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谈了Google的内部创业机制,很多人都有个疑问:Google如何知道,它提供的自由没有被滥用?开始我也有同样的疑问,但现在我发现,自由其实是一种更大的压力。你可以滥用一时,但不可能滥用一世。
就像刘韧说的,假设决定判断。Google的假设是,每个人都非常聪明,而聪明人不喜欢你每件事都管着他,他自己会努力达成自己的目标。只要这个目标和公司的目标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那么给聪明人的自由越多越好。
把自由变成压力,需要有一套可靠的筛选评价机制,就像我昨天介绍的Top 100打分和创始人奖等。与大多数“养懒人”的企业不同,你可以在一个等级森严的公司中靠不犯错误(或者说不做事)混下去,但要想在一个自由环境中靠不犯错误混出点儿名堂,就太难了。自由的环境并不鼓励不犯错误的员工,它鼓励真正有想法,并能将想法实现的人。
不久前,Google Finance的推出,让做了3年Yahoo! Finance工程师的Jeremy Zawodny非常沮丧,因为Google Finance的很多创新,Jeremy早就在Yahoo!内部提过无数次了,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他只能眼睁睁看着Yahoo! Finance的工程师们纷纷离去,而他的昔日伙伴Katie Stanton,在Google做出了Google Finance。
我在Google还听到一个故事,一名负责Google Zeitgeist的印度工程师,到公司第一天就问CEO施密特:你可以和我share你的办公室吗?然后,他就真的把他的东西搬进了施密特的办公室。直到Google搬进现在的总部大楼,这名工程师才和另外两名印度工程师一道,拥有了一间更大的办公室。而施密特则在一个角落上独享一个很狭小的办公室。一个Google员工开玩笑说,大概施密特也怕再有人要来和他分享办公室。那名印度工程师开发的漂亮的3D演示程序,放在Google大厅中,向过往的人们实时显示Google全球搜索量的动态状况。
一个叫Google Maps Mania的blog,一年来收集了大约数千个利用Google Maps API的mashup应用。而催生这一热闹景象的,是一对澳大利亚兄弟Lars Eilstrup Rasmussen和Jens Eilstrup Rasmussen。他们的创新,让其他在线地图都纷纷变成了Google Maps的模样。Google Maps的推出,不但显示了Web作为新的应用开发平台的巨大潜能,也证明了自由环境对创新能力的激发。Google Maps赢得了去年的Google创始人奖,Lars Rasmussen也受命组建Google澳洲研发中心。
施彤宇说,从我的字里行间,“分明可以看到一种显而易见的反应——仿佛只要很简单的‘借鉴’一下google,我们就可以得到另一个奇迹公司。”我想不是这样的,“借鉴”的确不难,难的是借到精髓。给员工自由宽松的环境也很容易,但如果这种自由不能变成压力和鞭策,就真的会变成一盘散沙。不过我坚信,自由的创造,一定来源于自由的心智。所以,重要的不是貌似自由,而是让员工拥有心智上的自由。
(图为Google Maps开发负责人Lars Rasmussen)
Google有宽松的工作环境,有免费的三餐,有极为扁平的管理体系,还有更有名的20%自由工作时间。我一直很好奇,这样的工作环境和管理方式,对一个几百人的公司可能问题不大,但Google已经有7000名员工,也许有一天Google会像今天的微软一样,有6万名员工,那时候,现在的方式还会继续有效吗?会不会失控?Google是否需要增加越来越多的管理层次以保证公司的运转秩序?
出发前,在美国使馆办签证的时候,巧遇一名Google员工Tiger,他在Google工作了3年,是广告项目的工程师,这次是短期回国。据Tiger说,他刚到Google的时候,Google只有400人,他几乎认识公司的每个人,也只道其他项目组的人在做什么。现在,公司太大了,大部分项目他无法了解,甚至闻所未闻,很多新产品的推出,他像我们一样,也是从新闻上知道的。
我向Google的产品大总管Marissa Mayer提出了这个问题,她的回答是,随着员工数量的增加,不可能让每个员工都了解所有的正在进行中的项目,他们只需要了解跟他们自己的工作相关的项目,或他们自己感兴趣的项目即可。在Google内部,有一个随时变动的Top 100项目列表,这些项目都来自20%时间,每个工程师都可以对项目投票。这种机制可以保证好的项目浮现出来,并获得其他工程师的支持。有人把这种模式称为Google的内部创业,而Google则通过一些手段,如将项目开放给公众测试,如千万美元级别的“创始人奖”,对员工内部创业进行支持。
Rojo的共同创始人Kevin Burton称Google的20%时间是“硅谷最奢侈的天使/VC投资”,他认为,如果你有一个想法,却无法进行商业化,那么你应该去Google把它做出来。Google可以在一夜之间让你的产品面对上百万用户,这是一个初创公司完全无法想象的。
20%自由时间,加上Google的品牌和平台优势,以及巨额的现金奖励,让Google的内部创业形成了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作为Google的工程师,你可以选择开发自己的项目,也可以参与任何你感兴趣的项目,你甚至可以同时参与多个项目。Google这种鼓励创新的内部自由生态,把整个公司变成了一个小型的硅谷。在Google看来,这个生态系统会自动地进行调节,至少目前还没有看到有增加管理层次的必要。硅谷并没有叠床架屋的管理层次,但硅谷的创新活力却是全世界最好的,为什么一个公司就一定要建立层层叠叠的管理结构?
Paul Graham说,“大多数嘴上谈论市场经济的公司们,内部的运行机制就像是共产主义。”自由常常会让人感到恐惧,即使在信奉自由市场的美国,很多公司内部仍然是我们最熟悉的计划经济。我不知道Google的内部创业机制还能持续多久,至少目前看来,它运转良好。
算上来回在空中度过的24小时,这次美国之旅历时6天,昨天傍晚回到北京。硅谷的满目绿色已经留在大洋彼岸,呼吸着北京“肮脏的”空气,却有种莫名的亲切感,以及随之而来的局促感。
整个行程排得满满当当,几乎没有时间上网。在全世界IT和互联网的圣地,我却度过了与互联网近乎绝缘的6天。不过,用6天时间,去亲眼看看那家传奇一般的公司,跟意料之中与意料之外的人们交谈,是一种奇特的体验。
穿梭在硅谷低矮的建筑群落中,逡巡在千姿百态的员工工作区中,你能感到的是开阔和清爽,这样的感觉,被挤压在鸽笼般的写字楼的鸽笼般的工作区中的人们,是无法获得的。我想,或许这只是一种自由的感觉,它不能代表什么。但对于用知识改变世界的智力劳动者来说,一个可以自由舒展的环境,很可能意味着创造力的活动范围。
据说在很久以前,湾区试图说服一家著名公司把总部搬到这边,但这家公司的回答是,请先把这里改造成一个让员工乐于在此工作的地方。在今天的硅谷,已经有数不清的著名公司,但这里没有林立的高楼大厦,没有水泄不通的马路,也没有大大小小的电脑大卖场。这里只有大片大片的绿地,和未被切割的辽阔的天空。在树木郁郁葱葱的地方,创造力也神奇地枝繁叶茂起来。
在某种意义上,中关村永远都成不了硅谷。中关村是房地产,是数码卖场,是堆积如山的欲望,是生计,是奔波,是永远摆脱不掉的压迫感。创造,对中关村来说,太奢侈了。
同样地,Google没有把它的工作区,分隔成狭小的鸽子笼。它把大工作区,切分成一个个十几平方米的小工作区,两三个员工在小工作区中自由地布置他们的工作环境。无处不在的白板,让你可以随时随地地写写画画,记录下每一个稍纵即逝的灵感。分散在各处的饮料间,以及楼梯、过道,常常成为讨论问题的好地方。这样的环境,是为了发挥员工的创造力,而不是为了方便管着这些人干活儿。
我宁肯在家里写字,也不愿意到那些被称为写字楼的地方去写字。自由是一种很难说清楚的感觉,但我知道,它很重要。
上帝创造世界用了6天,我用6天走马观花,第7天,我也要休息了。;-)
3月26日抵达旧金山,当天去看了森林公园Muir Woods、渔人码头,并在傍晚的时候去看了著名的金门落日。
3月27日上午,在斯坦福大学转悠,并到Google总部转了一圈儿。下午参观了因《教父》导演科波拉而知名的葡萄酒庄园Rubicon Estate。斯坦福令人印象深刻,除了美丽的校园,更因为它是最懂学术和商业的学校。
Google公司内部的平等和尊重每个人的个性,也令人印象很深。CEO施密特的办公室,并不比资深员工的办公室更大,也并不更奇特。在过道上,与捧着一个小笔记本电脑的施密特擦肩而过。但Google内部不允许拍照,所以我只拍了一些外部景观。
在汽车上,吃了著名的Google免费午餐。嗯,合我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