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的宏观经济学教材引用了一部分这篇文章的内容,今天找到这篇文章原文,网上同一标题的有两篇文章,一个是演讲稿,一个是接受报纸的采访稿。它们主干相同,内容稍有侧重,我看的时候把它俩合并成了一篇。如下:
走向好的市场经济,避免坏的市场经济
●钱颖一(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
钱颖一:非常感谢经济观察报,我感到很荣幸。有这样的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研究和看法。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是中国当前多元化的道路,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今天上午两位发言人作了精彩的演讲,我想下午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同样的问题。
中国的经济很复杂,大家生活在经济中有直接的感触,有第一手的资料和感觉。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稍微跟它保持一些距离,能使我们看到一些因过于接近看不到的东西。今天从这样一个视角来谈谈我的见解,也是因为我多年在海外的学术机构研究现代经济学,关注经济的改革,从这样的视角能够提供一个新鲜的看法。我今天想讲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比较经济学的成果和启示。第二,我想着重讲一下坏的市场经济的本质。第三,讲一下怎样避免坏的市场经济,走向好的市场经济。
我们面临的很多共同问题
我们在中国做企业也好,做研究也好,在政府也好,我们对中国的问题非常了解,我们应经常感觉到中国有很多特殊的问题,这些都是非常正确的。
但是20多年来,一直在研究经济发展,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说,中国在建立市场经济中,其实面临很多的问题,同其他国家地区的问题非常相似,也就是说并不是说每样事情都很特殊。
我认为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市场经济有它本身的自然规律,各国有各国的问题,但是又有共同问题。
比如大家都知道斯坦福大学,但是也许不知道斯坦福这个人曾经因为修建铁路发了大财,后来拿这笔钱建了一个学校,事实上这一段时间是美国经济突飞猛进发展的时候,也是它超过英国的时候。
当时的发展制度从可比的角度讲就相当于我们这种情况,那么斯坦福既是商人也是加州的州长,同时他是一个企业家,当时也产生了很多现在的观点来看是腐败等一系列的问题。
所以,我们对现在的美国非常关注,但是实际上让我们更受启发的是100年前在它的市场经济形成过程中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参考借鉴的。
19世纪后来的经济上的问题直接导致了19世纪初美国的进步运动,也就是说政府的监管和法制的建设。
市场经济的发展有自身的发展规律,这些规律对于很多国家都是相似的。
第二条原因,为什么现在中国面临很多问题都不是特殊的。因为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成为全球化的一部分,世界其他国家、世界经济和我们日益融合,我们可以更有理由说我们的很多问题更接近于很多其他国家。
因此,比较经济学就是比较各国的发展转折,我们会发现中国的很多问题原来在别的国家存在或者正在发生,或者曾经发生,那么我们可以吸取经验、经验和教训,我们可以少付成本。而且,我们也可以在看似比较迷茫的状况中明确将来的状况。基本的出发点是我们面临的很多共同问题。
新比较经济学
比较经济学有一个旧比较学与新比较经济学。20年前,世界上大约有1/3的人口是生活在计划经济中,80年代初期以前比较经济学比较的是计划和市场。今天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全世界将近200个国家只有2个国家继续计划经济。一个是朝鲜,一个是古巴。
在过去的10多年中,一门新的比较经济学应运而生,它是比较不同的市场经济。很多人对西方经济学有一些误解,其中有一个误解是说西方的经济学只讲价格,资源配置,不讲深层次的问题,不讲制度。这个情况在20多年前确实是这样。但在过去的20多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现在研究的是跨国的、历史的、制度的经济。
第二个误解是说经济学理论光看理论不看数据,这一点在过去的30年中也有非常重大的变化,现在的经济学对事实和数据强调非常仔细的研究和深入的分析。一旦经济学家开始分析数据,你就会发现,他们的仔细程度是很多其他学科尚不能达到的。
所以对数字的分析,对数据的分析需要一个理性的分析基础。因为任何理论如果没有很好的事实是站不住脚的,但是数据本身是需要解释的,比如我们看到一个城市,警察多,一个城市的犯罪率也高,我们不能由此推出警察是犯罪的原因。
同样当我们希望发现肺癌的原因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到有肺癌的人家做了仔细的调查,发现有肺癌的人家多数都有打火机,我们也不能说打火机导致了肺癌。
在过去的几年中,一位研究人员发现,在过去的20多年,全世界的内部国家分配都在恶化,收入差距都增加了,我们能不能由此推出全世界的收入变得更不平等了,不能。事实上,在过去20年,全世界的收入平衡变得更近了。是因为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的贫困人口有很大的改善。
这就说明数字不等于数据,数据不等于证明,不等于知识。所以这是需要认证的。
举几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经济学家的实证研究的一些结论
我们过去跟100年前,20年前,最大的不同是,我们积累了很多国家长时间的经验,这可以让我们仔细的来挖掘这个财富,让我们知道有什么规律性的东西让我们不必再走弯路,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一步发挥。我举几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经济学家的实证研究的一些结论。
第一,研究发现,不开放的经济一定落后。通过对100多个国家的研究发现,相对于不开放的政策,开放的政策大约可以使GDP每年多增长2%,那么每35年就可以翻一番。
第二,无论是对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还是转轨国家的研究,都没有经验证据表明,在可比的条件下,国有企业或银行比私有企业或银行的经济效率更高。但有大量的经验证据表明,平均而言,前者的效率比较低。当然,这并不排除可以有很好的国有企业,比如欧洲的空中客车。经济学家们对此也有很好的理论解释。
第三,高福利、大锅饭暂时可以,但长久无法维持。50年前这话不能说,因为我们没有证据。今天我们有很多证据,比如欧洲的发达国家如北欧实行了这样的体制,但是发现了问题,他们都在改变这种状况。
第四,管制行业缺乏竞争力,较少创新。这不是意识形态的争论,而是对事实的分析。一个例子是,对劳动市场的管制使企业失去竞争力。
另一方面,并不是政府对市场的管制越少越好,不能一概而论。特别是在金融市场上,我们有证据来说明,政府监管不力对金融市场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再下面的例子说明,没有政府维持社会秩序,经济也不能繁荣。比如90年代的俄罗斯,黑社会取代了政府,社会秩序混乱。一些非洲国家总是处于战乱,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
最后一个例子是关于财产分配与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土地所有和分配的高度不平等,对经济发展构成严重障碍。典型的例子是南美的发展远远不如北美。经济史学家分析,南美的土地所有分配的高度不平等,造成教育、制度方面的落后,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的缓慢。
第五,在金融市场上,我们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政府监管不力对金融市场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最后一个例子也非常有意思,土地制度的高度不平等对经济发展会有高度影响,南美的发展远远不如北美的发展就是这个原因。
坏的市场经济的本质
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我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很新的概念,但是实际上一旦跳出了原来的框架,一旦你巡视全世界,你就会发现是怎么回事。它的道理是很简单的,市场经济不同于计划经济实质是经济决策的分散,计划经济就是把所有的决策都集中起来,那么分散化是市场经济的潜在力量,没有分散化绝对不行。
这样的一个潜在力量要把它变为真实的力量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市场经济是经济有效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此市场经济就出现了好坏之分。我们说一个经济是好的市场经济,我们是指有效率,有活力的经济。效率更多的是静态,活力指的是动态。
坏的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什么?
我下面要讲的不是我个人的看法,根据的是在过去十几年的研究。过去我们对市场经济有一个表面的认识,市场就是价格,价格是非常重要的信号,它起资源配置的作用。这个没有错,因为在计划经济中把市场的信号完全取消,受制于命令。
但是市场经济不仅仅是价格,在价格的背后,是人的激励。
新政治经济学、新比较经济学研究的正是激励的问题。什么因素影响人的激励呢?
我们可以概括出任何一个市场经济,不管是俄罗斯、美国,还是非洲,任何一个市场经济中都潜在着两种掠夺,一种是私人掠夺。
邻居偷你的东西,是最简单的一种情况。也可以是很复杂的形式,比如一个基金管理人通过很复杂的手段把投资人的钱、存款人的钱、国家的钱变成自己的。
私人掠夺的对象可以多种多样,比如消费者,对消费者承诺提供某种服务,交了钱后不给服务,或者给一个质量低的服务。也可以是生产者、投资者、贷款者、农民、工人等等。拖欠工人工资就是一个例子。
私人掠夺不一定只发生在不发达国家,比如俄罗斯和非洲。即使在发达国家如美国,这样的事情也会发生。比如美国的储蓄信贷机构在二十几年前通过破产的形式实行掠夺。
第二种掠夺是政府掠夺。有几种情况:第一情况是政府作为一种组织,如地方政府、政府部门或政府整体的掠夺。比如乱摊派、超过公共服务需要的费和税、行政规定订报纸和杂志等等。
此外,通货膨胀是一种政府掠夺,本来100块钱的货币资产,因为通货膨胀就变成95块钱,那5块钱被政府拿走了。在经济学上叫“铸币税”,是一种财富的转移。第二种情况是政府的一些官员利用政府权力为自己的掠夺,即腐败。它是利用手中的各种审批权力,把财富转移到自己手中。
第三种情况是私人通过政府权力的掠夺。这种情况需要单独说,因为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在历史上,发展中国家这种例子太多了。比如说拥有比较资源的人或组织,包括人力资源。证券公司挪用资金看起来跟掠夺无关,其实是非常有关的,只要政府用低的利息贷款,就在实际上形成了对他人的掠夺。
这里的形式比较多样化,但实质都是与政府的权力有关。比如一些行业寻求垄断,游说政府对潜在竞争对手设定市场准入的限制。又比如,企业内部人控制、证券公司挪用客户保证金,看起来跟掠夺无关,实际上是非常有关的。因为这些都是要政府补窟窿,或给予低息贷款来变相补贴,实际上用的都是老百姓的钱,是对老百姓的掠夺。
通常,人们对掠夺的第一反应是,掠夺不公平。但这只是问题的表面。经济学会告诉你,掠夺的影响归根到底是效率问题。为什么?因为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如果人们发现,这个社会的私人掠夺和政府掠夺很多,那么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会减少创造财富的、提高效率的活动。相反,他会去增加掠夺和寻租的活动。因此,掠夺的结果是降低经济的效率。它不是简单的财富转移问题和由此而来的不公平的问题,而是把整个的饼变小的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考察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转轨国家和成熟国家,我们发现坏的市场经济共同的特点是对两种掠夺约束不够,第一对私人掠夺约束不够,也就是说政府该做的事情它没有做。
第二,对政府包括通过政府权力的掠夺,往往是政府的原因,也就是说它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政府的权力大,必然会导致这类情况出现。走出坏的市场经济共同途径也是一样的,产权保护的词我们经常用,也是经济学家过去一二十年中用的最多的了。
如何走向好的市场经济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时期,这个时期我们不再讨论是不是计划和市场的问题,但是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要避免坏的市场经济,走向好的市场经济。
首先,改革开放26年来,转轨的巨大成绩我觉得是可以公认的。但是对它的分析却非常不同,事实上说到中国改革的成绩的时候,也有不同的观点。
通常有两类人认为中国现在的情况非常被动,一类人是完全不懂中国的现状,所以说中国即将崩溃,还有一类人是非常熟知中国情况的人,因为他太熟悉,所以会把问题给看反了。
事实上你稍微站出来一点,有一点点距离你就会把问题和成绩都比较平和的摆出来。我们改革的成功经常被说成是一个奇迹,我不认为是奇迹,奇迹就是超乎人们认识的力量。
首先中国起点很低,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的起点,而且跟苏联东欧相比也很差。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上来,这个本身是一个相当大的问题。改革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我讲第一点并不是否认这一点,我们的改革有很多可能性走向弯路,很多次可能会走向弯路的,我们基本上把机理搞对,让市场站起来。
我们现在的状况,根据我的判断仍然处在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第一根据就是我们人均的收入1000美元,按照购买力平价4000美元,在全世界也排名102左右,仍然是一个低水平,
第二我们的制度还处于一个低质量,我们现在正建设金融体制、财政体制、企业的制度等等,这些还停留在一个低质量的水平上。好的市场经济第一它要靠好的制度。现在在市场制度建设方面已经有不少指标,从司法体制到政府执政的清廉度、透明度都有指标,我国的指标在各国排名中都还相当低。
人们也要认识到靠好的社会力量、好的制度也可以建立,可以做。情况是可以逆转的,要维持一个好的市场经济,也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我们现在碰到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世界上很多国家碰到的问题。
避免坏的市场经济。各国情况不一样,有的国家是社会混乱,比如一些非洲国家;有的国家是高通胀造成的掠夺,比如90年代的俄罗斯;有的国家是高税收。这些都不是我国的主要问题。
比如俄罗斯非常担忧我们的金融体制,俄罗斯没有坏帐问题,因为高通货把所有的坏帐一笔抵消,所以也带来了非常大的困难。这个不是我们的国家。各国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也许若干年后过高的税收也是我们的问题,但是现在不是。
根据我的判断,我们当前的主要问题,一是少数政府官员的腐败,一是私人利用政府权力的掠夺。它们的根源都是政府的权力过大。
对于上述两种掠夺,法治可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法治既能限制政府掠夺,也能限制私人掠夺。
从长期来讲,法治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但另一方面,建设法治不是几天,甚至几年的事情,而是一个漫长的历程。回顾历史,我们发现现在的发达国家也都是经过了一二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逐步完善法治的。
当前,在建设法治的同时,应该不失时机地加快改革的步伐。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处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所以,可供选择的空间就不像以前那么多。此外,对于一个年增长率高达8%-9%的经济来说,时间的机会成本很高,也就是说,改革停顿的代价是非常大的。比如这几年来,我们的一些周边国家如印度的发展就非常快,这对我们都是压力。
其他人的发言都谈到了目前的社会矛盾,这是事实。但也有另一面,站在稍微有点距离的地方,也许能看得更清楚一些。比如,今年的原材料和粮食价格上涨,直接结果是西部的收入和农民收入的增加。沿海和内地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和三农问题是多年来一直困绕我们的问题,在今年这些问题比往年都更为缓解。
进一步说,原材料为什么价格上涨?那是因为中国的发展势头。如果没有发展,不可能有原材料的价格上涨,没有原材料价格的上涨,西部的收益就不会这么大。这是经济发展推动分配更趋于平等的一个例子。
又比如,今年经济的高涨也增加了许多就业的机会,到处可见的饭馆和餐厅的招聘广告就是证明。它意味着下岗职工的就业压力相对于往年有所减缓。
再比如,今年的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超过了财政部自己的预期。这本身也意味着支付改革成本能力的上升。
2004年虽然出现了不少新的矛盾,但是强有力的经济增长也缓解了不少旧的矛盾。也许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现在是继续推动改革的大好时机,错过了是非常可惜的。我希望2005年政府能够抓住机遇,继续推动改革。
最后,我的感觉是在国内看中国的事情和在外面看中国的事情是不一样的。外面的人看到原材料的价格上涨,那么我们内部人看到的就是收入增长。
最后总结一下我讲的几个主要观点,第一个是中国面临很多问题但并不特殊,应该吸取教训,第二,市场经济有好坏之分,第三是好坏市场经济之分,第四是掠夺的问题,第五是避免坏的市场经济,目前首要的是约束政府的掠夺,包括权力过大造成的腐败。最后是走向好的市场经济。
提问
问:您刚才说到,中国的市场制度是低水平的。请您具体解释一下。第二个问题,你刚才说到,在落后国家追赶先进的过程当中,一般落后国家的发展都要快一点,这种现象在五六十年代应该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在90年代,发达国家中,美国比欧洲和日本的发展要快,不管是劳动率还是生产力,或人均GDP,都是一个比较高的增长。你怎么解释这种现象?
答:我说市场制度方面的低水平也是有证据的。国际比较的研究表明,我们在政府的透明度、产权的保护、反腐败的程度等等方面,都还处于较低的水平。这同我们的直觉也一致。
落后国家追赶先进国家从来都存在两种可能性。有现成的科技、多余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较低的资本存量,都会使穷国比富国有更高的增长率。但并不总是这样。一个低水平、低质量的经济不会自然而然地进入和稳定在一个经济高水平、制度高水平的状况。
比如印尼,1998年以前,印尼的经济发展在很多方面比中国做得更好,但社会的动荡和一系列的原因使得它倒退了,现在仍在复苏。
再比如阿根廷,曾经发达过,但后来又不行了。非洲60年代的时候,看起来会很有希望,但是过去的20年,其平均增长率是负的。
美国和欧洲的比较,也是比较经济学非常关注的问题。现在预测美国明年的经济增长率大约是3%,欧洲和日本大约是2%。美国是一个相对比较鼓励企业家创造的国家。一个法国人到硅谷,感到非常震惊,想不到这是那么一个有创造力的地区。在法国,一个新企业要注册,政府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这个企业会不会导致已有企业的工人失业。新企业创新不就是为了把旧企业淘汰掉吗?日本还有它的特殊问题,即它的金融体制。为什么不同的金融体制会有不同的绩效,这也是比较经济学关心的问题。
问:钱教授您好,您刚才这一番解释让我想到了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他有个文章谈后发劣势。那么,我国进行制度学习,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办法。
答:杨小凯的意思是讲技术容易学,制度比较难学。其实不仅是制度,任何一个新的技术引进来,同样也会改变利益分配关系,比如机器人取代了原来的生产方法,同样也有利益上的重新分配。但不同的是,制度的变化带来的利益的重新分配可能更大。
但我比杨小凯更为乐观一点。原因是我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对高质量的制度的需求也会增大。这一点不能忽视。因为大家逐渐明白,低质量的制度可以让你赚小钱、赚快钱,但不能让你赚大钱,长久赚钱。在经济发展和制度建设的互动上,后发者可以赶上发达国家。但这没有必然性的,所以他讲的危险是存在的。
问:现在人民币面临升值的压力,一个世界银行专家非常大胆地预测,人民币的汇率会从现在的1:8.3到2020年上升到1:2.8。您对此有何评价?
答:第一,我知道他是怎样得出那个结论的。我前面说过中国人均GDP是1000美元,按照购买力平价是4000美元,隐含的就是四倍。这就是他说的2020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是2.8的大致原因。
为什么说是2020年呢,因为到那时汇率才有可能与购买力平价趋同。但是今天,购买力平价不是均衡汇率的依据。
市场汇率由两个东西决定,一个是可贸易商品的流动,二是资金的流动。我们的购买力平价估得很高是因为我们的劳动服务相对于可贸易商品的价格太低。但这并不能用做汇率制定的基础。第二,我不知道中国什么时候会调整汇率,但我知道什么时候不会调整汇率。在像目前这样吵得热闹的时候,是不会动汇率的。
汇率的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人民币到底值多少美元。不少人在做计算,但不一定可靠。因为即便对进出口贸易算得非常准确,你也不知道资金的流动是多少,多流进就会造成升值,多流出就会造成贬值。而流进和流出又同人们的升值和贬值的预期有关。
二是汇率的确定机制问题。目前我们的汇率体制,仍然是1994年确定的框架,官方表述是“有管理的浮动”的汇率制度。采取比较灵活的汇率制度的一个理由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宏观调控。经济学中有一个著名的定理,即在固定汇率下,如果资本账户开放,政府则不可能有独立的货币政策。但是另一方面,“热钱”的流动确实会造成金融市场和外汇市场的剧烈波动,减低经济的效率。
姓名 钱颖一(Qian Ying Yi)
工作部门 伯克利加州大学
职务 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
钱颖一教授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发表4篇论文, 仅仅2006年, 钱教授就有3篇学术文章发表, 说明钱教授始终站在学术研究的前沿。钱颖一教授在清华大学数学专业本科毕业(1981年),先后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硕士(1982年)、耶鲁大学运筹和管理科学硕士(1984年)、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1990年)。现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第一副院长, 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曾任教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和马里兰大学。主要研究和教学领域:组织和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对于中国未来所面临的经济改革中出现的重多机遇与挑战,钱教授反对单一渐近式说法, 坚持渐进与激进并行的观点。
个人语录:
虽然中国的改革和转轨受到了一些关注,但对于许多经济学家来说,他们对中国的改革成功不能理解。抛开意识形态不论,中国的成功与已有理论的许多方面相违背。
--钱颖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