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义”和“利”的一点认识

春秋时期，鲁国制定了一道法律，如果鲁国人在外国看见同胞被卖为奴婢，只要他们肯出钱把人赎回来，那么回到鲁国后，国家就会给他们以赔偿和奖励。这道法律执行了很多年，很多流落他乡的鲁国人因此得救，因此得以重返故国。
　　 后来孔子有一个弟子叫子贡，他是一个很有钱地商人，他从国外赎回来了很多鲁国人，但却拒绝了国家的赔偿，因为他自认为不需要这笔钱，情愿为国分担赎人地负累。
　　但孔子却大骂子贡不止，说子贡此举伤天害理。祸害了无数落难的鲁国同胞。
　　孔子说：“世上万事，不过义、利二字而已，鲁国原先的法律，所求的不过是人们心中的一个‘义’字，只要大家看见落难的同胞时能生出恻隐之心、只要他肯不怕麻烦 去赎这个人、去把同胞带回国，那他就可以完成一件善举。事后国家会给他补尝和奖励。让这个行善举的人不会受到损失，而且得到大家的赞扬，长此以往，愿意做善事的人就会越来越多。所以这条法律是善法。”
　　孔子还说，子贡的所作所为，固然让他为自己赢得了更高的赞扬，但是同时也拔高了大家对 ‘义’的要求。往后那些赎人之后去向国家要钱的人，不但可能再也得不到大家的称赞，甚至可能会被国人嘲笑，责问他们为什么不能像子贡一样为国分忧。圣人说，子贡此举是把‘义’和‘利’对立起来了，所以不但不是善事，反倒是最为可恶的恶行。”
　　自子贡之后，很多人就会对落难的同胞装做看不见了。因为他们不像子贡那么有钱，而且如果他们求国家给一点点补偿的话反而被人唾骂。很多鲁国人因此而不能返回故土。 “义”就是“义”。如果义举尚不但得不到人们的称赞，反而遭来人们的批评和嘲笑，只会让更多的人得不到帮助。 
　　大家想一下，孔子说得很有道理。
　　但我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情况，首先我们要搞明白什么是善举，我认为这是发自内心的，是不求回报的。
　　对于有钱人来说可以不求回报地赎回同胞，而对于穷人来说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利益，这不是完全的善举，是在为了利益的同时顺便做了一件善事，或者说是在做了一件善事的同时顺便获得了利益。
　　然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我们做善事多半是没有利益的。然而在孔子这里是有利益的，对于孔子这种情况，他这么说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我想他并没有考虑到善事多半是没有利益的。
　　如果按照孔子所说的发展下去，那么久而久之人们就会认为“义”和“利”是挂在一起的，有“义”就必须得先有“利”，那么没有“利”的“义”就不会再有人去做了。所以孔子所说的是一种特殊的情况，是片面的，是不可取的。社会应当提倡无偿无私的“义”，而不是有“利”可图的“义”。对于政府来说，应当鼓励和表扬那些做善事的人，给那些做善事的人一定的报酬也是非常好的，这样便是先有“义”后有“利”，而不是先有“利”后有“义”，其实我们自己也能感觉到，我们很鄙视为了“利”而做“义”的人，认为他们是小人，非真心，但是听了孔子的观点，我们的这种看法是不是应当有所转变呢。
　　我记得小学的时候老师鼓励我们去为孤寡老人服务，我还去为她挑了一担水，但我并没有得到任何的报酬。但是仍然还有很多同学一如既往地去帮助她。这又是为什么呢？这和孔子的有偿善举理论怎么又是矛盾的呢？但是如果为了一件善举而让自己亲家当产，我想不会有多少人愿意去做，那这时候孔子的有偿善举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么再想一下，在这次地震救灾中，军人是发挥了关键的作用，那么国家肯定会奖励他们，这其中的“义”和“利”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我有点想不通了，这确实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这其中微妙的关系，加上社会的道德观念，各种复杂的环境，真的很难搞明白这个中的道理。
　　但是我们不妨用一种更简单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当代社会提倡我们要承担起社会责任，这个社会责任也有高低之分，收入高的、地位高的人或企业是不是应当承担起更高的社会责任呢。这也就是说一个人或企业的捐款是应当和他的收入成正比的！但这种比例究竟该是多少呢，说不清楚，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我想通过比较是最直接，最公平的方法了。
　　 在网上有个捐款英雄榜，把每个捐款列了出来，这个企业的捐款和他的收入是否成正比，是否尽到了他的社会责任，大家都能感觉得到，对于大家认为捐款够了的，我们要多支持，大家认为不够的，我们要抵制。这个支持与抵制和企业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在这里“义”和“利”又是怎么养的关系呢？姑且不说这些企业是为了“义”而“利”，还是为了“利”而“义”。这和孔子的有偿善举理论是不谋而合的，两者并不矛盾。只是有的企业得到了支持，而有的企业是得到了抵制，总之这是“利”。
　　所以，综上所述，在这里我们要发扬孔子的有偿善举理论，我们应当去给这些捐款的企业“利”，更多地去投票，去评论，去支持，去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