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中国民营企业家热衷海外移民？

  据《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3）》显示，个人资产超过1亿元的超高净值企业主中，27％已经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个人资产超过1000万元的高净值人群中，近60％已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中国企业主已逐渐成为新一拨“移民潮”的主体。

如果说，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留学移民潮、90年代到新世纪初是技术移民潮的话，那现在这些坐拥财富的民营企业家，选择的是以投资方式移民，旨在“用钱投票”。他们享受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的改革红利，积累了难以计数的财富，如今正在用这些财富为自己的下半生铺路。

有人曾总结中国新一轮精英移民的三大特点：其一，富人取代了以往的知识分子或技术工人。其二，涉及大笔源于中国国内的财富的转移。其三，转换国籍后，子女留在国外，富人回头继续把大陆作为赚钱的主战场，俗称“裸商”。而“裸商”本质上是企业主移民中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移民的方式几乎都是投资移民，所以必然会将已有资产带走，并且移民后在中国赚取的财富也将继续转移。

很多专家称，新一轮“移民潮”正在掏空中国财富，其危害不仅仅是财产经济的损失，而且极容易引起社会和金融秩序的问题。大量资本外逃不仅会对中国实体经济造成影响，也会使国家财富流失严重，更造成社会潜在的创新能力的衰退。因此，防范财富大规模流出刻不容缓。

但笔者认为，纵观韩国、印度等国的移民潮，均未见对本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况且企业家们还要在国内进行投资。由此可见，移民、办绿卡的现象本身无需恐惧。而依靠强制力留住人的做法更不足取，即使留住了人，也留不住心，所以我们要研究企业家为何移民的原因，从而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首先，企业家们的原罪之说。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曾表示：“现在民营企业家认为自己有原罪，同时害怕制度什么时候变了，自己的原罪就会被揪出来。”事实也是如此，1978年开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其土壤是在此之前的计划经济，在向市场经济多元化发展进程中，民营经济迅速崛起为一股新兴的经济力量。在这一过程中，经济的边缘地带、制度的灰色地带、管制的空白地区都是有空子可钻，若非如此，中国的民营经济实难从铁板一块的计划经济国家体制中破土而出。

然而随着制度体系的日趋完善和政商关系、社会格局的微妙变化，新贵阶层突然发现，自己先前做的那些事，现在已是法律的禁区，这把刀其实一直高高悬于头顶，随时有坠地可能。据统计，现行的《刑法》罪名已发展到450多个，其中与市场经济秩序相关的罪名有110多个。按照现行法律的逻辑和罪名，如以此为标准衡量新贵阶层的资本积累过程，中国的企业家人人都是带罪之身。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们往往会惴惴不安，他们担心财富越多、事业基础越庞大，“秋后算账”式的惩罚越是会降临，似乎市场风险更加难以预测，这让新贵阶层们惶惶不可终日。此时，选择投资性移民便成为其认为最安全的处理财富的方式之一。

再者，对于企业家们来说，赚取巨大财富固然重要，但是如何让自己的财富传承下去也很重要。所以让“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和“生活质量更好”特别牵动着他们的心。企业家们往往为了家庭和子女发展的需要，选择移民海外，到国外只是投资了一个身份，其本人在事业与生活重心仍在国内。所以国内的教育体系和环境问题,急待于改善。

最后，民营经济环境日趋恶化，以及私有财产权得不到很好保护，也是让企业家们选择移民海外的原因。由于目前在国内办企业不仅是税费畸高、人力成本上升、经营环境艰难，企业的生存环境日趋恶化。正如娃哈哈集团公司董事长宗庆后所言：“投资环境好了，民营企业才能更好地创造价值，为社会服务。公正平等的地位能促使企业家更有积极性和责任感，如此才不会被‘拐跑’。”

此外，而且目前中国的法律还没对私人财产有很好的保护，而在国外的法律早就严厉声称，私有财产神圣，任何人或部门不得侵犯。在国内企业家们之间“留后路”的普遍文化心理作用之下，这股移民潮还会持续，甚至会不断扩大。

如何遏制这股新的企业家“移民潮”，已经成为国家层面迫在眉捷的一个问题。如果说在前一个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的信心来自于经济的快速发展，那么下一个三十年，信心应该来自于建设一个法治的、信用的、多元化的社会。正如冯仑在一次公开讲话时谈道：“我们希望未来有一个民主、法制、宪政的社会环境，有一个廉洁自律、且能够有效管理的各级政府。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们的企业家才能一心一意的专心自己的事业。”这或许才是问题的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