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笔记——皇权与相权的博弈

未读《万历十五年》之前，历史书中如是说：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后，进一步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使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获得高度发展。在中央，明太祖借口胡惟庸案，撤销中书省和丞相，权分六部，设立殿阁大学士。在地方，明太祖为加强对地方控制，废行省，设三司。我以为朱元璋为前朝修史，深刻总结前朝教训，权归中央，废除丞相制，建立了锦衣卫等特务组织，即宣告了君权的胜利，相权的完败。但读完《万历十五年》，滑稽的是，明朝却出了很多比丞相权力还大的内阁首辅，比如杨廷和、张居正等等。张居正甚至说：“我非相，乃摄政也。”
明朝皇权与相权此消彼长的过程是滑稽且戏剧化的，不仅如此，相权内部的更迭也是戏剧的。读《万历十五年》，仿如看戏。
首先说说皇权式微之过程。不管是何种权力，其掌控者归根结底是人。皇权当然也不例外，它被赋予在独特的当政者人格魅力之上。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毫无疑问有其独特的人格魅力。但是到了万历皇帝明神宗身上，缺少了这么一种魅力。这不怪他，内阁首辅张居正之于万历皇帝，是臣子，但更像严父，姑且称之为臣父。张居正以其臣父的角色，独揽大权，由此可见，朱元璋只是废了丞相之名，却废不了宰相之实。因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朝廷中枢，百官之首，即为宰相。这是政治规律，这是谁也废不了的。“宰相”一词向来都是个统称，并不是指具体的官职，而是一种权力的象征。就像现在的“公务员”一词，不是官职名称，只是一种身份的代表。
在臣父在世时，万历皇帝一直生活在其阴影之下。那么到了申时行任内阁首辅后，是否就意味着成熟的万历皇帝及其掌握的皇权崛起了呢？我认为没有，尽管此时再无人可对成熟的万历皇帝指手画脚，而申时行的谨小慎微、瞻前顾后，无法再有话语权，眼看着相权直接跌落到谷底。不过，需要认真分析的是，这里的相权不是字面意义上的相权了，应该从其本质上进行讨论。讨论的源头在于张居正。张居正是一个理想式的人物。他的思想意识里面有着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这种人一定不会长期屈居于人下。在这种思想意识驱动下，张居正一定会寻找机会上位的，一旦上位，必然朝着自己的理想去努力，任何阻挡他实现理想的人和事，都会想办法去除。借大胆自荐，张居正得到了小皇帝和太后垂青，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高拱撵回了老家。自此后十年，张居正成了万历皇帝的唯一可以相信并依赖的大臣。张居正无疑代表了明朝相权的顶峰。张居正是改革家，大刀阔斧、杀伐决断，也正是这个原因，他树敌无数。张居正最大的失误在于，没有把敌人打击得苟延残喘，以至于敌人还有一力，借用张居正之死，秋后算账。张居正就像个大锤，一遍一遍反复敲打着敌人，敌人经历敲打，也早就成了铁板一块。敌对势力借其死，产出其党羽，而万历皇帝也乐于兔死狗烹，希望明确皇权的地位。不过万历皇帝没想到的是，这个张居正的敌人，后来竟然变成了自己的障碍——文官集团。铁板一块的文官集团，此时才是相权的真正代表，相权早已易主。夹在皇帝与文官集团的申时行，充当着皇权与相权之间的润滑剂。在万历皇帝罢朝之前，皇权和相权还处在微妙的平衡上，而万历皇帝罢朝，主动放弃自己的权力，就宣布了相权在万历皇帝在位期间的彻底胜利。
万历皇帝为人所记住的，是其与张居正的关系，是三十年罢朝的“自在”皇帝形象。在这两层记忆的背后，实在是皇权与相权博弈的微妙变化。而皇权与相权的纠葛，归根结底是权力的内卷化和零和博弈的结果，只不过万历年间的戏剧变化给这道纠葛涂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