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

 

徽商部分：
　　
　　徽商的形成
　　　　唐代，祁门茶市十分兴盛。南唐，休宁人臧循便行商福建。宋代，徽纸已远销四川。南宋开始出现拥有巨资的徽商，祁门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经商致富，分别被人们称为“十万大公”、“十万二公”，合称“程十万”。朱熹的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府的一半，人称“祝半州”。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还在徽州境内发行“会子”。元末，歙县商人江嘉在徽州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元末明初的徽商资本，较之宋代大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饷，歙人江元一次助饷银10万两。成化年间，徽商相继打入盐业领域，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受到严重打击，于是徽商以经营盐业为中心，雄飞于中国商界。
　　　　明代中叶以后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当时，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成人男子中，经商占70%，极盛时还要超过。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
　　　　清乾隆末年，封建统治日趋没落，课税、捐输日益加重，徽商处境愈来愈困难。1831年，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陶澍革除淮盐积弊，改行“票法”，靠盐业专利发迹的徽商开始衰败典当业也因左宗棠垄断及外国银行的侵入而中落。茶、木两商则由于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连年亏损。尤其是随着提帝国主义入侵，外资渗入，国外商品倾销，徽商经营的行业大多被其所替代。同时与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联系密切的广东、江浙财阀开始兴起，只掌握传统商业知识、技能的徽商，在商业领域逐渐失去其操纵、垄断和独占的地位，开始走下坡路。
　　　　清末和民国时期，虽有个别徽商人物如黟县盐商李宗媚、歙县房地产商人程霖生等崭露头角，但整体上挽救不了徽商的颓势。
　　　　徽商产生条件
　　　　1、古徽州处“吴头楚尾”，属边缘地带，山高林密，地形多变，开发较晚。汉代前人口不多，而晋末、宋末、唐末及中国历史上三次移民潮，给皖南徽州送来了大量人口，人口众多，山多地少，怎么办？出外经商是一条出路。
　　　　2、丰富资源促进了商业发展。徽商最早经营的是山货和外地粮食。如利用丰富的木材资源用于建筑、做墨、油漆、桐油、造纸，这些是外运的大宗商品，茶叶有祁门红、婺源绿名品。外出经商主要是经营盐、棉（布）、粮食等。
　　　　3、徽文化塑造了徽商的品格—儒商，以儒家文化来指导经商。
　　　　4、明清是我国商品经济较发展的时期，明清已有资本主义萌芽，这是徽商鼎盛之时。
　　
　　[编辑本段]
　　徽商发展时期的特点
　　　　1、遍布全国，与晋商齐名，到处有徽商足迹。
　　　　2、经营品种广泛，盐、棉（布）、粮食、典当、文具笔墨（文房四宝）。
　　　　3、吃苦耐劳、勤俭节约、小本经营、由小到大。
　　　　4、资本雄厚。如休宁人任福光在江淮从事贩盐，拥有船等4艘，所销之盐占淮盐的1/2以上。
　　　　清乾隆末年，关税盈余每年85万两银子，而出口商品中徽商的茶叶为第一位。
　　　　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拥有资本四千万两银子，而当时清 朝的国库存银仅7000万两。
　　　　5、经营之道。信守的经营理念是“讲道义、重诚信”“诚信为本、以义取利”，在市场上取得良好信誉。
　　　　6、获利致富后回报家乡，兴办社会公益事业、慈善事业。1805年黄河淮河大水，扬州徽商捐大米6万石，200万两银子。

徽商精神
　　　　贾而好儒的文化精神
　　　　如果从我们现在所提倡的物质、精神两个文明建设齐抓并举来看，明清徽商大部分人可谓自觉做到了这一点。当然徽商的物质、精神文明与我们现在所提倡的社会主义物质、精神文明具有本质的不同。
　　　　徽州地区有着浓厚的人文历史情趣，再加上徽州人本身的聪明隽秀，重视教育（有“十户之村，不废诵读”之说），他们可以说普遍具有一种解不开的文化情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商致富后的徽商自然要追求自己的文化精神生活。
　　　　因为徽商一般都有一定的文化根底，所以经商之余，有的借书抒怀、有的吟诗作文、有的浸淫音律、有的以画绘意，雅然情趣，乐不可言。在徽商大贾中能诗善文的几乎比比皆是。
　　　　如以徽商最为集中的扬州为例，清朝文人陈去病说：
　　　　扬州的繁华昌盛，实际上是在徽商的推动下出现的，扬州可谓是徽商的殖民地。……而以徽州人为主的扬州学派，也因此得以兴盛。
　　　　这很鲜明地说明了扬州学派与扬州徽商之间的关系：徽商在促进商业的发达的同时，同样也参与和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从而取得物质、精神文明双丰收。
　　　　不仅扬州如此，其他各地的徽商也是如此。这里以在苏州经商的徽商程白庵为例，略加说明。
　　　　程氏是徽州大族，自从他们祖先晋朝太守梁忠壮公迁徙徽州以来，世代子孙繁衍，散居在歙县、黟县、休宁等地，人口多达数千家。因为歙县、黟县、休宁等地处山区，仅靠数量极其有限的农耕田地来满足日益繁衍的人口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他们大多出外经商谋生。
　　　　虽是士大夫之后代，但他们不避讳工商业，不以经商为耻，而是将工商业看成是与农业同等重要的行业。食盐、竹木、珠玉、犀象、玳瑁、果品、棉布以至于餐饮，总之根据市场需求他们无所不经营；天下都市繁华所在，无处没有他们的身影。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在商场成为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程白庵就是其中的代表。
　　　　程白庵幼年时在父母督促下读过书，因而他深谙为儒之道。后来他随着乡族人到苏州经商。经过几十年的商场磨练，他日益成熟，俨然成为当地商人领袖。
　　　　然而，他的领袖风范不仅仅在于他商场上的成功，吸引人的更在于他的为儒之道或者说是他所追求的文化精神。在苏州经商，他下自工商百姓，上同官僚士大夫，无所不交。因为他举止言谈有儒者风范，所以苏州的士大夫们也都非常喜欢和他交游。苏州都太仆先生喜爱他为人淳朴，所以为他住所题词为“白庵”，他也因此被人亲切地称为“白庵翁”。
　　　　那么程白庵是怎样追求他的文化生活的呢？在商场经营中又如何展示他的为儒之道的呢？我们通过一个事例来看。当时在苏州有一位大文豪叫归有光，他可是海内知名的人物。然而这样海内知名的文人和程白庵的交情可是非同一般。在程白庵80大寿的时候，他指定要归有光给他写寿序。归有光不仅给他写了寿序，而且在寿序中还热情洋溢地赞扬了程白庵“士而商”、“商而士”。归有光在寿序中说：“程氏子孙散居徽州休宁、黟县、歙县之间，户口繁衍达到几千家。在这个大家族之间，他们喜好读书，常常以诗书酬答往来。如此来看，出生于这样重视诗书礼仪的大家族，程白庵不就是‘士而商’吗？然而先生虽然经商，但他言谈举止谨慎小心，为人处事好义乐善，而且喜欢以诗文歌赋与文人士大夫交际，这难道不是通常所说的‘商而士’吗？”
　　　　一个普通商人受到一代文豪的如此赞誉，可见不简单。若然程白庵是个纯粹只知追求蝇头之利的商人，是不可能得到文士如此赞誉的。可见，程白庵在商场成功的同时，他在文化建设方面亦有不同凡响的建树。起码，他在苏州是个开风气之先的商人。
　　　　按明清文人士大夫交游的风习，他们聚会交游，一般有诗酒唱和、论书议画的时尚。若然想得到他们的青睐，这人必然是博学深究之人，有时还要有发人深省之见。可见，若没有深厚的文化功底，不要说赢得士人的青睐，就是立足他们之间，也难免是嘲笑的对象。可是，程白庵不仅赢得了士人（而且是在文风盛行、才子辈出的苏州）青睐，甚至是获得了文人领袖的热情赞誉，这难道是不通笔墨的一般商人所能做到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