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MA Pediatrics：教养方式、大脑功能架构与心理健康之间关联的发育时机

要点：
问题：

在童年时期的教养行为是否存在“敏感期”，使其与青少年时期的大脑功能架构相关，并进一步影响成年早期的心理健康？

主要发现：
在一项纳入 173 名青少年的纵向队列研究中发现，严厉教养与大脑架构之间的关联在儿童早期呈广泛分布，但在儿童晚期则集中于皮质-边缘环路（corticolimbic circuitry）。温暖教养在儿童中期对皮质-边缘区域的影响最明显，进而与 COVID-19大流行期间成年早期的内化症状降低相关。

意义：
这些结果指出了教养对神经发育影响的敏感期，有助于确定预防干预的方式与实施时间。本研究发表在JAMA Pediatrics杂志。

摘要：

重要性：

教养方式与大脑发育及长期健康结果密切相关。然而，这种关联是否取决于儿童在哪个发育阶段接受该教养，目前研究尚不充分。识别这些敏感期对于了解教养如何影响神经发育及精神疾病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目的：

探讨在儿童早期、中期和晚期的严厉教养与温暖教养，分别如何与青少年时期的大脑功能架构相关，并进一步关联到 COVID-19 大流行期间成年早期的精神症状。

研究设计、地点与参与者：

本研究为一项基于人群的、为期 21 年的前瞻性纵向出生队列研究，研究对象为来自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俄亥俄州托莱多市以及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的低收入青少年及其家庭，数据来源于 “未来家庭与儿童健康研究（Future of Families and Child Well-being Study）”。数据收集时间为 1998 年 2 月至 2021 年 6 月，分析时间为 2023 年 5 月至 10 月。

暴露因素：

父母报告的严厉教养（包括心理攻击或身体攻击）以及观察者评定的温暖教养（回应性，编者注： “回应性” 可以准确地体现父母对于孩子需求、情绪和信号所作出的积极、及时且恰当的回应），分别在孩子 3 岁、5 岁和 9 岁时测量。

主要结局指标与测量：

主要结局包括：在青少年 15 岁时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测得的大脑整体（分离度、整合度以及“小世界”特性）、环路水平（前额叶皮质 [PFC]—杏仁核连接）和局部（杏仁核与 PFC 的“介数中心度”）功能架构；以及青少年在 21 岁时自我报告的焦虑和抑郁症状。研究采用结构化生命历程建模方法（structured life-course modeling approach，SLCMA）来区分教养与大脑架构间的时序依赖效应与累积效应。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 173 名青少年（平均［标准差］年龄 15.88 [0.53] 岁；其中女性 95 人，占 55%）。结果显示：儿童早期父母的心理攻击与大脑整体分离度（β = 0.30；95% CI，0.14 至 0.45）和“小世界”特性（β = 0.17；95% CI，0.03 至 0.28）呈正相关；而在儿童晚期，父母的心理攻击与前额叶皮质（PFC）—杏仁核连接呈负相关（β = −0.37；95% CI，−0.55 至 −0.12）。儿童中期的温暖教养与杏仁核的“介数中心度”呈正相关（β = 0.23；95% CI，0.06 至 0.38），与前额叶皮质（PFC）的介数中心度呈负相关（β = −0.18；95% CI，−0.31 至 −0.03）。在儿童中期经历更温暖教养的青少年，在青春期拥有更高的杏仁核介数中心度，进而在成年早期表现出更低的焦虑（β = −0.05；95% CI，−0.10 至 −0.01）和抑郁（β = −0.05；95% CI，−0.10 至 −0.003）症状。

结论与意义：

儿童早期严厉教养与大脑的相关性较为广泛，而在儿童晚期则主要局限于皮质-边缘环路；温暖教养在儿童中期对特定皮质-边缘区域的影响更加显著，并与未来遇到压力时的心理健康状况相关。这些在发育上依赖时间窗口的发现，可为干预措施的类型与实施时机提供有力依据。

引言

跨物种的研究证据表明，教养行为在整个生命过程中促进或削弱儿童的健康、情感福祉以及适应能力，部分原因是其会影响大脑发育 (参考文献 1-5)。在动物与人类研究中，教养与大脑在认知和情感系统层面的结构、功能以及连接均存在关联，尤其在与唤醒、威胁和情绪处理相关的皮质-边缘回路中表现出一致性(参考文献 5-8)。随着大脑在发育过程中对环境需求作出调整，儿童会适应其当下环境的情感学习与调控方式，这对未来的心理健康具有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4)。因此，识别可改变的教养行为如何与大脑发育及情感健康相关，对于有针对性的治疗与预防干预以减轻精神疾病的累积负担尤为关键。

在儿科与发育科学领域的核心理论中，存在“敏感期”的概念，指在大脑发育过程中存在神经可塑性升高的窗口期，此时积极或消极体验对大脑和行为的影响更为强烈且持久 (参考文献 9-12)。尤其是当大脑某些系统处于快速发育阶段时，环境因素可能对其塑造作用更为显著 (参考文献 12-14)。与此一致，近期研究开始发现，不同发展阶段的经历对皮质-边缘回路的结构和功能具有不同的影响模式 (参考文献 15-22)。但在人类研究中，能够区分时序依赖效应与累积效应、并同时关注负性（如严厉教养）和正性（如温暖教养）环境的研究仍十分有限。

大脑是一个复杂的网络，多个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共同塑造行为 (参考文献 23)。这就需要运用能够从空间尺度上全面捕捉大脑功能架构的计算方法，而非仅限于聚焦单个脑区或特定神经环路 (参考文献 24)。此外，目前尚不清楚在这些“敏感期”内的教养行为所引发的神经生物学效应如何与精神健康关联，尤其是对青少年、成年早期及其他高度脆弱或压力显著时期的影响 (参考文献 25, 26)。要阐明这些复杂而动态的路径，需要在多个发展阶段进行前瞻性、纵向、并结合网络分析方法的研究。厘清不同教养行为在不同时间点对大脑发育及心理健康的影响，对公共卫生领域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发展适合不同时期的预防干预策略。

本研究利用一项主要面向低收入、少数族裔青少年的纵向人群研究，考察了儿童早期、中期与晚期的严厉教养和温暖教养与青少年时期功能性大脑架构之间的关联。我们采用连接性和图论分析方法来表征整个大脑范围内、皮质-边缘环路以及关键皮质和边缘区的功能架构。通过运用最新的统计方法（结构化生命历程建模，SLCMA；参考文献 27, 28），我们将教养对神经架构的时序依赖效应与累积效应区分开来，从而识别教养内化于神经生物学中的关键“敏感期”。我们以多种方式测量教养（包括观察和父母自评），并区分严厉与温暖教养，因为它们对神经行为发育的影响并不相同 (参考文献 29, 30)。最后，我们还考察了青少年时期的大脑功能架构是否与6年后在 COVID-19 大流行这一广泛压力情境下的焦虑和抑郁症状相关。

方法

研究参与者

本研究的参与者来自“未来家庭与儿童健康研究（Future of Families and Child Well-being Study）”，该研究为一项基于人群的队列研究，共纳入 4898 名出生于美国大型城市的儿童，其中非婚生儿童的抽样比例为 3:1，从而形成了具有高度代表性、可推广的抽样框，涵盖了大量低收入及少数族裔家庭（文献 31）。青少年自行报告其种族背景，本文纳入此信息用于描述样本的人口学构成，同时也在分析中控制相关社会人口学背景及相关经历（详见补充材料 1 的 eMethods）。从 1998 年 2 月起，在儿童出生时以及其 1 岁、3 岁、5 岁、9 岁和 15 岁时，通过电话与家庭访视方式收集数据。在随后的一项子研究“青少年神经发育研究（Study of Adolescent Neural Development）”中，来自密歇根州底特律、俄亥俄州托莱多以及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年龄在 15 至 17 岁的青少年完成了神经影像学检查。六年后（21 岁时），研究对象在 COVID-19 大流行高峰期（2020 年 4 月 30 日至 2021 年 6 月 26 日）通过线上和电话访谈自我报告其焦虑和抑郁症状。被排除的参与者与纳入分析的参与者在主要社会人口学变量上无差异（见补充材料 1 的 eTable 1）。在各个研究时点，父母均签署书面知情同意，青少年提供口头同意。该研究及其子研究均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的机构审查委员会批准。本报告遵循了《观察性流行病学研究报告加强声明（STROBE）》的相关指南。

教养行为

在儿童早期（3 岁）、中期（5 岁）和晚期（9 岁）分别测量生物学母亲的严厉教养和温暖教养（详见补充材料 1 的 eMethods 以及 eTable 2）。严厉教养通过父母填写的“亲子冲突应对策略量表（Parent-Child Conflict Tactics Scale）”中的“心理攻击（Psychological Aggression）”和“身体攻击（Physical Aggression）”分量表评估（文献 18, 32）。温暖教养通过在家观察所获得的“家庭环境测量（Home Observation for Measurement of the Environment）”中的“回应性（Responsiveness）”分量表评估（文献 33）。

磁共振成像数据采集

神经影像数据在一台配备 8 通道头部线圈的 GE Discovery MR750 3.0T 扫描仪上采集（详见补充材料 1 的 eMethods）。扫描项目包括 T1 加权结构像、8 分钟的静息态扫描（文献 34）、一个社会情绪面孔处理任务扫描（文献 17），以及一个奖赏处理任务扫描（文献 35）。我们将静息态和任务态扫描（回归掉任务效应后）拼接起来，为每位被试生成约 20 分钟的“伪静息态”神经影像数据，以更高的可靠性表征整体、内在的脑功能架构（文献 36-38）。运动伪迹则通过一套保守的、多步骤过程进行校正（详见补充材料 1 的 eMethods，文献 39）。

功能连接与图论分析

首先根据已有脑区模板将大脑划分为 333 个皮质区和 54 个皮下区（文献 40, 41），然后使用 BOLD 时间序列构建功能连接矩阵。

回路层面架构

为研究皮质-边缘回路（corticolimbic circuitry；文献 42-45）（见图 1），我们在杏仁核区域（4 个感兴趣区，ROI）和前额叶皮质（PFC）调控区域（46 个 ROI；文献 46-48；详见补充材料 1 的 eTable 3）分别构建双侧掩膜。随后，对每个功能连接矩阵进行 Fisher r-to-z 转换，并计算 PFC（前额叶皮质）-杏仁核之间的平均功能连接。

图 1. 全脑层面、回路层面及区域层面功能大脑架构指标的说明

模块度（modularity）：一种全脑范围的图论指标，用于表征网络的分离特性（网络分割），参考文献 42, 44。
全局效率（global efficiency）：一种全脑范围的图论指标，用于表征网络的整合特性，参考文献 42, 44。
小世界倾向（small-world propensity）：一种全脑范围的图论指标，用于表征网络分离与整合之间的平衡程度，参考文献 42, 44。
平均功能连接（averag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一种回路层面指标，用于表征两个感兴趣区域（本研究中为前额叶皮质与杏仁核）之间通信强度的大小，参考文献 45。
介数中心度（betweenness centrality）：一种区域层面的图论指标，用于衡量某一脑区（本研究中为前额叶皮质与杏仁核）在整个系统中的重要性或中心度，参考文献 43。

以上这些大脑架构指标基于从 BOLD（血氧水平依赖）时间序列中得到的功能连接矩阵进行计算。

图论分析

在图论分析中，我们剔除了负值连接，并对功能连接矩阵做 Fisher r-to-z 转换（文献 49），然后构建加权、无向图（文献 49），以研究全脑及区域层面的大脑功能架构（见图 1）。

全脑层面架构

我们考察了全脑层面架构的三个指标：

第一，模块度（modularity）（即网络分离度）用于衡量大脑是否分成若干独立且功能专门化的子网络（文献 50）。

第二，全局效率（global efficiency）（即网络整合度）用于衡量信息在大脑网络中传播的效率（文献 51）。

第三，小世界倾向（small-world propensity），用于衡量网络分离和整合之间的平衡程度，这被认为是一种最优的网络架构（文献 52）。

区域层面架构

在区域层面，我们计算了杏仁核和前额叶皮质的介数中心度（betweenness centrality）（文献 53）。介数中心度高的脑区在全脑神经信息传递中可能发挥更强的“枢纽”作用（详见补充材料 1 的 eMethods、eTable 2 和 eTable 4）。

心理健康

在成年早期（21 岁）通过自评的 21 项贝克焦虑量表（Beck Anxiety Inventory；文献 54）总分评估焦虑症状，通过 20 项贝克抑郁量表（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文献 55）总分评估抑郁症状。这两项量表均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的线上评估时同步收集（详见补充材料 1 的 eTable 2，文献 56）。

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的数据分析于 2023 年 5 月至 10 月期间使用 R 语言 4.2.2（R Project for Statistical Computing）进行。针对缺失的教养、协变量或心理健康数据，我们采用多重插补方法（mice 软件包，设置 20 次插补和 25 次迭代）（文献 57）。
为探讨教养与大脑功能架构之间的关联，我们使用了 SLCMA（structured life-course modeling approach；结构化生命历程建模方法）（文献 27, 28），该方法分两个阶段，将时序（即早期、中期或晚期儿童期的教养连续评分）与累积效应（将各阶段教养评分相加）纳入模型。SLCMA 近期已应用于表观遗传学、精神病学和行为学研究，但尚未在神经学研究中广泛使用（文献 58-61），其思路与发育科学中常用的时变暴露研究类似，旨在考察遭受不利情境的青少年在不同阶段的可塑性（文献 62）。在第一阶段，SLCMA 使用最小角回归（least-angle regression）来选择包含敏感期效应、累积效应或两者结合的最佳模型，直到额外的模型复杂度仅带来可忽略的增量方差解释度（详见补充材料 1 的 eFigure 1）。在第二阶段，将第一阶段选出的模型在所有插补数据集中进行合并，依据 Rubin 法则计算效应估计。在此基础上，我们采用事后选择性推断（postselective inference）调整 P 值和 95% 置信区间，以校正第一阶段模型选择带来的影响。我们对每种教养维度和大脑指标分别进行检验，并基于在该教养维度下选中的模型使用错误发现率（FDR）校正进行多重比较。经 FDR 校正后，P < 0.05 被视为有统计学意义。

当发现教养与大脑功能架构之间存在显著关联时，我们进一步检验其对焦虑和抑郁症状的间接影响（即大脑功能架构作为将教养与心理健康相联系的中介机制）。具体采用 PROCESS 宏进行分析，在每个插补数据集中运行 10,000 次自举（bootstrap）以计算经偏倚校正后的 95% 置信区间，并对插补结果取平均。直接路径则通过在插补数据集中汇总的回归模型（Rubin 法则）进行估计。

为排除神经影像采集时可能的混杂因素（详见补充材料 1 的 eMethods），在分析中我们纳入了出生时指定的性别、青少年自报的种族/民族身份（15 岁时）、青春期发育水平（主要由 15 岁时青少年自报）、贫困比率（15 岁时）、父母受教育程度（15 岁时）以及扫描仪内的头动（平均帧移位）。在图论分析中还控制了平均功能连接强度。对于精神疾病症状的分析，则进一步控制了在流行前（15 岁时）的焦虑与抑郁水平，以评估大脑功能架构是否与精神症状的变化相关。

结果

在“青少年神经发育研究（Study of Adolescent Neural Development）”的 237 名参与者中，有 64 名因核磁共振检查禁忌症、拒绝扫描、神经影像数据不足或覆盖/信号问题而被排除（详见补充材料 1 的 eMethods）。最终纳入 173 名参与者（平均［标准差］年龄 15.88 [0.53] 岁；范围 15.03-17.60 岁；其中女性 95 名，占 55%，男性 78 名，占 45%；黑人 138 名，占 80%；西班牙裔 9 名，占 5%；白人 17 名，占 10%；其他或多种族 9 名，占 5%；家庭收入中位数［四分位距］为 $36,555［$46,075］）。严厉教养与温暖教养之间的相关系数较低（详见补充材料 1 的 eTable 5）。对同一教养维度在各波次的 Pearson 相关系数从较弱（r = 0.06，P = .56）到较强（r = 0.58，P < .001）不等（见补充材料 1 的 eTable 5）。这些结果部分可能反映了测量的不可靠性，或表明童年阶段的教养环境具有动态可变性（文献 63），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识别其在神经精神关联上的潜在敏感期。

严厉教养对神经生物学关联的敏感期

在模型选择第一阶段，心理攻击和身体攻击这两种严厉教养均更倾向出现时序依赖效应，而非累积效应（详见补充材料 1 的 eFigure 1）。第二阶段结果（见表和图 2、图 3）显示：儿童早期（3 岁）时更高的心理攻击与更高的全脑模块度（β = 0.30；95% CI, 0.14 至 0.45）和更高的小世界倾向（β = 0.17；95% CI, 0.03 至 0.28）相关，但在儿童晚期（9 岁）时更高的心理攻击则与更负向的 PFC—杏仁核功能连接相关（β = −0.37；95% CI, −0.55 至 −0.12）。其他时序依赖或累积效应在通过 FDR 校正后均无统计学意义。

表. SLCMA 分析结果：童年时期严厉与温暖教养的累积暴露与发育时序暴露对青少年期大脑功能架构的影响

温暖教养对神经生物学关联的敏感期

对于温暖教养，时序依赖效应同样优于累积效应（详见补充材料 1 的 eFigure 1）。第二阶段结果（见表和图 2、图 3）显示：儿童中期（5 岁）时更高的温暖教养与更高的杏仁核介数中心度（β = 0.23；95% CI, 0.06 至 0.38）以及更低的 PFC 介介中心度（β = −0.18；95% CI, −0.31 至 −0.03）相关。其他时序依赖或累积效应在 FDR 校正后均无统计学意义。

图 2. 儿童时期严厉及温暖教养与青少年期大脑功能架构之间的时序依赖性关联概述

利用结构化生命历程建模方法（SLCMA）分析发现：

儿童早期的严厉教养与青少年时期全脑层面的大脑架构（网络分离度和小世界特性）相关。
儿童晚期的严厉教养与青少年时期皮质-边缘环路（前额叶皮质 [PFC]—杏仁核连接）的架构相关。
儿童中期的温暖教养与青少年时期皮质（PFC）和边缘（杏仁核）区域（介数中心度）的架构相关。

所有关于严厉和温暖教养的关联均由其暴露的发育时序解释；从累积效应角度并未观测到教养与大脑功能架构的关联。

图 3. 童年早期、中期与晚期的严厉及温暖教养与青少年期大脑架构之间的关联

在儿童早期的心理攻击与全脑范围内的网络分离度（模块度，A）和小世界特性（B）呈正相关；在儿童晚期的心理攻击与前额叶皮质（PFC）和杏仁核之间的功能连接呈负相关（C）。在儿童中期的温暖教养与 PFC 的介数中心度呈负相关（D），与杏仁核的介数中心度呈正相关（E）。所有分析均控制了出生时指定的性别、种族/民族、青春期发育水平、贫困比率、父母教育程度和头动。图论分析中还进一步控制了平均功能连接强度。

与心理健康的纵向关联

随后我们检验了青少年时期的大脑功能架构与成年早期焦虑和抑郁症状之间的关联，同时控制了青少年时期（15 岁）的焦虑与抑郁症状（见图 4 及补充材料 1 的 eFigure 2）。结果显示：更高的杏仁核介数中心度与更低的焦虑（β = −0.20；95% CI, −0.37 至 −0.03）显著相关。在间接效应模型中，儿童中期更高的温暖教养可通过增强青少年时期的杏仁核介数中心度，显著预测成年早期更低的焦虑（β = −0.05；95% CI, −0.10 至 −0.01）和抑郁（β = −0.05；95% CI, −0.10 至 −0.003）症状。

图 4. 童年中期温暖教养、功能性大脑架构与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心理健康之间的纵向关联

在童年中期经历更高水平的温暖教养，与青少年时期杏仁核更高的介数中心度相关；而后者又与成年早期更低水平的焦虑（A、B）和抑郁（C、D）相关。图中显示的温暖教养、杏仁核介数中心度与内化症状之间的路径系数为标准化回归系数及其 95% 置信区间，基于在多重插补数据集上使用 Rubin 法则合并后的标准误（SE）估计得到。间接效应则通过在多重插补数据集中进行 1 万次自举（bootstrap）并对结果进行偏倚校正（B 为焦虑、D 为抑郁）后得到的效应量及 95% 置信区间进行评估。所有分析均控制出生时指定性别、种族/民族、青春期发育水平、贫困比率、父母受教育程度、头动、平均功能连接强度以及青少年时期的焦虑或抑郁水平。

敏感性分析

在未加入协变量的基线模型中，教养、大脑功能架构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联与上述结果相似（详见补充材料 1 的 eTable 6 及 eFigure 3）。此外，鉴于温暖教养的得分存在偏高情况，我们也进行了二分类变量分析，结果基本一致（详见补充材料 1 的 eMethods）。最后，我们使用了两种不同水平的随机网络来生成对照图指标，以评估本研究发现的稳健性（详见补充材料 1 的 eMethods）。结果显示，这些随机打乱的脑网络架构与教养或内化症状均无显著关联（见补充材料 1 的 eFigure 4），进一步证明了我们研究结果的特异性与稳健性。

讨论

本研究利用一项基于人群的队列样本，该样本在遭受不利事件的暴露方面有所扩增，并通过纵向随访超过 20 年；同时结合可区分时序依赖与累积关联的统计学创新方法（SLCMA，文献 27, 28），探讨了童年期教养、青少年期大脑功能架构与成年早期心理健康三者之间关联的发育特异性。结果显示，严厉教养与神经架构之间的关联既可以在全脑范围内广泛存在，也可能局限于皮质-边缘环路，具体取决于不利教养发生的时间点。温暖教养对神经架构的影响则主要局限于童年中期的皮质-边缘区域，并在此基础上与未来重大压力情境（COVID-19 大流行）下的焦虑与抑郁症状相关。纵向前瞻性研究的结果标定了神经发育中的脆弱性与机遇窗口，与“正在发育的大脑在可塑性增强的敏感期，可能受到教养及其他环境经历的影响，从而导致精神疾病风险差异”这一观点相一致。这种精确性对于聚焦发育阶段、既往经历和社会心理情境来制定干预措施具有重要意义，帮助确定需要在何种环境与机制层面开展干预。

大脑功能架构的时空尺度发育

大脑功能架构在不同空间尺度上具有不同的发育速率。整体而言，大脑功能架构在生命早期快速发育，导致儿童早期在全脑范围内出现较高的可塑性（文献 42, 64）。随着个体逐渐发育，整体可塑性呈下降趋势，但特定的大脑回路仍在持续成熟，导致儿童晚期可塑性更具局部化、特定系统的增强（文献 13, 42, 43）。这种神经发育的“异速性”规划（heterochronous）意味着早期环境体验可能与大范围的大脑结构和功能存在关联，而在稍后时期则呈现更局限、更特定的关联。与这一假设相符的是，本研究发现，儿童早期的父母心理攻击与更高的全脑网络分离度和小世界特性呈正相关，而在儿童晚期的心理攻击则与皮质-边缘回路连通性的降低呈负相关。前者提示早期教养不利可能广泛影响多个认知、社会情感和感觉-运动系统；后者则暗示后期教养不利更多地与情绪学习和调节相关的大脑特定系统内的交互相关。儿童早期严厉教养对更广泛神经关联的影响这一发现，与已有研究相呼应：更早期的逆境往往与社会心理及神经内分泌功能更深远且持久的联系相伴（文献 60, 65），同时逆境与皮质-边缘活动的关联也具有时序依赖性（文献 17, 18, 20）。

针对预防工作的启示

这些随发育而变动的关联对于预防工作至关重要。本研究提示儿童早期是一段在神经发育过程中可能对严厉教养等不利因素表现出更广泛关联的时期，也意味着在这一时期进行预防干预可能阻断这些广泛的影响。一些循证干预方案可在严厉教养方面产生持续改善效果，包括“父母管理培训（Parent Management Training）”、“亲子互动治疗（Parent-Child Interaction Therapy）”（文献 66），“依恋与生物行为捕捉项目（Attachment and Biobehavioral Catch-Up）”（文献 67），以及分层干预策略，通过初级卫生保健层面的预防和家庭访视实现二级或三级预防，例如 Smart Beginnings（文献 68）。此外，考虑到发育阶段的差异性，基于生物学的干预可能在不同时间点靶向不同的神经回路或认知-情感过程，从而提高干预效果（文献 12）。

温暖教养的特定时段与神经关联

温暖教养与神经架构之间的关联仅在童年中期局限于皮质-边缘区域。更高的温暖教养意味着来自皮质下区域（杏仁核）的“自下而上”信号更具影响力，而来自皮质区域（前额叶皮质）的“自上而下”信号则影响减弱。温暖教养所带来的神经影响比严厉教养更局限于特定区域，这与进化论观点相符：个体大脑或许更警惕于逆境（以利于生存），而对正性养育的敏感度相对较低（文献 69）。在儿童中期，大脑的皮质-边缘环路正处于较高可塑性阶段，同时儿童仍在依赖父母支持以调节情绪、适应从家庭到学校及同伴环境的过渡（文献 6），因此温暖教养或许在此阶段对前额叶和边缘系统架构尤具影响。

结合不利与促进性教养经验的优势

本研究的重要之处在于同时纳入了不利（严厉教养）与促进性（温暖教养）因素。尽管已有少数例外研究（文献 21, 70），但在儿科神经科学领域，研究仍多偏重于“缺失-匮乏”视角（着重逆境）而忽视“优势-力量”视角，尤其是对那些在种族或社会经济地位上边缘化的青少年（文献 71）。在研究设计中兼顾不利与促进性环境，使我们得以深入考察大脑发育如何随教养行为、空间尺度以及暴露阶段的差异而发生不同的适应性变化。

与未来压力及心理健康之间的关联

值得注意的是，童年中期更高的温暖教养与青少年时期更高的杏仁核介数中心度相关，这种神经表型在面对全球性、自然发生的压力事件（COVID-19 大流行）时与更低的成年早期焦虑和抑郁症状相关联。该路径在统计上已经控制了青少年时期的精神症状，表明边缘系统结构的某些特征或许对个体的未来福祉具有独特的保护作用，尤其在面对压力情境时（文献 56）。这提示由于温暖教养在童年中期塑造的边缘结构变化可能构成一种保护性的神经表型，从而在 15 年后依然促进情绪健康。研究还指出父母在此阶段的“温暖”呈现出整体下降趋势（文献 63），因此这些发现为干预实践提供了重要启示：在儿童中期促进父母的温暖教养（文献 66-68）可能为神经回路的发展提供支撑，使个体在未来经历压力时能够更好地动员适应性应对策略（文献 72），从而减轻后期的精神症状。

局限性

尽管本研究在许多方面具有优势——包括在纵向研究设计中对严厉教养和温暖教养进行评估、使用跨空间尺度的计算性神经架构指标、随机网络验证结果、区分时序依赖与累积关联，以及在历史上相对较少被纳入儿科生物学研究的群体中展开，但仍有若干局限性需加以考虑。
首先，需要纵向神经影像数据才能描绘这些神经变化如何随时间演变。此外，本研究使用了“伪静息态”的神经影像数据，未来研究应探讨任务需求或功能影像类型的不同对结果的潜在影响。本研究的数据采用 8 通道头部线圈采集，信噪比低于近年更先进的采集方式。
第二，我们的研究发现中，严厉教养与神经生物学的关联主要体现在心理攻击而非身体攻击上，这或许与测量“身体攻击”时在文化敏感性上的不足有关（文献 73）。
第三，仅温暖教养与心理健康存在通过神经架构发挥的间接效应，可能源于温暖教养（观察者评定）与严厉教养（父母自评）之间的测量差异。未来的研究应尝试采用其他更灵敏的教养测量方式（例如结构化实验室观察）来复现这些结果。
第四，后续研究需要考察不仅来自生物学母亲的教养，而且应纳入更多类型的主要照料者，从而更全面地探索时序依赖关联。
第五，尽管本研究在成年早期使用了经验证的量表（文献 54, 55）评估精神症状，未来研究若使用金标准的临床访谈对诊断进行评估，结论将更为稳固。
第六，就效应量而言，教养对神经生物学的影响相对温和，这可能并不令人惊讶，因为教养行为本身就根植于复杂的生态系统（如社会和/或经济不平等导致的父母压力）。尽管我们在分析中纳入了一些此类暴露的替代指标，但进一步研究仍需关注这些更广泛生活经历的时序如何影响神经发育与健康。

结论

总之，童年期的教养方式可能与青少年时期的大脑功能架构以及成年早期的精神症状之间存在时序依赖性关联。通过综合理论驱动和数据驱动的方法，本研究识别出了潜在的“敏感期”，在此期间严厉教养与温暖教养可能在不同空间尺度上对神经组织方式产生差异性影响，并在个体面对未来压力时体现出对精神健康脆弱性或复原力的影响。这些与发育阶段相关的关联可用于指导预防干预的类型与时机选择，通过关注正在发育的大脑在此时期的生物学状态，发挥精准干预的作用。我们的发现也提示了对公共政策层面作出改革的必要性：例如，通过家庭访视、收入补助以及减轻集聚性贫困等方式，扩大或限制照料者在养育行为上的选择与能力，最终影响儿童在整个生命历程中的大脑发育与心理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