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运营：监管之痛

文 / 宁宇

　　虚拟运营商是电信运营商的一种类型。各国的管制政策和市场情况差别较大，因此虚拟运营商有不同的存在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类是品牌分销商，是参与程度最浅的一种虚拟运营。主要只提供品牌、渠道和客服以及部分的营销和基本定价服务，更像是一个包装了自己品牌的卡号代理商；其他价值链环节仍由基础运营商提供。

　　第二类是服务提供商，参与程度适中，会控制与客户有关的市场营销、渠道销售、客户服务和业务打包定价等环节，并部分参与卡号管理、计费和CRM（客户关系管理）等环节；其他仍由基础运营商提供。

　　第三类虚拟运营商是最全面的，参与程度最深，除了基础运营商提供通信网络外，其他部分都是自己运营。它可利用自身的业务平台或借助合作伙伴形成增值业务，然后将这些产品与基础运营商提供的电信业务进行组合捆绑，围绕全新的产品体系开展运营。

　　工信部于2013年5月17日正式发布了《移动通信转售业务试点方案》，在经过漫长的等待之后，虚拟运营商终于来到了中国。在发布的时候，工信部是否意识到，自己挖了个多大的坑？

　　【监管之艰难】

　　从通信行业发展及推进信息化工作来说，引入虚拟运营商是好事，既符合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又能激发市场活力，带动产业升级。但对于行业监管来讲，引入虚拟运营商带来了更大的监管难度，而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虚拟运营商的数量太多了。

　　在最初推进试点工作的时候，工信部认为基础运营商会消极对待虚拟运营商的引入工作，因此提出要求，每家运营商至少要选择两个合作伙伴。

　　但实际上基础运营商上报的合作伙伴一家比一家多，扣除掉重叠的，也有几十家企业入选，这等于是把烫手的山芋丢给了工信部。

　　面对这样的乱局，不可预见的困难和挑战更多，监管的难度和压力成倍增加。

　　一是对基础运营商的监管。在试点阶段的试点方案中，工信部并未统一制定和出台全面细致的技术标准和业务规则，很多细节都希望由基础运营商和转售企业协商确定。而三家基础运营商，对虚拟运营商的态度不一样，合作模式和技术方案不一样。对于同时与多家基础运营商合作的转售企业来说，必须适应截然不同的支撑方式。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和通用的处理方式，纠纷和问题会被进一步放大。

　　二是对转售企业的监管。总体来说，基础运营商还比较服从监管部门的管理，毕竟是国企，考虑的因素更多，在关键时刻不会与政府部门抗衡。而民企由于企业规模小，抵御风险的能力差，敢于突破创新，善于打擦边球，还有“拼个鱼死网破”的勇气，这些都是通信领域不常见的状况。更何况几十家企业同时开展创新，在众多细分市场积极探索试错，监管部门能否及时发现问题，正确评判对错，做到防微杜渐，都是对监管工作巨大的挑战。

　　三是对客户利益的保护。虚拟运营商开展移动转售业务，这种概念对专业人士来说都难以理解，更何况普通客户？对用户来说，最直观的是：170开头的号码是虚拟运营商的。但实际上第四位是固定分配给某一个运营商，因此一个同时与多家基础运营商合作的转售企业，他品牌下的号段都是不连续的，能给用户解释清楚么？转售企业卖的是基础运营商的产品，而客户的投诉首先要由转售企业受理，是否会出现两企业扯皮导致客户利益受损的情况？如果转售企业退出，他的客户利益由谁怎么来保障？这些将成为监管部门必然面临的问题。

　　【监管之创新】

　　运营商谈转型搞创新也很久了，如今看起来，推动行业变革的动力，也许不是来自传统运营商或者高层领导，而是虚拟运营商。而如果真如此，虚拟运营商首先颠覆的，不是基础运营商，而是目前的行业监管。

　　在基础运营商和监管机构眼中，虚拟运营商不断提出新要求和建议，既有话单对接、号卡制作等基础要求，也不乏实时计费、异网漫游等“异想天开”的创新；先是对中国电信仅提供支撑系统租用模式不满，而今又众口铄金地指责“批零倒挂”。

　　在基础运营商眼里，这些“不靠谱”的需求根本不值一晒，随随便便拿一些技术难题说事，就能把虚拟运营商挡回去了。

　　这些单凭虚拟运营商的力量难以推动达成，但拉着监管部门以及各类研究单位，虚拟运营商的梦想就有了实现的可能。

　　出身于草根，但背后又有各路神仙，虚拟运营商提出的建议和需求，得到了工信部的积极响应。在虚拟运营商的压力下，监管部门的工作效率有了显著提升；而监管部门行动起来，就会推动基础运营商的积极配合。

　　虚拟运营商的创新激发了监管部门的活力，及时调整通信行业的管理政策，继而推动基础运营商依托强大的执行体系加以落实。

　　也许现在的监管部门并不喜欢虚拟运营商，嫌他们多事、找事；但是迫于压力和形势发展，又不得不帮着他们解决问题。如是，行业死气沉沉、因循守旧的格局可能就此改变。

　　在我看来，与其盼望虚拟运营商把免费的互联网思维落地，把基础运营商打倒；倒不如有这样一种期待：在“好事者”翅膀的煽动下，推动了行业更加动态、快速地调整转型，也许比重组更有效果。

　　【监管之旧辙】

　　还记得携号转网么？

　　携号转网本是一项由监管部门强制执行并作为运营主体的业务，不是发几个文件搞几项政策就行的。由于在技术、管理、运营等方面的复杂性和难度事先被严重低估，客观导致施行至今成功转网的客户远远不及当初的预期。

　　之所以把虚拟运营商和携号转网这两个试点拿来比较，是因为他们有三方面的相同点：

　　第一：政策出台前热炒，宣传的都是优点和好的预期，被舆论和各方寄予过高、过泛的期望，貌似一剂包治百病的神药。而一旦实施，发现既有技术门槛，又有业务限制，推进过程中会遇到许多始料未及的阻力和困难，即使把业务做起来了，也难以达到各方预期高目标，因此其“失败”已经注定。

　　第二：因国企身份、高额利润，行业的政治地位低，运营商已被妖魔化，各方舆论早已主观认定运营商（携号转网时是优势运营商）会对此事存在抵触情绪。一旦推广不利或出现问题，就会利用民众情绪和舆论环境，以此为例指责运营商的垄断与黑心，把黑锅让运营商身上甩。可以想象，如果将来虚拟运营商被客户投诉或者媒体反映问题的时候，随便拿出一些似是而非的专业术语，随便找来几个不三不四的砖家，给自己申辩的同时指责运营商不配合设置障碍，继续让基础通信运营商成为全民出气筒。

　　第三：政治等因素导致监管部门压力大，政策出台的时间紧迫，在技术方案和监管政策设计时缺乏对运营环节的评估，对试点中暴露问题应急预案、解决办法和处理机制等也没有进行充分讨论。对于如何解决试点期间暴露的问题，以及针对性的或正大光明、或阴损歹毒的应对策略，监管部门的反应速度和应对举措弱爆了。试点暴露了问题，可是很多问题都是悬而未决，视而不见，就会更加放大试点的不足，招致各方不满。

　　世人都晓神仙好，见的都是贼吃肉，都没见到贼挨打。处在目前的环境中，打着垄断、贪婪、低效、保守等标签的运营商，无论做什么都是错；而监管部门能否摘掉“好心办坏事”的帽子，使虚拟运营商避免重蹈携号转网的覆辙，需要极大的智慧和勇气。

　　【结语】

　　转售企业所销售的移动通信产品和业务还是基础运营商生产的，因此不能完全摆脱基础运营商的控制和监控。客观来说，转售企业在专业技术方面处于明显劣势，监管部门的技术制约和管控手段也不足，如果基础运营商把转售企业视为竞争对手，形成了对立的局面，那么吃亏的很可能是转售企业，而虚拟运营商试点工作的推进也很难成功。

　　积极地看，转售企业与基础运营商的合作空间也是非常大的，在很多领域携手把信息化的蛋糕做大，双方便可获得更好的发展。

　　一方面在专业领域，民企的机制和规模更利于快速理解客户需求和行业知识，发挥小快灵的优势，提供更适合的信息化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在细分市场和互联网领域，民企试错成本低，有利于新产品和新商业模式的创新，为规模发展探索新的发展道路，对此基础运营商也会积极配合、主动参与。

　　所以说，虚拟运营商与基础运营商是竞争还是合作，这决定了虚拟运营商试点的成败。而双方对此的态度，不在于一开始大家的口号有多响亮，也不在于个体的观点，而在于整个产业环境的构建及维系。

　　能否让各方齐心协力，推动行业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行业监管部门的导向作用至关重要。如果部里还是遵循“主动出示证件”的管理模式，对来的人摆出“出入下车”的姿态，那虚拟运营真的危险了。

尚儒客栈 CMCC-ningyu欢迎关注CMCC宁宇的尚儒客栈。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转载必须获得作者授权，并注明作者，对于侵权行为我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