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最新科研进展汇总（2020-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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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学院颉伟课题组揭示哺乳动物合子基因组激活过程中RNA聚合酶参与转录起始的调控机理

地学系徐芳华研究组揭示北欧海高密度溢出流水体的来源与上游路径

物理系江万军课题组在拓扑磁结构的热电操控和探测方面取得进展

药学院刘翔宇课题组与医学院布莱恩·科比尔卡课题组及合作者揭示去甲肾上腺素对β肾上腺素受体的亚型选择性的分子机理

航院团队揭示小行星成形机制

建筑学院杨锐团队在国土空间生态网络规划研究中取得新进展

清华大学生命学院颉伟课题组

揭示哺乳动物合子基因组激活过程中RNA聚合酶参与转录起始的调控机理

近日，清华大学生命学院颉伟研究组通过开发高灵敏度检测蛋白和DNA在全基因组相互作用的新方法——Stacc-seq，揭示了小鼠早期胚胎中RNA聚合酶II通过“三步走”的模式参与实现基因组激活的过程。该发现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合子基因组激活（ZGA，zygotic genome activation）这一重要生物学事件的基本机制，也为早期胚胎发育相关疾病与辅助生殖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合子基因组如何激活，是发育生物学中重要的科学问题之一。之前的研究表明，几乎所有已研究的物种的成熟卵母细胞均处于转录沉默状态。受精后，基因组仍然在一段时间内保持沉默，而在受精卵分裂到一定时期后（比如小鼠在2细胞晚期，人在8细胞时期），基因组迅速激活并完成，同时母源积累的RNA逐渐降解，最终完成从母源转录组向合子转录组的转变。合子基因组的激活通常经历两个阶段，即初级ZGA（minor ZGA）与主要ZGA（major ZGA）。在小鼠早期胚胎发育过程中，初级ZGA起始于在一细胞中晚期，主要转录一小部分基因和一些重复序列。后来的研究表明基因组中还大范围存在微弱的转录活性，并产生一些没有正常PolyA加尾和剪切的低水平转录本。主要ZGA则发生在二细胞晚期，表征为大量基因的正常激活。有趣的是，通过药物抑制初级ZGA的发生，会引起合子基因不能正常激活，以及胚胎发育阻滞在二细胞阶段。ZGA为什么不在受精后立即开始，而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初级ZGA为什么对胚胎发育重要？合子基因组激活是如何发生的？由于早期胚胎实验材料有限，这些重要的生物学问题一直没有被很好地回答。

RNA聚合酶II（Pol II）是转录活动的关键元件。但由于胚胎样品数量稀少，无法使用传统ChIP-seq来检测其在染色质上的分布。在该研究中，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颉伟课题组与诺唯赞生物（Vazyme Biotech）合作，开发了高灵敏度方法来检测蛋白和DNA在全基因组相互作用——Stacc-seq，实现了在少量细胞水平上进行Pol II的检测，并利用该技术系统检测了小鼠卵母细胞与早期胚胎发育过程中Pol II染色质结合的动态过程。研究人员发现，在受精后，Pol II采用了“三步走”的模式来参与基因组激活。1）起始结合（loading）：Pol II在成熟卵母细胞中开始脱离染色质，在受精卵后期重新结合在富含CG序列的启动子区域以及部分处于开放染色质状态的远端区域。此外，Pol II结合位点与亲本遗传的表观基因组部分特征相关。比如Pol II结合与DNA甲基化呈现负相关性。去除母源DNA甲基化能够导致更多的Pol II结合，提示母源表观遗传修饰能够部分影响Pol II结合。2）预配置（pre-configuration）：受精卵进入二细胞早期，Pol II开始主动结合到ZGA基因启动子，为即将开始的合子基因转录准备。这个过程在基因组激活前就已经开始发生，研究人员命名为预配置（pre-configuration）。3）起始转录（production）：随着二细胞进入中晚期，大量Pol II在ZGA基因体延伸，启动转录。

这些研究可能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ZGA不会受精后立即发生。由于受精后表观遗传重编程正在发生，转录机器（比如Pol II）起始的结合基因并不都是最终需要转录的基因。因此，ZGA需要等待染色质和转录机器的成熟并最终同步发生。那么初级ZGA是如何影响合子基因组激活呢？有趣的是，通过短暂抑制Pol II在初级ZGA时期转录延伸，而允许其在主要ZGA时转录延伸，研究人员发现Pol II能够发生起始结合，但不能发生预配置的转换，导致其即不能正常脱离起始结合区域以及有效结合到ZGA基因区，进而导致不充分的合子基因组激活以及部分1细胞Pol II靶基因（包括发育基因）的异常表达。这些结果表明，初级ZGA对Pol II从起始结合到预配置的转变非常重要，从而调控合子基因组激活。最后，初级ZGA是如何调控Pol II从起始结合到预配置的转变呢？研究人员猜测可能由于Pol II的在染色质上的转录活性或初级ZGA产物可以促进或帮助其稳定结合在合子基因启动子，并形成正反馈机制。综上所述，该研究系统地探索了早期胚胎发育过程中合子基因组激活发生过程中的Pol II参与启动基因转录的模式，揭示了初级ZGA在Pol II “三步走”和主要ZGA（major ZGA）发生中的重要功能和机制，为进一步探究哺乳动物合子基因组激活和早期胚胎发育机理奠定了理论基础。

RNA聚合酶II 参与小鼠胚胎中合子基因组激活的调控模式

该研究以“RNA聚合酶II在早期胚胎合子基因组激活过程中的动态变化”（The landscape of RNA Pol II binding reveals a stepwise transition during ZGA）为题，于2020年10月28日发表在《自然》期刊上。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颉伟教授为本文通讯作者，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后刘伯峰、徐倩华、王秋军为本文共同第一作者。合作机构为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Vazyme Biotech）。合作实验室包括清华大学医学院那洁课题组，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俞洋课题组。清华大学生命学院颉伟课题组博士生赖方秾、那洁课题组博士生王培哲也在该课题中作出重要贡献。该研究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北京市科技计划、清华-北大生命科学联合中心以及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国际研究学者（HHMI International Research Scholar）的经费支持。刘伯峰博士获得了清华大学水木学者计划支持，徐倩华和王秋军博士获得了清华-北大生命科学联合中心博士后基金的支持。该研究也得到了清华大学生物医学测试中心基因测序平台以及计算平台的大力协助和支持。

文章链接：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0-2847-y

清华大学地学系徐芳华研究组

揭示北欧海高密度溢出流水体的来源与上游路径

大西洋经向翻转流（AMOC）是全球海洋环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全球气候变化有重大影响。北欧海高密度溢出流水体是AMOC下支最冷、密度最大的水体，然而该水体形成于何处，如何流向冰岛北部，一直不明确。清华大学地学系徐芳华研究组联合4家国内外单位，基于历史水文资料、卫星遥感资料，应用海洋位势密度-涩度坐标系，首次发现北欧海内高密度溢出流水体形成于格陵兰海涡流区域，水体形成后下沉，沿海底地形向南流向冰岛北部。

图1 北欧海流场示意图，颜色表示底地形，蓝色箭头表示溢出流。

北欧海内高密度溢出流水体主要在冬季开阔大洋对流通风作用下形成。但受冬季海况影响，难以对该过程进行现场观测，水体形成后下沉，在海洋次表层流动，对其路径的研究具有很大难度。虽然前人在冰岛北部证实了沿冰岛陆坡分别向东西两侧流动的溢出流水体路径（如图1所示），但该水体的形成区域与上游路径仍不清楚。本研究通过计算海洋位势密度-位势涩度坐标系中不同水体间的距离（sigma-pi距离），追踪了冰岛陆坡处的高密度溢出流水体。从冬季混合层内水体与冰岛陆坡处高密度溢出流水体间sigma-pi距离极小值的分布图（如图2a所示）中可以发现，高密度溢出流水体主要形成于格陵兰海涡流区域，水体形成后沿Mohn脊和冰岛海东西两侧流向冰岛北部的路径分别在250-300米与600-650米水层sigma-pi距离极小值的分布图（如图2b-c所示）中体现，并进一步在绝对地转流流速场中得到验证。

图2 sigma-pi距离极小值在冬季混合层（a）、250-300米（b）、600-650米层（c）与出现最浅深度（d）的分布。

本研究同时指出，北欧海内高密度溢出流水体的形成区域存在年代际变化，即从格陵兰海涡流边缘区域（1986~2004年）转变为涡流中心区域（2005~2015年），但水体形成后流向下游的路径没有发生太大变化。水体形成区域的变化与气候变化背景下北欧海冬季对流通风过程的减弱、格陵兰海涡流强度的减弱等因素有关。理解北欧海高密度水体的形成源区与路径，是理解AMOC深水形成和长期变化规律的重要前提，因此，本研究在全球海洋环流系统及气候变化领域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本研究成果以“北欧海高密度溢出流水体的来源与上游路径”为题（Sources and upstream pathways of the densest overflow water in the Nordic Seas），发表于《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上。

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博士生黄杰为论文的第一和通讯作者。地球系统科学系副教授徐芳华，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高级科学家皮卡特（Robert S. Pickart）、教授黄瑞新、博士后林培根，挪威卑尔根大学博士生布拉克斯塔德（Ailin Brakstad）为论文合作者。该研究得到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的支持。

论文链接：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467-020-19050-y

清华大学物理系江万军课题组

在拓扑磁结构的热电操控和探测方面取得进展

物理系江万军课题组在拓扑磁结构的热电操控和探测方面取得研究进展。研究者发现，利用芯片原位加热技术，可以在磁性器件中产生出纳米尺度大小的斯格明子（skyrmion）；且斯格明子会沿热流方向从高温区域向低温区域单向扩散；同时可以通过热电探测的方式原位检测单个斯格明子。

磁性斯格明子是一种具有准粒子特性的手性自旋结构，图一（A）为奈耳构型斯格明子的自旋结构示意图。在磁性金属薄膜中，电流或电流产生的自旋轨道转矩可以用来产生和驱动斯格明子。但利用热效应产生和驱动斯格明子的研究工作尚未见报道。江万军团队在早期研究中发现，随机热涨落下斯格明子会发生与其拓扑数相关的旋性布朗运动，揭示了斯格明子拓扑相关的非平衡热动力学，为研究热产生和热操控斯格明子奠定了基础。

图一 (A)奈耳构型磁性斯格明子的自旋结构示意图；(B)以清华大学二校门为原型的磁性纳米结构和原位加热电阻丝组成的器件的扫描电子显微镜图片；(C)在室温、–20mT的面外磁场下，利用软X射线全场透射式显微镜，在二校门构型的磁纳米结构中观察到条纹状磁畴形态；(D)通过器件上的电阻丝原位加热后，磁纳米结构内呈现密堆积的斯格明子。

近日，利用美国劳伦兹-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同步辐射光源的软X射线全场透射式显微镜，在磁性多层膜[Ta/CoFeB/MgO]15、[Pt/CoFeB/MgO/Ta]15和[Pt/Co/Ta]15中，江万军团队通过芯片原位加热技术成功观测到了纳米尺度斯格明子的产生和运动。图一（B）所示为该类器件的扫描电子显微镜照片，它由清华大学二校门为构型的磁性多层膜纳米结构与原位加热电阻丝组成。在−20mT垂直于器件平面的磁场下，多层膜磁纳米结构的磁畴形态为条纹状（图一C）。当向电阻丝施加一个脉冲电流，即给多层膜纳米结构施加一个脉冲热流后，条纹畴剧变成为密堆积的斯格明子（图一D）。

图二 （左上）实验器件照片及脉冲热流施加方法的示意；（左下）利用软X射线全场透射式显微镜对矩形磁纳米结构的成像结果。随着电阻丝中脉冲电压的增大，发热温度升高，更多的斯格明子可以通过从样品热端缺陷处和条纹畴的拓扑形变中产生，并伴随着向冷端单向扩散。（右）为随时间演化的反常能斯特测量结果，从中可以看到单个斯格明子的湮灭产生约90nV的反常能斯特电压信号。

为了能更准确地研究斯格明子的产生及运动过程，该团队在矩形磁纳米结构中，通过增加电阻丝的发热温度，清晰地观测到斯格明子从纳米结构热端边界处产生、条纹磁畴受热后形变成为斯格明子、斯格明子从热端向冷端做单一方向扩散运动这一过程（图二左）。理论分析与数值模拟表明，原位加热导致具有低能量势垒的位置，如多层膜边界、缺陷、或通过条纹畴的形变可以产生出斯格明子。斯格明子从高温区向低温区单向扩散起源于斯格明子之间的排斥力、热自旋轨道转矩、磁振子自旋转矩以及的熵梯度的等效作用力。在该集成器件中，团队进一步利用反常能斯特热电探测技术原位检测到了约为90nV单个斯格明子的热电信号（图二右）。这种热产生、操控和热电探测斯格明子的方法既可以与现有的电学操控方案集成，还可以用于到无法施加电流的绝缘斯格明子材料中。因此，这项研究不仅有助于斯格明子动力学的研究，而且也为设计新型拓扑自旋电子学器件提供了新的思路。

上述相关研究结果于10月26日以“磁性斯格明子的热产生、热操控及热电探测（Thermal generation, manipulation and thermoelectric detection of skyrmions）”为题发表在《自然·电子学》（Nature Electronics）上。

清华大学物理系博士后王子东、微电子所博士后郭明华、物理系博士后周恒安和2018级物理系博士生赵乐为文章共同第一作者，清华大学物理系江万军副教授和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林士增研究员为共同通讯作者。论文合作者包括清华大学微电子所吴华强教授、材料学院宋成副教授、北京大学量子材料中心韩伟研究员、韩国蔚山科学技术院Ki-Suk Lee教授、意大利巴里理工大学Mario Carpentieri教授、意大利墨西拿大学Giovanni Finocchio教授和美国劳伦兹伯克利国家实验室Mi-Young Im研究员。该工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北京自然科学基金、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理科专项、北京市高精尖芯片中心（ICFC）等项目的支持。

论文链接：

https://doi.org/10.1038/s41928-020-00489-2

清华大学药学院刘翔宇课题组与医学院布莱恩·科比尔卡课题组及合作者揭示去甲肾上腺素对β肾上腺素受体的亚型选择性的分子机理

近期，清华大学药学院、结构生物学高精尖创新中心刘翔宇课题组与医学院布莱恩·科比尔卡（Brian Kobilka）课题组及合作者揭示去甲肾上腺素对β肾上腺素受体的亚型选择性的分子机理。该研究首次解析了人源β1肾上腺素受体在非激活态和激活态的晶体结构，包括结合内源配体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的结构，并发现配体结合受体的结合途径决定了去甲肾上腺素对β肾上腺素受体的亚型选择性。

G蛋白偶联受体是最大的膜受体蛋白家族，在人类基因组中有800多个成员， 调控着重要的生理功能。β肾上腺素受体属于G蛋白偶联受体家族，受交感神经系统调控，被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激活，参与调节如心跳、呼吸等关键的生理过程，也是研究G蛋白偶联受体的经典模型。β肾上腺素受体包含β1肾上腺素受体、β2肾上腺素受体、β3肾上腺素受体三个亚型。激素(hormone)肾上腺素对 β1和 β2肾上腺素受体具有相近的亲和力，而神经递质(neurotransmitter)去甲肾上腺素对于β1肾上腺素受体亲和力比β2肾上腺素受体高了10倍左右。两个内源配体对受体的不同选择性对于调控心脏的生理活动具有重要意义。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的分子式十分相似，只有一个甲基的不同。而β1和β2肾上腺素受体结合天然配体的所有氨基酸都是一模一样的。去甲肾上腺素为什么会在两个完全保守的配体结合口袋具有10倍的亲和力差异，是一个困扰了研究界40多年的问题。

为了探究内源配体对β肾上腺素受体亚型选择性的分子机理，研究者将人源β1和β2肾上腺素受体的胞外区互换，构建了两个嵌合受体（图1）。通过动力学结合实验发现，决定去甲肾上腺素对人源β肾上腺素受体亚型选择性的主要影响因素是配体进入受体口袋的速度（结合速率）。

图1 去甲肾上腺素结合β肾上腺素受体的动力学研究

a.嵌合受体的设计 b.去甲肾上腺素结合野生型β1、β2肾上腺素受体及嵌合受体的动力学研究

为了进一步阐明β肾上腺素受体不同的胞外区对甲肾上腺素亚型选择性的影响，研究组解析了人源β1肾上腺素受体的晶体结构，包括了结合抑制剂Carazolol的结构和结合超强激动剂BI-167107的结构，以及结合两个内源配体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的结构。通过结构比对发现，β1肾上腺素受体和β2肾上腺素受体具有相似的配体结合口袋和不同的胞外区表面。结合分子模拟与突变实验的结果，研究者发现去甲肾上腺素通过不同的结合途径进入β1肾上腺素受体和β2肾上腺素受体的正构配体结合口袋。两个途径中不同的关键氨基酸影响了去甲肾上腺素的结合速率和亲和力，决定了其选择性。而肾上腺素虽然也通过不同的结合途径进入β1肾上腺素受体和β2肾上腺素受体，但是肾上腺素在化学结构上比去甲肾上腺素多一个甲基，该甲基引起电性的不同导致肾上腺素对两个受体不具有选择性（图2）。研究者首次在分子机理上阐明受体的胞外区如何作为“选择性滤网”，决定了配体对受体的亚型选择性。这项工作也拓宽了GPCR亚型选择性药物开发的思路，可以不局限于针对保守性较高的正构配体结合口袋，而考虑保守性较低的胞外区“选择性滤网”。

图2 去甲肾上腺素在β1肾上腺素受体和β2肾上腺素受体中不同的结合途径

a.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的化学结构和电性分析。

b.去甲肾上腺素在β1肾上腺素受体中的结合途径是一个连续的带负电的通道。

c.去甲肾上腺素在β2肾上腺素受体中的结合途径是由两块带负电的区域和一个电中性的间隔连接形成的。

10月23日，该研究以 “结合途径决定去甲肾上腺素对人源β肾上腺素受体的亚型选择性”（Binding pathway determines norepinephrine selectivity for the human β1AR over β2AR）为题发表在《细胞研究》（CellResearch）期刊上。

清华大学药学院刘翔宇教授、加州大学圣地亚戈分校药理学系Roger Sunahara教授以及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化学与药理学系的Peter Gmeiner教授为本文的共同通讯作者。清华大学医学院布莱恩·科比尔卡（BrianKobilka）课题组许心宇博士、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Peter Gmeiner课题组Jonas Kaindal博士及加州大学圣地亚戈分校Roger Sunahara课题组Mary J. Clark博士为本文共同第一作者。本课题得到了北京市结构生物学高精尖创新中心的资助以及清华大学生物医学测试中心同位素实验室的技术支持。

论文链接：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422-020-00424-2

清华大学航院团队揭示小行星成形机制

近日，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简称“航院”）博士生程彬、教授宝音贺西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单位的合作者，利用自旋加速导致风化层失稳的理论模型和颗粒仿真，结合最新的小行星探测数据，为“陀螺型”小天体的形成提出了有力的解释。

小天体是从太阳系形成之初就存在的“剩余材料”，记录了太阳系早期的状态信息，可以为探寻行星的演化乃至生命的起源提供重要线索。小天体形貌的演化过程存在丰富的动力学现象，近十年天文和航天的新发现使小行星在行星科学研究领域备受关注。

太阳系内已知的陀螺型小行星

陀螺型小行星通常拥有鼓起的赤道脊，外表形似旋转的陀螺。众多的小行星具有此类独特的形态，暗示了太阳系中可能存在某种普遍机制支配陀螺地貌的形成。近年，日本的隼鸟二号（Hayabusa2）与美国的冥王号（OSIRIS-REx）分别对两颗陀螺型小天体“Ryugu”和“Bennu”进行了近距离探测，为揭开这一问题的神秘面纱提供了诸多线索。探测数据表明，这些小行星表面覆盖一层松散的碎屑，其上散布诸多尺寸超几十米的巨石，呈现出典型的“碎石堆”地貌。分析发现，它们除了独特的陀螺形貌外，表面散落的巨石似乎也有着普遍的规律：极地存在上百米尺寸的稳定巨石；中纬度的巨石均有一定程度倾斜，并陷入风化层若干米；而赤道区域的巨石丰度远远少于其他区域。由于这些巨石的尺寸决定了其与小天体本身的形成时间相当，在太阳系的漫长演化中其与小天体共同演化，因此这些巨石构成的地质遗迹必定记录了小天体的地质演化乃至起源线索。

小行星在YORP效应下的演化过程

该工作正是从这一地质特征入手，发现Yarkovsky–O'Keefe–Radzievskii–Paddack（YORP）效应可能是小天体最终演化为陀螺型的幕后推手。航院课题组使用自主知识产权的小天体颗粒动力学软件，建立了千万级颗粒精度的小天体地表模型，模拟在YORP效应作用下小天体在亿万年尺度上缓慢加速旋转的过程。结果表明，自旋加速所引起的离心力增大使得中纬度附近的颗粒层逐渐不稳定，最终滑移并沉积于赤道区域，形成鼓起的赤道脊；而在表面重塑过程中，地表巨石也随之蠕变移动，位于高纬度的巨石维持稳定，中纬度的巨石陷入下方的“流沙“中，赤道区域的巨石则被来自中纬度的沉积物完全掩埋。风化层-巨石耦合演化机制解释了陀螺型小天体的主要地质特征，显示了YORP效应在小天体地貌演变中的重要作用。

研究以“基于表面巨石重构陀螺型小行星形成历史”（Reconstructing the formation history of top-shaped asteroids by the surface boulders distribution）为题，于2020年10月19日发表在《自然·天文学》（Nature Astronomy）杂志上。航院博士生程彬为第一作者，航院教授宝音贺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于洋为本文共同通讯作者，该项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等支持。

论文链接：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50-020-01226-7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杨锐团队

在国土空间生态网络规划研究中取得新进展

近日，清华大学国家公园研究院院长、建筑学院景观学系系主任杨锐教授团队在国土空间生态网络规划研究中取得新进展，研究提出了一种荒野地网络规划的新方法，能够在物种数据缺乏、需要快速评估的背景下高效地构建生态网络，有助于景观破碎化区域中的自然保护。该工作为生态网络规划提供了新思路，在国土空间规划、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可持续人居环境建设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自然栖息地的破碎化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驱动力之一。在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增强的背景中，通过构建生态网络来保护和恢复景观的连通性，已经成为当前自然保护中一项最核心的策略。然而，以往多数的连通性建模是基于焦点物种的方法，存在着物种数据难以获得、在大尺度上计算成本较高等局限性。本研究则从“景观自然度”和“生态完整性”的角度切入，提出了一种荒野地网络规划的方法，使用荒野度的数据代替物种数据，使用荒野地图的结果数据作为连通性建模的输入数据，应用最小阻力模型和电路理论模型，采用Linkage Mapper和Circuitscape软件，将荒野地作为“源斑块”，基于荒野度生成“阻力值”，从而构建荒野地之间的生态廊道和生态网络，同时可以识别生态廊道中的关键瓶颈点，以作为生态修复的目标区域。本研究以中国大太行区域为案例，构建了荒野地网络（包括源、阻力面、生态廊道、廊道中的关键瓶颈点）。研究认为，荒野地网络可以作为对于“栖息地网络”和“自然保护地网络”的一种有效且高效的替代方法，特别是在物种数据缺乏或需要开展快速评估时，这一方法具有独特的优势。

本研究提出的荒野地网络规划方法，有潜力应用于我国国土空间生态保护和修复，作为规划和构建区域尺度生态网络的一种新方法，能够快速模拟生态廊道，并识别生态廊道中的关键瓶颈点。通过构建生态廊道，有助于完善国土生态安全格局、减少栖息地破碎化对生物多样性产生的负面影响，并为可持续人居环境提供生态保障。由于该方法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因此也有潜力推广应用于世界各国的破碎化景观之中。

图1 大太行区域荒野地网络规划的多情景分析

图2 大太行区域荒野地网络中的关键瓶颈点（红色区域）

图3 荒野地网络规划的方法论框架

该研究成果以“连接荒野制图与连通性建模：一种荒野地网络规划的方法论框架”（Linking wilderness mapping and connectivity modelling：A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for wildland network planning）为题发表在保护科学（conservation science）领域的国际权威期刊《生物保护》（Biological Conservation）上。论文第一作者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景观学系博士生曹越，通讯作者为杨锐教授，论文合作者为英国利兹大学地理学院荒野研究中心主任斯蒂夫·卡佛（Steve Carver）博士。本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公园背景下中国荒野地空间格局与保护机制优化研究”的支持。

论文链接：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063207203073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