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 VS 伟大创新?
一场巨大的经济危机+一个百折不挠的天才=一系列伟大的创新?
即使所有人都会指出这个等式未免武断,但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人们仍会一次次重复一些历史掌故:微软和苹果电脑分别成立于1975年和1976年,正是美国饱受石油危机之痛时;而在2000年网络泡沫破碎后,谷歌找到了行之有效的商业模式,并享受了低调成长的三年时光;甚至,在中国,如果没有2001年至2004年的资本压抑时期,腾讯和百度也很难在众目睽睽下长成庞然大物……
在今天这个投资者的手就像19世纪末那些兴建不久便被遗忘的铁轨一般冰冷的时代,每一根划亮的火柴都会告诉你:没有什么时刻比经济危机更适于创新。享乐主义结束了,竞争减弱了,大公司们暂停了不计代价的扩张,你的员工也不再去每隔5分钟看一下股价,或用上班时间不停寻找下一份能许以他大笔期权的工作。这些景象似乎都预示着,富有志向的创业者们终于可以相对从容地专注于自己手上的工作,而下一家谷歌正在化蛹为蝶的蜕变途中。
别满足于此类自我安慰。如果你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创新者,首先要清楚,迷思与迷信从来不是创新的真正起点。没有任何外力能帮你营造一个更好的创新环境,经济危机也绝不等于“黎明前的黑暗”——这场自“大萧条”以来最剧烈的经济衰退,注定会让很多企业画上命运的休止符。
如果说经济衰退真正意味着什么,它只是一些没有人能够坦然面对的困难。它意味着那些曾经热卖的产品、行之有效的商业模式和风光无限的品牌会失效。它是恐惧、是绝境、是分水岭。它将不愿变化者和敢于前行的人区隔出来。在这个冷清时期,只有停下依靠惯性的思考和行动,只有继续怀抱希望,以克服恐惧后获得的勇气穿越经济不景气的阴霾,才能生存下去。而这种生存本身就称得上创新。
1876年,29岁的托马斯·爱迪生搬到了新泽西,在那个叫门罗公园的地方,他开办了自己的实验室。
这是美国结束南北战争以来最艰难的时刻。随着1873年维也纳交易所的破产,一场席卷欧美、长达23年的经济危机开始了。在此期间,美国有超过1/4的铁路公司宣告破产,很多地方的人们甚至改花银子而非美元。
尚未及而立之年,爱迪生已算得饱经沧桑。此前的五年里,他只是一名独立发明者,但其电报技术已经让他和当时美国一些主流公司搭上关系。准确地说,他被它们一次次欺骗:西方联合公司无偿占用了其电报技术,而大西洋及太平洋电报公司在许以其3万美元现金、7万美元股票之后,又把那些后来一度价值25万美元的股票骗走了。
位于门罗公园的两套大屋对于爱迪生是个全新的起点。在这个被视为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用于持续的科学研究及产品开发的工业实验室里,他先后创造出了基于碳粒送话的电话、电灯、电力传输系统和荧光透视法。这也为他赢得了一个流传至今的名号:“门罗公园的巫师”。
执着的天才在萧条之中与灵感的助产婆一次又一次不期而遇的故事,其实并非流水线般顺畅而确定。
进驻门罗公园之初,爱迪生及其研发团队表现得异常兴奋,似乎很快就能迎来一些关键突破。他们给自己罗列了一份“项目列表”,其中包括:能够发音的电报系统、穿越大西洋的双工电缆、电力笔和电力油印机、电力纺织机、电力剪刀、人造鸟、人造玫瑰和可反复使用的雪茄……
这些被称为“无赖们”的年轻人在很多房间的墙上钉上约书亚·雷诺兹的名言:“为了逃避真正的思考,人们是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的”。他们把屋子里所有的钟表都拆掉弹簧,以示不愿成为被机械度量的时间的奴隶。他们喜欢自己规划时间:爱迪生经常连续工作24小时,偶尔在桌子下面睡上一小会儿,然后再倒头大睡18个小时。
但这种高强度的工作并未立即见效,反而带来了漫长的疲倦与疾病。爱迪生一度不得不放下工作,独自一人去落基山休假,观看日蚀。
直到1878年9月,爱迪生才迎来了一个“如蒙神启”的时刻。坐在一列火车上,爱迪生突然想到:有没有可能构建一种网络,为某一个区域的所有电灯供电?比如,整个纽约?
希望以电灯取代煤油灯的想法从1800年之初便已有之,理论上,爱迪生并非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人选。当时在欧美均有科学家也在研发电灯,而爱迪生过于宏大的目标被认为是最不切实际的。而且,他缺乏很多成功的条件:他连如何制造一只近乎真空环境的灯泡都不会。在摸索过程中,他甚至将1827年已经提出的欧姆定律重新在实践中验证了一遍。不过,对此,爱迪生有个说法:“我甚至不愿意了解欧姆定律,这会影响我继续试验。”
的确,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正来自于这种极度乐观主义与异常谨慎的落实的结合。在他之前,有太多的人尝试了几种制作灯泡的方法之后便告放弃,但爱迪生以一种异乎寻常的坚持一路解决了所有问题:不知道如何靠传送电流在电极之间制造灯光?先找到可以导电的灯丝;不知如何准确测度电压、电阻和电流?爱迪生便招聘了一名毕业于普林斯顿的数学家;高电阻的实验总失败?就转向测试低电阻的可能;不会制作灯泡?他就在报纸上发招聘启事,最终找来一名德国吹玻璃工……
直到展开这一项目一年之后,1879年10月,爱迪生才制造出一个碳丝灯泡。而他完成电力传输系统的开发,则是1882年的事情了。
类似的人与事仍可枚举。1929年“大萧条”来临时,菲罗·法恩斯沃思正在旧金山的一个仓库里开发电视的原型机,当他的投资者跑来叫停时,他的整个团队立即表示宁可放弃收入也不愿停止工作;虽然在1928年底,第一部以米老鼠为主角的动画已经上映,沃尔特·迪斯尼并未就此止步,在大萧条期间,他继续创作了一系列新形象,其中包括唐老鸭和三只小猪;也是在“大萧条”期间,当其对手纷纷裁员,托马森·沃森将自己掌舵的IBM从300人扩张至7000人,创立了研发中心,甚至收购了一家名为电气打字机的公司。
究竟是爱迪生、迪斯尼和老沃森们受益于经济危机带来的竞争减弱、市场告别浮躁时期,还是他们只是选择在任何局面下坚持自我?答案很可能是后者。
美国著名风险投资者保罗·格雷姆认为,从他的投资公司的结果来看,衡量一家公司能否成功的指标中,创业者本身的组织远远比经济环境因素重要得多:“也就是说,成功的关键在于‘你是谁’,而不是‘我在什么时候做’。”
也许,你也应该在这个时刻重新问一问自己:你是否发自内心、无论任何条件的,愿意从事一次创新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