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狂还是理想主义者——人类暴力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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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人本不是奉行暴力至上的物种——只是比其他动物有更多开战的理由而已。

其实，你是个幸运儿——所生活的年代是我们这个物种存在以来最和平的年代，没有之一。史蒂文·平克在他关于人类暴力的里程碑式的历史著作《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提出：今天，你死在同类的手上的可能性，比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要低。平克通过例举大量的数据显示，因暴力——包括血腥仇杀、战争与种族灭绝而导致的死亡，在过去至少6000年内一直呈下降趋势。

暴力趋势下降的这区区几千年时间对于整个人类演化的整个进程来说，实在微不足道。我们的暴力基因并未消失，然而平克认为，人性已经随文化的改变而转发生改观，包括政治、法律、贸易和道德观等层面。日趋增长的世界主义倾向使得我们能间接体验世界上其他人的苦难，并感同身受。

即便如此，群体暴力在人类历史中却依然普遍得令人吃惊。其他动物会为了有限的资源或心仪的配偶而相互争斗，但人类不仅会出于生物的本能，还会为文化的原因而大大出手。只有我们人类会为了捍卫自己的荣誉或价值观而奔赴战场。这令人类冲突的本质格外扑朔迷离。幸好，我们已经初窥门径，逐渐洞察出集体暴力在历史中渐渐减少的原因。这是有实际意义的：帮助我们解决当今一些棘手的冲突。

我们不是唯一会实施群体攻击的物种。一群狼会组织起来消灭敌对狼群的成员；我们最近的亲戚，黑猩猩，会与附近种族的“部队”作战。事实上，哈佛大学的灵长动物学家理查德·兰厄姆（Richard Wrangham）相信，我们与黑猩猩演化出了同一个联合心理来刺激我们进行集体攻击。 区别在于，黑猩猩的战斗只是为了获取领地，我们的目的却复杂得多。“人类攻击行为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还会涉及因理念、信仰和文化认同符号而起的冲突。”马里兰大学帕克学院的米歇尔·盖尔芬德（Michele Gelfand）说。

此外，冲突似乎是我们社会组织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如法国巴黎琼·尼科迪学院（the Jean Nicod Institute）的人类学家斯科特·阿特兰（Scott Atran）所说，“虽然我们都属于同一个物种，但我们总让自己加入某个排外、互不相容的群体之中。”社会心理学家们早就意识到，引导人们进行群体对抗与进攻这件事容易得可怕。40多年前，晚年的亨利·泰弗尔（Henri Tajfel）的设计了实验，人们根据对克利（Klee）和康定斯基(Kandinsky)的画作的喜好而分成两组。实验显示，他们对自己的组员很友好，却对另一组的人相当苛刻。从那时起，为数众多的实验都向我们揭示，哪怕是再微不足道的文化身份的标记都能够让人产生对“圈外人”的敌意——甚至连随机分配的衬衫颜色都能做到这一点。

看似矛盾的是，这种与人对抗的倾向却可能与我们天性中高贵得多的另一面紧密结合，那就是我们无与伦比的大规模合作能力与无私的自我牺牲精神，人类的某些活动会导致个体的受伤甚至死亡，例如为自己所属的群体而战。新墨西哥州圣菲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塞缪尔·鲍尔斯（Samuel Bowles）指出，对自己群体的爱与对异类的敌意很可能相辅相成，这就形成了一种善良与暴力混杂的奇特局面。“就好像一半是慈悲的特蕾莎修女，一半是战斗的兰博”他说。

注：约翰·詹姆斯·兰博（John James Rambo）是美国电影中的一个虚构角色。他在根据戴维·莫雷尔（David Morrell）1972年的小说《第一滴血》改编的电影中初次亮相，之后作为这个系列电影的主人公而广为人知，由史泰龙扮演。“兰博”这个词汇现在被广泛用于形容一个通常是鲁莽、不顾规则、用暴力解决一切问题并且极度苛刻和具有攻击性的人。来源：维基百科（https://en.wikipedia.org/wiki/John_Rambo）

这种善良与暴力的混杂是有其优势的，因为在部落战争的世界中，当某个群体的成员都倾向于拧成一股绳，并愿意为共同利益而战的时候，相应的就会比成员缺乏为团队而做出自我牺牲意识的群体的更有竞争力。而史前的人类大多数时候就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从12,000年以来的考古证据以及对部落社会的人种学研究来看，鲍尔斯估计，平均14%的人都是因为群体之间的暴力行为而致死的，这么高的死亡率已足够促进这种混合心理的演化。

群体间的冲突不仅是我们的天性使然，文化因素也在推波助澜。文化鼓励某个群体的成员把自己与其他人区别开来，其手段包括穿衣的准则、对食物的取舍还有对仪式的实行。同时，也正是文化规定了什么才值得我们为之一战，而且有些文化比其他的更有对抗精神。盖尔芬德说：“我们发展了一整套关于冲突的社会规范，而对于这种规范，各个文化差异巨大，因此，各个文化在进攻倾向方面也会有巨大的不同。”

与之相关性极强的是，一个社会奉行的是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这极大关系到该社会成员为自己的群体做出自我牺牲的决心。在集体主义的社会中，人们的自我感觉会更为紧密地与他们所属的群体联系在一起，促使他们在自己与群体之外的人之间划出更明确的界限。

最近，盖尔芬德检验了这个理论。她与一个国际团队合作，在美国和其他七个相对更倾向于集体主义的国家开展了一系列的系统采访，旨在探索他们对荣誉观念的不同。这七个国家是：埃及、伊拉克、约旦、黎巴嫩、巴基斯坦、土耳其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侵犯一个人的荣誉会激起对方的暴力反击，特别是当人们认为他们个人的荣誉是与集体荣誉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访谈显示，这种态度在美国的盛行程度低于其他七个国家。在这些国家，个人的荣誉可以包含超越家庭的社会网络，包括氏族、部落、民族国家与宗教群体。（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vol 367, p 692）“在这些文化中，把群体中其他成员看做你自己的延伸是很自然的。”盖尔芬德说。

对捍卫集体荣誉的全身心奉献是心理学家所谓“神圣价值”的一个例子。“神圣价值一般为整个社群所共有，而且绝不能用诸如食物或金钱这种物质利益来交换。”纽约州新学院的心理学家杰里米·金格斯（Jeremy Ginges）说。阿特兰指出，神圣价值是绝对的，不可谈判也不容任何妥协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当代，很多冲突的背后神圣价值都充当的重要的推手角色。

阿特兰和金格斯最近发现，证据显示，我们思考神圣价值的方式与我们思考一般取舍的方式有本质不同。研究者们与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埃默里大学的神经学家格雷戈里·伯恩斯（Gregory Berns）合作，使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MRI）扫描人的大脑，观察当人们想着放弃那些微不足道的价值和神圣价值时，大脑的活动到底有没有不同。当人们在被利益引诱而考虑否认诸如“我喜欢百事可乐”之类的小事时，大脑中与计算利益得失相关的区域被激活。与之相反的是，一旦人们想到自己要背弃“我信仰神灵”或“我不能杀害无辜的人”这样的信条的时候，人们大脑中活动的区域与拒绝规则时用到的区域是一样的。这结果支持了如下理念，那就是大脑把神圣价值处理为绝对的、必须遵守的道德戒律。(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vol 367, p 754)。

仪式的作用

虽然神圣这个词本身有宗教的含义，但神圣价值却未必和宗教有关——有些人会把言论自由、自由民主或地球生态保护当做神圣价值。尽管如此，宗教和它们所使用的仪式是最有可能把价值神圣化的。金格斯和阿特兰发现，在美国，人们在教堂、清真寺或寺院进行宗教仪式的时间越长，他们就越可能把宗教和非宗教的信条都当成神圣的。而当你感到你所在的群体受到威胁时，这种效应会愈发强烈，正如金格斯和阿特兰在最近一项对西岸的巴勒斯坦人进行的研究中所展示的那样。(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vol 7, p 110).

牛津大学的人类学家哈维·怀特豪斯（Harvey Whitehouse）正在进行一项叫做“仪式、社群与冲突”的国际研究，他认为，仪式把我们的自我意识与身为群体成员的感觉融合在了一起。同步化的活动就是让这种融合发生的方式之一，从教堂礼拜中的诵经到军队整齐划一的正步，同步化的身体动作甚至会让人更倾向于服从攻击他人的命令(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48, p 453)。此外，仪式还用其他的方式把群体维系在一起。“我认为，融合的最极端方式是那些让参与者共同感受苦难、痛楚与恐惧的仪式。”怀特豪斯说，“在那一刻，我们将关注因为仪式带来的痛苦和由此产生的群体凝聚力这两者的关系，在我们的心中升华为合作与为群体自我牺牲的精神。”

不过，对某个群体有强烈的认同感是一回事，愿意为之而战就是另一回事了。人类是有同理心的动物，我们会情不自禁地感受到他人所受的痛苦——我们的大脑会把这痛苦当成是我们自己的来处理。那么，战争的双方的成员又是如何克服这种反应的呢？为了探究这个问题的答案，麻省理工大学的丽贝卡·萨克斯（Rebecca Saxe）与埃米尔·布鲁尼奥（Emile Bruneau）请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阅读不同的故事。有些故事中，他们自己族群的成员遭受了身体或情感的痛苦，另一些故事中，这种不幸落到了另一个族群的成员身上，还有一些故事中，受苦的是南美洲人，其族群与两者都无怨无仇。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都报告说他们对自己人和南美洲的人感到了同样的怜悯之情，而对对方民族则更少一些同情。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脑成像的结果并非如此。实际上，不论是以色列人还是阿拉伯人，他们在设想他人受苦时，不论这不幸的人属于自己人还是对方民族，大脑中所牵涉的区域都是思考他人情感状态的区域，而它的活跃程度在这两种状况下是一般无二的。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布鲁尼奥相信，在以色列人与阿拉伯人的冲突中，他们自身所受的痛苦实在是不可忽视，因此在大脑中留下的印记也极为强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彼此怀着恻隐之心。“对同理心而言，完整的神经反应需要好几个步骤。”他说，“第一步是单纯意识到别人在受苦这件事情，就像我们在这些实验中让人们做的那样。”而人们会做出什么反应就是另一回事了。“你可能会觉得他们活该遭到不幸，然后感到愉悦；你也可能为别人的痛苦感到忧心，并伸出援手；或者你干脆无动于衷。”在冲突中，战士可以掘出一条同理心的鸿沟，把自己与敌人承受的苦难隔绝开来。

但是，这条鸿沟也可以弥合。萨克斯和布鲁尼奥发现，当人们对敌人的生平故事有所了解的时候，对这个人产生同理心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加强。一个类似的基本原理支持了用交流来解决冲突的做法。“在这种方案背后的想法是，如果你能从对方某一位成员的角度看问题，那么你对对方整个群体的态度也会好转。”布鲁尼奥说。

但同时他与萨克斯怀疑，在力量不对等时，这个方法就不奏效了。支配者的成员在倾听了被支配者的立场时，也许会更觉同情，但对于力量处于弱势的群体来说，更重要的是有更多的机会让他人听到自己的声音。迄今为止，两位研究者已经发现了一些事例来支持这一关于对话的观点，其中之一是关于美国白人公民和亚利桑那州拉美裔移民的关系，还有就是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事例。

地球和平可成真？

我们对别人的观念的转变，哪怕只有一点点，也能促进和平。加州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卡罗尔·德维克（Carol Dweck）最近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显示当我们相信其他群体不能够做出改变时，我们会更喜欢固执坚持负面态度。而这项对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进行的研究带来的好消息是，只要受到引导，双方都是愿意把对方想得更灵活的。这样不仅意味着我们彼此间能产生更多的正面态度，也会让人们更愿意为了和平而作出妥协(Science, vol 333, p 1767)。

同样是在中东，阿特兰和金格斯发现，提供经济利益是绝不可能让人在神圣价值上妥协的，而且往往会适得其反，激起人们的义愤以及更为激烈的反抗。但是，如果对方能够承认他们的神圣价值并为过去的错误作出补偿的姿态时，人们就会更愿意让步。在一次有数千人回复的调查中，许多巴勒斯坦人表示他们愿意承认以色列存在的权利，只要以色列人愿意为1948的战争中巴勒斯坦人承受的苦难作出官方道歉。而以色列人也愿意退回到1967年以前的边境中，只要哈马斯公开撤回先前的反犹言论并承认以色列的存在权(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vol 104, p 7357)。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与哈马斯领导人哈立德·马沙尔也持有类似的观点，阿特兰如是说。他与双方都有过交流。

人类的前途如何？我们已经因为文化的改变而变得更加爱好和平，我们发展出了公正的法律系统，对奴隶制、妇女问题和少数民族问题更加开明。正如平克所说，这些发展已经封印了内心将我们推向暴力的恶魔，同时供养了了人性中的善良天使。而我们对联合心理学与自己所珍视的价值将有更多的了解，从而帮助我们把内心的恶魔放逐得更远。

比如说布鲁尼奥，尽管他在北爱尔兰和南非这样的冲突地区待过一段时间，但他依旧对未来充满信心。“我相信，个人是能够改变的，而且我也感受到了我自己的改变。这让我有一颗乐观的心。”

关于作者

作者丹·琼斯是工作于英国布莱顿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