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

作者奥尔罕·帕慕克 [土耳其]

其他作品：

《我的名字叫红》《白色城堡》《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雪》《黑书》《新人生》《寂静的房子》《杰夫代特先生》《纯真博物馆》《别样的色彩》

创作背景：
哈佛大学的诺顿讲座闻名遐迩，自从1925年开讲以来，每年都会邀请当今世界上著名的作家和顶尖学者，给与六次演讲的舞台，分享他们所经历的缤纷文学世界。就像是卡尔维诺的《美国讲稿》、博尔赫斯的《论诗艺》、米沃什的《诗的见证》、埃科的《悠游小说林》、乔治·斯坦顿的《大师与门徒》等，全都出自诺顿讲座，犹如百花绽放。2008年，这个大师级的舞台上，又新添了奥尔罕·帕慕克的《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

帕慕克借德国诗人席勒的著名论文《论天真的诗和感伤的诗》中，嫁接在小说艺术的理念之上，诞生出哈佛的诺顿演讲集《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

摘抄：
“我们在这世界上的旅程，我们在城市、街道、房屋寓所和大自然中度过的生活所包含的不是别的，而是对一种也许存在，也许不存在的隐秘意义的追寻。”

“It was by taking novels seriously in my youth that I learned to take life seriously. ”
年轻的时候我认真对待小说，从中学到了如何认真对待人生。

李雾给《地之国》所写导读中抛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干吗读小说呢？

在这个忙忙碌碌的时代，李给小说读者提供了一个实用的总结：读好小说锻炼我们的智商，锤炼我们的情商。看好小说是在给我们的人生打底子，锻炼我们思考这个世界、给自己人生赋予意义的能力，人活着总是要理解自己的处境。看不透彻的人，始终只能挣扎在生存的枯井里。小说拓展我们人生的疆界，提升我们认知各自处境的能力。 一个对自己有所把握的人，是不会在这浮躁的年代随波逐流的。 

书中说小说家有两种，一种是率性的，一种是反省的。这本来是席勒描述诗人的用语。席勒说有的诗人是天真诗人，他们的诗歌“平静、残酷、聪明”，这种人写诗随性所致，斗酒诗百篇。而反省式作家，边写边想，诗中颇具匠心，技巧高超。天真的诗人，更加有一种质朴的写作方式，而感伤的，其实有一种反思的思想在里面。天真的诗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实际上他们就像自然，平静、无情而又睿智，他们率真的写诗几乎不加思索，不会顾虑其文字的理智和伦理的后果，也不会理睬别人的评论，不需要表现于某种既定的格律之中，也不需不断的修改和自我批判。在另一方面，席勒认为感伤的诗人，至少在一个方面可以说是忐忑不安的，他不确定他的词语是否涵盖了真实，是否可以达到真实，不知道他的表达是否传达了他追求的意义，因此他极度关注自己写的诗，关注所使用的方法和技巧，以及自己努力运用的策略。天真诗人并不努力区分他所感知的世界和世界自身，但是感伤反思性的现代诗人，质疑自己感知到的一切事物，甚至质疑自己的感觉本身，当他把自己的感知注入诗行的时候，他会考虑许多教育的伦理的与理智的原则。

小说与政治，虚构与意识形态，自由与阉割，审查与敏感词，这种对立，或者融合，抑或屈服。这是一个非西方作家写作时需要考虑的问题——当然，很多作家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因为他们在写作之前已经自动摒弃了这种寓言式的写作。他们精神中的自我阉割是很明显，为了生存，很多作家不是为了反抗，而是选择了默认，默认一个荒唐世界存在，一个充满了谎言与期盼的世界的存在，而且为这种存在极力鼓吹。他们内心的恐惧不是因为羞耻，也不是因为写作，而是恐惧在集体中噤声。他们虚构了一个美好的乌托邦，构建了一个空幻的泡影，但是一吹即破。这里有一个明显的悖论，小说本来是虚构对现实的弥补，就如同开头我们提及的例子一样。但是在那些有选择性的作家的写作中，虚构成了现实的嘲讽——只是嘲讽，连逃避都算不上——他们只能在娱乐至死的精神中建立一个游乐场式的乌托邦。

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它归根结底是专注于语言的，它是经过思考的语言，只要我们还需要传递修饰过的思想，那么文学不管以何种形式，都必定存在。即使你看到的新闻事件比小说还魔幻，我们依然依赖文学，文学会对这一切做一个思想拷问，我们要到达的方向才是文学的目的地，文学总是关乎人性生命，政治与爱，而小说便是其中的语言之一，且是最富有想象与深意的语言之一。

天真的那部分冲动对作家非常有意义。一个作家如果要坚持写自己时代里被忽视的那部分或者不允许的那部分，那么他需要天真的热情。真正的天真只有童年意识不到的时候才是存粹的，一旦思考之后就狡猾了。成为作家需要一种人间不快乐，势必有一种悲观，然后抓住悲观。作家本身是在痛苦和愤怒中才强烈表达的，感伤的小说家总是不缺的，而天真的小说家倒是越来越稀缺。天真对于入世的人是很难保持太久的，作家是入世的，甚至比旁人更入世更加明白，即使明白还是偏执的追求一种理想，自己就得接受这种痛苦，痛苦可以维持创作的热情，不被认可又加剧了这种痛苦。作家的使命是生产思想，必然要表达，表达一个时代失落的那一部分，甚至是糟糕的那一部分，他们必然是发出一些声音。一个时代最有能力表达的是诗人，小说家，学者，他们是反思的进步的，但是似乎他们现在说的话越来越少，至少他们表达的方向不是朝着天真去了，他们没有能力说话吗？当然不是，他们不仅有表达能力，而且思考的远远比那些大声说话的人更多，但也许就是这个多让他们无法孤立地激情地天真地来表达，他们理解得越多就越融化在时代里。我们深深理解，那些使我们变得懦弱的本质，他们退到了时代的远处，让特写变成了大全景，他们不处在历史需要他们的时候了，他们也没有那种站出来表达的使命了，于是不断的后退，当一个退到宇宙中去的时候，人间的故事都是没有分量的，变得无比的包容，天真消失了。

歌舞升平的年代文人只能写写小曲写写哀愁，五四出文人是因为时代需要他们，现在作家不参与时代的思考，他们看似激烈的表达也只是抓住人类共同的一个大主题，更有一部分退到了历史里面，即使作为思想的代表也只是发表一些无关痛痒的呼声。我们不应该只有一类人，我们不应该逼着可以思考的人，总是退远了看待一切，人越往后退着看东西，看到的画面场景就越大，就越想在理解里面包容下一切，当这一切加上去的时候就过于从无数的角度来看待一个事情，他不是天真的勇敢的，导致自己说的每句话就像是失去了立场一样，他求一种绝对的正确，于是他说了就像什么也没说。我喜欢天真的勇敢的表达的，它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它们也被认为是偏执的愚蠢的不识时务的，这样的表达最起码不是陷入失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