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第十章 曾国藩的笨拙与精明

第二节 与众不同的“笨拙”，成就非同一般的精明

（一）曾国藩身上的“笨拙”与“精明”并不矛盾。

曾国藩说：“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意思就是说天下间看似最笨最拙的东西能够胜过这天下最聪明最巧妙的东西。

曾国藩走的科举之路就是靠的是完全的“笨劲”，这也是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落后的教育方式，只知道一味用蛮力，下笨功。
不过也正是这种“一条路走到黑”的学习方式，让曾国藩发现到笨拙有笨拙的好处：比别人更虚心、抗打击能力更强、遇到问题硬要解决才肯放过，不留任何死角，也培养出了超乎常人的勤奋、刻苦和踏实精神。所以“读书立志，须以困勉之功”。意思也就是说：读书的志向，一定要在不断克服困难中求得知识，有了知识以后就可以勉力去行事。
既然天性钝拙，那么曾国藩就充分发挥钝拙的长处。曾国藩的一生也是充分发挥了“钝拙”的长处：做事从不绕弯子，不走捷径，总是按最笨拙、最踏实的方式去做，始终追求扎实彻底，一步一个脚印。这是曾国藩一生成功秘诀，也是他常向别人谈及的道理。

曾国藩一生的成功得益于“笨拙”精神：

1. 创建湘军，选拔将领专挑不善言辞的“乡气”之人；招士兵也专要“朴实少心窍”的山民。这些脚踏实地的“乡气人”也彻底根绝了湘军的油滑习气。
2. 善打愚战、笨战，不善打巧战。曾国藩打仗不贪小利，不求奇谋，只求一个“稳”字。曾国藩从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他会花费极大心血去研究敌我双方情况、战斗的部署、后勤供应、出现不利情况如何救援等，直到每个环节都算到了，算透了，才下定打仗的决心。
3. 湘军“结硬寨、打呆仗”的作战方式，打仗基本上不主动出击，而是诱使敌人先来攻他，后发制人；用壕沟困死城池，以年为单位打消耗战。

曾国藩一生待人接物更是以诚为本，别人以巧以伪欺骗他，他却仍然以诚以拙相待。
左宗棠一生不服曾国藩，始终挖苦打击，曾国藩却终生未还一手；李鸿章作为弟子，时常和他耍心眼、逞私心，而曾国藩却因爱李之才，始终对李鸿章的关心、爱护、包容、提携，李鸿章因此终生感激涕零。
正是因为这种质朴的为人处世方式，曾国藩一生朋友极多，麾下谋士如云，猛将如雨，指挥如意，得道多助，成就了“洪杨一役”（洪秀全、杨秀清）的最终胜利。

（二）曾国藩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有意义的“笨拙”。正是“扎实彻底”的思维方式，使曾国藩避免了几千年来“中国式思维”的局限和弱点。
我们中国式思维尚直觉，重体悟，善类比，却轻逻辑。那些才子、文人的思绪常如天马行空，不循规矩，任意跳跃，因此很容易跳过真理与谬误之间那小小的一步距离。中国式思维的最大弱点是喜欢从整体上、宏观上把握一切，却缺乏严密细致的推理过程。
在这种整体论的思维方式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总是大而化之，以一言而括万物。总想找到一个窍门，一下子把握宇宙全部规律；而西方思维的最大特别是重视实证、重视逻辑、重视差别。西方人从量化分析事物间的不同之处入手，沿着“现象→差别→差别的扩大→精确量化→创新”的思维路径前进，因此能发展出卓越的理性思维，建立起严密的学术体系。

曾国藩的思维方式与西方式思维不谋而合。曾国藩的思维方式因为“笨拙踏实”，所以达到了当时中国式思维中少有的严密程度。曾国藩式思维的秘诀就是：每遇到一件事，他都要从正反两方面去看，反复琢磨，细细分析。“正”“反”两方面，曾国藩都要进行细分，把“正”面再分两面，分析其正反。同理，“负”面也自有其正反。他把事件中包含的每一个因素都研究到位，不存在有一点含混不清之处。这样分析下去，对这件事物就会观察得分外透彻。正是通过这种思维方式，曾国藩能精确地把握“度”，也就是把握了“真理”和“谬误”之间那一步之距离。
中国人重综合而轻分析。曾国藩却通过扎实彻底的思维实践，发现了分析“差别”的重要性。曾国藩认为如果不精心研究万物之间的细微差别，就不会得出差别背后的统一规律。
世间万物的认识有精有粗，行动有实与不实，所以曾国藩说，好的人才应该“多条理而少大言”，也就是说，多一些逻辑性，少一些不着边际的夸夸其谈。
曾国藩一生经历千难万险，处理过无数大事，大体都很得当。其过人之处就是不怕费心费力，对事物进行不留死角的深入分析。在对事物进行了精到分析的基础上，再找出要害，把握关键。每次处理完了之后，还要总结经验教训，为下一次做参考。曾国藩的精明，就是建立在这样的笨拙之上，这样的绞尽脑汁殚精竭虑之上的。

曾国藩并不比别人聪明，他只是比别人更吃苦，更扎实，更无情地鞭策自己的大脑。“智慧愈苦愈明”（智慧是越遭受苦难则越明晰），是他的切身体会。

（三）中国知识分子有两个缺点：一个是太容易下结论，另一个是太容易听信别人的结论。曾国藩却不是这样。因为“笨”，曾国藩在一切知识面前都十分谦虚，曾国藩不想省力，不想借用别人的脑子，每本书都要认认真真，一个字一个字地读。所以他一生视野广阔，无书不读，无学不窥。理学家多有学术洁癖。他们多以诸子之学为邪僻之说，不屑一顾；而曾国藩是一个杂家。他一生于书无所不读，尤好诸子之书，且嗜之甚甘。老子的简约博大，庄子的心灵自由，墨子的雄心苦力，法家的坐言立行，都给了他极大的启发。
在曾国藩眼里，无处不是学问。因为怀抱经天纬地之志向，所以他的眼光极为开阔。所谓“案牍之文”，也就是历代“文件汇编”，内容当然枯燥乏味之至。然而曾国藩却认为这其中包含着大量的政治智慧，有志于拯救中国社会，这样的文章不可不读。
曾国藩爱看地图，研究地理。前文第九章第三节就论述过，曾国藩的一生考察研究范围极广，认为：“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昏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这是他与当时诸多理学之士的明显不同之处。可以说，除了佛家外，曾国藩对他所能接触到的所有书籍都有涉猎研究。曾国藩对于佛家并非没有兴趣，只是因为兵火连天之中静不下心，没有深入下去。
曾国藩也从自身生长环境中汲取大量知识。曾国藩虽然是三榜进士出身，却终生对没读过书的祖父敬服不已，在家书中经常引用祖父的话来教育子弟。曾国藩平生凡事算出三步以外，特别是功成之后，能迅速解散湘军，妥善解除了功高震主之忧，就与祖父的那种凡事要有长远打算的教导有关。曾国藩家书中引用湖南乡下俗语以及家乡邻里故事处处可见，所以农村生活经验也是构成曾国藩智慧的重要基础。
曾国藩时刻收集分析着他能接收到的一切信息，从中提取有用的成分，其中也包括中国神秘文化。

（四）曾国藩的眼睛特别不好，从道光二十三年起，他留下的文字中越来越多地提到眼疾给他带来的困扰。为了治眼睛，他尝试过几乎所有方法：①吃过无数中药而不见效。②亲自研究中医理论，得出治目先治心的治疗思路，结果也无大效。③从三十六岁时用西洋“增光镜”（老花镜），后来也没有效果。④朋友毛煦初送他一幅“墨晶镜”，让他遮在眼上，挡风避光，也不见效。⑤许仙屏送他一块“中空积水”的玛瑙，让用金刚钻打开，取出其中积水，滴在眼中，也不曾见效。⑥曾国藩还试过气功，说是用道家内功治疗眼睛，可坚持21天，每天对坐发功四十五分钟，“而目光毫无效验”
虽然曾国藩的种种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但是从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出他的试验精神和开放态度。曾国藩是一个经验主义者，凡事总愿意亲身经历，亲自体验，乐于尝试，勇于尝试，勤于尝试。他不被什么定论先入为主，总是要亲身尝试了，亲眼见到了，才下结论。曾国藩做事讲究身到、心到、口到、眼到，特别强调要“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
曾国藩把汉学的宗旨概括为“实事求是”，宋学的宗旨概括为“即物穷理”（接触事物而穷究其理），认为二者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在中国思想史上，曾国藩把“实事求是”这个原本是考据学的命题第一次变成了哲学认识论的命题。

（五）因为“笨拙”，曾国藩是平实的，谦虚的。曾国藩说：“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伪之习。”他十分瞧不起那些随便评讥古人的轻薄之人。但同时，又是因为“笨拙”，凡事习惯亲身实践，这又使他有资本放言高论，直率地批评古人。
以书生从戎之始，曾国藩对中国历代传下来的兵书战策十分推崇，曾经苦读恶补。然而，随着实战经验越来越多，他发现这些古书大多是玄而又玄的骗人东西。迷信古书的结果常常是错误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曾国藩在读《通鉴》时根据自己的经验，把不可信的地方都用笔标出来；即使对历来史家最推崇的《史记》，曾国藩认为人们在读它的时候也应该用实际的眼光辩证地看待它，切不可盲目崇信。
曾国藩这种以实际经验考究历史、读书务实的精神就足以称道，他更反对生搬硬套地使用书本知识。湘军有一叫吴士迈的营官，他摘录了二十三史中有关战争的记载，编辑成册，打算把它作为治军的蓝本。曾国藩知道后，立即写信给该军统帅李元度说：“军事是极质实之事” ，“若以编辑二十三史成书为治军蓝本，则门径已差，难与图功。阁下与之至交，须劝之尽弃故纸，专从事于点名、看操、查墙子诸事也。”；还有一个叫吴希颜的谋士，建议曾国藩“以古兵书考核将才，分派正副文武营官”。曾国藩认为“皆书生之见”，并在批复中指出：读书之与用兵，判然两途。
表面上看，这似乎与曾国藩谦谨为人的风格冲突，实际上，他敢于如此放言高论，实在是因为他站得比那些不明世事的文人高，看得比他们远。

（六）理学的正面意义在于它会赋予人以面对这个艰难的世界必须具有的刚毅、清洁、坚决、彻底。同时，它也有巨大的“副作用”，比如守旧、固执、清刻、荒陋、脱离实际。
因为“笨拙”曾国藩一方面获得了理学修养的巨大益处，另一方面也避免了许多理学家的毛病。曾国藩曾直言不讳地批评那些在生活中只知高谈阔论，于实际毫无补益的理学人士，正因为自己心怀恕道，食人间烟火。
理学家往往是保守主义者，但“实事求是”的实践精神，却给了曾国藩突破藩篱、否定古人、开辟新知的勇气。
曾国藩的治国之术正是因为他不迷信先王之道，而是敢于以“自我更之”“自我创之”的态度变通其中的“袭误者”“未及者”，所以他才能成为洋务运动的创始人。

在近代中国，推动西学的几件大事都与曾国藩有密切关系：创办安庆军械所和江南制造总局、幼童留美、在上海机器局添设翻译局、《几何原本》后九卷的翻译出版，他都是主要决策人。

西学初入中国之际，一般士大夫视如仇敌。以曾国藩的好朋友倭仁为首的“理学家”更是仇洋的中坚。曾国藩却坦率地指出倭仁“才薄识短”。在理学大家中，只有曾国藩能以明智的态度认识到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因为他看洋人，同样不戴有色眼镜。士大夫多认为外国人是凶蛮诈狠，对他们不必讲诚信，只需讲“羁縻”。曾国藩却主张要真诚地对待外国人。因为外国人也是人，有着与中国人一样的心理结构。适用于中国人的信条，一定也适于外国人。
理学家们在中国礼仪之争中态度尤其激烈，他们无论如何放不下天朝上国的虚骄自大，坚决要求外国人见皇上必须三跪九叩，为此不惜一战。曾国藩却主张与外国平等相处，在对外关系上他就主张舍去虚仪，重视实利。这个见解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实在是高明之至，在今天仍然有其实际功效。

（七）“笨拙”精神成就了曾国藩的浑厚、开阔、无所不包。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使他的思维保持着流动、敏锐、积极的状态。曾国藩在广大神秘的世界面前是谦卑的、老实的，他不预设什么，也不禁止什么，更不妄断什么，只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曾国藩善于从庸常琐碎的现实生活中汲取并提炼智慧，善于从他所接触的一切精神资源中探寻有用的东西。他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不是相互冲突，而是相互滋养。因此，他才具有大眼光，大力量，才能成就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