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刘易斯·加迪斯《论大战略》读书笔记

推荐序

狐狸追逐多个目标，其思维是零散的、离心式的。而刺猬目标单一、固执，其思维坚守一个单向、普遍的原则，并以此规范一切言行。

狐狸和刺猬的特点在他身上出现某种交汇，而交汇点就是“常识”。伯林的结论是：常识是某种自发、单纯而未被理论污染的东西，经得住时间检验。

那些不需要过多解释，可以复现的。

狐狸式思维的人善于归纳各种不同信息，而不是仅依据“宏大图式”进行推导；刺猬式思维的人则恰恰相反，他们拒绝批判和反思，往往沉浸在自己先入为主的观念里。

如果把刺猬的方向感和狐狸对环境的敏感性结合起来，也许就能孕育出成功的大战略。

信息是否足够支撑一个理论框架。或者即便所有信息已知，是否仍然存在概率。

前者重视目标的单一性和纯粹性，而忽视手段的配合；后者重视环境的变化和对自身能力的评估，但往往模糊了目标和焦点。

没有方向感的尝试都是徒劳的。所谓的方向感，是目标感，或者是结果感，即拿到结果的。

不注重边界条件的规划都是狂妄的。然而，探知边界条件需要不断的尝试。

如果把刺猬式思维理解为对战略目标和愿景的规划，把狐狸式思维理解为对自身能力的评估和调控，那么目标与能力的平衡即为战略。

这种平衡不可能一成不变，而应是动态的和不断变化的，因为在战略的执行过程中，外部的影响因素随时都在发生变化，目标与能力需要互相适应和配合，尤其要防止两者脱节。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拥有“好的判断力”和“均衡的行为”，简言之，就是运用常识。

动态跟随

实施大战略不能让固定的原则或偏见捆住手脚，一个好的战略未见得自始至终都能逻辑自洽，甚至不排除前后矛盾和冲突的可能。战略更多关注的是“规模”，也就是说，可以影响多少人，能带来多大收益，或导致多大成本损耗，由此判断目标与能力是否相匹配。

《孙子兵法》讲审时度势，其中的逻辑无外乎目标与能力的关系。

势成，事必成。

好的战略要考虑到制约条件，限定行为范围。这正是孙子所强调的“谋定而后动，知止而有得”。在多数情况下，能力与愿望之间总是有差距的，因此需要采用谋略和迂回的方式，知所进退。

战略的目标有时未必是要争取更大的利益，而是减少损失。

一个合理的战略目标须有与之相匹配的能力，而且在执行过程中应根据情势发展不断调整推进战略目标的方式和手段，必要时甚至要对战略目标进行果断的调整。

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一向以为国内发展建设构建和维护一个好的外部环境为准则，基本内涵是和平与合作。

第一章：穿越赫勒斯滂海峡

伯林解释说：刺猬“将一切归纳于某个单一的核心观念”，循着这一观念“他们的言论与行为才具有意义”；狐狸适成对照，“追求许多目标，诸目标间往往并无关联，甚至彼此矛盾，就算有关联，也只在‘事实’层面”。

泰洛克在2005年出版的《专家的政治判断》一书中通过各种图表和方程式展示了此项研究的结论。

狐狸型专家的预测依赖的是一种直觉式的“对多渠道信息的拼合”，而不是基于一些“宏大图式”推导出来的结论。他们不信“模糊的政治主题”能够成为“精确严谨的科学界的研究对象”。他们中的佼佼者“都有一种自我贬低式思维模式”，“对任何思想均持批判态度”。但他们的观点往往层次不清，缺乏逻辑——主观倾向性太强而缺乏合理论证，以至难以吸引人们的注意。政策制定者更是无暇倾听他们的观点。

那些貌似简洁的宏大叙事都有巨大的风险。选择信息，强凑逻辑。

他们不遗余力地提出那些大而泛的解释，“对‘不明就里’的人表现得很不耐烦”。

泰洛克提出了一个“良好判断理论”：“自我批判式思想家，更擅长探寻变动形势下的矛盾动态，进行预测时更为谨慎，能更准确地从错误中总结经验，不太倾向于合理化这些错误，更愿意及时更新自己的观念。

要做成任何事情，都必须将目标和手段联系在一起。然而，两者永远无法互换。

无限目标与有限手段。

但仅凭一人之力，即使是最睿智的预言家，也无法预测这些问题的累积效应。小事情会以不可预测的重要方式累积起来。然而，领导者不能因这些不确定性因素而裹足不前。他们必须表现得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即使他们事实上毫无头绪。

薛西斯一世正如泰洛克笔下的刺猬，能够掌控听众的注意力，但往往会掉入自己挖的陷阱中。阿尔达班则如同泰洛克笔下的狐狸，躲开了这些陷阱，却无法留住听众。

无法调动资源的思想都是空谈。

因此，无论是薛西斯一世还是阿尔达班都没能达到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在1936年提出的检验标准：**一流的智者“能够同时在脑海中持有两种相反的想法，并且仍然保持行动力”
**。

他指出，普通人的一生中往往充满了“同样重要的目标……要实现其中的一些目标必然要牺牲其他的目标”。我们所面临的选择往往不是非黑即白的选项（比如善与恶），而是要在同样美好的事物之间取舍，因为我们无法同时拥有它们。“

这个过程可能很困难，这正是伯林强调的“选择的必要性和痛苦”。但他补充说，如果这种选择都失去了，那么“选择的自由”以及自由本身也将消失无形。

我们的选择必须反映我们是谁以及我们所经历的事情：前者我们事先可以了解，后者则是无法预测的。我们需要在自己的大脑中调和刺猬的方向感和狐狸对周围环境的敏感性，同时还要保持行动力。

为目标的实现找到所有可靠的信息。

但是，为了废除奴隶制，林肯必须使不受控制的众议院通过美国宪法第十三修正案，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玩弄权术，一如议员们那般极具狐狸式做派。他不断诉诸交易、贿赂、奉承、施压，以及彻头彻尾的谎言，以致整部电影给人的感觉如同置身一间烟雾弥漫的房间，令人窒息，至少在视觉上是如此。

指南针……能从你所在的地方为你指出真正的北方，但对于你前行路上将要遭遇的沼泽、沙漠和峡谷，它不会给出任何建议。如果在前往目的地的过程中，你只会闷头向前冲，不顾障碍，必将陷入泥淖，一事无成……那么，即使你知道真正的北方又有什么用呢？

方向感不能代表沿途的信息。

但这部电影的编剧托尼·库什纳在剧本中展示了菲茨杰拉德对智慧的解读：对立思想和行动力的结合。林肯心怀远大理想，同时又能考虑到眼前所需。

这部电影反复将大事与小事联系起来：林肯明白，众议院的投票结果以及美国奴隶制的未来，很可能取决于在某个村庄由谁担任邮政局局长一职。

远方的宏大理想与现实中人的微小而实在的利益。

托尔斯泰似乎都在表达的是，在不确定数量的层次上同时存在着无限多种可能性。有些可能性是可预测的，大多数则不可预测，只有戏剧化（不像学者那样为理论和史料所桎梏）才能逐渐反映现实。

信息的规模和复杂度已经超过了任何简单理论的“粗暴”指引。

这里我所说的常识，是指我们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都能够轻松应对一些事。我们通常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但会不断调整路线，以避免意外，包括他人在前行的路上为我们设置的障碍。

只信任那些执行成本极低，而且可以复现的知识，就是常识。

但在我们的脑海中同时存在对周围环境的短期敏感性和长期的方向感，这并没有什么不同寻常。我们的生活每天都伴随着这些对立面。

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将这种熟练程度归因于人类潜意识里所依赖的两种思维：快思维与慢思维。快思维是直觉式的、冲动的，而且经常是情绪化的。

人类之所以能够存续，可能就要归功于我们能够在快思维和慢思维之间灵活地切换，即在狐狸式行为和刺猬式行为之间灵活转换。

采用周期是不是吻合变化周期。

在电影《蜘蛛侠》中，蜘蛛侠的叔叔曾对蜘蛛侠说过一句令人难忘的话：“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但能力越大，做错事带来的危险也越大。

我将“大战略”一词定义为无限远大的抱负与必然有限的能力之间的结合。

只有当你在可操作的范围内，将现实与理想之点连在一起（尽管它们之间存在差距），才能称之为战略。

那么，大战略中的“大”字何来呢？我认为，它是指涉及的损失。

成本

然而，协调目标与能力的需求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时期，可能是在人类出现之前，物种首次学会使用身边可用的资源满足自身所需时。

值得我们铭记的是，无论是林肯还是莎士比亚，都用了一生的时间达到他们的成就。

亨利·基辛格在很久以前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在顶端的领导者所能利用的仅仅是其在到达顶端之前积累的智力资本。

这两类群体都忽略了一般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即普适性知识与针对性知识之间的关系，而正是这种关系培育了战略性思维。

在他看来，他最有价值和最宝贵的东西就是“我对伟大人物的事迹的认知，这是我通过对现代事件的长期考察和对古代事件的持续钻研而习得的”。他将这些内容提炼成“薄薄一卷”，是为了使“你（马基雅维利的赞助人洛伦佐·美第奇）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理解我（马基雅维利）多年来花费大量心血，克服艰难险阻所获得的所有知识”

只有回到复杂中，回到信息的产生场景中，才能理解真正的知识。

训练是指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总结出准则，对于哪些准则已通过实践检验，哪些准则尚未通过检验了然于心。然后将这些准则应用于当下的局势：这时便要发挥规模的作用。

交战的结果不仅取决于对方采取的行动，即美国前国防部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所说的“已知的未知因素”，还受制于“未知的未知因素”，即在与敌方交战之前就会遇到的各种问题或障碍。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克劳塞维茨所谓的“阻力”，即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冲突。

在不确定的变化的边界条件中，执行确定的目标。

然而，克劳塞维茨提出的训练的概念依然具有价值。战略越宏大，就越不够明智。无论是在和平年代还是在战争期间，这个问题都很普遍，而要避免这个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训练。

通过他人转述的听书，将损失极多的知识和信息。

除了战争和备战，竞技运动最直接地体现了克劳塞维茨所说的借鉴历史，计划当下以面对充满未知的未来。

但是，通过分析薛西斯一世之后的人们如何管理逻辑思维和领导力之间的对立，我们或许可以训练自己，为终将到来的过渡做好准备。

只有跳进充满噪音的案例里面，才能真正理解理论。

第二章 长墙

传统上，雅典人的供给一直是由农民提供的。在和平时期，他们在田地和葡萄园里劳作，为这座城市提供日常所需，当战争来临时，他们则加入步兵和骑兵的行列。但是，长墙建成后，他们的土地随时有可能被牺牲，他们的影响力也因此减弱了。一旦斯巴达人入侵，他们将沦为难民，只能涌进长墙内，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房屋、庄稼和橄榄树被摧毁。

然而，维持商船队和海军是非常昂贵的。

激励方案无法激励执行人实现战略，靠热情是远远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