟菲斯重复排位。“这并不是钴系统的空子,”他说,“这是人们在选择他们希望在哪儿看病。有些人会离开田纳西去加利福尼亚或其他地方寻求治疗,现在有人从加利福尼亚来我们田纳西。”莱利安排伊森飞到帕洛奥图,对乔布斯进行所需的检查评估。

到2009年2月下旬,乔布斯在田纳西排上了队(在加利福尼亚也同时排队),然后开始了焦急的等待。3月的第一周他的情况迅速恶化,而等待的时间预计还有21天。“太可怕了,”鲍威尔回忆说,“当时觉得我们来不及了。”每一天都变得越发折磨人。到3月中旬,他在排位中上升到第三名,然后第二名,终于到了第一名。但是之后日子一天天过去。讽刺的是,即将到来的圣帕特里克节和“疯狂三月”①(孟菲斯进入了2009全美锦标赛而且是分赛场)等活动创造了更大的捐献可能性,因为喝酒会导致交 通事故飙升。

事实正是如此,在2009年3月21日,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在一场车祸中丧生,他的器官可以移植。乔布斯和他的妻子立即飞往孟菲斯,他们在凌晨4点前抵达,伊森在那边等着他们。汽车在停机坪等候,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他们当即签署了一系列许可文件,之后就赶往医院。

移植成功了,但是结果并不乐观。当医生们取出他的肝脏时,发现包围内脏的腹膜上有斑点。另外,他的肝脏上到处都是肿瘤,意味着癌症很可能已经扩散到了其他部位。显然,癌症变异和生长的速度很快。医生们取了样本进行基因定位。

几天后,他们需要施行另一项程序。乔布斯坚持拒绝把胃排空,当他们给他使用镇定剂时,他把一些镇定剂吸进了肺里,导致了肺炎。当时医生们以为他会死掉。他后来这样描述:

我差点儿死掉,因为在这个例行程序中他们搞砸了。劳伦在那儿,他们用飞机把孩子们也接来了,因为他们认为我挺不过那个晚上。里德跟劳伦的一个兄弟在参观一些大学,他们派私人飞机在达特茅斯附近接上他,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另一架飞机把女儿们也接来了。他们以为那是最后一次机会见到清醒的我,但是我挺过来了。

鲍威尔负责监控整个治疗活动,她整天待在病房里,警惕地盯着每一台监视器。“劳伦就像一只美丽的老虎保护着他,”乔尼·艾弗回忆说,乔布斯一能见客他就来了。鲍威尔的妈妈和三个兄弟时常来陪她,乔布斯的妹妹莫娜·辛普森也不离左右。她和乔治·莱利是乔布斯唯一允许替换鲍威尔看护他的人。“劳伦的家人帮我们照顾孩子们——她妈妈和兄弟们太好了。”乔布斯后来说,“我非常虚弱也很不合作。但是像这样的经历会把你们深深地团 结在一起。”

鲍威尔每天早晨7点钟来,收集相关数据,录入到一个电子报表中。“因为同时进行许多监测,那些数据非常复杂。”她回忆说。当詹姆斯·伊森和医生团 队9点钟到达时,鲍威尔会跟他们开个会,协调乔布斯治疗的各个方面。在她晚上9点钟离开前,她会做一份报告,汇总每个关键指标和其他监测结果的走势,以及她希望第二天得到答案的一系列问题。“这能让我集中注意力去想一些问题。”她回忆说。

伊森所做的一切即使在斯坦福也是史无前例的:他主管了治疗过程的所有方面。鉴于他经营这家机构,他可以协调移植康复、癌症监测、疼痛治疗、营养、康复和护理等各个方面。他甚至还会去便利店买乔布斯喜欢的功能饮料。

有两位护士 来自密西西比州的小镇,她们成了乔布斯的最爱。她们都是健壮的家庭妇女,不会被乔布斯吓到。伊森安排她们专门护理乔布斯。“要管理史蒂夫,你必须要坚持。”蒂姆·库克回兑,“伊森能管住史蒂夫,强迫他做别人无法让他做的事情,那些为他好,但可能做起来并不愉快的事。”

虽然备受呵护,乔布斯有时还是要发疯。他很气恼自己不能控制局面,有时他会产生幻觉或是发怒。即使在他几乎失去知觉时,他那强悍的人格依然存在。有一次在他深度镇静时,肺脏医生要住他脸上戴面罩。乔布斯把面罩扯掉,嘟囔着说他讨厌这个面罩的设计,不要戴它。虽然他几乎无法说话,但是他命令医生拿来五种不同的面罩,选出一个他喜欢的。医生们看着鲍威尔,非常为难。她最终成功地转移了他的注意力,他们才能够给他戴上面罩。他也讨厌他们安装在他手指上的氧含量监视器,他告诉他们那个东西太难看也太复杂,他还建议了可以使之设计得更简涪的种种方式。“他髙度关注周围环境和物体的任何一个细微差别,这让他筋疲力尽。”鲍威尔回忆说。

一天,在他半清醒状态的时候,鲍威尔的好朋友凯瑟琳·史密斯来探望他。她跟乔布斯的关系并不是一直都很亲密,但是鲍威尔坚持让她来到乔布斯的病床 边。他示意她走近些,要来纸和笔,写道,“我要我的iPhone。”史密斯从边柜上把它拿过来交 给他。他手把手地教她“移动滑块解锁”的功能,还让她玩菜单。

乔布斯跟丽萨·布伦南-乔布斯(即他跟第一个女朋友克里斯安的女儿)关系早已变得很紧张。她已经从哈佛毕业,搬到了纽约,很少跟她父亲联络。但是这一期间她两度飞到孟菲斯,乔布斯心存感激。“她能那样做对我意味着很多。”他回忆说。可惜他当时并没有告诉她。乔布斯周围很多人发现,丽萨像她爸爸一样爱发号施令,但是鲍威尔欢迎她,尽量让她参与进来。她希望能恢复乔布斯和丽萨之间的关系。

随着乔布斯健康的好转,他那易怒的性格又回来了。他的胆管还在。“当他开始康复时,他迅速地从感激阶段直接返回到爆脾气和控制狂的模式。”史密斯回忆说,“我们都猜想他去鬼门关走了一遭回来,是不是会变得友善些,可是他没有。”

他吃东西也还是那么挑剔,而这比以往都更成问题。他只吃水果沙冰,还会要求把六七种不同口味的摆在他面前,供他挑选一种令他满意的。他把勺子放在嘴边尝一小口就会断言,“这个不好。那个也不好。”最后伊森]反击了。“你知道,这不是口味问题,”他教育乔布斯,“别再把这个当成食物。从现在开始就把它当成药。”

每当有苹果的同事来探望他,乔布斯就情绪高涨。蒂姆·库克会经常过来向他汇报新产品的进展。“每次话题转移到苹果,你就可以看到他神采奕奕,”库克说,“就像灯点亮了一样。”乔布斯深深地爱着这家公司,他似乎是为了能够重返公司而活着。细节问题会让他充满力量,当库克描述新一代的iPhone时,乔布斯会花上一小时的时间来讨论它的命名——他们商定叫iPhone3GS——以及“GS”两个字母的字号和字体,包括是否应该大写(是)和是否斜体(否)。

有一天莱利安排了一次惊喜之旅,参观Sun工作室(SunStudio),那个红砖建筑的摇滚乐圣地,猫王、约翰尼·卡什、比比金(B.B.King)等很多摇滚乐先驱都曾在此录制唱片。乔布斯一行被单独安排参观,并由一个年轻员工介绍历史,这个年轻人跟乔布斯一起坐在杰瑞·李·刘易斯(JerryLeeLewis)用过的满是烟头烫痕的长凳上。乔布斯可以说是当时音乐产业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但是那个年轻人没认出憔悴的他。他们走的时候,乔布斯吿诉莱利,“那个孩子非常聪明。我们应该录用他来做iTunes。”莱利通知了埃迪·库埃,他安排那个男孩飞去加利福尼亚面试,最终聘用他参与建设iTunes商店早期节奏布鲁斯(R&B)和摇滚乐曲库的工作。后来莱利回到Sun工作室看望朋友们时,他们说这件事证明,如他们的口号所说——你的梦想在Sun工作室依然可以成为现实——

2009年5月底,乔布斯与妻子和妹妹乘私人飞机从孟菲斯归来,蒂姆·库克和乔尼·艾弗在圣何塞机场迎接他们。飞机一落地,他们就登上了飞机。“你可以在他的眼中看到那种归来的兴奋。”库克回忆说,“他充满斗志,迫不及待。”鲍威尔开了一瓶苹果酒,提议为她的丈夫干杯,大家都热烈拥抱。

艾弗满心的疲惫。他开车从机场回乔布斯家,一路上都在跟乔布斯讲他不在的时候让一切照常运转有多么困难。他还抱怨那些媒体文章说苹果的创新全部仰仗乔布斯,如果乔布斯不回来创新就会消失。“我真的很伤心。”艾弗告诉他。他感觉“备受打击”,而且卖力不讨好。

乔布斯回到帕洛奥图之后,也陷入了类似的低落状态。他开始意识到,对公司来说他可能并不是不可缺少的。在他休息期间,苹果的股票走势良好,从他在2009年1月宣布病休时的82美元涨到了5月底他回来时的140美元。乔布斯病休后不久,在一次跟分析员的电话会议上,库克一改淡定的风格,富有煽动性地宣讲了为什么即使乔布斯不在,苹果也会继续髙歌猛进:

我们相信,我们在地球上存在的目的就是创造伟大的产品,这一点不会改变。我们一直专注于创新。我们崇尚简约而不是复杂。我们相信我们需要拥有并控制我们制造的产品背后的重要技术,并只参与那些我们可以作出重大贯献的市场。我们相信要对成千上万的项目说不,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专注于那些对我们来说确实重要和有意义的少数项目。我们相信团 队间的深度合作和相互启发,这让我们用别人没有的方式进行创新。坦白地说,这家公司的每一个团 队都在不懈地追求完美,我们能诚实地对待自己,承认错误,并有勇气去改变。我认为,无论是谁在做什么工作,这些价值已经深深地扎根在这家公司,苹果将表现非凡。

这听起来像是乔布斯会说的(和已经说过的),但是媒体把它命名为“库克教义”。乔布斯心生怨气,深感沮丧,尤其是对于那最后一句。那可能是事实,乔布斯不知道应该为此感到骄傲还是伤心。坊间传言他可能不会再做CEO,而是退居二线做董事会主席。这种说法让他更加不顾一切地想起身下床 、克服病痛,再次开始他那恢复体力的长时间散步。

在他回来几天后,苹果按计划有一次董事会,乔布斯出人意料地露面了。他缓缓地踱进会议室,并留下来参加了大部分会议。到6月初,他开始在家里主持每日例会,到月底他就回公司工作了。

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他,现在会变得更加平和成熟吗?他的同事们很快就得到了答案。在回来工作的第一天他就接二连三地发脾气,让他的高管团 队大吃一惊。他让那些6个月没见的同事狼狈不堪,撕毁了一些营销方案,训斥了几个他认为工作质量拙劣的人。但真正惊人的还是那天下午晚些时候他对几个朋友说的恬:“我今天过得最开心,”他说,“我无法相信我感觉多么富有创造力,整个团 队是多么富有创造力。”蒂姆·库克对这一切都泰然处之。“我从没见过史蒂夫能克制住自己不表达他的观点或情感,”他后来说,“但这很好。”

朋友们注意到乔布斯保留了他易怒的特点。在他康复期间,他购买了康卡斯特公司(Comcast)公司的髙清有线电视服务,有一天他给该公司的老板布莱恩·罗伯茨(BrianRoberts)打电话。“我以为他打电话来是要夸奖我们的服务,”罗伯茨回忆说,“相反,他吿诉我‘它烂透了’。”但是安迪·赫茨菲尔德注意到,在他那粗鲁之下,乔布斯变得更真诚了。“以前,如果你请史蒂夫帮忙,他可能会做截然相反的事情。”赫茨菲尔德说,“那是他的叛逆本性。而现在,他实际上会尽量帮忙。”

他的公开回归是在9月9日,在公司例行的秋季音乐活动上,他登上了舞台。观众起立鼓掌将近一分钟,然后他做了个不太常见的个人化的开场白,说明他接受了肝移植。“没有这样的慷慨捐献,我将无法出现在这儿,”他说,“所以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同样慷慨地成为器官捐献者。”一阵欢呼之后他又说,“我站起来了,我回到了苹果,我爱这里的每一天。”他随后掲幕了新的iPodNano产品系列,内置摄像头 ,拋光镀铝材质,配有九种不同的颜色。

到2010年年初,他已经恢复了大部分体力,重新投入到工作中,迎接他的是他、也是苹果最多产的一年。自从推行苹果的数字中枢战略以来,他已经打出了两个本垒打:iPod和iPhone。现在,他要再次出击。

2002年,微软一位工程师把乔布斯惹毛了,他一直在吹嘘自己研发的平板电脑软件,用户可以用手写笔在屏幕上输入信息。当年,一些制造商推出了使用该款软件的平板电脑,但并未改变世界。乔布斯一直渴望向人们展示平板电脑的正确做法——没有手写笔!但是,当看到苹果公司正在研发的多点触摸技术后,他决定将其先用于iPhone。

当时,平板电脑的想法还只是在麦金塔硬件团 队中酝酿。2003年5月,乔布斯接受沃尔特·莫斯伯格的采访时说我们没有制作平板电脑的计划。事实证明,入们需要键盘。只有那些已经有了许多电脑和计算机设备的有钱人才会对平板电脑感兴趣。”是的,他这是在误导竞争对手,就像宣称自己只是“荷尔蒙失调”一样。事实上,在苹果公司大多年度的百杰集思会上,平板电脑都被纳入未来项目的讨论之中。“我们在多次集思会上都会花大量时间讨论平板电脑的想法,因为史蒂夫一直渴望制作这样一款产品。”菲尔·席勒回忆道。

2007年,乔布斯在考虑低成本上网本计划时,意外推动了平板电脑项目。在某个周一的一次头脑风暴会议上,艾弗说,为什么要在屏幕旁边装上键盘呢,那样又贵又笨重。他提议利用多点触摸界面,将键盘的功能纳入屏幕中。乔布斯对此表示赞同。于是,苹果公司放弃了设计上网本的想法,将资源投入平板电脑项目,令其快速运转起来。

平板电脑项目伊始,乔布斯和艾弗需要研究出合适的屏幕尺寸。项目团 队设计了20个模型——都是圆角矩形,但大小和长宽比赂有不同。艾弗将模型排列在设计工作室的桌子上。下午大家一到,就可以揭开罩在桌上的丝绒布,摆弄这些模型。“我们就是这样确定屏幕尺寸的。”艾弗说。

乔布斯一如既往地主张最为纯粹的简洁设计。这就需要明确平板电脑的核心本质。答案就是显示屏。因此,平板电脑项目的指导原则即是,所有功能和设计都必须服从屏幕的需要。艾弗问道:“怎样才能不让众多功能和按钮分散对于屏幕显示的注意力?”在每一个步骤上,乔布斯都会推进删除和简化。

有一次,乔布斯看着模型,略有不满,认为模型不够自然和友好,无法让人随意地拿起来。艾弗敏锐地指出了问题所在:平板电脑的形状要让人觉得有冲动去拿,而且可以随意用一只手就抓起来。边缘的底部需要再圆润一点,这样会让人觉得拿起来很舒服,而不用小心翼翼地抬起来。这意味着,必须把必要的连接接口和按钮都设计在平板电脑的边缘,同时设备的边缘又很薄,薄到让人忘却它的存在。

关注专利申请的人应该会注意到,2004年3月,苹果公司申请了编号为D504889的专利,并于14个月后通过。这项专利的发明者是乔布斯和艾弗。专利申请中附有一张圆角矩形平板电脑的草图,草图上一个男子随意地用左手拿着这部平板电脑,右手食指触碰屏幕,图上的平板电脑看上去正是后来推出的iPad。

由于麦金塔电脑当时已开始使用英特尔公司的芯片,乔布斯最初计划在iPad中采用凌动芯片(Atom)——英特尔公司正在研发的低电压芯片。英特尔公司CEO保罗·欧德宁极力促成两家公司一起进行设计工作,乔布斯也比较信任他。英特尔公司的处理器速度全球最快,但是其芯片往往用在带外接电源的计算机中,从来不需考虑电池的续航时间。于是,托尼·法德尔极力主张采用基于ARM的架构,其芯片更为简单,耗电更少。苹果公司很早就开始同ARM合作,最早的iPhone产品就使用了该架构的芯片。法德尔获得了其他工程师的支持,相信有可能挑战乔布斯并且说服他。在一次会议上,当乔布斯坚持认为最好信任英特尔公司能做出优秀的移动设备芯片时,法德尔吼道:“错了,错了,错了!”当时,法德尔甚至把自己的名牌拍在会议桌上,威胁要辞职。

最终,乔布斯松口了:“我听你的,我不会反对我最优秀的员工。”事实上,他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苹果公司在获得ARM构架授权的同时,收购了帕洛奥图一家150人的微处理器设计公司P.A.Semi,并让其设计一款定制的系统单芯片(System-on-a-Chip);这款名为A4的芯片基于ARM架构,由三星公司在韩国制造。乔布斯回忆道:

在高性能方面,英特尔公司最好。他们制造的芯片迷度最快,如果你不在乎功耗和成本的话。但是他们的芯片上只有处理器,因此需要许多其他部件。我们的A4芯片将处理器、显卡、移动操作系统和内存控制都集成于一个芯片之中。我们曾想要帮助英特尔公司,但是他们不怎么听我们的。多年来,我们都跟英特尔反映,他们的图形芯片很盖劲儿。每个季度,我和其他三名苹果公司高管都会跟保罗·欧德宁开会。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做出了很棒的东西。他们希望这个联合項目可以为今后的iPhone制作芯片。我们没有继续合作的原因有二。一是他们真的很慢,就像蒸汽轮船一样,不是很炅活,而我们习惯快速前进。二是我们不想把什么都教给他们,因为他们可能会把我们的东西卖给竞争对手。

据欧德宁说,iPad本可以采用英特尔芯片。问题在于苹果公司和英特尔公司无法谈拢价格,“没有合作主要是因为经济原因。”他说道。而这也是乔布斯控制欲——确切地说是强迫症——的一个表现,他想要控制产品的每一个环节,从芯片到材料。

2010年1月27日,iPad在旧金山亮相激起的狂热,令乔布斯通常在产品发布会上所能激起的热情黯然失色。《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上,乔布斯穿着长袍,头顶光环,手持被称为“耶稣平板电脑”的iPad。《华尔街日报》也发表了类似的赞美报道:“人类上一次对一个平板如此兴奋是因为上面写有十诫。”

似乎是为了强调这一产品的历史意义,乔布斯邀请了苹果公司当年的许多参与者。更意味深长的是,他还请来了詹姆斯·伊森和杰弗里·诺顿。伊森一年前刚刚为他做了肝脏移植手术;诺顿则是2004年为他做了胰腺手术,iPad发布当天,他携妻带子,与乔布斯的妹妹莫娜·辛普森一起坐在观众席中。

乔布斯以一贯的大师风格为新产品的登场铺陈渲染,就像三年前发布iPhone时一样。这一次,屏幕上显示出一台iPhone和一台笔记本电脑,中间标着一个问号。“问题是,两者之间还可能存在别的东西吗?”他问道。这个“东西”必须能用来很好地浏览网页、电子邮件、照片、视频、音乐、游戏和电子书。他给予了上网本概念致命的一击,说道:“上网本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都乏善可陈!”来客和员工欢呼起来。“但是我们有这样一个‘东西’,它叫做iPad。”

为了强调iPad的亲和性,乔布斯从容地走到一把舒适的皮革椅子和一张边桌前,拿起了一台iPad,实际上,出于他的品位,椅子是勒·柯布西耶(LeCorbusier)设计的,边桌则是埃罗·沙里宁(EeroSaarinen)的作品。他热情地说:“它比笔记本电脑亲和得多。”接着,乔布斯开始浏览《纽约时报》的网页,给斯科特·福斯托和菲尔·席勒发送电子邮件,题目是,哇,我们真的在发布iPad。”然后他翻阅相册,使用日历,在Google地图上放大埃菲尔铁塔的图片,观看了《星际迷航》和皮克斯《飞屋环游记》的一些视频片段,展示iBook书架,并播放了鲍勃·迪伦的《像一块滚石》(LikeaRollingStone),这首歌他曾在iPhone发布时播放过。“这难道还不够牛吗?”他问道。

在最后一张幻灯片中,一个路牌上标识着“科技”与“人文”两条街的交 汇口。乔布斯着重阐述丁其人生的一个理念,这一理念也在iPad身上得到了体现。“苹果之所以能够创造出iPad这样的产品,是因为我们一直努力融合科技和人文艺术。”他总结道。iPad是《全球概览》的电子化身,在这里,创意与实用工具相遇。

但iPad最初收到的反应并非颂歌。由于产品同年4月才上市,观看过乔布斯演示的一些人不太清楚这到底是什么东西。一个增强型iPhone?《新闻周刊》的丹尼尔·莱昂斯(DanielLyons)写道:“自从Snooki和TheSituation①好上之后,我还没有如此失望过。”莱昂斯曾在一个网络模仿秀中扮演“假史蒂夫·乔布斯”。Gizmodo网站发表了一篇撰稿人文章,题为“iPad的八大逊处”(EightThingsThatSuckabouttheiPad),列举出iPad的种种缺点:没有多任务,没有摄像头 ,不支持Flash,等等。甚至就连iPad的名字也遭到博客圈的调侃,被恶搞成女性卫生用品。当天,“#iTampon”②这个标签在Twitter话题榜上排名第三。

比尔·盖茨也少不了冷嘲热讽一番。“我仍然认为,手写笔和真正的键盘,也就是上网本,会是主流,”他对布伦特·施伦德说,“我没有当初iPhone发布时的那种感觉。iPhone发布的时候,我心里想:‘哦天哪,微软的目标不够高。’iPad是个不错的阅读器,但是它没有任何地方会让我觉得,‘噢,我多希望这是微软做出来的。’”他坚持认为,微软的手写笔输入方案会成为行业标准。盖茨对我说:“多年来,我都一直预言今后会出现配备手写笔的平板电脑。要么我是对的,要么我就死定了。”

在发布会第二晚,乔布斯非常恼火和沮丧,我们聚集在他家厨房吃晚饭,他在餐桌旁来回踱步,用自己的iPhone收发电子邮件,浏览网页。

在过去24小时内,我收到了约800封电子邮件。大多数都是在抱怨。没有USB线!没有这个,没有那个。有些人会说,“靠,你怎么能这样做呢?”我一般不回复别人的邮件,但是这封我回了,“你父母会为你这么有出息而感到骄傲的。”有些人不喜欢iPad这个名字,等等等等。我今天有些郁闷,有点受到打击了。

不过他那天也收到了一封值得髙兴的贺电,来自奥巴马总统的办公厅主任拉姆·伊曼纽尔(RahmEmamjel)。但他在晚餐时指出,奥巴马总统上任以来还没跟他通过电话。

4月,当iPad开始销售、人们亲手拿到它之后,公众的挑剔情绪开始消退。《时代》杂志和《新闻周刊》都将其做了封面报道。列夫·格罗斯曼在《时代》杂志撰文写道:“撰写苹果公司产品文章的难题之一在于,它们常常伴随着天花乱坠的宣传。另一个难处则是,有时候炒作都是真的。”他对iPad的唯一保留意见就是,“虽然它是进行内容消费的好设备,但是对于内容创造并无多大助益。”事实确实如此。电脑,尤其是麦金塔,巳成为人们制作音乐、视频、网站和博客的工具。“iPad将重点从内容创造转移至仅仅是吸收和使用内容。它让你成为观者,把你变成被动消费者,消费其他人的杰作。”乔布斯将这一批评放在心上,并着手改进,确保下一代iPad能够加强方便用户进行艺术创作的功能。

《新闻周刊》的封面标题是“iPad好在哪儿?哪儿都好”。之前用Snooki刻薄评论iPad的丹尼尔·莱昂斯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在观看乔布斯演示的时候,我第一感觉就是,这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他写道,“就是个大点儿的iPodTouch,不是吗?后来,我有机会用了一下iPad,一下就爱上了它:我也想要一个。”莱昂斯和其他人一样,意识到这是乔布斯的得意之作,体现了他的所有理念。“他有种不可思议的能力,能够创造出一些小工具,我们原先不知道自己需要它们,等推出以后我们却发现自己离不开它们,”莱昂斯写道,“封闭的系统可能是传达苹果的技术禅理的唯一途径。”

关于iPad的大部分争论都着眼于其封闭的端到端一体化系统是卓越的还是注定失败的。Google这时开始扮演20世纪80年代微软的角色,该公司推出了移动系统安卓。这是一个开放平台,所有硬件制造商均可使用。《财富》杂志就这一话题进行了讨论。迈克尔·科普兰(MichaelCopeland)写道:“没理由封闭。”但是他的同事乔恩·佛特(JonFortt)反驳道:“封闭系统的名声虽差,但是它们很好用,对用户有好处。在技术领域中,恐怕没人能比史蒂夫·乔布斯更能证明这一点。苹果公司能够通过捆绑硬件、软件和服务,并进行紧密控制,成功超越竞争对手,推出优美的产品。”二人一致认为,在麦金塔之后,iPad将是开放还是封闭这一问题最清楚的测试。“A4芯片把所有功能都集成于一张芯片上,这表明苹果的控制癖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佛特写道,“现在,对整个眭谷、设备、操作系统、应用程序商店和支付系统,苹果公司都具有绝对发言杈。”

4月5日中午之前,乔布斯来到帕洛奥图的苹果专卖店,这是iPad开始销售的日子。丹尼尔·科特基也来了;他是乔布斯在里德学院和苹果公司早期的亲密伙伴,两人曾一起服用迷幻剂。科特基对当初没有得到发起人期权的事情早已释怀。“已经15年了,我想再见见他,”科特基回忆道,“我拉住他,说自己准备用iPad来写歌词。他当时心情很好,这么多年来,我们总算有了一次倫快的聊天。”乔布斯的妻子鲍威尔及他们最小的孩子伊芙在商店的角落里看着他们聊天。

沃兹尼亚克曾主张尽可能开放硬件和软件,他也在不断修正自己的意见。如以往一样,iPad上市当天,他和果粉们彻夜排队等待苹果专卖店开门。这一天,他骑着一辆赛格威两轮自平衡电动车,来到圣何塞的维利菲尔购物中心(ValleyFairMall)等待。一位记者向他询问苹果生态系统的封闭性。他回答说苹果把用户引进围栏并让他们留在里面,但是这也有一些优势。我喜爱开放式系统,但我是个黑客。而大多数人只想要简单方便易用的东西。史蒂夫的天才之处就在于,他知道如何把东西变得简单,而要做到这一点有时就需要控制一切。

以前,人们会互相询问:“你的iPod里面有什么?”现在,这个问题变成了:“你的iPad上有什么?”连奥巴马总统的下属也在玩iPad,他们认为iPad是技术时遺的象征。经济顾问拉里·萨默斯(LarrySummers)下载的应用包括彭博财经资讯、拚字游戏Scrabble和《联邦党 人文集》。白宫办公厅主任拉姆·伊曼纽尔下载了大量报刊应用,白宫抅通顾问比尔,伯顿(BillBurton)的iPad上装有《名利场》的应用和一整季的美剧《迷失》(Lost)。政治顾问戴维·阿克塞尔罗德(DavidAxekod)下载了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和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应用。

有一个故事打动了乔布斯,他转发了给我。迈克尔·内尔(MichaelNoer)在福布斯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北部农村的一个奶牛场,正在自己的iPad上读一部科幻小说,一个打扫马厩的6岁小男孩走了过来。小男孩很好奇,内尔于是把iPad递给了他。在没人指导也从未见过电脑的情况下,这个小男孩开始凭自己的直觉使用iPad。他开始用手指在屏幕上滑动,启动应用程序,玩弹球游戏。“史蒂夫·乔布斯设计出了一个强大的电脑,连目不识丁的6岁孩子都能在没有指导的情况下使用。”内尔写道,“如果这还不算神奇,那我真不知道有什么东西称得上神奇了。”

不到一个月,苹果公司就售出了100万台iPad,iPhone花了两倍的时间才达到这一销量。至2011年3月,即iPad发布9个月后,其销量已达1500万台。从一些数据来看,它已成为有史以来最为成功的消费产品——

乔布斯对于iPad原来的广告并不满意。像往常一样,他全身心投入营销工作之中。乔布斯同詹姆斯·文森特和邓 肯·米尔纳一起合作,他们的广告公司现在改名为TBWA/MediaArtsLab,处于半退休状态的李·克劳也会给出一些建议。他们做出的第一个广告场景很温 馨,一名男子穿着褪色的牛仔裤和运动衫,斜靠在椅子上,膝盖上放着iPad;他在上面查看邮件,浏览相册,阅读《纽约时报》,看电子书和视频。没有文字,只有蓝色面包车乐队(BlueVan)的《来吧我的爱》(ThereGoesMyLove)作为背景音乐。“史蒂夫批准了这个广告方案后,又发现自己很讨厌它,”文森特回忆道,“他觉得这片子看起来就像陶瓷谷仓(PotteryBam)家居店的广告一样。”乔布斯后来告诉我:

解释iPod是什么很容易——把1000首歌装进你口袋——我们很快就做出了标志性的剪影广告。但是,很难说清楚iPad是什么。我们不希望把它展示成一台电脑,也不想把它弱化成一台可爱的电视机。第一组广告表明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它们太休闲,太惬意了。

为了做iPad的广告,詹姆斯·文森特几个月都没有休息。终于,iPad开始销售,广告也同步播出了,他开车带着家人前往棕榈泉观看柯契拉音乐节(CoachellaMusicFestival),参加演出的有他最喜欢的乐队,包括缪斯乐队、信仰破灭乐队(FaithNoMore)和退化乐队(Devo)。他刚到那儿没一会儿,乔布斯的电话就来了。“你的广告烂透了,”他说,“iPad正彻底改变世界,我们需要有冲击力的东西。你这都是小屁玩意儿。”

“好吧,那你想要什么?”文森特回敬道,“你一直都没能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我不知道,”乔布斯说,“你得给我点新东西。你给我看过的东西都差得远了。”

文森特开始争辩起来,乔布斯突然暴怒。文森特回忆说,“他开始冲我吼叫。”文森特也被激怒了,于是两人的争吵开始升级。

文森特喊道:“你得告诉我你要什么。”乔布斯回道:“你得给我展示一些东西,等我看到我想要的东西就知道是什么了。”

“噢,太棒了,让我把这记下来,发给我的创意人员:我看到我想要的东西就知道是什么了。”

为此,文森特非常沮丧,一拳打在了旅馆房间的墙壁上,在上面留下了一个大回痕。当他终于走出屋外与家人坐在水池边时,他们都很紧张地看着他。他妻子最后开口问道:“你还好吧?”

文森特及其团 队花了两周时间拿出了一系列新的备选方案,他要求在乔布斯家里而不是办公室中展示,希望这样的环境更宽松。故事板架在茶几上,文森特和米尔纳共展出了12种方案。A方案鼓舞人心,令人激动。B方案采用幽默手法,让喜剧演员迈克尔·塞拉(MichaelCem)在一个假房子里针对人们使用iPad的方式发表有趣的评论。C方案用名人,D方案完全采用白色背景,E方案演绎一个小情景喜剧,F方案直截了当地进行产品演示,等等等等。

在仔细考虑了这些方案后,乔布斯明白了自己想要什么。不要幽默,不要名人,也不要产品演示。“广告要发出一份声明,”乔布斯说,“它应该是一个宣言,告诉人们iPad很了不起。”他曾宣布iPad会改变世界,他希望广告能够强化自己的宣言。乔布斯认为,在未来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其他公司会跟风推出平板电脑,而他希望人们记住,iPad才是真正的平板电脑。“我们需要这个广告能够站起来,向人们宣告我们的成就。”

他突然离开了自己的椅子,有些虚弱,但笑着说:“我要去做按摩了,开始干活儿吧。”

于是,文森特、米尔纳以及文案埃里克·格伦鲍姆(EricGranbaum)开始制作乔布斯想要的广告片,他们称之为“宣言”(TheManifesto)。这部广告片的节奏很快,激昂的节拍,生动的画面,它宣告iPad是革命性的产品。他们选择的音乐是耶耶耶合唱团 (YeahYeahYeahs’)女主唱凯伦·欧(KarenO)的一首名为《金狮》(GoldLion)的副歌部分,颇具冲击力。画面展示出iPad神奇的功能,一个强有力的旁白宣告道:“iPad很薄,iPad很美……它非常强大,它不可思议……它是视频,是照片。能装下你一辈子都读不完的书。它已经是一场革命,而一切才刚刚开始。”

“宣言”广告片完成后,广告团 队又尝试了更为柔和的手法,由年轻导演杰西卡·桑德斯(JessicaSanders)拍摄了一段生活纪录片。最初,乔布斯挺喜欢这两个新广告。伹没一会儿,他就开始反对,和他讨庆之前陶瓷谷仓式广告的理由如出一辙。“该死,”他大喊道,“这些就跟维萨卡的广告一样,典型的广告公司产品。”

他曾要他们做出新颖的广告,要与众不同;但最终,他意识到自己不想偏离自己所谓的苹果的声音。对乔布斯来说,苹果的声音有一系列特质:简单,千净,宣告式。“我們一直在探讨更生活化的广告方案,而史蒂夫似乎也慢慢产生了兴趣;结果突然他又说自己讨厌这个东西,它没有苹果的感觉。”李·克劳回忆道,“他叫我们找回苹果的声音,一种非常筒单诚实的声音。”于是,他们又重新采用千净的白色背景,用一系列特写镜头以及“iPad是……”的短语来展示它的所有属性和功能。

iPad广告没有介绍设备本身,而是讲述你可以用它做什么。事实上,iPad的成功不仅来自其漂亮的硬件,也来自其应用程序,用户可以借此进行各种有趣的活动。最幵始只有数百种应用程序可供免费或低价下载,但很快,应用程序的数量就已成千上万。你可以玩“愤怒的小鸟”,也可以追踪股票信息、看电影 、阅读电子书和杂志、获知新闻、玩游戏,消磨大把时光。硬件、软件和应用程序商店的整合让一切都变得很简单。但是,苹果公司也在对那些想要为iPad开发软件和内容的外部开发者有控制地开放应用程序商店;这个平台就像一个精心管理和控制的社区花园。

应用程序热潮始于iPhone。2007年初,iPhone刚刚推出时,没有外部开发人员开发的应用程序,乔布斯最初也拒绝向外部开发人员开放。他不想让外人为iPhone创建应用程序,因为这样可能会把iPhone搞得乱七八糟,让iPhone感染病毒,或者破坏其完整性。

董事会成员亚瑟·莱文森和一些人主张开放iPhone应用程序。“我给他打了很多电话,游说他开放应用程序。”莱文森回忆说。如果苹果不允许开发者制作应用程序,而其他智能手机制造商允许,那么这实际上就将竞争优势拱手相让。苹果公司营销总监菲尔·席勒赞同莱文森的说法。“我无法想象,我们能创造出iPhone这样强大的产品,却不愿意授杈开发者制作应用程序,”席勒回忆道,“我知道消费者会喜欢。”在苹果公司外部,风险投资家约翰·多尔认为,开放应用程序平台能够催生出新型创业者,他们会创造出新的服务。

乔布斯一开始拒绝就此进行讨论,部分原因是,他认为其团 队没有精力解决授杈第三方应用程序开发者所涉及的复杂问题。他希望团 队能专注。“于是他根本不愿意谈论这个问题。”席勒说。但是iPhone推出后不久,他又愿意听取大家就这个问题的争论。“每谈论一次这个话题,史蒂夫就好像更开放了一些。”莱文森表示。在四次董事会会议上,他们都就此问题进行了自由 讨论。

乔布斯很快就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他将允许外部开发人员编写应用程序,但是他们必须遵循严格的标准,接受苹果公司的测试和批准,并且只能通过iTunes商店出售自己的应用。这种方法既能获得授权众多软件开发者所带来的优势,又能保持足够的控制,以保护iPhone的完整性和用户体验的简单性。“这找到了一个好的平衡点,绝对是一个最佳解决方案,”莱文森说道,“能带给我们开放的好处,但同时又保留了端到端的控制。”

2008年7月,iPhone应用程序商店开放;9个月后,下载量就达10亿次。2010年4月iPad开始销售时,应用程序商店已经拥有18.5万个iPhone应用程序。大多数应用程序也能在iPad上使用,虽然它们并未利用更大的屏幕。但是,不到5个月的时间,就已经出现了2.5万个专门为iPad编写的新应用程序。至2011年6月,苹果应用程序商店中的iPhone和iPad应用程序已达42.5万个,并且下载量超过140亿次。

应用程序商店在一夜 之间创造了一个新的产业。创业者们在宿舍、车库,以及主流媒体企业开发出了许多新的应用程序。约翰·多尔的风投公司成立了iFund基金,提供2亿美元为最好的创意进行股权融资。杂志和报纸看到了最后的希望,他们此前一直免费发布电子内容,也许能凭借应用程序对电子内容进行收费,就像将精灵收回了魔瓶一样。富于创新的出版商专门为iPad创造出新的杂志、书刊和学习 材料。例如,曾出版过麦当娜的《性》以及《蜘蛛小姐的茶会》等作品的高端出版社卡拉威(Callaway)决定破釜沉舟,完全放弃印刷业,而专注于利用交 互式应用程序进行书籍出版。截至2011年6月,苹果公司已向应用程序开发者支付了25亿美元。

iPad和其他基于应用程序的数码产品预示着数码世界的根本性转变。在网络发展的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上网通常需要拨号进入一个服务商网络,如美国在线、CompuServe公司或Prodigy公司,这些服务商会提供一个围墙网络“花园”,里面都是服务商精心挑选组织的内容,同时这些“花园”会有一些出口,更为大胆的用户可以通过这些出口访问整个网络。第二阶段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浏览器开始兴起,所有人都能利用万维网超文本传输协议,通过浏览器浏览互联网上的数十亿个网站。雅虎和谷歌等捜索引擎的崛起,使用户可以轻易地找到自己想要的网站。而iPad的发布预示着一种新的模式。应用程序就像老式的围墙花园。创作者能够为下载它们的用户提供更多功能。但是应用程序的兴起也意味着牺牲网络的开放性和连接性。应用程序之间不易建立连接,也不易搜索。由于iPad可以同时使用应用程序和网络浏览,因此它同网络模式并无竞争。但是,它确实为内容创造者和消费者提供了一种替代方案。

乔布斯用iPod改变了音乐产业。而iPad及其应用程序商店的出现,开始改变所有媒介,从出版到新闻,再到电视和电影 。

自从亚马逊的Kindle表明市场对于电子书有兴趣后,苹果公司也着手创建了iBook商店,出售电子书,就像iTunes商店出售音乐一样。不过,iBook商店的模式有一个细微不同。在iTunes商店,乔布斯坚持所有歌曲都必须以低廉的价格出售,最初是99美分。亚马逊的杰夫·贝佐斯(JeffBezos)也曾试图在电子书销售方面采取类似的模式,将图书最髙售价限定在9.99美元。乔布斯进入电子书领域,向出版商提出了唱片公司得不到的条件:他们可以在iBook商店中任意设置图书价格,苹果则从销售中提成30%。起初,这种方式表示iBook商店里的电子书会比亚马逊的贵。为什么人们要在苹果花更多钱来买书呢?沃尔特·莫斯伯格在iPad发布活动上向乔布斯发问,乔布斯回答道:“这不成问题,价格还是一样的。”他说得没错。

iPad发布第二天,乔布斯就向我讲述了自己对于图书的想法:

亚马逊搞砸了。它用批发价买了一些书,但用低于成本价的9.99美元进行销售。出版商对此深恶痛绝,这会影响他们以28美元的价格销售精装书的能力。因此,在苹果还未进入电子书领域之前,一些书商就已经停止向亚马逊供书。于是,我们跟出版商说,“我们采用代理模式,你们定价,我们抽成30%。确实,消费者会多出点儿钱,但是反正这就是你们想要的结果。”不过,我们也要求,如果有别的地方比我们卖得更便宜,那么我们也能以更低的价格进行销售。于是,他们找到亚马逊说,“你们得跟我们签订代理合同,否则我们就不会给你们书。”

乔布斯承认,在音乐和图书领域,他可以都实行两种模式。他拒绝与音乐公司建立代理模式及赋予他们自己定价的杈力。为什么?因为他不必如此。但是电子书就得这样。“我们不是最早进入面书业务的。”他说,“鉴于现有的情况,对我们最有利的策略就是借力使力,和出版商建立代理模式。我们成功了。”

2010年2月,iPad发布活动之后不久,乔布斯前往纽约同新闻界的髙管们会面。两天之内,他会见了鲁珀特·默多克(RupertMurdoch)、默多克的儿子詹姆斯,新闻集团 旗下《华尔街日报》的髙管,《纽约时报》高管小亚瑟·苏兹贝格(ArthurSulzbergerJr.),以及《时代》杂志、《财富》杂志和其他时代集团 旗下杂志的高管。“我想帮助有质量的新闻业,”他后来说道,“我们不能依赖于博客发布新闻。我们比以往都更需要真正的报道和编辑监督。因此,我想找到一种帮助人们创作数字产品的渠道,让他们能够真正赚到钱。”鉴于自己已经让人们购买数字音乐,他希望在新闻业也能收到同样的效果。

然而,出版商对于他送出的救命稻草持怀疑态度。同苹果合作意味着需要将自己30%的收人都给苹果公司,但是这并非最大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出版商担心,在苹果的系统下,他们无法再与订阅用户建立直接联系,无法获取订阅用户的电子邮件地址和信用卡号,无法直接向用户收钱、沟通和营销新产品。相反,苹果将拥有这些消费者,向他们发送账单,将他们的信息存入自己的数据库。而且由于苹果公司的隐私政策,只有用户明确同意的情况下,苹果公司才能共享用户的信息。

乔布斯尤其想要和《纽约时报》达成交 易,他认为《纽约时报》是一份伟大的报纸,但由于不知道如何对数字内容进行收费而陷入衰退的危险之中。2010年初,他对我说:“我已经决定,今年的个人项目之一就是帮助《纽约时报》,不管他们愿不愿意。我认为,他们搞清楚如何对数字内容进行收费,这对整个美国都很重要。”

纽约之行期间,他同50名时报集团 高管在一家亚洲餐厅普拉娜(Pmma)的包房里共进晚餐。他点了一杯芒果奶昔和纯素意大利面,这两样在菜单上都没有。他在包房里展示了iPad,并解释为数码内容制定出消费者愿意接受的适中价格有多重要。他画了一个图表,列出可能的价格和相应的销售量。如果《纽约时报》免费,会有多少订阅量?图表上已经标明了这个极端数字,因为《纽约时报》已经通过网站免费提供电子版内容,并有约2000万定期访问者。如果他们定价非常高呢?这个数据也有;印刷版订阅者年费超过300美元,约有100万订阅者。“你们应该找到一个中间点,能达到1000万电子版订阅者,”乔布斯对他们说,“这意味着,你们的电子版应该非常便宜、订阅非常简单,每月最多5美元。”

《纽约时报》的一位发行主管坚持,报纸需要所有订阅用户的电子邮件和信用卡信息,即使他们是通过苹果应用程序商店订阅的;乔布斯表示苹果公司不会公布这些信息。这激怒了那位髙管。他说道,细果《纽约时报》拿不到这些信息,那么想都不要想这件事情。乔布斯说:“好吧,你们可以找订阅用户要啊,但是如果他们不愿自动把这些信息给你们,那也别怪我。如果你们不喜欢这种模式,那就别用我们的平台。又不是我让你们陷入这种困境的。是你们自己过去5年都在免费发行电子版,却没有收集到任何用户的信用卡信息。”

乔布斯还私下会见了小亚瑟·苏兹贝格。乔布斯后来说:“他是个不错的人,对《纽约时报》的新大楼非常自豪,这也是应该的。我把我认为他们应该做的事都告诉了他,但是什么都没发生。”一年后,2011年4月,《纽约时报》才开始对电子版进行收费,并遵守乔布斯设立的政策,通过苹果应用商店销售部分订阅。乔布斯曾建议他们月收费定价5美元,然而《纽约时报》最终的定价接近其建议定价的4倍。

在时代-生活大厦,《时代》杂志的编辑里克·斯坦格尔(RickStengel)做东请来乔布斯。乔布斯喜欢斯坦格尔,因为他曾指派乔希·奎特纳(JoshQuittner)带领一个精英团 队,每周为《时代》杂志编写iPad版本的应用程序。但是这次,斯坦格尔还邀请了《财富》杂志的安迪·瑟沃,乔布斯看到他不太高兴。他不留情面地告诉瑟沃,自己仍为两年前《财富》杂志披露其健康细节和股票期权问题而耿耿于怀。“我处于低谷的时候你们还来踩两脚。”他说。

时代集团 的问题和《纽约时报》一样:该集团 不希望苹果公司拥有其订阅用户并阻止自己直接向用户收费。时代集团 希望创建的应用程序能够将读者跳转到自己的网站上完成订阅。苹果拒绝了。《时代》杂志和其他杂志提交 跳转订阅的应用程序,但均被苹果拒绝进入应用程序商店。

乔布斯试图与时代华纳的CEO杰夫·比克斯(JeffBewkes)亲自商谈;比克斯是一位精明的实用主义者,没有废话。几年前,就iPodTouch视频权的问题,两人已打过交 道;乔布斯想获得美国家庭影院(HBO)的独家授权,电影 播出后即可通过苹果设备下载观看,但未能成功说服比克斯;不过,他很佩服比克斯的坦率和果断。而比克斯则钦佩乔布斯既是一位战略思想家,又能掌控最微小的细节。“史蒂夫能随时从总体原则进入到细节。”他说。

乔布斯致电比克斯,提出就时代集团 旗下杂志载入iPad做一笔交 易;他一开始就警告说平媒业“糟透了”,“没有人真的想买你们的杂志”,苹果公司为他们提供一个销售电子版的绝好机会,但“你们这些家伙居然不接受”。比克斯完全不同意乔布斯的这些说辞。他表示,自己很愿意通过苹果公司销售时代集团 的数字订阅产品,苹果公司30%的抽成也不成问题。“我现在就告诉你,你帮我们卖掉一份,就可以拿走30%。”比克斯告诉乔布斯。

乔布斯回答说:“好啊,这已经比其他人进步多了。”

“我只有一个问题,”比克斯继续说道,“如果你卖掉了我的杂志订阅,我给你30%的抽成,那么订阅用户算谁的——你还是我?”

“鉴于苹果公司的隐私政策,我不能给你所有的订阅者信息。”乔布斯回答说。

“好吧,那么我们得把其他事槁明白,因为我不想自己的整个订阅群到你手上,成为苹果商店的订阅用户。”比克斯说道,“今后你一旦取得了垄断,就会来找我,告诉我杂志不应该每本定价4美元,而应该是1美元。如果有人订阅了我们的杂志,我们需要知道订阅者是谁,我们需要能够建立订阅者网上社区,我们需要有直接向他们发送续订信息的杈力。”

乔布斯与鲁珀特·默多克的进展要更为顺利。默多克新闻集团 旗下拥有《华尔街日报》、《纽约邮报》,遍布全球的地方报纸,福克斯电影 公司及福克斯新闻频道(FoxNewsChannel)。乔布斯会见默多克及其团 队时,他们也要求拥有通过苹果应用程序商店订阅的用户信息。但是,乔布斯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后,有趣的事情发生了。默多克并非一个易被说服的人,但是他知道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并无筹码,于是接受了乔布斯的条件。“我们希望能够拥有这些订阅用户,也奋力争取了。”默多克回忆道,“但是史蒂夫不肯在这种条件下合作,于是我就说,‘好啦,那就按你说的合作吧。’我们觉得再继续浪费时间毫无意义。他不会退让,而且如果我站在他那个角度,我也不会退让,于是就同意了。”

默多克甚至还推出了一份专门为iPad量身定做的仅有电子版的报纸《日报》(TheDaily)。这份报纸将按照乔布斯的条件在苹果应用程序商店中销售,价格为每周99美分。默多克亲自带队来到库比蒂诺展示这个应用程序的设计。毫不意外,乔布斯不喜欢他们的设计。“你介意让我们的设计师来帮忙吗?”他问道。默多克没意见。“苹果的设计师尝试设计一个新方案,”默多克回忆道,“我们的人也回去做了一个新设计。10天后我们再次来到苹果公司,当时我们和苹果的设计都进行了展示,而乔布斯比较喜欢我们这个。这让我们挺吃惊的。”

《日报》并非小报,也不是严肃报纸,而是类似《今日美国》(USAToday)这样的中端产品。然而这份电子报并不是很成功。但它却让乔布斯和默多克建立了亲密的关系。默多克准备在2010年6月举行新闻集团 年度管理层集思会,并请乔布斯前来发言;乔布斯的原则是从不出席这样的活动,但这次却破例接受了默多克的邀请。晚宴后,詹姆斯·默多克主持了一个近两小时的采访。“对于报纸在技术上的表现,他非常不客气地进行了批评。”默多克回忆道,“他对我们说,我们很难走上正轨,因为我们在纽约,而擅长技术的人都在硅谷。”时任《华尔街日报》数字网络部门总裁的戈登·麦克劳德(GonkmMcLeod)并不能完全接受乔布斯的说法,他略微进行了反驳。最后,麦克劳德来到乔布斯跟前说:“谢谢,这是一个美好的夜晚,但是你可能会砸了我的饭碗。”默多克向我描述当时的场景时轻声笑了笑。“最后确实是这样。”他说。采访过后不到3个月,麦克劳德就离职了。

作为在新闻集团 集思会上讲话的回报,默多克得洗耳恭听乔布斯对福克斯新闻网的看法。乔布斯认为福克斯新闻具有破坏性,对整个国家都有危害,并且会是默多克的一个名誉污点。福克斯新闻搞砸了,”乔布斯在晚餐时对默多克说,“现在的核心问题不再是自由 派和保守派,而是破坏性和建设性,而你们却和具有破坏性的人同流合污。福克斯已经成为我们社会一个非常具有破坏性的力量。你们可以做得更好;如果你再不注意,就会遗臭万年。”乔布斯认为默多克对福克斯的发展并不满意。“鲁珀特是一个建设者,而非破坏者,”乔布斯说,“我和詹姆斯见过几面,我认为他也同意我的看法。我看得出来。”

默多克后来表示,自己已经习惯了乔布斯这样的人抱怨福克斯。“在这个问题上,他有点儿左翼倾向。”默多克说。乔布斯让默多克的员工把肖恩·汉尼提(SeanHannity)和格伦·贝克(GlenBeck)—周的节目做个合辑,他觉得这两人比起比尔·奥赖利(BillO-Reilly)的节目更具破坏性。乔布斯后来告诉我,他也要乔恩·斯图尔特(JonStewart)的团 队做一辑类似的节目给默多克看。默多克表示:“我会很高兴看到这些节目,但是他没有告诉我这件事。”

默多克和乔布斯相处融洽。第二年,他曾不止一次前往乔布斯在帕洛奥图的家,共进晚餐。乔布斯开玩笑说,默多克要来的时候,他得把餐刀藏起来,怕妻子会把默多克开膛破肚。据说,默多克曾打趣乔布斯家的有机菜肴:“在史蒂夫家吃晚饭是一个很棒的经历,只要能赶在当地餐馆打烊前出来就好。”遗憾的是,当我询问默多克是否说过这句话时,他已经记不得了。

2011年初,按照默多克的行程安排,他将于2月24日经过帕洛奥图,于是他发了条短信给乔布斯。他不知道那一天是乔布斯的56岁生日,乔布斯回短信邀请默多克共进晚餐时也没提起这个特殊的日子。“这是为了防止劳伦不让他来,”乔布斯开玩笑说,“那天是我的生日,所以她只得同意我把鲁珀特叫来。”埃琳和伊芙当时也在,里德在晚餐快结束时才从斯坦福大学慢悠悠地过来。乔布斯展示了自己的游艇设计,默多克觉得内部很漂亮,可是外部“有些简单”默多克后来说,“他说了很多建造这艘游艇的事情,显然,他的健康状况挺乐观。”

晚餐时,他们谈到了在企业中注入创业精神和敏捷文化的重要性。默多克认为索尼公司未能做到这一点,乔布斯表示赞同。“我曾认为,一家真正的大企业不可能具有鲜明的企业文化,”乔布斯说,“但是,现在我相信这是可能的。默多克就做到了,我觉得我在苹果公司也做到了。”

晚餐上大部分谈话都围着着教育展开。默多克刚刚聘请了乔尔·克莱因(JoelKlein)负责启动数字课程部门;克莱因曾担任纽约市教育局局长。默多克回忆说,对于技术能够改变教育的观点,乔布斯有些不屑一顾。但是乔布斯和默多克都认为,纸质教科书业务将会被数字学习 材料淘汰。

事实上,教科书领域是乔布斯的下一个变革目标。他认为,现在是时候让数字技术摧毁这个每年80亿美元的产业了。许多学校出于安全考虑,没有储物柜,以至于孩子们得背着沉重的书包上下学,这也令乔布斯感到震惊。“iPad会解决这个问题。”他说。乔布斯想要聘请优秀的教科书编写者来制作电子版教科书,并让其成为iPad的一个特色。此外,他还与主要教材出版商会面,如培生教育出版集团 (PearsonEducation),商议合作。“国家认证教材的过程很腐败。”乔布斯说,“但是如果我们让教材免费,在iPad上提供教材,那么就无须认证这个环节。美国糟糕的经济形势还会持续十年,我们这样做可以帮政府规避认证流程,把这部分钱省下来。”

2010年1月iPad发布后几天,乔布斯在苹果园区举行了员工大会。然而,他并没有为这款变革性的新产品欢欣鼓舞,反而开始痛斥谷歌,因其决定进入手机领域与苹果竞争,并开发了安卓操作系统。乔布斯对此十分愤怒。“我们没有涉足捜索领域,”他说,“他们却进入了手机业务。没错,他们想要终结iPhone,我们不会让他们得逞。”几分钟后,当会议进入到别的议题时,乔布斯又转回去长篇大论地攻击谷歌的著名价值观口号。“我想回到刚才的话题再说一件事。这个‘不作恶’的口号就是扯淡。”

乔布斯觉得自己遭到了背叛。在iPhone和iPad研发期间,谷歌公司CEO埃里克·施密特是苹果的董事会成员;谷歌公司的两位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SergeyBrin)视施密特为良师益友。乔布斯感到被利用了。安卓的触摸屏界面正在越来越多地采用苹果首创的功能——多点触摸、滑动操作、应用程序图标网格。

在谷歌研发安卓一事上,乔布斯曾努力劝阻。2008年,他曾前往与帕洛奥图相距不远的谷歌总部,与佩奇、布林,以及安卓研发团 队负责人安迪·鲁宾(AndyRubin)大吵了一架。由于施密特当时是苹果董事会成员,他回避了一切关于iPhone的讨论。“我曾说,如果保持良好关系的话,我们会保证谷歌在iPhone上的入口,并会在iPhone主屏幕上为谷歌放置一两个图标。”乔布斯回忆道。不过他也威胁,如果谷歌继续研发安卓并使用任何iPhone的功能,如多点触控,他会发起诉讼。起初,谷歌避免复制某些功能;但是2010年1月,宏达电子(HTC)推出了一款安卓手机,并大张旗鼓地宣扬其多点触控功能以及与iPhone在观感上的诸多相似之处。乔布斯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认为谷歌的“不作恶”口号就是“扯淡”。

于是,苹果起诉了宏达电子,并将安卓作为连带起诉对象,称其侵犯了苹果20项专利。被侵犯的专利包括多点触控、滑动解锁、通过双触点滑动进行缩放,以及判断手持姿态传感器。在发起诉讼当周,乔布斯坐在帕洛奥图的家中,我从未见过他如此生气:

我们的诉讼是这样说的,“谷歌,你他妈的抄袭了iPhone,完全抄袭了我们。”这是偷窈。如果有必要,就算用尽最后一口气,花光苹果账户上的400亿美元,我也要纠正这个错误。我要摧毁安卓,因为它是偷来的产品。我愿意为此发动核战争。他们怕得要死,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有罪。除了搜索引擎,谷歌的产品,包括安卓和GoogleDocs,都是狗屎。

几天后,乔布斯接到了施密特的电话,他在2009年夏天就已退出苹果董事会。施密特提议两人一起喝杯咖啡,于是他们在帕洛奥图购物中心的一个咖啡厅里会面。“我们一半的时间都在聊着个人问题,剩下一半时间就是乔布斯在说谷歌偷窃苹果用户界面设计的事。”施密特回忆说。当谈论到后面这个话题时,大部分时间都是乔布斯在说话。他说谷歌欺骗了他,言语中五味杂陈。“我们把你们抓了个正着。”他对施密特说,“我对和解没有兴趣。我不想要你们的钱。就算你们拿出50亿美元要求和解,我也不会要的。我有的是钱,我要你们停止在安卓上使用我们的创意,这才是我想要的。”两人的谈话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这场争端的背后有着更深刻的问题及其令人不安的历史渊源。谷歌将安卓作为一个“开放”平台;各个硬件制造商都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和平板电脑上免费使用它的开源代码。乔布斯则信奉苹果应该将其操作系统与硬件封闭地整合起来。20世纪80年代,苹果没有授权他人使用麦金塔操作系统,而微软则将其操作系统授权给多个硬件制造商使用,并最终主宰了操作系统市场;在乔布斯看来,微软的操作系统剽窃了苹果的界面。

将微软在20世纪80年代的所做和谷歌在2010年的所为放在一起比较虽不恰当,但也足以令人不安和愤怒。这体现了数字时代的大辩论:封闭还是开放,或者用乔布斯的话来说,一体化还是碎片化。是像苹果所主张的以及乔布斯自身完美主义的控制欲所推动的那样,将硬件、软件和内容都整合在一个干净漂亮的系统中以确保简洁的用户体验,还是通过创造能够在不同设备上修改使用的软件系统,让用户和制造商都拥有更多选择并释放更多创新?施密特后来对我说:“史蒂夫管理苹果有其独特的方式,和20年前一样,苹果是封闭系统的优秀创新者,他们不希望别人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进入自己的平台。封闭平台的好处就是控制。但是谷歌相信,开放是更好的方式,因为这能带来更多可能性和竞争,并给予消费者更多选择。”

25年前,乔布斯就曾为了其封闭策略向微软宣战,现在他又向谷歌宣战;比尔·盖茨看到此情此景有何感想呢?“从控制用户体验的角度来说,更为封闭的系统会有一些好处;当然,他有时也确实从中获益。”盖茨对我说。但是,他补充道,苹果拒绝授杈iOS操作系统,这一行为让竞争对手,如安卓,有机会获得更大的市场空间。此外他还认为,各类设备和制造商之间的竞争,能够带来更多创新,给消费者更多选择。“并非每家公司都会在中央公园附近建造金碧辉煌的门店。”盖茨拿苹果在第五大道的专卖店打趣道,“但是,为了争夺用户,他们总会有所创新。”盖茨指出,个人电脑的大多数进步都是因为消费者有很多选择,而总有一天,移动设备领域也会如此。“我认为,开放的方式最终会成功,不过这是从我的经历而言的。从长远来看,一以贯之的事物,你没法一直做下去。”

乔布斯则相信“一以贯之的事物”。即使安卓正在赢得市场份额,他却丝毫没有动摇,仍然推崇控制和封闭的环境。当我把施密特的说法告诉乔布斯后,他指责道:“谷歌说我们比他们施加了更多的控制,我们是封闭的,他们是开放的。好吧,我们来看看结果——安卓一团 糟。安卓系统的手机屏幕大小和版本都不同,有上百种样子。”即使谷歌的做法最终会赢得市场,乔布斯也非常排斥。“我喜欢为整个用户体验负责。我们做这些不是为钱,而是因为我们想要创造伟大的产品,而非安卓这样的垃圾。”

乔布斯坚持端到端的控制也体现在其他斗争中。在员工大会上,他不仅攻击了谷歌,也抨击了Adobe公司的网站多媒体平台Flash,认为它是“懶人”做出来的东西,“漏洞多”,耗电高。他表示,iPod和iPhone永远不会运行Flash。“Flash在技术上一团 糟,性能差,并且有严重的安全问题。”他在同一周这样对我说。

乔布斯甚至封掉了那些借助Adobe官方提供的转码器将Flash代码编译为能适用于苹果iOS系统的应用。他鄙视编译器,开发者只用编写一次代码,然后通过编译器就能把代码移植到多个操作系统中去。“允许Flash跨平台移植,这意味着产品受限于所有平台都必须支持的特性,因而只能是平庸至极的,”乔布斯说,“我们花费了很多精力让我们的平台变得更好,如果Adobe只能和所有平台都有的功能兼容,那么开发者根本得不到任何好处。因此我们希望开发者利用苹果更好的特性,这样,在我们的平台上,他们的应用程序能比在其他平台上运行得更好。”在这个问题上,他是正确的。如果苹果放弃了让平台与众不同的能力——允许它们像惠普和戴尔的机器一样变成大路货——那这也意味着苹果自身的死亡。

此外,还有一个个人原因。1985年,苹果投资了Adobe公司,两家企业联手发起了桌面出版革命。“我帮助Adobe公司成名。”乔布斯称。1999年重回苹果后,乔布斯让Adobe公司为iMac及其新操作系统制作视频编辑软件和其他产品,但是Adobe拒绝了,并专注于为Windows开发产品。不久之后,Adobe公司的创始人约翰·沃诺克(JohnWamoek)退休了。“沃诺克离开后,Adobe公司的灵魂也消失了。”乔布斯说,“他是我愿与之打交 道的创新者。他走以后,留下的只是一群西装革履的家伙,Adobe公司也变成了垃圾。”

博客圈的Adobe布道者和Flash支持者开始抨击乔布斯,认为他的控制欲太过火了。于是,乔布斯决定撰写并发表一封公开信。他的朋友,苹果董事会成员比尔·坎贝尔专程前往乔布斯家中通读这封信。“是不是有种我在给Adobe挑刺的感觉?”他问坎贝尔。“不,你写的都是事实,就这样吧。”坎贝尔回答道。这封公开信大多着眼于Flash的技术缺陷。尽管有坎贝尔的指点,但是乔布斯在公开信的结尾处还是禁不住感慨于两家公司之间的历史纠葛。他指出:“Adobe是最后一家完整采纳MacOSX标准的大型第三方软件开发商。”

那年晚些时候,苹果提高了对跨平台编译器的一些限制,而Adobe公司则推出了能够利用苹果iOS系统主要特性的Flash创作软件。这是一场痛苦的战争,但乔布斯占据了更大主动权。最后,它推动了Adobe和其他编译器开发者更好地利用iPhone和iPad的界面及其特性。

而当苹果意欲严格控制哪些应用程序可以下载到iPhone和iPad上时,乔布斯承受了更大的压力。防范含有病毒或侵犯用户隐私的应用程序理所当然;要求涉及订阅的应用程序必须让用户通过iTunes商店订阅而不能跳转至其他网站进行订阅也有其商业上的道理。但是乔布斯及其团 队更进一步:他们决定禁止任何诋毁他人的应用程序,不论是具有政治争议性的,还是被苹果审查员视为含有婬秽内容的。

当一个以马克·菲奥里(MarkFiore)的政治漫画为蓝本开发的应用程序被拒时,苹果试图扮演保姆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该应用因攻击布什政府的虐囚政策而被认为违反了不许诋毁他人的禁令。2010年4月,菲奥里臝得了普利策社论漫画奖,苹果的决定也被公之于众,并遭到嘲笑。苹果不得不收回成命,乔布斯也公开致歉。“我们对自己的错误感到愧疚,”他说,“我们尽可能做到最好,也尽可能快地学习 一但我们的确曾以为这条规定是有道理的。”

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错误了。如果我们想用iPad或iPhone,那么苹果就能控制我们可以看到和下载的应用程序。乔布斯似乎又成为奥威尔笔下的老大哥的危险,而也正是他在麦金塔的“1984”广告中令人欢欣鼓舞地摧毁了老大哥。乔布斯对这个问题十分上心。有一天,他打电话给《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汤姆·弗里德曼(TomFriedman),讨论如何画定界线却又不至于落得审查者的臭名。他要弗里德曼畨领一个咨询小组,帮助自己画定界线;但是弗里德曼的出版商表示,这样做存在利益冲突的问题,因此咨询小组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色情作品禁令也带来了麻烦。“我们相信,苹果有道德责任让色情远离iPhone,”乔布斯在回复一位消费者的邮件时写道,“需要色情的人可以用安卓。”

这引发了瑞安·泰特(RyanTate)与乔布斯的电子邮件对话;泰特是科技八卦网站诖谷闲话(Valleywag)的编辑。一天晚上,泰特喝着鸡尾酒,给乔布斯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谴责苹果公司严格控制用户所能下载的应用程序。“如果迪伦今天是20岁的话,他会怎么评价你的公司?”泰特质问道,“他是否会认为iPad和‘革命’根本没什么关系?革命的核心是自由 。”

出乎意料的是,几个小时后,即午夜过后,乔布斯对泰特进行了回复。“没错,”他说,“远离那些窃取用户私人数据程序的自由 ,远离那些榨干电池电量的程序的自由 ,远离色情的自由 。是的,自由 。时代在变①一些传统的个人电脑使用者觉得他们的世界正在逝去。没错。”

泰特在回复中提到了对于Flash和其他话题的看法,然后又回到了审查问题。“你知道吗?我不想要‘远离色情的自由 ’。色情有什么不好的!我觉得我妻子也会同意。”

乔布斯回复道:“等你有了孩子,可能就会关心色情的问题了。这与自由 无关,苹果是在为用户做正确的事情。”末了,他反驳道:“顺便问一旬,你又干过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你创造过什么东西没?还是说你只会批评其他人的工作、贬低他人的动机?”

泰特承认这给自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少有CEO会这样同消费者和博客写手一对一地交 流,”他写道,“乔布斯打破了一般的美国高管模式,他应该为此受到赞誉,而不仅仅因为他的企业做出了如此卓越的产品:他依照自己对于数字生活的强烈意志创建并重建了自己的公司,而且他愿意公开辩护自己的观点——大力地,直言不讳地,在周末凌晨两点这个时段。”博客圈中许多人也赞同这一说法,他们给乔布斯发邮件赞扬他的争论精神。乔布斯也很自豪,他把同泰特的往来邮件和一些称赞转发给了我。

尽管如此,对于苹果公司禁止用户查看富有争议的政治漫画和色情作品,人们仍然感到不安。幽默网站eSarcasm.com发起了一项网络运动,名为“是的,史蒂夫,我想要色情作品”。网站宣称,“我们是肮脏、痴迷色欲的恶徒,需要一天24小时接触婬秽内容。或者,我们只是想要一个没有审查的开放社会,一个不由技术独裁 者决定我们能看什么不能看什么的社会。”

当时,乔布斯和苹果公司正同硅谷闲话的附属网站Gizmodo开战;一位倒霉的苹果工程师在酒吧落下了一部还未发布的iPhone4测试机,Gizmodo拿到了它。依照苹果公司的投诉,警方搜查了该网站记者的住所。这一事件令人质疑,除了控制癖以外,苹果公司是否太过傲慢嚣张。

乔恩·斯图尔特是乔布斯的朋友,也是果粉。2010年2月乔布斯前往纽约会见传媒高管时,曾私下拜访斯图尔特。但这也没能阻止斯图尔特在《每日秀》(TheDailyShow)中将矛头对准乔布斯。“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微软才应该是邪恶的那个!”斯图尔特半开玩笑地说道。他身后的屏幕上出现了“appholes”②的字样。“哥们儿,你们曾是反叛者,是处于弱势的人。但是现在,你们倒成了老大哥了?还记得‘1984’广告吗,推翻了老大哥的牛x广告?照照镜子啊,兄弟!”

同年春末的时候,董事会成员也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亚瑟·莱文森在董事会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之后他在一次午餐的时候告诉我说:“史蒂夫的态度有些傲慢,这是他个性使然。他会本能地反抗,有力地摆出自己的信念。”在苹果还是充满反抗意识的弱势企业时,这种傲慢态度没什么问題。但是现在,苹果已经是移动市场的主导者了。“我们需要转变心态,符合自己大企业的身份,并处理狂妄傲慢的问题。”莱文森表示。阿尔·戈尔也在董事会会议上谈到了这个问题。“苹果的境况正发生巨大改变他回忆道,“它不再是向老大哥挥锤的人了。现在,苹果公司做大了,人们认为它傲慢嚣张。”一且涉及这个问题时,乔布斯就变得很防备。“他还在调整,”戈尔说,“他更善于做一个处于弱势的人,而不是谦逊的巨人。”

对于这类谈话,乔布斯亳无耐心。他告诉我,人们之所以批评苹果,是因为“谷歌和Adobe这样的公司在污蔑我们,企图摧毁我们”。那么对于人们认为苹果有时太傲慢的看法,他怎么看呢?“我对此毫不担心,”他说,“因为我们不傲慢。”——

在许多消费类产品企业中,设计师和工程师之间关系紧张;设计师想要产品美观,工程师需要确保产品满足功能需求。在苹果,乔布斯将两者都推向了极致,因此设计师和工程师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张。

1997年,他和设计总监乔尼·艾弗共同进行创意决策,他们常常认为,工程师需要克服那种觉得某事做不了的怀疑态度。iMac和iPod的成功,让他们更加坚偏自己的信念——了不起的设计能够激发工程师做出超人的壮举。每当工程师表示有些事情做不了时,艾弗和乔布斯就会逼迫他们努力尝试,通常都成功了。但偶尔会有些小问题。例如,艾弗认为涂层会削弱自己设计的纯粹性,从而让iPodNano很容易被刮花。但这并没有给苹果公司造成危机。

在设计iPhone的时候,艾弗的设计欲望 撞上一个不可能被现实扭曲力场改变的物理学基本法则——金属不宜放在天线附近。物理学家迈克尔·法拉第(MichaelFaraday)已经证实,电磁波在传播的过程中会绕过金属的表面,而无法穿过金属。因此,用金属外壳包裹手机会造成“法拉第笼”(FaradayCage)的现象,削弱进出的信号。起初,iPhone的设计是在底部使用塑料壳;但是,艾弗认为这会破坏设计的完整性,要求全部使用铝质材料。这样的做法成功了,于是,在设计iPhone4时,艾弗要求使用钢圈。钢圈是机身的支撑结构,看上去很圆滑,并部分充当手机天线。

这就有个大问题。要作为天线使用,钢圈必须有一个微小的缝隙。但是,如果用户的手指或汗湿的手掌遮住了这个缝隙,就会造成信号损失。工程师建议在钢圈外部喷上涂层,以防止该问题的出现,但是艾弗认为这会影响拉丝金属的外观。iPhone团 队在各种会议土都向乔布斯反映了这个问题,但是乔布斯认为工程师们只是在玩狼来了的把戏。他说,你们能行的。他们也确实做到了。

解决方案近乎完美,但并非完美。iPhone4在2010年6月发布时看起来棒极了,但是问题很快就浮出了水面:如果用户以某种方式拿着手机,尤其是用左手拿着手机时,手掌就会盖住钢圈上的小缝隙,于是就会出现信号丢失的问题。这种问题发生的概率大機为1%。由于乔布斯要求对未发布的产品进行严格保密,就连Gizmodo网站在酒吧里拿到的那台测试机也装的是假外壳,iPhone4并没有像大多数电子设备一样进行实用测试。因此,在大众抢购之前,这一缺陷并没有被人发现。“问题在于,设计高于工程和对未发布产品进行高度保密的双重政策是否对苹果有益。”托尼·法德尔(TonyFadell)后来表示,“总的来说,这样做有好处;但是不受制约的杈力是件坏事,而事情就是这样的。”

一个普通手机出现一些信号丢失问题根本不会成为新闻;但这是iPhone4,是让所有人惊叹的产品。这一故障问题被大家称为“天线门”;7月初,《消费者报告》(ConsumerReports)进行了一些严格的测试,表示鉴于天线问题,不推荐消费者购买iPhone4;此举将“天线门”事件推向高潮。

就在“天线门”炒得沸沸扬扬之时,乔布斯正和家人在夏威夷康娜度假村度假。最开始,他还在为自己和苹果公司辩护。亚瑟·莱文森接二连三地踉他通电话,乔布斯坚持认为,这是谷歌和摩托罗拉在作怪,“他们想要打倒苹果。”他说。

莱文森让他谦虚一点。“我们来看看到底是不是有问题。”他说。当他再次提到公众认为苹果公司态度傲慢时,乔布斯很不高兴。这违背了他非黑即白、是非分明的世界观。乔布斯认为苹果是一家讲原则的公司。如果别人看不到这点,那么是他们的错,苹果没有理由放低姿态。

紧接着,乔布斯觉得受到了伤害。他认为这些批评是针对他个人的,他感到很痛苦。“他内心深处认为,自己绝不会像某些商界的纯实用主义者那样去做一些明显错误的事情。”莱文森表示,“因此,如果他认为自己是对的,那么就会往前冲,而没有想过质疑自己。”莱文森劝他不要沮丧,但没有用。“去他妈的,这事根本不值得费这么大工夫。”他跟莱文森说。最后,蒂姆·库克让他从低落的情绪中摆脱出来。库克跟乔布斯说,有人认为苹果将成为另一个微软,自满又傲慢。第二天,乔布斯转变了态度。“让我们把这个问题弄个水落石出。”他说。

从AT&T收集到信号丢失的统计数据后,乔布斯意识到,虽然实际情况并没有舆论所声讨的那样夸张,但确实是个问题。于是,他从夏威夷飞回公司。不过在回去之前,他打了几通电话,召集了几个值得信赖的老手,那些30年前麦金塔创始团 队的聪明人。

他首先打给了公关老手里吉斯·麦肯纳。“我准备从夏威夷回来处理天线问题,需要你的意见。”乔布斯对他说。他们约好次日1点半在苹果会议室见面。第二个电话打给了广告人李·克劳。他曾想要放弃和苹果合作,但是乔布斯欣赏他并将其留下了。克劳的同事詹姆斯·文森特也收到了乔布斯的电话。

乔布斯还决定把儿子里德也带回公司一同参加会议;里德当时在读髙中四年级,刚和他从夏威夷回来。“我接下来两天会全天不停地开会,希望你也能来,这两天你能学到的东西比在商学院两年还多。”他对里德说,“你将会和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共处一室,看看一切是如何运作的。”在回忆这段经历时,乔布斯有些热泪盈眶。“我愿意再经历一次这样的事件,只要让他有机会看看我工作时的样子。”他说,“他应该看看自己的父亲在做什么。”

到会的还有苹果公司的公关主管,沉着冷静的凯蒂·科顿(KatieCotton)以及其他七名髙管。会议持续了整个下午。乔布斯后来回忆说:“这是我人生中最棒的会议之一。”会议一开始,他就拿出了自己收集的所有数据。“事实都摆在这儿,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麦肯纳最为沉着和直接,他说:“只需摆出事实和数据,不要表现得傲慢狂妄,但要坚定和自信。”其他人,包括文森特在内,都劝乔布斯表现得更有歉意些,但是麦肯纳不同意。他建议道:“不要夹着尾巴召开新闻发布会,你应该直接跟他们说,‘手机不完美,我们也不完美。我们是凡人,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事,而数据在这里。’”麦肯纳的提议被采用了。讨论到乔布斯的傲慢形象时,麦肯纳劝他不必多虑。“我不认为让乔布斯表现得谦卑一些就能解决问题。”麦肯纳后来解释道,“正如史蒂夫形容自己的那样,‘所见即所得’。”

周五,苹果在公司礼堂举办了新闻发布会,乔布斯采纳了麦肯纳的意见。他没有卑躬屈膝,也没有道歉,只表示苹果理解这个问题并会尽力改正,这样他就得以平息问题。接着,他话题一转,称所有手机都有些问题。后来他告诉我,自己在发布会上的语气有些“太恼怒”,但事实上,他的表述冷静而直接。他用了四个简短的陈述句:“我们不完美。手机不完美。我们都知道这一点。但是我们想要让用户满意。”

他表示,如果有人不满意,可以退货或者免费获得苹果提供的胶套。结果,iPhone4的退货率只有1.7%,还不到iPhone3GS和大多数其他手机退货率的1/3。在发布会上,他又接着报告了一些数据,表明其他手机也有类似问题。但这并不完全属实。苹果的天线设计让iPhone4比大多数手机的天线都要差一点,包括之前的iPhone版本。伹是,媒体对于iPhone4信号丢失的报道确实夸大其词了。“这捏造出来的数据令人难以置信。”他说。对于乔布斯既没卑躬屈膝,又没有责令召回,大多数消费者并没有感到震惊,相反他们认识到乔布斯是对的。

iPhone4的存货巳经售罄,排在等候名单上的人们现在要等上三周时间——之前还只需要两周的时间。它成为苹果历史上销售最快的产品。乔布斯在发布会上断言其他智能手机也有同样的天线问题,媒体遂将话题转移至他的说法是否正确。即使乔布斯所言不实,这也比讨论iPhone4是否是个有缺陷的无用产品要好。

一些媒体观察家对此感到难以置信。newser.com的迈克尔·沃尔夫(MichaelWolff)写道:“通过一场大胆的表演,乔布斯向人们展示了他的坚定、正义及无辜,从而成功地回避了问题,消除了批评,并将火引到了其他智能手机厂商身上。这是现代营销、企业公关和危机管理的新高度,你只能目瞪口呆充满敬意地问他们:你们是怎么成功摆脱问题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他是如何摆脱问题的?”沃尔夫将其归功于乔布斯的洗脑能力,称他是“最具有魅力的人”。换做其他CEO会卑下地进行道歉,并大量召回问题产品,但乔布斯不必如此。“他冷酷痩削的外表,他的专制,宗教般的影响力,神一样的地位,使他有特权决定什么东西重要什么东西微不足道。”

漫画《呆伯特》(Dilbert)的创作者斯科特·亚当斯(ScottAdams)也同样感到难以置信,不过更多的还是欣赏。几天后,他发表了一篇博客文章,惊叹乔布斯“占据制髙点的举动”,称其将会成为新的公关标准。乔布斯自豪地把这篇文章发送给很多人。“苹果对iPhone4问题的回应并未遵循公关套路,因为乔布斯决定重新改写规矩。”亚当斯写道,“如果你想知道天才什么样,研究一下乔布斯的措辞吧。”通过宣称手机都不完美,乔布斯用一个不争的事实改变了争论的语境。“如果乔布斯没有把问题从iPhone4引向所有智能手机,我可能会画一幅爆笑漫画,展示一款一拿到手里就无法使用的手机。但是,一旦问题变成了‘所有智能手机都存在问题’,幽默的机会也就随之溜走了。没有什么能比一般性的祜燥事实更能扼杀幽默了。”

在乔布斯的职业生涯完满之前,有几件事情需要解决。其中一件就是结束与他喜爱的披头士乐队之间的“三十年战争”。2007年,苹果同苹果唱片公司就商标之争达成和解;该唱片公司是披头士的母公司。1978年,苹果唱片公司起诉刚刚起步的苹果计算机公司,称其使用自己的名字。但是商标案和解之后,披头士的音乐仍未进驻iTunes商店,成为唯一遗落在外的著名乐队。主要原因在于苹果唱片公司还未同百代音乐公司就如何处理数字版权达成一致,而百代音乐公司拥有披头士大部分歌曲的版权。

2010年夏,披头士和百代音乐公司找到了解决方案,并与苹果举行了四人峰会。乔布斯和负责iTunes商店的副总裁埃迪·库埃主持会议,邀请了杰夫·琼斯(JeffJones)和罗杰·法克森(RogerFaxon):琼斯代表披头士的利益,法克森是百代音乐公司的总裁。既然披头士已经准备好了进军数码市场,苹果会如何为这一里程碑添加一点儿传奇色彩呢?乔布斯期待这一天很久了。事实上,三年前在计划如何吸引披头士加入时,他就曾和广告团 队、李·克劳及詹姆斯·文森特一起构思了一些广告创意。

“史蒂夫和我想尽了一切能够做的事情。”库埃回忆道。其中包括重新设计iTunes商店主页,购买广告牌放上披头士乐队最好的照片,以及播放一系列经典苹果风格的电视广告。顶级的方案是一套价值149美元的套装产品,其中包括披头士的全部13张专辑,《昔日大师》(PastMasters)两张精选集,以及勾起人怀旧之情的1964年披头士华盛顿体育馆演唱会视频。

大体原则都达成一致后,乔布斯亲自帮助挑选了广告需要的照片。每个广告结尾都是一张黑白静照,年轻的保罗·麦卡特尼(PaulMcCartney)和约翰·列侬,微笑着,在录音棚里低头看一首乐曲。这使人想起了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的一张旧照,照片上是两人一起查看苹果电路板。库埃说:“让披头士进人iTunes是我们进入音乐业务的终极目标。”——

在iPad开始销售之前,乔布斯就已经在思考iPad2上该有什么。它需要前置和后置摄像头 ——大家都知道会是这样——而且他肯定希望它更加轻薄。但是有一个他专注思考的外设问题是大多数人没有想到的:人们用的保护套遮盖了iPad的美丽线条,也削弱了屏幕的效果。他们把本应轻薄的东西做得太厚了,给一个原本各方面都充满魔力的电子设备披上了件大路货的外衣。

大约就在那个时候,他读到一篇有关磁铁的文章,剪下来交 给了乔尼·艾弗。磁铁的吸引力可以被精确地聚焦在一个锥形区域里,这也许可以用于连接一个可分离的保护盖。那样,保护売就可以覆盖iPad的正面而无须包褰整个设备。艾弗的团 队里有个家伙研究出了如何用有磁性的合页连接一个可分离的保护盖。当你打开它时,屏幕会被唤醒,而且这个保护盖还可以折叠成一个支架。

这不是高科技,只是纯粹的机械应用。但是它很迷人。这也是乔布斯追求端到端一体化集成的另一个例子:保护盖和iPad是一起设计的,因此磁铁和合页可以无缝连接。iPad2会有很多改进,但是这个大多数CEO都会不屑一顾的小盖子,却将博得最多赞许的微笑。

iPad2按计划在2011年3月2日于旧金山发布,由于乔布斯又在休病假,大家并未期待他会出席。但是等请柬发出去以后,他又让我尽量到场。现场一切照旧:苹果的最髙管理层坐在第一排,蒂姆·库克吃着能量棒,音响系统大声播放着应景的披头士乐队的歌,最后是《你说你想要一场革命》和《太陽升起》。开幕前的最后一分钟,里德·乔布斯跟两个满脸稚气的大一宿舍室友赶到现场。

“我们做这个产品那么久,我可不想错过今天。”乔布斯缓步走上舞台时说。他痩得吓人,却带着欢快的笑容。观众爆发出欢呼声,全体起立鼓掌。

乔布斯的iPad2展示从新的保护盖开始。“这次,保护盖跟这个产品是一起设计的。”他解释说。接下来他开始回应一项质疑:原来的iPad更擅长消费内容而不是创造内容。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因此乔布斯一直为之耿耿于怀。这次,苹果改编了麦金塔上两项最有创造性的应用,GamgeBand和iMovie,开发了适用于iPad的版本,功能强大。乔布斯演示了如何在新版iPad上轻松地作曲和编曲,或给你的家庭录像添加音乐和特效,以及发布和分享这些创作。

又一次,他用人文街(LiberalArtsStreet)和科技街(TechnologyStreet)交 汇的画面结束了演讲。这次,他用最清晰的方式表达了他的信条:真正的创意和简洁来自产品的一体化——硬件、软件,以及内容、保护盖和销售员——而不是让这些部分都开放和各自为政,就像过去的Windows个人电脑和现在的安卓(Android)设备那样:

苹果的基因决定了只有技术是不够的。我们笃信,是科技与人文的联姻才能让我们的心灵歌唱。后PC时代的电子设备尤其如此。大家都在涌入这一平板电脑市场,可是他们把它看成是下一代PC,硬件和软件要由不同的公司制造。而我们的体验,以及我们身体中的每一块骨骼,都在说那种方式是不对的。这些是后PC时代的电子设备,需要比PC更加直观和简单易用,其软件、硬件和应用都要比在PC上更加无缝地结合。我们认为,我们不仅有合适的硅构造,而且有合适的组织构造,来制造这种产品。

这种构造不仅植入了他创建的企业,而且也植入了他自己的灵魂。

发布会结束后,乔布斯精神焕发。他到四季酒店来,跟我、他夫人、里德和里德的两个斯坦福同学共进午餐。这次他真的是吃东西了,虽然还是有些挑剔。他点了鲜榨果汁,结果把果汁退回去三次,每次都说是瓶装的;还点了一份什蔬意大利面,尝了一口就说没法儿吃,推到一边去了。可是接下来他把我的蟹肉沙拉吃了一半,然后自己点了一整份,吃完以后又吃了一碗冰激凌。而最后,这家对客人百依百顺的酒店甚至还端上了一杯终于能达到他要求的果汁。

第二天在家中,他依然情绪髙涨。他计划第三天一个人飞到康娜度假村,我要求看看为了这次旅行他都在他的iPad2上安装了什么。有三部电影 :《唐人街》(Chinatown)、《谍影重重3》(TheBourneUltimatum),和《玩具总动员3》(ToyStory3)。我还发现,他只下载了一本书:《一个瑜伽行者的自传》。这是一本冥想与灵修指南,他十几岁时第一次阅读,后来在印度再次阅读,从那以后每年都会重读一遍。

上午刚过了一半,他就想吃东西了。他仍然太虚弱,不能开车,所以我开车带他去一个购物中心的咖啡厅。咖啡厅还没开门,但是老板已经习惯了乔布斯在非营业时间敲门,他高兴地接待了我们。“他承担了让我胖起来的使命。”乔布斯开玩笑说。他的医生们要求他吃鸡蛋,作为优质蛋白质的一个来源,所以他点了鸡蛋卷。“得了这种病,加上所有的疼痛,会时刻提醒你你是会死的,而一不小心这就会对你的大脑产生奇怪的影响。”他说,“你不会作超过一年的计划,这很不好。你需要强迫自己像你要活很多年那样去作计划。”

这种神奇想法的一个例子就是他计划建造一艘豪华游艇。在他做肝脏移植手术之前,他和家人曾经租用游艇度假,去墨西哥、南太平洋或地中海。在很多次航行中,乔布斯都会厌烦或开始讨厌所乘游艇的设计,因此他们会缩短行程,然后飞到康娜度假村。但有些时候航行很成功。“我最好的一次假期就是我们沿着意大利海岸线航行,然后去雅典——雅典挺没劲儿的,不过帕特农神殿非常震撼——然后到土耳其的以弗所,那里保留着那种古老的大理石的公共厕所,中间还有一个地方供音乐家演奏小夜曲。”他们到达伊斯坦布尔后,乔布斯聘请了一位历史教授做他们的导游。最后他们还洗了土耳其浴,那位教授的讲解让乔布斯对青少年文化的全球化有了深刻的认识:

我受到了真正的启示。我们都穿着浴袍,他们为我们制作了土耳其咖啡。教授讲解了这里的咖啡制作方法跟其他地方有多么不同,而我认识到,“那又他妈的能怎么样呢?”即使是在土耳其,又有哪个孩子会在乎什么土耳其咖啡呢?一整天我都在现察伊斯坦布尔的年轻人。他们都在喝世界上其他孩子喝的饮料,他们穿的衣看起来就像是从GAP买的,他们也都在用手机。他们跟别处的孩子没什么两样。这让我意识到,对于年轻人来说,现在整个世界都是一样的。我们在制造产品时,没有一种东西叫土耳其手机,土耳其的年轻人想要的音乐播放器也不会跟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年轻人想要的不一样。我们现在就是同一个世界。

那次愉快的航行之后,乔布斯自娱自乐地开始设计,之后反复地重新设计一艘他有朝一日想要建造的游艇。2009年他再次病重时,几乎取消了这个计划。“我认为我活不到它造好的那个时候。”他回忆说,“那让我非常悲伤,但是我又觉得做这个设计是件有意思的事,而且也许我侥幸可以活到它造好的时候。如果我停止设计,然后我又多活了两年,我会气疯的。所以我就坚持了下去。”

在咖啡厅吃完鸡蛋卷后,我们回到他家,他给我看所有的模型和设计图。不出所料,这艘计划中的游艇是流线型的极简风格。柚木甲板平直完美,不加任何装饰物。如苹果商店一样,船舱的窗子都是几乎从地面直到天花板的大块玻璃,而主要生活区设计有40英尺长、10英尺高的玻璃墙。他让苹果商店的总工程师设计了一种特殊的可以支撑船体结构的玻璃。

当时这艘船已经在由荷兰的游艇定制公司Feadship建造,但是乔布斯仍然在对设计改来改去。“我知道有可能我会死掉,留给劳伦一艘造了一半的船,”他说,“但是我必须继续做下去。如果我不这么做,就是承认我快要死了。”

几天以后,他和鲍威尔将会庆祝他们结婚20周年。他承认,有时候他没有给予她应得的感谢。“我非常幸运,因为当你结婚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未来将会怎样。”他说,“你都是凭直觉。我没法干得更漂亮了,因为劳伦不仅聪明漂亮,而且事实证明她是个非常好的人。”他的眼睛湿润了。他谈起其他的女朋友,尤其是蒂娜·莱德斯,但是说他最终作了正确的选择。他还反省了他是多么的自私和苛刻。“劳伦要应付这一切,还要照顾我的病况,”他说,“我知道跟我生活在一起可不是件享受的事情。”

他种种的自私特征之一,就是他经常不记得纪念日或生日。但这一次,他决定策划一个惊喜。他们当年在优山美地的阿瓦尼酒店举行的婚礼,他决定在结婚纪念日时再带鲍威尔去那里。但是当乔布斯打电话去时,酒店房间已经预订满了。他请酒店联系上预订了当初他和鲍威尔结婚时住的套房的人,询问他们是否愿意放弃。“我提出为他们支付另一个周末的费用。”乔布斯回忆说,“那人非常好,他说,‘20年,拿去吧,房间是你们的了。’”

随后他还找出一个朋友拍摄的结婚照,然后放大印在厚厚的纸板上,装在一个精美的盒子里。他翻看着自己的iPhone,找到当时他写了放在盒子里的那段话,大声读了出来:

20年前我们相知不多。我们跟着感觉走,你让我着迷得飞上了天。当我们在阿瓦尼举行婚礼时天在下雪。很多年过去了,有了孩子们,有美好的时候,有艰难的时候,但从来没有过糟糕的时候。我们的愛和荨敬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而且与日俱增。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现在我们回到20年前开始的地方——老了,也更有智慧了——我们的脸上和心上都有了皱纹。我们现在了解了很多生活的欢乐、痛苦、秘密和奇迹,我们依然在一起。我的双脚从未落回地面。

读完一段,他已经泣不成声。哭过之后,他说他给每个孩子都做了一套照片。“我想他们可能愿意看到我也曾经年轻过。”

2001年乔布斯就预见到:你的个人计算机将成为日常生活中的多种电子设备——例如音乐播放器、摄像机、移动电话和平板电脑——的“数字中枢”。这正与苹果创造简单易用的端到端一体化产品的能力相契合,就这样这家公司从一个高端小众计算机公司转变为全球最有价值的科技公司。

到2008年,乔布斯已经预见到数字时代的下一个浪潮。他相信,未来你的桌上电脑将不再会是你的内容中枢。取而代之,中枢将被转移到“云端”。换句话说,你的内容将被存储在你所信任的公司管理的远程服务器上,你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设备上使用。接下来乔布斯用了三年时间实现这个设想。

他起初走错了一步。2008年夏天他发布了一个叫做MobileMe的产品,是一项昂贵的收费服务(每年99美元),允许你把通讯录、文件、图片、视频、邮件和日历存储在云端,可以在任何设备上同步。理论上,你可以在你的iPhone或任何计算机上接入你的数字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用乔布斯的话说,这项服务烂透了。它非常复杂,设备同步得不好,邮件和其他数据会随机丢失。沃尔特·莫斯伯格在《华尔街日报》上刊登评论文章,大标题是“苹果的MobileMe漏涧百出难以信赖”。

乔布斯怒不可遏。他把MobileMe团 队召集到苹果园区的礼堂,站在台上问,“有没有谁能告诉我MobileMe是要做什么用的?”团 队成员回答后,乔布斯追问道:那他妈的为什么它做不了那个?”接下来半个小时他一直在斥责他们。“你们玷污了苹果的声誉,”他说,“你们应该相互憎恨,因为你们令彼此失望。连我们的朋友莫斯伯格都不再写赞美我们的文章了。”大庭广众之下,他炒掉了MobileMe团 队的负责人,换成了埃迪·库埃,库埃当时负责苹果所有的互联网内容。如《财富》杂志的亚当·拉辛斯基在对苹果企业文化的分析文章中所说,“问责制得到了严格执行。”

到2010年,显然谷歌、亚马逊、微软等公司显然都在力争成为可以最好地存储你的内容和数据,并在你的各种设备上进行同步的公司。因此乔布斯加倍努力。那年秋天他向我作了如下说明:

我们要成为管理你与“云端”之间关系的公司——从“云端”中流畅地播放你的音乐和视频,存储你的图片和信息,甚至包括你的医疗数据。苹果率先认识到你的计算机会成为一个数字中枢。因此我们编写了这些应用——iPhoto、iMovie、iTunes——并将它们与我们的设备整合在一起,例如iPod,iPhone和iPad,效果棒极了。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间,这个中抠将从你的计算机转移到“云端”。因此这是同一个数字中柩策略,但是中枢的位置变了。这意味着你总是能访问你的内容而且不必再同步。

我们作这样的转型非常重要,正如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所说的“创新者的窘境”,即发明了某个事物的人往往是最后一个看到它过时的,而我们当然不想落在后面。我会让MobileMe免费,我们会让同步内容变得简单。我们正在北卡罗来纳州建一个服务器群。我们可以提供你需要的所有同步,那样我们就可以锁定客户。

乔布斯在每周一的晨会上讨论这个设想,渐渐形成了一个新战略。“我在凌晨两点给各团 队的人发邮件,对问题进行充分讨论。”他回忆说,“我们对此作了很多思考,因为它不是一项工作,它是我们的生命。”尽管一些董事会成员,包括阿尔·戈尔在内,质疑让MobileMe免费的想法,但他们还是支持了它。这将是他们未来十年把客户圈进苹果领地的关键战略。

新的服务被命名为iCloud,2011年6月由乔布斯在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Apple-sWorldwideDeveloperConference)上发布。他还在休病假,而且在5月还因为感染和疼痛住院数天。一些好朋友劝他不要作这个演讲,因为这需要作很多准备和彩排。但是在数字时代开启又一次结构调整的前景似乎让他充满力量。

当他在旧金山会议中心登上舞台时,他在平时常穿的三宅一生黑色套头衫外面套了件VcmRosen黑色羊绒衫,还在蓝色牛仔裤里穿了件保暧裤。但是他看起来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消瘦。观众起立长时间鼓掌——“非常感谢,我深受鼓舞。”他说——但是几分钟内苹果的股价就下跌超过4美元,到了340美元。他在作着悲壮的努力,但是他看起来非常虚弱。

他把舞台交 给菲尔·席勒和斯科特·福斯托,他们演示了Mac和移动设备的新操作系统,然后乔布斯亲自展示iCloud。“大约十年前,我们有了我们最重要的一个预见,”他说,“PC将成为你数字生活的中枢。你的视频,你的照片,你的音乐。但是在过去几年这个预见破灭了。为什么?”他不厌其烦描述了把所有的内容同步到每一个设备上是多么困难。如果你在iPad上下载了一首歌,用你的iPhone拍了一张照片,在你的电脑上存了一段视频,你就要把USB线在各个设备上插来拔去才能实现这些内容的共享,最后会觉得自己像个旧时的电话接线员。“让这些设备保持同步快把我们逼疯了,”下面的笑声越来越大,“我们有一个解决方案。它是我们的下一个重要预见。我们要把PC和Mac降级为仅仅是一个设备,我们要把数字中枢转移到‘云端’。”

乔布斯非常清楚,这个“重要预见”实际上并不真的很新。他甚至还拿苹果的上一次尝试开玩笑:“你可能会想,我为什么要相信他们?就是他们给了我MobileMe。”观众们忐忑不安地笑着。“权且让我说那不是我们的最佳状态吧。”但是当他演示iCloud时,显然它要更好。邮件、联系人和日历条目瞬间同步。应用、照片、书籍和文件亦是如此。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乔布斯和埃迪·库埃跟多家音乐公司达成了协议(跟谷歌和亚马逊不同)。苹果的云端服务器将有1800万首歌曲。如果你的任何电子设备或计算机上有这些歌曲中的任何一首——无论你是合法购买的还是盗版的——苹果将允许你在所有设备上使用这首歌的高质量版本,而无须费时费力把它上传到“云端”。“就是这么简单。”他说。

这个简单的概念——一切都将无缝连接——一如既往地是苹果的竞争优势。微软已经对其云计算“CloudPower”大肆宣传了一年多,而早在三年前其首席软件架构师,传奇的雷·奥兹(RayOzzie),就曾向全公司发出了振奋人心的动员:“我们的愿望是人们只需要购买一次多媒体内容,然后就可以用他们的……任何电子设备接入和享用。”但是奥兹在2010年底辞职,而微软的云计算从未在消费类电子设备上实现。亚马逊和谷歌都在2011年推出了云服务,但是他们都没有能力整合硬件、软件和各种电子设备中的内容。苹果控制这个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可以通过设计使之全都共同工作:电子设备、计算机、操作系统、应用软件加上内容的销售和存储。

当然,只有当你使用某款苹果设备、待在苹果的封闭空间里时,这一切才能无缝合作。这就为苹果带来了另一个好处:消费者黏合度。一且你开始使用iCloud,就会很难切换到Kindle或安卓设备。你的音乐和其他内容无法同步到那些设备上;事实上,它们可能会无法工作。苹果30年来抵制开放系统的努力达到了高潮。“我们思考了是否要为安卓做一个音乐应用,”第二天吃早餐时他告诉我,“我们把iTunes装到Windows上以便能销售更多iPod。但是我没看到把我们的音乐应用装到安卓系统上有什么好处,除了让安卓的用户高兴之外。而我不想让安卓的用户高兴。”

乔布斯12岁时,从电话簿上査到了比尔·休利特,给他打电话要一个自己在尝试制作频率计数器时用到的零件,结果得到了在惠普仪器部做暑期工作的机会。也就是在那年,惠普在库比蒂诺置地扩建计算器部门。沃兹尼亚克去那儿工作,就是在那里,他利用夜里的时间设计了AppleI和AppleII电脑。

惠普2010年决定弃用库比蒂诺园区,这一园区就在苹果的无限循环路1号楼总部东侧1英里处。乔布斯悄悄地安排买下了惠普的园区和毗邻的物业。他欣赏休利特和帕卡德打造一家传世公司的方式,也很自豪自己在苹果做了同样的事情。现在他想要一个能展示苹果形象的总部,这在西海岸的科技公司中是前所未有的。他最终聚积了150英亩土地,其中大部分在他少年时代还是杏树园。他投身到新园区的设计建设中,这将是一个传世的项目,融入了他对设计的激情和他对创建一家传世公司的热情。“我想留下一个标志性的园区,可以体现这家公司的价值观,代代相传。”他说。

他聘请了他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建筑公司——诺曼·福斯特爵士(SirNormanFoster)的公司,该公司曾经修建了很多设计精美的建筑,如复原柏林的国会大厦,以及伦敦的圣玛丽斧街30号。不出所料,乔布斯深度参与到建筑规划中,事无巨细都要过问,以至于几乎无法形成最终的设计方案。这将是他的传世之作,他要力求完美。福斯特的公司派出了50名建筑师,2010年全年,他们每隔三个星期都要给乔布斯看改进过的模型和各种选择方案。他会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新的概念,有时甚至是全新的形状,让这些建筑师从头再来并提供更多的备选方案。

当他第一次在他的起居室向我展示那些模型和规划时,这个建筑的形状就像一条蜿蜒的巨型跑道,由三个相连的半圆组成,环绕着一个巨大的中心庭院。墙壁是落地窗,内部是一排排的办公室,陽光可以直射在过道上。“这样大家会面的空间就随处可见,方便灵活。”他说,“而且每个人都能够晒到太陽。”

下一次他再给我看规划时,已是一个月之后。我们在他办公室对面的大会议室里,桌子上放着建筑模型。他已经作了一个重要改动。所有的办公室都会跟落地窗有一段距离,这样长长的走廊就会沐浴着陽光,还可以作为公共空间。他跟一些建筑师有一个争论,建筑师希望这些窗子可以打开,而乔布斯从来不喜欢让人们能够打开东西的想法。“那只会让人们把东西搞砸。”他宣称。在这一点上,如在其他细节上一样,他赢了。

当晚他回家后,在晚餐上展示了设计图,里德开玩笑说那个建筑从空中看去让他想到男性生殖器。乔布斯把这个评论当做里德青春期的心理反应而不屑一顾。然而第二天他向建筑师们提起了这个说法。“很不幸,一旦有人这样跟你说了,你就永远无法把那个形象从你头脑中抹去。”他说。等到我下次见他时,建筑的形状已经被改成了一个简单的环形。

新的设计意味着在整个建筑中将没有一块平直的玻璃。一切都是弧形的并加以无缝连接。乔布斯长久以来一直迷恋玻璃,而他为苹果零售店定制巨型落地窗的经验使他非常自信地认为,量产巨大的弧形玻璃是可能的。规划中的中心庭院直径有800英尺(要比3个典型的城市街区还长,或几乎相当于3个橄榄球场的长度),他通过重叠幻灯片向我展示它可以将罗马的圣彼得广场围绕进来。他挥之不去的记忆之一就是曾经覆盖这里大部分区域的果园,因此他从斯坦福聘请了一位资深园艺家,要求园区80%的区域都是自然风貌,有6000株树木。“我让他要确保有一片新的杏树园,”乔布斯说,“以前你在哪儿都能见到杏树园,甚至是在街角上,它们是珪谷遗产的一部分。”

到2011年6月,这座共4层、300万平方英尺、可容纳12000多名员工的建筑终于规划完成,准备公布于众。乔布斯决定在全球开发者大会发布iCloud的第二天,低调而非公开地向库比蒂诺市议会报告这件事。

尽管他精力有限,但他那天的日程安排得很满。罗恩·约翰逊创建了苹果商店并经营了十多年,现在决定要去J·C·彭尼公司(J.C.Penney)做CEO,那天早晨他来乔布斯家讨论他辞职的相关事宜。之后乔布斯和我去帕洛奥图一个叫Fmiche的卖酸奶和燕麦粥的小咖啡厅,在那儿他兴致勃勃地谈论苹果产品的前景。当天晚些时候司机送他去圣克拉拉参加苹果和英特尔最髙管理层的季度例会,讨论未来把英特尔芯片用到移动设备上的可能性。当晚,U2在奥克兰大体育场举行演唱会,乔布斯本来考虑去看。但是他决定用这个晚上向库比蒂诺市议会展示他的园区规划。

乔布斯轻车简从来到市议会,穿着他在全球开发者大会上的那件黑色毛衣,看起来很放松。他站在讲台前,手里拿着遥控器,用20多分钟的时间向议员们展示了园区设计的幻灯片。当那简洁的、未来主义的、正圆形的建筑的透视 图出现在屏幕上时,乔布斯停下来微笑着。“它就像一艘飞船降落了。”他说。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想我们搞不好会造出一座世界上最棒的写字楼。”

之后的周五,乔布斯给一位很久以前的同事安·鲍尔斯(AmiBowers)发了封邮件,她是英特尔的联合创始人鲍勃·诺伊斯的遗孀。她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曾担任苹果的人力资源总监和女训导,负责在乔布斯发脾气以后训斥他并安慰受伤的同事们。乔布斯问她第二天是否可以来看他。鲍尔斯刚巧在纽约,但回来后周日就去了乔布斯家。当时他又已经很虚弱了,疼痛发作,没什么精神,但却迫不及待地向鲍尔斯展示新总部大楼的透视 图。“你应该为苹果而骄傲,”他说,“你应该为我们所创造的东西而骄傲。”

然后他看着她,专注地问了一个几乎让她站立不稳的问题:“告诉我,我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鲍尔斯尽量诚实地回答了他。“你那时非常冲动,非常难以相处,”她说,“但是你的视野让人折服。你告诉我们,‘过程就是奖励。’结果表明你说得没错。”

“是的,”乔布斯回答,“我确实在这个过程中学到了一些东西。”然后,过了几分钟,他又重复了一遍,像是在让鲍尔斯和他自己安心。“我确实学到了一些东西。真的。”

乔布斯一直热切盼望着参加2010年6月儿子的高中毕业典礼。“当我被诊断出患有癌症时,我跟上帝做了笔交 易——无论如何,我一定要看到里德毕业,这个信念支撑我挺过了2009年。”他说。已经读高中四年级的里德,跟他父亲18岁的时候惊人地相似,那洞察一切又略带叛逆的微笑,那专注的眼神,还有那一头浓密的深色头发。但里德也从母亲那儿继承了对人友善和极富同情心的特质,而这却是他父亲所不具备的。他感情丰富,愿意与人为善。每当乔布斯身体不适时,常常闷闷不乐地坐在厨房的餐桌前盯着地板发呆,这时,唯一能让他眼前一売的就是看见里德走进来。

里德深爱着他的父亲。就在我开始写作本书不久,他来到我的住处,像他父亲经常做的那样,提议我们出去散步。他热切地告诉我,他父亲不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冷酷商人,他的动力来源于他对事业的热爱和对苹果产品的自豪。

乔布斯被诊断出患有癌症后,里德开始去斯坦福的肿瘤学实验室做暑期实习 ,通过DNA排序去寻找结肠癌的基因标志。在一次实验中,他追踪到了基因变异如何在家庭成员间传播。“我病了以后,能让我感到一丝安慰的极少事情之一,就是里德可以有很多时间跟一些优秀的医生一起作研究。”乔布斯说,“他对此表现出的热情正像我在他这个年龄时对计算机的那种热情。我认为21世纪最大的创新将是生物学与技术的结合。一个新的时代正拉开序幕,就像我在他的年龄时,数字时代正拉开序幕。”

里德以他的癌症研究为基础,在他水晶泉高地中学(CrystalSpringsUplandsSchool)的班级做了高年级报告。当他描述着如何用离心机和染色法做肿瘤的DNA排序时,他的父亲和其他家人一起坐在观众席中,面带微笑。“我幻想着将来里德和他的家人住在帕洛奥图这儿的一栋房子里,他在斯坦福做医生,每天骑着自行车去上班。”乔布斯后来说。

2009年,当乔布斯看似不久于人世时,里德迅速成熟起来。父母在孟菲斯时,他照顾着两个妹妹,已经颇具家长风范。不过等到2010年春天他父亲的健康状况稳定下来后,他就又恢复了爱打趣调侃的个性。一天吃晚饭时,他跟家人讨论带女朋友去哪儿共进晚餐。他父亲建议去伊尔弗纳奥餐厅(IlFornaio),那是帕洛奥图髙级餐厅的代表,但是里德说他没订到位子。“你想让我试试吗?”他父亲问。里德拒绝了,他想自己解决。生性有点儿羞涩、在家排行老二的埃琳建议说她可以在家里花园中搭一个帐篷,她和妹妹伊芙可以在那儿为他们奉上一顿浪漫的晚餐。里德站起来拥抱了她,承诺说改天一定要享用一下。

一个周六,里德作为学校“神童”(QuizKids)团 队的四名选手之一,参加了一家当地电视台举行的比赛。除了去参加马术表演的伊芙,全家人都来给他加油。在电视台的工作人员乱糟糟地作准备时,他父亲努力控制着自己不耐烦的情绪,坐在摆着一排排折叠椅的家长席中,尽量不引人注意。但是他穿着标志性的牛仔裤和黑色套头衫,很容易被认出来,一个女人直接拉了把椅子坐到他旁边开始给他拍照。乔布斯没有看她,姑起身挪到了那排座位的另一端。当里德上场时,他的姓名牌上写的名字是“里德·鲍威尔”。主持人问学生们长大以后想做什么。“研究癌症。”里德回答说。

比赛结束后,乔布斯开着他的双人座奔驰SL55,带着里德,妻子鲍威尔开着自己的车,带着埃琳,紧随其后。在回家路上,鲍威尔问埃琳对爸爸拒绝给他的车挂牌照怎么想。“叛逆呗。”埃琳回答说。后来我问了乔布斯这个问题。“因为人们有时候会跟踪我,如果我有牌照,他们会跟到我家来,”他回答说,“但现在有了谷歌地图,这种说法也就不成立了。所以我想,实际上,没有就是没有吧。”

在里德的髙中毕业典礼上,乔布斯用iPhone给我写了一封邮件,得意地说,“今天是我最快乐的一天。里德就要髙中毕业了,就是现在。我把一切杂务都拋开了,就在现场。”当晚一些好朋友和家人在他家举行了派对。里德跟每个家庭成员都跳了舞,包括他父亲。之后,乔布斯把儿子带到仓库,让儿子从他的两辆自行车里挑一辆,他觉得自己不会再骑了。里德开玩笑说那辆意大利的看起来有点儿颜色太鲜艳,所以乔布斯让他选旁边那辆结实的8速自行车。当里德说他很感激时,乔布斯回答说:“你不用感激,因为你有我的DNA。”不久以后,《玩具总动员3》公映。对于皮克斯的这一三部曲,乔布斯从一开始就精心培育,而最后这一部是围绕着安迪离开家去上大学的种种感情故事。“我真希望我能永远和你在一起。”安迪的妈妈说。“你永远都在。”安迪回答。

乔布斯跟他两个小女儿的关系就稍显疏远。他对埃琳的关注更少,埃琳比较安静内向,似乎不知该怎么跟他相处,尤其是当他语出伤人的时候。她是个淡定而有魅力的少女,有种比她父亲更成熟的敏感。她认为自己可以成为一名建筑师,也许是因为她父亲对这个领域的兴趣使然,而且她对设计有很好的感觉。但是当她父亲给里德看新苹果园区的设计图时,她就坐在厨房的另一边,似乎她父亲并没有想到要叫她过去一起看。2010年春天她最大的愿望是让她父亲带她去参加奥斯卡颁奖典礼。她热爱电影 。不仅如此,她还想跟父亲一道乘他的私人飞机去,而且跟他一起走红地毬。鲍威尔自己愿意放弃这次奥斯卡之旅,并试图说服乔布斯帯埃琳去。但是他否定了这个想法。

有一次,在我的写作快要完成的时候,鲍威尔告诉我埃琳想让我对她进行采访。我本来自己是不会提出这种要求的,因为她那时刚满16岁,但是我同意了。埃琳强调的观点是,她理解为什么她父亲不能经常给予她关注,而且她也能接受。“他既要做父亲又要做苹果公司的CEO,已经尽了全力,而且还兼顾得不错。”她说,“有时候我也希望能得到他更多的关注,但是我知道他的工作非常重要,而且我觉得那很醅,所以我没问题。我也不太需要更多的关心。”

乔布斯曾许诺,在每个孩子13岁以后都会带他们去他们自己选择的地方旅行一次。里德选择了京都,他知道他父亲对那座美丽的城市散发出来的禅意有多么迷恋。在埃琳2008年满13岁时,她同样选择了京都。然而乔布斯的病情迫使他取消了那次旅行,他答应等他好一些,2010年再带她去。但是等到2010年6月他又不想去了。埃琳为此垂头丧气,伹并没有抗议。她母亲带她跟一些朋友一起去了法国,把京都的旅行改到了7月。

鲍威尔担心丈夫会再次取消,所以当全家在7月初飞到夏威夷康娜度假村时,她激动不已,因为这是去京都旅行的第一步。可是在夏威夷乔布斯患上严重的牙痛,他没在意,就好像他单凭意志就能让蛀牙消失一样。结果那颗牙坏掉了,必须要补。再之后就发生了iPhone4的天线危机,他决定带着里德赶回库比蒂诺。鲍威尔和埃琳留在了夏威夷,希望乔布斯能回来继续按计划带她们去京都。

让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但又略为惊讶的是,乔布斯在新闻发布会后真的回到了夏威夷,接上她们一起去了日本。“这真是个奇迹。”鲍威尔跟一个朋友说。里德在帕洛奥图家里照顾伊芙,埃琳跟父母一起住在俵屋旅馆(TawarayaRyokan),乔布斯喜欢这家酒店的极简风格。“那儿真是美妙极了。”埃琳回忆说。

20年前,乔布斯曾带着埃琳同父异母的姐姐丽萨·布伦南-乔布斯来到日本,当时她差不多就是埃琳这个年龄。最让丽萨难忘的就是跟父亲一起分享美食,看着这个以往对食物那么挑剔的人品尝鳗鱼寿司和其他佳肴。看到他吃得那么快乐,丽萨第一次感觉到跟他在一起很放松。埃琳也回忆了类似的经历:“爸爸确切地知道他每天中午想去哪儿吃午饭。他告诉我他知道一家超级美味的荞麦面馆,他带我去那儿,真是太好吃了,结果后来就很难再吃荞麦面,因为其他地方都做不出那种味道。”他们还发现附近有一家小小的寿司店,乔布斯在他的iPhone上给它加的标签是“我吃过的最棒的寿司”。埃琳也有同感。

他们还参观了京都有名的佛教禅宗寺庙。埃琳最喜欢的是西芳寺(Saiho-ji),也被称为“苔寺”,因为在它金色池塘周围的花园里生长着100多种苔藓。“埃琳真的非常高兴,这让人备感欣慰,也帮助改善了她和她爸爸之间的关系。”鲍威尔回忆说,“那是她应得的。”

他们的小女儿伊芙就是另一回事了。她有勇气,有自信,绝不会被她父亲吓倒。她热爱骑马,而且决心要骑到奧运会上去。当一个教练告诉她那将需要很多努力时,她回答说:“准确地告诉我我需要做些什么。我会去做。”教练告诉了她后,她就开始勤奋地遵照课程去训练。

要搞定她父亲很难,但伊芙精于此道。她常常给他的助理直接打电话,确保把某件事记入他的日程。她还是个相当不错的谈判专家。2010年的一个周末,一家人正在规划一次旅行,埃琳希望推迟半天出发,但又不敢跟父亲讲。当时只有12岁的伊芙自告奋勇承担了这个任务,晚餐时,她有条有理地向父亲提出这个请求,俨然一位正在最髙法院陈辞申辩的律师。乔布斯打断了她说:“不行,我不想那样。”但是很显然,他更多是觉得好玩而不是厌烦。晚上伊芙还跟妈妈一起分析了多种可以促成她的提案的方法。

乔布斯开始欣赏伊芙的这种精神——而且在她身上看到了很多自己的影子。“她是个炮筒子,比我见过的任何孩子都要倔犟。”他说,“像是报应一样。”他非常理解她的个性,可能因为跟他自己很相像。“伊芙要比很多人想象的敏感得多。”他解释说,“她太聪明了,她比别人强,意味着她可以疏远别人,结果发现自己没什么朋友。她还在学习 怎样做她自己,但同时也需要磨磨棱角,这样才能得到她需要的朋友。”

乔布斯跟妻子的关系有时很复杂,但彼此忠诚。劳伦·鮑威尔是个善解人意、富有同情心的人,对乔布斯而言,她是一个稳定的力量,这也说明乔布斯可以通过自己周围集结一些意志坚定、通情达理的人来弥补他的自私冲动。她静静地参与公事,坚定地照顾家事,犀利地处理医疗事务。在他们刚结婚的时候,她和别人一起创办了一个全国性的校外项目——直通大学(CollegeTrack),帮助家境困难的孩子读完高中考入大学。从那时起,她就成为了教育改革运动的领导力量。乔布斯很欣赏妻子的工作:“她在直通大学做的事情让我印象深刻。”但他总体上还是不太看得上慈善事业,也从未去过她的校外活动中心。

2010年2月,乔布斯跟家人一起庆祝了55岁生日。厨房装饰了彩带和气球,孩子们给了他一顶红丝绒的玩具王冠,他真的戴上了。既然他已经从折磨了他一年的病痛中康复了,鲍威尔希望他能对家庭更加关心。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他又恢复了对工作的关注。“我觉得那对家人来说,尤其是对女儿们来说,很难以接受,”她告诉我,“病了两年之后,他终于好了一点儿,孩子们期待他能够更关注他们,但是他没有。”她说她希望,他人格的两方面都能够在本书中得到反映,而且不能断章取义。“跟很多有非凡天分的人一样,他并不是在所有方面都同样优秀。”她说,“他没有社交 风度,不会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但是他髙度关注如何发挥人性的作用为人类造福,如何使人类进步,并给人类创造正确的工具去追求进步。”

2010年初秋,在去华盛顿的一次旅行中,鲍威尔见到了白宫的一些朋友,他们告诉她,奥巴马总统将于10月访问硅谷。鲍威尔建议,总统或许愿意跟她丈夫见上一面。奥巴马的助手们喜欢这个想法,认为这种安排也跟总统新近对竞争力的关注很契合。另外,风险投资家、乔布斯的好朋友约翰·多尔之前曾经在总统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谈到了乔布斯关于为什么美国在失去竞争优势的观点。他也建议奥巴马应该跟乔布斯会面。所以,总统的行程上被留出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安排在旧金山机场的威斯汀酒店见面。

然而问题是,当鲍威尔告诉丈夫这个安排时,他说他不想去。乔布斯对她背着他安排了这件事感到不悦。“我不想被安插进一个象征性的会谈,就为了他可以勾上一个行程说他见了一个CEO。”他告诉她。鲍威尔坚持说奥巴马真的很想见到你”。乔布斯回答说如果真是那样,奥巴马应该亲自打电话来提出邀请。这个僵局持续了5天。她把在斯坦福上学的里德叫回家来吃饭,试图让他劝说父亲。乔布斯最后态度软了下来。

这次会谈实际上持续了45分钟,乔布斯说话丝毫不留情面。“看你的架势,你就想当一届总统吧。”一开场乔布斯就这样对奥巴马说。否则,他说,奥巴马政府应该对企业更友好一些。他描述了在中国建一家工厂有多么容易,而这在现在的美国几乎不可能做成,主要是由于监管和不必要的成本。

乔布斯还抨击了美国的教育体系,说它陈旧得毫无希望,而且被工会制度掣肘。在教师工会瓦解前,几乎没有希望进行教育改革。他说,教师应该被当做专业人员对待,而不是工厂组装生产线上的工人。校长应该有权力根据教师的水平聘用或解雇他们。学校应该一直开到至少下午6点,一年应该开放11个月。他还说,非常奇怪美国的教室里依然是老师站在讲台上用教科书讲课。所有的书、学习 资料和测试都应该是数字化的,而且是互动的,为每个学生专门定制,并提供实时反馈。

乔布斯主动提出要组织一个会议,找六七个真正能解读美国所面临的创新挑战的CEO来,总统接受了这个建议。乔布斯起草了一份名单,计划12月在华盛顿开会。不过,在瓦莱丽·贾勒特(ValerieJarrett)和总统的其他助理添加了一些人名后,这个名单就扩充到了20多人,以通用电气总裁杰弗里·伊梅尔特(JefferyImmelt)为首。乔布斯给贾勒特发了封邮件说,这个名单过于冗长,他不打算去了。事实上他的健康那时又突然出现问题了,因此他本来也无法参加,多尔也私下里向总统作出了解释。

2011年2月,多尔开始筹备在硅谷为奥巴马总统举行一个小型晚宴。他跟乔布斯以及夫人们一起去帕洛奥图一家希腊餐厅埃维亚(Ewia)吃饭,并为这场晚宴拟定一个小范围的来宾名单。被选中的科技巨头包括谷歌的埃里克·施密特、雅虎的卡罗尔·巴茨(CarolBartz)、Facebook的马克·扎克伯格、思科(Cisco)的约翰·钱伯斯(JohnChambers)、甲骨文的拉里·埃利森、基因泰克的亚瑟·莱文森和奈飞公司(Netflix)的里德·哈斯廷斯(ReedHastings)。乔布斯对这次晚宴细节的关注延伸到了食物。多尔给他发了建议的菜单,他回复说餐厅建议的几道菜——虾、鳕鱼、扁豆沙拉——太过花哨,“而且不是你的风格啊,约翰。”他尤其反对菜单中的甜点——用松露巧克力装饰的奶油派,但是白宫的先遣人员驳回了他的意见,吿诉餐厅,总统喜欢奶油派。由于乔布斯过于消痩,很怕冷,多尔把室温 调得很髙,以致扎克伯格大汗淋漓。

乔布斯坐在总统旁边,作了如下开场白:“无论我们的政治理念是什么,我希望你了解,我们来这儿是为了做任何你要求的事情来帮助我们的国家。尽管如此,晚宴从一开始就变成CEO们没完没了地建议总统可以为他们的企业做些什么。比如钱伯斯就强烈建议推行海外报税优惠政策——大型企业如果在某个时期内把在海外获取的利润拿回美国投资,就可以免税。总统听得很烦,扎克伯格也是,他转身跟坐在他右边的瓦莱丽·贾勒特小声说:“我们应该讨论什么对国家是重要的。为什么他只是说什么对他有利?”

多尔把讨论拉回到主题,让每人都建议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案。轮到乔布斯时,他强调需要有更多训练有素的工程师,建议对任何在美国拿到工程学位的外国留学生都应该发给签证,让他们留在美国。奥巴马说那只有在《梦想法案》(DreamAct)的范围内才会实现。该法案允许小时候非法移民到美国的外国人在高中毕业后成为合法居民——这曾经是共和党 政府禁止的。乔布斯觉得这正体现了政治是如何导致社会瘫痪的。“总统是个聪明人,可是他一直在向我们解释为什么事情做不成,”他回忆说,“把我气坏了。”

乔布斯继续敦促要找到一种方式培养更多的美国工程师。他说,苹果在中国的工厂雇用了70万名工人,需要3万名工程师去支持这些工人。“你在美国雇不到那么多工程师。”他说。这些工厂的工程师不必是博士或天才;他们只需要掌握基本的制造业工程技术。技术学校、社区大学或贸易学校都可以培养。“如果你能培养出这些工程师,”他说,“我们可以粑更多的制造厂搬回来。”这个观点给总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总统跟助手们提到了两三次;“我们必须找到方法,把乔布斯告诉我们的那3万名制造工程师培养出来。”

乔布斯很高兴奥巴马在跟进这个想法,那次会后他们还通过几次电话。他还主动提出帮奥巴马做2012年总统竞选的政治广告。(他2008年就提出过同样的建议,但后来奥巴马的策略师戴维·阿克塞尔罗德不够听话,他就烦了。)“我认为政治广告糟糕透了。我愿意请李·克劳重新出山,我们可以给他做出非常棒的广吿。”那次晚宴后过了几周,乔布斯这样告诉我。乔布斯一直在跟疼痛奋战,但是关于政治的讨论让他兴奋不已。“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个真正的广告大师参与进来,就像哈尔·赖尼(HalRiney)在1984年为里根竞选连任制作的‘美国的早晨’(It-smorninginAmerica)。那正是我想为奥巴马做的。”

癌症复发时总会发出些信号。乔布斯对此已了然于心。他会失去食欲,并开始全身疼痛。他的医生们会给他做一些检查,但什么都查不到,就让他安心,说他看起来一切正常。但是他心里清楚。癌症有它的信号通路,在他感受到那些迹象几个月以后,医生们就会发现癌症果然复发了。

2010年11月初,这样的身体低迷期又开始了。他浑身疼痛,吃不了东西,只能靠一个护士 来家里给他静脉注射补充营养。医生们没发现有更多肿瘤的迹象,他们以为这只是另一次周期性的对抗感染和消化不良 的反应。乔布斯从来都不是个能默默忍受疼痛的人,所以他的医生们和家人对他的抱怨都已经习 以为常了。

他和家人一起去康娜度假村过感恩节,但是进食情况并未改善。在那里,客人们是在同一个房间进餐的,其他客人都假装没有注意到消痩憔悴的乔布斯吃饭时坐立不安、抱怨不止、对他的食物碰都不碰一下。他的健康状况丝毫没有泄露,也算是该度假村及其客人们品质的一个有力证明。回到帕洛奥图以后,乔布斯变得越发情绪化和难以相处。他认为自己快要死了,他告诉孩子们,一想到他可能再也不能为他们庆祝生日了,他就会哽咽。

到圣诞节,他的体重下降到115磅,比正常时的体重低了50多磅。莫娜·辛普森随前夫,电视喜剧作家理查德·阿佩尔,以及孩子们一起来帕洛奥图度假,气氛活跃了一些。两家人会一起在室内玩游戏,例如Novel,游戏中,参与者看谁能炮制出一本书最让人信服的第一句话,以此互相愚弄。情况一度似乎有了转机。圣诞节后几天,他甚至能跟鲍威尔一起出去吃晚饭。新年假期时,孩子们去滑雪度假,鲍威尔和莫娜·辛普森轮班在帕洛奥图的家里陪着乔布斯。

然而到了2011年初,他的健康每况愈下,已经不再是另一个简单的低迷期了。医生们查出了新肿瘤的证据。癌症加剧了他的食欲不振,医生们要努力确定在他目前的瘦弱状态下,他的身体能承受多少药物治疗。他有时候疼得弯下了腰,呻吟着告诉朋友们,他身体的每寸都像挨了打一样。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癌症的早期症状会引起疼痛,而吗啡和其他止痛药又让他食欲不振。他的一部分胰脏被切除了,移植了新的肝脏,所以他的消化系统有缺陷,不能很好地吸收蛋白质。体重下降使得积极的药物治疗更加困难。他的虚弱,以及有时要用免疫抑制剂来防止身体排斥移植的肝脏,都使他更容易受到感染。体重下降也导致疼痛感觉神经周围的油脂层变薄,加剧了他的疼痛感。而且他会有极端的情绪波动,生气和抑郁的回合都被拉长,进一步抑制他的食欲。

多年来乔布斯对食物的态度使得他的进食问题更加严重。年轻时,他学到可以通过禁食获得一种快感和愉悦。因此尽管他知道应该吃东西——他的医生们请求他摄入髙质量的蛋白质,但他承认在他潜意识里仍然本能地想荽禁食、想要像他十几岁时就学到的阿诺德·埃雷特水果养生法那样节食。鲍威尔一直告诉他那是疯狂的举动,甚至指出埃雷特56岁时绊了一跤,撞到了头,就死了。当看到乔布斯在饭桌前沉默地低着头发呆时,鲍威尔会非常愤怒。“我想让他逼着自己吃东西,”她说,“家里的气氛真是太紧张了。”他们的兼职厨师布里亚·布朗还是每天下午来做一桌健康美食,但是乔布斯会用舌尖尝一两种就说所有的都没法儿吃。有一天晚上他宣布说,“我也许能吃一点南瓜派。”好脾气的布朗居然一个小时就做出了一只漂亮的派。虽然乔布斯只吃了一小口,但布朗还是备受鼓舞。

鲍威尔咨询了很多研究进食失调问题的专家和精神病学家,但是乔布斯却一直回避他们。他拒绝为他的消沉接受任何药物或其他方式的治疗。“当你有某种感受时,”他说,“例如对你的癌症或困境感到悲伤或愤怒,试图掩饰这些感受就是在虚伪地过日子。”事实上他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变得难以相处、爱哭,激动地向身边所有人哀叹他快要死了。消沉的情绪让他更不愛吃东西,这也成了恶性循环的一部分。

网上开始出现乔布斯形容枯槁的照片和视频,很快,关于他病重的传言四起。鲍威尔意识到,问题在于那些传言是真的,而且不会散去。乔布斯两年前肝脏出问题时,就是犹豫再三才休了病假,这次他同样抗拒这个休病假的想法。这就像要离开他的故土,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2011年1月当他最后不得不接受这个无可回避的现实时,董事会成员都已有心理准备;在电话中他告诉他们,自己希望再次休病假,会议只开了3分钟。以前他经常跟董事会讨论,如果他出了什么事,他认为谁可以接替他,还提供了短期和长期的各种选择。但是在当前的情况下,毋庸置疑,蒂姆·库克要再次接管日常的运营工作。

接下来周六的下午,乔布斯让妻子召集他的医生们开会。他发现,自己正面临着一个从不允许在苹果发生的问题——他的治疗是零零散散的,而不是综合全面的。他有多种多样的疾病,每一种都是由不同的专家治疗的——肿瘤学家、疼痛专家、营养学家、肝脏病学家和血液学家——但是他们并没有以一种有序的方式被协调起来,就像詹姆斯·伊森在孟菲斯所做的那样。“医疗行业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缺少个案服务专员或协调人,他们的作用就像是橄榄球队伍里的四分卫一样。”鲍威尔说。在斯坦福尤其如此,似乎没有人负责研究营养跟止痛以及肿瘤学之间的关系。因此,鲍威尔把斯坦福的各种专家请到家里开会,也包括一些治疗理念更前卫或更全面的外部医生,例如南加州大学的戴维·阿古斯(DavidAgus)。他们一起拟定了对付疼痛并协调其他治疗的新方案。

有赖于尖端科学的发展,医生们得以让乔布斯总是比癌症的蔓延快上一步。他是世界上最早接受癌症肿瘤基因和正常基因作排序治疗的20个人之一。当时这项治疗耗资超过10万美元。

基因排序和分析由斯坦福、约翰·霍普金斯和哈佛-麻省理工博德研究所的研究团 队合作完成。了解乔布斯体内肿瘤的特殊基因和分子特征后,他的医生们就可以挑选特定的药品,直接针对导致他的癌细胞异常生长、有缺陷的分子位点进行治疗。这种方法,称为分子靶向治疗法,比传统的化疗方法更为有效,化疗会破坏身体里所有细胞的分裂过程,无论是癌细胞还是健康细胞。这种靶向治疗并非药到病除,但时常效果显著:它使医生可以筛选大量的药品——常见或不常见的,已经上市的或还在研制的——从中选出三四种可能最有效的。当他的癌细胞变异、一种药物不再有效时,医生们可以换下一种药物继续治疗。

虽然鲍威尔谨慎地监管着丈夫的医护手段,但乔布斯是对每种新的治疗方案最后拍板的人。2011年5月发生了典型的一幕,乔布斯跟乔治·费希尔和其他斯坦福的医生、博德研究所的基因排序分析师,以及他的外部顾问戴维·阿古斯一起开了个会。他们都聚集在帕洛奥图四季酒店的一个套间里。鲍威尔没有来,但是儿子里德在场。在3个小时的会议中,斯坦福和博德的研究人员介绍了他们发现的他体内癌症基因特征的新信息。乔布斯情绪不安。博德研究所的一个分析师误用了PowerPoint幻灯片作介绍。他训斥了他,解释为什么苹果的Keynote演示软件更好,甚至说要教他怎么用。会议结束时,乔布斯和他的团 队已经了解了所有的分子数据,评估了每种潜在治疗方案的原理,并列出了要确定每种治疗方案优先级所需要作的测试。

他的一位医生告诉他,有可能他的癌症和其他相似的癌症很快会被归为可控制的慢性疾病,可以一直被遏制,直到他死于其他问题。“我要么就是最先这样跑赢癌症的人之一,要么就是最后死于这种癌症的人之一。”一次乔布斯跟医生们开会后这样告诉我,“不是最先上岸的,就是最后被淹死的。”

在乔布斯2011年宣布病休时,情况看起来很紧急,连一年多没有联系的丽萨·布伦南-乔布斯都安排一周后从纽约飞了回来。她跟父亲的关系建立在层层叠叠的怨恨之上。在她人生前十年,乔布斯基本上弃之不顾,可以理解这带给她怎样的创伤。雪上加霜的是,她还继承了父亲的浑身是刺,以及在他看来她母亲的愤世嫉俗。“我跟她说过很多次,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希望在她5岁的时候我曾是个更好的爸爸,但是现在她应该放下过去,而不是一辈子都记恨在心。”就在丽萨回来前,乔布斯这样回忆说。

丽萨的这次来访很顺利。乔布斯开始感觉好一些,他有心情去弥补伤害,对周围的人表达他的感情。32岁的丽萨平生第一次在认真地谈恋爱。她的男朋友是来自加利福尼亚的一位正在打拼的年轻电影 制作人,而乔布斯居然心情好到建议她结婚后搬回帕洛奥图来。“你瞧,我不知道我还能在这个世上活多久。”他告诉她,“医生们也无法告诉我。如果你想更多地见到我,你就得搬到这边来。为什么不考虑一下呢?”虽然丽萨没有搬到西海岸来,但是乔布斯还是为他们的和解感到高兴。“我原来并不肯定我想让她来,因为我病着,不想再有更多复杂的事情。但是我很高兴她来了。这帮我解决了压在心里的很多问题。”

乔布斯那个月还接待了另一个想要修缮关系的来访者。住在不到3个街区外的谷歌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刚刚宣布计划从埃里克·施密特手里接管公司的控制权。他知道如何取悦乔布斯:他询问是否可以过来请教一下做一个好的CEO有什么秘诀。乔布斯仍然对谷歌感到气愤。“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去你妈的。’”他回忆说,“但是后来我想了想,意识到在我年轻的时候每个人都帮助过我,从比尔·休利特到在惠普工作的邻居。所以我给他回电话说没问题。”佩奇来到他家,在乔布斯的客厅里,听他讲如何创造伟大的产品和生命力持久的公司。乔布斯回忆道:

关于专注,我们谈了很多。还有人的选择。如何知道应该信任谁,以及他如何打造一支可以依賴的团 队。我给他讲了必须采用什么样的拦截战术去防止公司变得松散或充斥着二流选手。我强调的主要事项就是专注。要想清楚谷歌成熟以后想成为什么样的公司。现在摊子铺得到处都是,你想专注去做的5个产品是什么?把其他的都扔掉,因为会拖你的后腿,会把你变成微软,导致你生产的产品符合要求但不伟大。我尽量做了我能做的。我会继续与像马克·扎克伯格一样的人做这样的事。我余生的一部分时间会用来做这个。我可以帮助下一代记住当下伟大企业的血统,以及如何把这些传统发扬光大。硅谷一直非常支持我。我应该冬我所能作出回报。

乔布斯2011年病休的公告也引发了其他人到帕洛奥图的朝圣之旅。例如,比尔·克林顿就曾登门拜访,讨论从中东到美国政治的所有事情。但最令人感动的来访者是另一位生于1955年的天才,那个30多年来作为乔布斯的对手和伙伴、共同定义了个人电脑时代的人。

比尔·盖茨对乔布斯的痴迷从未消失过。2011年春天我跟盖茨在华盛顿共进晚餐,他到华盛顿是为了谈他的基金会的全球健康项目。他惊讶于iPad的成功,以及乔布斯即使在生病期间都那么专注于寻找方法去加以改进。“我现在只不过是在把全世界的人从疟疾这类灾病中解救出来,而史蒂夫仍然在创造惊人的新产品,”他有些伤感地说,“也许我应该留在那场游戏里。”他冲我微笑,以确认我知道他在开玩笑,或至少是半开玩笑。

通过两人共同的朋友迈克·斯莱德,盖茨安排了5月来看乔布斯。在原计划的前一天,乔布斯的助理打电话说乔布斯的状态不够好。于是他们重新定了日程,一天下午,盖茨开车来到了乔布斯家,从后门走到敞开的厨房门口,看到伊芙正在餐桌上学习 。“史蒂夫在吗?”他问。伊芙指向了客厅。

他们在一起待了3个多小时,追忆过去,只有他们两个。“我们就像这个行业里的两个老家伙在回首过去。”乔布斯回忆说,“他比以往我看到的任何时候都开心,我一直在想,他看起来真健康。”盖茨也同样惊讶于乔布斯虽然瘦得吓人,但还是比他预期的要精力充沛。乔布斯对自己的健康问题毫不避讳,而且,至少在那一天,感觉很乐观。他告诉盖茨,他的一系列靶向药物治疗方法就像“从一片荷叶跳到另一片”,试图总是比癌症快上一步。

乔布斯问了些关于教育的问题,盖茨描述了他对未来学校的设想——学生们自己观看讲座和视频课程,而课堂时间用来讨论和解决问题。他们一致认为,迄今为止计算机对学校的影响小得令人吃惊——比对诸如媒体、医药和法律等其他社会领域的影响小得多。盖茨说,要改变这一点,计算机和移动设备必须致力于提供更多个性化的课程并提供有启发性的反馈。

他们也谈了很多关于家庭乐趣的话题,包括他们多么幸运,有很好的孩子,也娶了适合的女人。“我们大笑着说,他能遇到劳伦是多么的幸运,是劳伦让他保持了一半的心智健全。而我能遇到梅琳达,让我保持一半的心智健全,也很幸运。”盖茨回忆说,“我们也讨论了做我们的孩子是多么富有挑故的事情,以及我们如何能减轻他们的压力。这次谈话比较私密。”其间,伊芙晃到了客厅,她跟盖茨的女儿詹妮弗一起参加过马术表演,盖茨向她询问了她的马术训练情况。

在谈话接近尾声时,盖茨称赞乔布斯创造了“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以及在20世纪90年代末从那些差点儿毁了苹果的家伙手里把它拯救了出来。他甚至还作了个有趣的让步。纵观他们的职业生涯,彼此对于数字世界最根本的一个问题都抱有对立的理念——硬件和软件应该紧密整合还是应该更加开放。“我曾经相信那种开放的、横向的模式会胜出。”盖茨告诉他,“但是你证明了一体化的、垂直的模式也可以很出色。”乔布斯也承认说:“你的模式也成功了。”

他们都是正确的。他们各自的模式都在个人电脑领域取得了成功,麦金塔跟多种使用Windows系统的机器同时存在,可能在移动设备领域也会是如此。但是跟我追溯完他们的讨论后,盖茨补充了一个警告性的说明:“一体化的模式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有史蒂夫在掌舵。但那并不意味着它将在未来的多个回合中获胜。”乔布斯也感觉必须要加上一句对盖茨的警告:“当然,他的分散模式可行,但并没有制造出真正伟大的产品。这是问题的所在。是个大问题。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

乔布斯还有很多想法和项目要付诸实施。他想颠覆教科书产业,为iPad开发电子教材和课程资料,拯救那些背着沉重的书包瞒跚而行的学生们的脊柱。他还想跟最早麦金塔团 队的朋友比尔·阿特金森合作,设计新的数码技术,改善像素水平,使人们即使在光线不足的情况下也可以用iPhone拍摄出色的照片。他还想把自己在电脑、音乐播放器和电话方面所做的创新也应用到电视机上,让它们变得简洁高雅。“我想发明一种非常简单易用的一体化电视机,”他告诉我,“它将可以跟你所有的电子设备以及iCloud无缝同步。”用户将无须再摆弄复杂的DVD和有线电视的遥控器。“它将具有你能想象到的最简单的用户界面。我终于开始着手做这件事了。”

但是到2011年7月,他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骨骼和身体的其他部分,而医生们难以找到对症的药物去治疗。他很疼,筋疲力尽,不得不停下工作。他和鲍威尔之前还预订了一艘帆船,准备那个月底全家去航海,但是这&计划都搁浅了。那段时间,他已经基本上不能吃固体食物了,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卧室看电视。

8月,我接到消息说他希望我去一下。我在一个周六的上午来到他家,他还在睡觉,我跟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坐在满是黄玫瑰和各种雏菊的花园里,直到他派人来叫我进去。我看到他蜷缩在床 上,穿着卡其色的短裤和白色套头衫。他的腿痩骨嶙峋,但是笑容很轻松,思路依然敏捷。“咱们得抓紧,我只有一点儿力气了。”他说。

他想给我看一些私人照片,让我选几张用在这本书里。他太虚弱了,下不了床 ,所以他指点我去房间的各个抽屉里找,我小心翼翼地把照片拿给他。我坐在床 边,一张一张地举起来给他看。有些照片会让他讲出许多故事,而有些,他只是嘟囔一声或是微微一笑。我从未见过他父亲保罗·乔布斯的照片,所以当看到一张照片上一个帅气而贫穷的20世纪50年代的父亲抱着个刚会走路的孩子时,我非常惊讶。“没错,那是他,”他说,“你可以用这张。”然后他指示我打开窗边的一个盒子,里面有一张照片是他父亲在他的婚礼上慈爱地望着他。“他是个伟大的人。”乔布斯静静地说。我嘀咕了一句“他应该为你感到骄傲”之类的话。乔布斯纠正我说:“他确实为我感到骄傲。”

有那么一会儿,这些照片似乎让他精神为之一振。我们谈到了他一生中很多人对他的看法,从蒂娜·莱德斯到迈克·马库拉,再到比尔·盖茨。我想起盖茨上次来看乔布斯之后说的话,就是关于苹果虽然证明了一体化的策略可行,但前提是“因为有史蒂夫在掌舵”。乔布斯认为这么说很愚蠢。“任何人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创造出更好的产品,不只是我。”他说。于是我问他能不能说出另一家公司,它们也因坚持端到端一体化的策略而做出了伟大的产品。他思索了一会儿,努力想找出个例子来。“那些汽车公司,”他最后说,但是又加了一句,“或者至少它们曾经是。”

当我们的讨论转移到当前经济和政治的糟糕局面时,他提出了一些尖锐的观点,说全世界都缺少强有力的领导。“我对奥巴马感到失望。”他说,“他的领导力出现问题是因为,他不愿意得罪别人或让那些人滚蛋。”他猜到了我在想什么,会心地笑着说:“是的,我就从来没有这种问题。”

两个小时以后,他话少了,所以我站起身准备告辞。“等等,”他又示意我坐下。过了一两分钟他才有力气讲话。“当初,我对这个项目有很多恐惧,”他最后说,指的是决定跟我合作写这本书的事,“我真的很忧虑。”

“那你当初为什么要做呢?”我问。

“我想让我的孩子们了解我。”他说,“我不经常在他们身边,我希望他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并理解我做的事情。另外,在我生病以后,我意识到如果我死了,其他人肯定会写我,而他们根本不了解我。他们会全都搞错。所以我想确保有人能听到我想说的话。”

两年以来,他从未问过我在这本书里写了些什么或我得出了哪些结论。但是此时此刻他看着我说,“我知道在你的书里会有很多我不喜欢的内容。”这句话更多的是提问而不是陈述,他盯着我,等待一个答复,我笑着点了点头,说肯定会是那样。“很好。”他说,“这样它就不会看起来像是本内部著作。我一时半会儿不会读它,因为我不想被气疯。可能我一年后会读——如果我还在的话。”说到这儿,他闭上了眼睛,已经没有力气了,于是我悄悄地离开了。

随着整个夏天健康状况不断恶化,乔布斯开始慢慢地面对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他不会再回苹果做CEO了。他辞职的时间到了。他为这个决定斟酌了几个星期,其间跟他妻子、比尔·坎贝尔、乔尼·艾弗和乔治·莱利都讨论过这个问题。“我期望为苹果做的事情之一,就是为如何正确地移交 权力做出一个榜样。”他告诉我。他拿公司过去35年间历次艰难的过渡开着玩笑。“一直都是惊天动地的,像是在第三世界国家一样。我的一个目标就是把苹果建设成全球最好的公司,一个有序的过渡对此非常关键。”

他决定作出这一过渡的最佳时机和地点就是8月24日公司董事会的例会。他非常想亲自到场宣布,而不是发封电子邮件或电话接入会议,所以之前他一直强迫自己吃东西以恢复体力。会议前一天,他决定可以参加,但是需要轮椅的帮助。公司作好安排,把他接到总部,然后尽量秘密地用轮椅把他推到董事会的会议室。

他在11点前到达,董事会正在收尾各种委员会报告和其他例行事宜。大多数人都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大家并没有直人主题,而是由蒂姆·库克和首席财务官彼得·奥本海默先介绍了本季度业绩和未来一年的展望。之后乔布斯平静地说,他有些个人的事情要宣布。库克问,自己和其他高管是否应该离开,乔布斯停顿了30多秒钟,最后决定让他们离开。会议室里只剩下6位外部董事,他开始大声朗读由他口授写成并反复修改了几星期的一封信。“我总是说,假如某天自己无法继续履行苹果CEO的义务、无法满足大家对这一职位的期待,我会第一个告诉你们。”信这样开头,“不幸的是,这一天来了。”

这封信的内容简单直接,只有8个句子。信中,他建议由库克接替他,并提出自己继续担任董事会主席。“我相信苹果最灿烂最有创造力的日子还在前面。我期待着以一个新的角色注视着它的成功,并为之作出贡献。”

现场长时间的沉默。阿尔·戈尔第一个讲话,他历数了乔布斯在任期间的种种成就。米基·德雷克斯勒补充说,看着乔布斯对苹果的变革是“我在商界看到的最不可思议的事情”。亚瑟·莱文森称赞了乔布斯为平稳过渡作出的努力。坎贝尔什么都没说,但在移交 杈力的正式决议通过后,他眼睛里闪着泪光。

吃午饭时,斯科特·福斯托和菲尔·席勒进来展示一些正在开发中的产品的模型。乔布斯不断提出问题和想法打击他们,尤其是关于第四代无线网络的容量以及未来的电话需要有什么功能。其间福斯托展示了一个语音识别软件。正如他所担心的,乔布斯在演示过程中抓过手机,开始试验他能不能把它搞晕。“帕洛奥图是什么天气?”他问道。软件回答正确。问了一些问题之后,乔布斯突然挑战它说:“你是男的还是女的?”令人惊奇的是,那个软#用它的机器人声音回答说,“他们没有给我分配性别。”现场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但话题转到平板电脑时,有人以胜利的口吻说惠普突然放弃了这个领域,因为无法跟iPad竞争。但是乔布斯却神情严肃,说这其实是个悲伤的时刻。“休利特和帕卡德创建了一家伟大的公司,他们以为把它交 到了可靠的人手里。”他说,“可是现在这家公司正处于分裂和毁灭之中。太悲哀了。真希望我能留下更强大的遗产,那样的事就永远不会发生在苹果身上。”他准备离开时,董事会成员都聚过来跟他拥抱告别。

在跟高管团 队开会宣布了这个消息之后,乔布斯跟乔治·莱利一起乘车回家。到家时,鲍威尔正在后院的蜂房采集蜂蜜,伊芙在帮她。她们脱掉防护服,把蜂蜜罐拿进厨房,里德和埃琳也都在那儿,大家要一起庆祝这次优雅的交 接。乔布斯尝了一勺蜂蜜,夸赞说无比甜美。

那晚,他向我强调说,他希望在健康状况允许的情况下继续积极工作。“我会参与新产品的开发和营销,以及我喜欢做的事情。”他说。但是当我问到,放弃他亲手创建的公司的控制权感觉如何,他的语气充满留恋,开始使用过去时。“我有过很幸运的事业,有过很幸运的人生。”他回答说,“我已经做了我能做的一切。”

乔布斯的个性体现在他创造的产品里。正如苹果的核心理念,从1984年最初的麦金塔到整整一代人以后的iPad,—直都是端到端的软硬件整合,乔布斯本人也是如此:他的个性、激情、完美主义、陰暗面、欲望 、艺术气质、残酷以及控制欲,这一切都跟他的经营理念和最终的创新产品交 织在一起。

这种融合在其个性和产品中的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极致。他的沉默跟他的咆哮一样骇人,他训练自己可以一直盯着人看而不眨眼。有时候这种极致是迷人的,那种鬼才式的迷人,比如在他热切地解释鲍勃·迪伦音乐之深刻的时候,或是在掲幕产品时,无论什么在他口中都能变成苹果有史以来最不可思议的产品。然而有时,他的极致又很恐怖,例如当他厉声谴责谷歌或微软对苹果剽窃的时候。

这种极致促成了他对世界的二元论观点。苹果的同事们称其为乔布斯的天才/白痴二分法。你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有时候一个人同一天就能得到这两种评价。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他对产品、对想法,甚至对食物的看法:不是“史上最棒”,就是差劲儿、脑残、没法儿吃。因此,发现任何瑕疵都可能引发乔布斯一顿咆哮。一道金属涂层、一颗螺丝钉的曲线、一只机箱上蓝色的深浅、一款导航屏幕的直观性——他会一直骂它们“烂透了”,直到某个时刻他突然称赞它们“完美至极”。他把自己看做」个艺术家,他也确实是,所以他纵容自己具有艺术家的性情。

他对完美的追求使得他要求苹果对每一款产品都要有端到端的控制。如果看到伟大的苹果软件在其他公司的蹩脚硬件上运行,他就会浑身难受,甚至更糟;同样,一想到让未经审核的应用或内容污染苹果设备的完美,他也会有过敏反应。这种把硬件、软件和内容整合成统一系统的能力使他可以贯彻简洁的理念。天文学家约翰尼斯·开普勒(JohannesKepler)曾说过,“自然喜欢简涪与统一”。史蒂夫·乔布斯也这么说。

数字世界最根本的分歧是开放与封闭的对立,而对一体化系统的本能热爱让乔布斯坚定地站在了封闭一边。从家酿计算机俱乐部传承下来的黑客精神倾向于开放的方式,几乎没有中夹控制,人们可以自由 地修改硬件和软件、共享代码、用开放的标准写程序、避开专利系统,有跟多种设备和操作系统兼容的内容和应用。年轻的沃兹尼亚克就曾在那个阵营:他设计的AppleII就很容易拆开,而且预留了很多插槽和端口可以让人随心所欲地使用。而从麦金塔开始,乔布斯成为了另一个阵营的开创者。麦金塔就像是一部电器,硬件和软件紧密结合,无法修改。这牺牲了黑客精神,却创造出一种无缝而简单的用户体验。

之后乔布斯下令,麦金塔的操作系统不会供其他任何公司的硬件使用。微软则采取截然相反的策略,允许Windows操作系统在各种机器上授权使用。这虽然没有催生出最优雅的计算机,但是却帮助微软统治了操作系统世界。当苹果的市场份额缩小到5%以下时,微软的策略被视为个人电脑领域的胜利者。

然而从长期看,乔布斯的模式证明是有一些优势的。当其他计算机制造商都在商品化时,苹果即使以很小的市场份额都能保持极髙的利润率。例如在2010年,苹果的收入只占个人电脑市场的7%,但是却获得了营业利润的35%。

更重要的是,在21世纪初,乔布斯对于端到端一体化的坚持使苹果得到发展数字中枢策略的优势,让用户可以桌上电脑跟各种便携设备无缝连接。例如,iPod就是这个紧密接合的封闭系统的一部分。要使用它,你就必须使用苹果的iTunes软件,并从iTunes商店下载内容。其结果就是,iPod高雅而令人愉悦,正如后来的iPhone和iPad—样,跟那些不提供端到端无缝体验的杂牌竞争产品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个策略行之有效。在2000年5月,苹果的市值是微软的1/20。到2010年5月,苹果超过微软成为全球最有价值的科技公司。到2011年9月,苹果的价值髙出微软70%。2011年第一季度,Windows个人电脑的市场份额缩水1%,而Mac的市场份额增长了28%。

彼时彼刻,移动设备领域烽烟再起。谷歌采取了开放策略,其安卓操作系统可供任何平板电脑或手机制造商使用。到2011年,谷歌的移动市场份额与苹果持平。安卓系统开放策略的不足之处在于其导致的分裂状态。不同的手机和平板电脑制造商把安卓系统修改成了几十种不同的版本和风格,难以开发一致的应用程序或充分利用其特性。两种策略都有其优点。有些人希望拥有使用更开放系统的自由 ,并有更多的硬件选择;其他人显然更偏爱苹果紧密的整体性和可控性,这使得产品界面更筒单、电池寿命更长、更易于操作、内容处理更容易。

乔布斯理念的缺陷是,他那想愉悦用户的欲望 导致了他不愿意对用户授权。对开放环境最有思想的倡导者之一是哈佛的乔纳森·齐特林(JonathanZittrain)。在他的著作《互联网的未来:光荣、毁灭与救赎的未来》(TheFutureoftheInternet—AndHowtoStopIt)中,开篇就是乔布斯介绍iPhone的场景,他警示世人,用“被一个控制网所束缚的无菌器材”来代替个人电脑会有怎样的不良 后果。反应更强烈的还有科里·多克托罗(CoryDoctorow),他在波音波音(BoingBoing)网站撰写了一篇宣言,题目叫“我为什么不会买iPad”。“它的设计中融入了很多周到的想法和精巧的元素,但是也有对其主人显而易见的轻蔑。”他写道,“给你的孩子们买一部iPad并不会使他们认识到世界是要你们去剖析与重组的。它会吿诉你的后代,即使是换电池这样的事情你也必须要留给专业人员去做。”

对于乔布斯来说,一体化的理念事关对错。“我们做这些事情并不是因为我们是控制狂。”他解释说,“我们做这些是因为我们想创造伟大的产品,因为我们关心用户,因为我们愿意为全部的体验负责,而不是去做别人做的那些垃圾。”他相信他是在为人提供服务,“人们在忙着做他们最擅长的事情,他们希望我们去做我们最擅长的。他们的生活很繁忙,他们有其他事情要做,而不是去想怎样整合他们的计算机和电子设备。”

这种理念有时会跟苹果的短期商业利益发生冲突。但是在一个充斥着低劣设备、杂牌软件、难以预测的错谟信息和恼人的用户界面的世界里,这种理念带来了以迷人的用户体验为特征的非凡产品。使用一款苹果产品可以像走在乔布斯喜爱的京都禅意花园里一样,让人肃然起敬,而这两种体验都不是通过崇尚开放或百花齐放来实现的。落在一个控制狂手里的有时候感觉也不错。

乔布斯的极致还表现在他的专注力上。他会设定优先级,把他激光般的注意力对准目标,把分散精力的事情都过滤掉。如果他开始做某件事——麦金塔早期的用户界面,iPod和iPhone的设计,把音乐公司引进iTunes商店——他就会非常专注。但是如果他不想处理某件事——法律纠纷,业务事项,他的癌症诊断,某件家事——则会坚决地忽视它。那种专注使他能够说不。他只保留几个核心产品,砍掉一切其他业务,让苹果回到正轨。他剔除按键让电子设备简单化,剔除功能让软件简单化,剔除选项让界面简单化。他把这种专注的能力和对简洁的热爱归功于他的禅修。禅修增强了他对直觉的信赖,教他如何过滤掉任何分散精力或不必要的事情,在他身上培养出了一种基于至简主义的审美观。

遗憾的是,禅修未能使他产生一种禅意的平静或内心的平和,而这一缺憾也是他遗产的一部分。他常常深深地纠结和不耐烦,这些个性他也无意掩饰。大部分人在大脑与嘴巴之间都有个调节器,可以调整他们粗野的想法和易怒的冲动。乔布斯可不是。他很看重自己残酷诚实的一面。“我的责任是当事情搞砸了的时候说实话而不是粉饰太平。”他说。这一点使他富有魅力又能鼓舞人心,但也使他有时候,用技术词汇来说,像个浑蛋。

安迪·赫茨菲尔德有一次告诉我:“我真的特别想让史蒂夫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你有时候要那么刻薄呢?’”甚至乔布斯的家人都奇怪,他到底是先天缺少能避免乱箭伤人的过滤机能呢,还是有意回避了那个机能。乔布斯称是前一种。“我就是我,你不能期待我成为另外一个人。”在我问这个问题时,他回答说。但我认为他其实本来可以控制自己,如果他想的话。当他伤害别人时,并不是因为他感情上意识不到。正相反,他可以把人看透,明白他们内心的想法,知道如何随心所欲地结交 他们,诱惑 他们,伤害他们。

其实乔布斯人格中令人不快的一面并非必要。那对他的阻碍大于帮助。但有时候那确实能达到某种目的。礼貌圆滑、会小心不去伤害别人的领导者,在推动变革时一般都没那么有效。数十名被乔布斯辱骂得最厉害的同事在讲述他们冗长的悲惨故事时,最后都会说,他使他们做到了做梦都没想到的事情。

乔布斯的传奇是硅谷创新神话的典型代表:在被传为美谈的车库里开创一家企业,把它打造成全球最有价值的公司。他没有直接发明很多东西,但是他用大师级的手法把理念、艺术和科技融合在一起,就创造了未来。他欣赏图形界面的威力,就以施乐无法做到的方式设计了Mac;他领会了把1000首歌装进口袋的快乐,就以索尼尽其全部资产和传承都无法成就的方式创造了iPod。有些领导者通过统揽全局去推进创新,有些是通过把握细节。乔布斯两者兼顾,不懈地努力。正因如此,30年间他推出的一系列产品改变了一个又一个产业:

●AppleII,采用沃兹尼亚克的电路板并把它变成第一台不再仅供业余爱好者使用的个人计算机。

●麦金塔,引发了家用电脑革命并普及了图形用户界面。

●《玩具总动员》和其他皮克斯大片,开创了数字影像的奇迹。

●苹果零售店,重新塑造了商店在品牌定义中的角色。

●iPod,改变了我们消费音乐的方式。

●iTunes商店,让音乐产业重获新生。

●iPhone,把移动电话变成了音乐、照片、视频、邮件和网络设备。

●应用商店(AppStore),生成新的内容创造产业。

●iPad,推出平板计算技术,为数字报纸、杂志、书籍和视频提供了平台。

●iCloud,使计算机不再担任管理我们内容的中心角色,并让我们的电子设备无缝同步。

●苹果公司本身,乔布斯认为这是他最伟大的创作。在这里,想象力被培育、应用和执行的方式极具创造力,使苹果成为了全球最有价值的公司。

他很聪明吗?不,不是格外聪明。应该说,他是个天才。他的奇思妙想都是本能的、不可预见的,有时是充满魔力的。他真是数学家马克·卡克(MarkKac)所说的那种魔术师天才,他的洞见会不期而至,更多地要求直觉而非大脑的处理能力。他像个探路者一样,可以吸收信息,嗅到风中的气味,对前路先知先觉。

史蒂夫·乔布斯就这样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位企业管理者,一个世纪以后他一定还会被人们铭记。在历史的万神殿里,他的位置就在爱迪生和福特的身旁。在他的时代,他超越众人,创造了极具创新性的产品,把诗歌和处理器的力量完美结合。他的粗暴使得跟他一起工作既让人不安又令人振奋,而他借此打造了世界上最具创造力的公司。他能够在苹果的DNA中融入设计的敏感、完美主义和想象力,使之很可能,甚至此后几十年,都是在艺术与科技的交 汇处成长得最茁壮的公司。

传记作者理应是为传记作结语的人,但这是史蒂夫·乔布斯的传记。尽管他没有把他那传奇般的控制欲强加于这个项目,但我如果不让他最后说几句话就这样把他推上历史的舞台,我怀疑自己无法准确地传达出他的那种感觉——他在任何情况下展现自我的那种方式。

在我们交 谈的过程中,他屡次谈到他希望自己留下什么样的遗产。以下就是那些想法,是他自己的话:

我的激情所在是打造一家可以传世的公司,这家公司里的人动力十足地创造伟大的产品。其他一切都是第二位的。当然,能赚钱很棒,因为那样你才能够制造伟大的产品。但是动力来自产品,而不是利润。斯卡利本末倒置,把赚钱当成了目标。这只是个微妙的差别,但其结果却会影响每一件事:你聘用谁,提拔谁,会议上讨论什么事情。

有些人说:“消费者想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但那不是我的方式。我们的责任是提前一步搞清楚他们将来想要什么。我记得亨利·福特曾说过,“如果我最初是问消费者他们想要什么,他们应该是会告诉我,‘要一匹更快的马!’”人们不知道想要什么,直到你把它摆在他们面前。正因如此,我从不依靠市场研究。我们的任务是读懂还没落到纸面上的东西。

宝丽来的埃德温 ·兰德曾谈到人文与科学的交 集。我喜欢那个交 集。那里有秤魔力。有很多人在创新,但那并不是我事业最主要的与众不同之处。苹果之所以能与人们产生共鸣,是因为在我们的创新中深藏着一种人文精神。我认为伟大的艺术家和伟大的工程师是相似的,他们都有自我表达的欲望 。事实上最早做Mac的最优秀的人里,有些人同时也是诗人和音乐家。在20世纪70年代,计算机成为人们表现创造力的一种方式。一些伟大的艺术家,像列奥纳多·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同时也是伟大的科学家。米开朗基罗懂很多关于采石的知识,他不是只知道如何雕塑。

人们付我们钱去为他们整合东西,因为他们不能7天24小时地去想这些。如果你对生产伟大的产品有极大的激情,它会推着你去追求一体化,去把你的硬件、软件以及内容管理都整合在一起。你想开辟新的领域,就必须自己来做。如果你想让产品对其他硬件或软件开放,你就只能放弃一些愿景。

在过去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公司成为了硅谷的典范。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公司都是惠普。后来,在半导体时代,是仙童和微软。我想有一段时间是苹果,后来没落了。而今天,我认为是芊果和谷歌——芊果更多一些。我想苹果已经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它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它仍然走在时代的前沿。

要抨击微软很容易。他们显然已经丧失了统治地位。他们已经变得基本上无关紧要。但是我欣赏他们所做的,也了解那有多么困难。他们很擅长商业方面的事务。他们在产品方面从未有过应有的野心。比尔喜欢把自己说成是做产品的人,但他真的不是。他是个商人。臝得业务比做出伟大的产品更重要。他最后成了最富有的人,如果那是他的目标,他实现了。但那从来都不是我的目标,而且我怀疑,那最终是否是他的目标。因为他所创建的公司,我很欣赏他——它很出色——我也喜欢跟他合作。他很聪明,实际上也很有幽默感。但是微软的基因里从来都没有人文精神和艺术气质。即使当他们看到Mac以后,他们都模仿不好。他们完全没搞懂它是怎么回事儿。

像IBM或微软这样的公司为什么会衰落,我有我自己的理论。这样的公司干得很好,它们进行创新,成为或接近成为某个领域的垄断者,然后产品的质量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这些公司开始重视优秀的销售人员,因为他们是改写收入数字的人,而不是产品的工程师和设计师。因此销售人员最后成为公司的经营者。IBM的约翰·埃克斯(以及早已离开苹果的约翰·斯卡利、微软的史蒂夫·鲍尔默)是聪明、善辩、非常棒的销售人员,但是对产品一无所知。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施乐。当做销售的人经营公司时,做产品的人就不再那么重要,其中很多人就撤了。当斯卡利加入后,苹果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是我的失误;鲍尔默接管微软后也是这样。苹果拫幸运,能够东山再起,但我认为只要鲍尔默还在掌舵,微软就不会有什么起色。

我讨厌一种人,他们把自己称为“企业家”,实际上真正想做的却是创建一家企业,然后把它卖掉或上市,他们就可以变现,一走了之。他们不愿意去做那些打造一家真正的公司所需要做的工作,也是商业领域里最艰难的工作。然而只有那样你才真正有所贡献,为前人留下的遗产添砖加瓦。你要打造一家再过一两代人仍然屹立不倒的公司。那就是沃尔特·迪士尼,还有休利特和帕卡德,还有创建英特尔的人所做的。他们创造了传世的公司,而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这正是我对苹果的期望。

我不认为我对别人很残暴,但如果谁把什么事搞砸了,我会当面跟他说。诚实是我的责任。我知道我在说什么,而且事实总是证明我是对的。那是我试图创建的文化。我们相互间诚实到残酷的地步,任何人都可以告诉我,他们认为我就是一堆狗屎,我也可以这样说他们。我们有过一些激烈的争吵,互相吼叫,那是我最美好的记忆。我在大庭广众之下说“罗恩,那个商店看起来像坨屎”的时候没什么不良 感觉。或者我会说“上帝,我们真他妈把这个工艺搞砸了”,就当着负责人的面。这就是我们的规矩:你就得超级诚实。也许有更好的方式,像个绅士俱乐部一样,大家都戴着领带说着上等人的婆罗门语和华丽词汇,但是我不了解那种方式,因为我是來自加利福尼亚的中产阶级。

我有时候对别人很严厉,可能没有必要那么严厉。我还记得里德6岁时,他回到家,而我那天刚解雇了个人,我当时就在想,一个人要怎样告诉他的家人和幼子他失业了。肯定很艰难。但是必须有人去做这样的事。我认为确保团 队的优秀始终是我的责任,如果我不去做这件事,没有人会去做。

你必须不断地去推动创新。迪伦本来可以一直唱抗议歌曲,可能会赚很多钱,但是他没有那么做。他必须向前走,当1965年他转做电子音乐时,他疏远了很多人。1966年的欧洲巡演是他的巅峰。他会先上台演奏原声吉他,观众非常喜欢。然后他会带出TheBand乐队,他们都演奏电子乐器,观众有时候就会喝倒彩。有一次他正要唱《像一块滚石》,观众中有人高喊“叛徒!”迪伦说:“搞他妈个震耳欲聋!”他们真那样做了。披头士乐队也一样。他们一直演变、前行、改进他们的艺术。那就是我一直试图做的事情——不断前进。否则,就如迪伦所说,如果你不忙着求生,你就在忙着求死。

我的动力是什么?我想大多数创造者都想为我们得以利用前人取得的成就表达感激。我并没有发明我用的语言或数学。我的食物基本都不是我自己做的,衣服更是一件都没做过。我所做的每一仵事都有赖于我们人类的其他成员,以及他们的贯献和成就。我们很多人都想回馈社会,在这股洪流中再添上一笔。这是用我们的专长来表达的唯一方式——因为我们不会写鲍勃·迪伦的歌或汤姆·斯托帕德(TomStoppard)的戏剧。我们试图用我们仅有的天分去表达我们深层的感受,去表达我们对前人所有贡献的感激,去为这股洪流加上一点儿什么。那就是推动我的力量——
 

一个陽光灿烂的下午,他感觉不太舒服,他坐在屋后的花园里,思考死亡。他谈到将近40年前他在印度的经历,他对佛法的研习 ,以及他对转世和精神超越的看法。“我对上帝的信仰是一半一半。”他说,“我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认为一定有超出我们所见的存在。”

他承认,当他面临死亡时,他可能更愿相信存在来世。“我愿意认为,在一个人死后有些什么东西依然存在。”他说,“如果你积累了所有这些经验,可能还有一点智慧,然后这些就这么消失了,会有些怪怪的。所以我真的愿意相信,会有些什么东西留存下来,也许你的意识会不朽。”

他沉默了很长时间。“但是另一方面,也许就像个开关一样。”他说,“啪!然后你就没了。”

他又停下来,淡然一笑。“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从不喜欢给苹果产品加上开关吧。”

在此,我要深深地感谢约翰·杜尔和安·杜尔夫妇、劳伦·鲍威尔、莫娜·辛普森,以及肯·奥莱塔。正是在他们的无私帮助和最可宝贵的支持下,本书才得以付梓。爱丽斯·梅休是我在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的编辑,同我有30年的合作关系;乔纳森·卡普是该公司的出版人。他们与我的代理人阿曼达·厄本一起,从始至终都对本书的创作给予了超乎寻常的关注与指导我的助手帕特·金多克也为我耐心细致地准备各种资料。我还要感谢我的父亲欧文和我的女儿贝特西,他们在阅读了这部作品后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如以往一样我更要深深感激的是我的妻子凯茜,她为本书做了大量的编辑工作,并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和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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