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子监,名义上是中国帝制时代的最高学府,又叫太学。所谓“天下贤关,礼义所由出,人材所由兴。”但实际上,这个最高学府,与学术的关系不大,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衙门。而自隋唐科举取士后,“人材所由兴”的功能也弱化了,多数进士根本就不是国子监培养的,许多地方的“监生”,挂名为国子监的学生,但可能一辈子没进过学校,要么是通过恩荫,要么是掏银子取得的资格。这个最高学府仅仅成为一个强化皇权意识形态-----即守护名教,阐释礼义的标志性机构。
既然如此,国子建祭酒-----最高学府的校长,也就不是个学术职务,而是一个重要的官职,且品衔不低。明清两代的国子监祭酒都是从四品。不过比起今天,这个级别也算不了什么,现在有好几十所副部级高校,每个学校的书记、校长都是过去的侍郎衔,而明代的侍郎是正三品,清代是正二品,都比国子监祭酒的品级高。国子监祭酒作为高级官员,其使命自然不是培养学术人才。事实上中国历代学术传承是在民间,即“私学”。比如孔子有教无类,汉代郑玄、刘向刘歆父子的传经,宋、明时期的书院。而国子监作为官家衙门,反而是极力打压不符合官方价值观的学术观点,和学术自由反其道而行之。刘歆的时代,盘踞在太学的五经博士是今文家,他们利用政治权力排斥古文家。所以刘歆写了一封《让太常博士书》的公开信,批评道:“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志其大者,不贤者志其小者。若必党同门、妒道真,其为二三君子所不取也。”
但由于国子监毕竟名义上是传播学问培养人才的机构,因此朝野对国子监祭酒这个官位的期望值和其他官员还是有区别的。多数人将其看成清贵之职,其实惠不如一个州县地方官,但能博得士林的尊重,其学问、品行至少要强于一般官员。
话再反过来讲,因为国子监祭酒既然是个朝廷命官,那么社会对其学问、品行的要求不可能有强制力,完全靠舆论或祭酒本人自律来维持。学问一般、品德低劣的人担任国子监祭酒这种职务也不意外。比如明万历年间的国子监祭酒汤宾尹,是与东林党势如水火的“宣昆党”重要人物,魏忠贤的打手王绍徽就出自其门下。他当考官时,为了照顾自己喜欢的考生韩敬,公然舞弊,让各房互换考卷,硬是要把韩的考卷找出来录取。他在致仕回老家后,勤于渔色,一旦知道哪里有妇女聚会,便微服去探寻,看到中意的,千方百计谋取,不管人家是否许配人家。不过,这人品行虽差,学问还得去,有不少著述留下。
1905年废除科举后,国子监这个官学衙门才废止。最后几任祭酒中,尚有大学问家,比如第一个发现甲骨文的王懿荣。国子监废而大学兴,但这种转化也不一蹴而就的。戊戌变法时设立的京师大学堂算是国子监和大学之间的“解放脚”,依然不脱衙门习气。京师大学堂的前几届学生,不是为读书而去,纯粹是去预备做官,所以当时的校工得老老实实称呼他们为“老爷”。清室逊位民国肇始,还是如此,当时八大胡同各妓院最好的主顾有来自“两院一堂”之说,即参议院、众议院和京师大学堂。直到蔡元培先生执掌已改名为北京大学的大学堂,这个学府才算真正摆脱了国子监的功能,成为一所为学术传承文明传播而设的现代大学。
现在谈到大学制度时,有人喜欢追忆蔡元培长北大时的学术气氛。殊不知,这种自由开放的气氛在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官学传统中,只是昙花一现。更多的时候,执掌官学的其官员身份远重于学者身份。不过,历史上那么多国子监祭酒,好像还没有谁说过吾监乃为全体庶民养育人材,当由全体庶民供养之类的屁话。他们心里知道,国子监监生出来当官,主要是来管治老百姓的,说为朝廷效力、为自家谋利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