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墙里的不同人生

    以下信息援自《工人日报》2011年06月02日02:29

铁窗下的囚室生活。通讯员 黄榆摄

面盆里栽种的芦荟。本报记者 陈昌云摄

看守所内，民警种植的植物充满生的活力。通讯员 黄榆摄

　　高墙电网内，那是一个人的人生地狱，又或许是一个人的重生之所。毁灭或者涅槃，在乎内心如何重新认识人活着的意义与价值；

　　高墙电网内，被禁锢的人来了又走了，但自由的人，却不得不永远面对禁锢，他们便是看守所里的民警们。自由与禁锢，何尝不是他们也在衡量和体味的哲学辩题。

　　“从门到窗户是七步，从窗户到门也是七步，这个我很清楚。”

　　当身处囚室，看着四围高而厚重的水泥墙，尤尼乌斯·伏契克在《二六七号牢房》一文开篇的这句经典叙述，闪现脑海，顿时体会尤深。

　　伏契克被囚禁的囚室与记者当下所处的这个囚室当然有区别，但就剥夺自由来说，却又是一致的。

　　3公里有多远？这不是陆地里程距离，而是从繁华红尘到高墙电网的距离。

　　从云南省看守所到著名的滇池草海大坝大概在3公里左右。

　　在草海，湖水里倒映绚烂晚霞，大堤上情侣耳鬓厮磨……

　　原来，3公里的距离何其遥远！

　　它是自由与束缚的差距，是快乐幸福与孤寂苦痛的落差，更是人生迷失的间隔。

　　而对在那里终日工作的民警而言，有了这段距离，他们的生活必须为之“魂牵梦绕”。

　　从3月下旬开始，一直持续到4月底，将近一个月往返看守所达数十次之多的采访，让记者丈量出了自由与囹圄的差距，也进入了看守所民警的心理世界，体味了他们的快乐、舒畅与郁闷、痛苦、孤独。

　　“看守所吗？其实看上去更像托儿所”

　　这是一株普通的芦荟，生长在一个塑料洗脸盆里，塑料面盆摆放在水泥砌成的洗漱台上。

　　这是一间面积大约70平方米的长方形屋子，前半部是没有顶但不露天的活动室、有蹲坑的厕所兼盥洗室，后半部是靠墙有一溜大通铺的卧室，前后部的中间被粗重厚实的铁门分开。

　　屋顶的一部分是井字型的粗大钢筋，巡查民警行走在透明的厚玻璃上，可以清晰地看见屋子里的人的一举一动。

　　放置面盆并芦荟的这间屋子如果没有被铁门分割成两部分，也还算普通。

　　不普通的是居住于其间并种植这株芦荟的几个女人。

　　从着装上看，她们分为两种成分，穿“黄马褂”的是案件正在被查办的犯罪嫌疑人，穿囚服的是经法院判决有罪的轻刑刑事罪犯。

　　但都是女人。

　　一般而言，女人的心细腻而脆弱，这既包括被关进囚室的女人，也包括管理并服务她们的另外一个女人杨云波。这株芦荟就是杨云波送进来的。

　　这个囚室的一个罪犯洗澡时不小心被水烫伤了背，杨云波赶紧从看守所外面找了一株芦荟来给她擦，作为治疗的一种手段，用完后，这株有根的芦荟被女犯们用自己的面盆把它栽活了，“对于失去自由的人，看到绿色就看到了希望。”

　　作为女人，杨云波深知女犯们的心理变化，她不时从所外摘几朵野花给她们，“有次下雪，昆明下雪如同过年令人兴奋，考虑到她们在监室里看不到下雪，我从外面捏了一个雪团送进去，告诉她们下雪了，她们激动得哭起来。”杨云波说，“女人在任何时候都需要被关爱。”

　　杨云波现在是内勤队的队长，两个女监室由她负责管理。

　　卫校毕业的杨云波从警后一直在看守所工作，先是在怒江州看守所，继之在云南省看守所，目前算是省看守所的看守“老兵”。

　　除了那身制服以及体制性的经济政治待遇，看守所民警和其他警种，如刑警、治安警差别极大。

　　“在一般人心目中，由于不了解看守所的情况，也由于近年一些地方的看守所、拘留所等羁押部位屡出问题，外界把我们视为一个很严酷的场所，看守警察被妖魔化，好像被羁押人员到了看守所就是到了地狱一样，其实不是。我们的工作打个比方，实际等于托儿所，而民警就是托儿所的阿姨老师。”所长陆永昌风趣地说。

　　近年来，云南省看守所所关押的人员，大多为纪检、检察、公安等部门所办理的案件涉案人，其中不乏类似原云南省交通厅副厅长胡星、原贵州省政协主席黄瑶专案犯罪嫌疑人（除黄瑶本人外）等中央和地方纪检监察机关侦办的职务犯罪大要案人员。

　　“这些人在位时，高高在上，耀武扬威，一旦进来，身体素质马上伴随精神支柱的倒塌而垮掉，没几天功夫，头也秃了，头发也白了，各种病都来了，健康问题一下子变得很突出。最要命的是，由于命运的反差过于强烈，他们往往会想到自杀等，使民警十分紧张。” 看守所原副所长符光乾说，“我在看守所前后工作了10年，天天提心吊胆，我干过好几个警种，最难干的就是这个。”

　　管理服务的特殊对象决定了对这些民警的政治素质、法律素质、道德素质和业务素质，有着超乎寻常的标高。“比如原云南省委宣传部长柴王群在里面关了近两年，经常给我们讲政策，要说服他认罪，起码要让他认识到自己有罪，要下功夫。”民警符光乾告诉记者。

　　“民警要善于察言观色，要懂心理学，要循循善诱，要有亲和力，甚至还要懂得一些医学常识。”

　　杨云波就是在大学深造法律知识后，又自费去学了心理咨询的，她取得了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他们可能是犯法了，但他们是人，有尊严有人格。”

　　第一次采访初始，陆永昌所长开口说的第一句话便是“我们看守所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切实保障在押人的合法权益，保障他们的人权。”

　　此后的采访中，这句话不仅他屡屡提到，而且其他民警对此也是“曲不离口”。爱理性思考的符光乾甚至认为，一个社会的兴衰，可以从监狱管理文明与否这个视角来感触。

　　在这个看守所，“保障人权”不是一句空话。

　　看守所的监室呈长方形布局，东西南北四周是一间间监室，把中间围成了一个院子，原来什么都没有，是陆永昌带人运土，种上了许多花草。“到夏天，这里面热，可以调节气温，还增加氧气，经常看见绿色，可以使关押人员情绪松弛。”屋顶热，陆永昌又设法加盖了隔热层。

　　“他们可能是犯法了，但他们是人，犯天大的事，那另说，他们有尊严有人格，有生命权和健康权，这些都是我们要尊重并保护的。”

　　来自正反两个方面的提示和警醒告诉看守所民警，对于被关押的人员，他们的角色不能总是板着面孔严厉训人的管制者，而是笑容可掬，言语温润的贴心人。

　　4月12日17时，记者在监室目睹旁听了监管民警和崇阳与一个入所前身为昆明某大医院院长J姓“黄马褂”的一场谈话。

　　“黄马褂J”：“你们纳西族的文化底蕴很深。我以后出去想搞摄影。”

　　和崇阳：“我搞了几年还是不行，这次换了个相机还可以。元阳拍梯田，是个浪费胶卷的地方，去年去了丽江白水台，很漂亮。”

　　“黄马褂J”：“那里像九寨沟。摄影最重要的是构思，捕捉意境。拍日出你要加滤色镜，加上橙色、红色滤色镜，拍出来的水波非常清晰。”

　　和崇阳：“吃饭吧，身体有什么不舒服就告诉我。”

　　如果只看这段聊天记录，就是两个朋友探讨摄影心得和互相关心，而其实，和崇阳是管教民警，“黄马褂J”是因为职务犯罪嫌疑被投入关押的管教对象。

　　谈话，或者说是谈心，在这里不是简单的聊天神侃，它是看守所规定在对在押人的日常管理中有“六必谈”制度之一，而且对在押人来说，也是十分需求的一件好事。

　　所谓“六必谈”是指：在押人诉讼环节发生变化，即他被转捕、起诉、判决后必谈；在押人会见律师后思想不稳定，表现异常的必谈；其家庭发生变故必谈；与同监室人员发生隔阂摩擦必谈；调换监室必谈；要求反映监室动态的必谈。

　　这实际上是针对在押人的心理变化而适时进行心理介入的一种心理干预。

　　和在押人谈话要求水准很高，“这一方面是我们这个所的在押人身份特殊，他们入所前多半是体制内各级党政、国企官员，政策、法律水平和见识以及专业知识都很高，你首先要和他能对话，你不如他，谈话很难进行。其次，要懂得他的心理需求，有针对性地谈。”今年46岁，先后担任过两个县公安局局长，后被云南省公安厅选调到厅机关工作出任监管总队副总队长和看守所长的陆永昌说。

　　颇有思想的符光乾则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角度来思考看守所的管理工作。

　　“在押人也有爱与被爱的需要，我们民警不经意的一句温馨的话，杨云波的一朵小花，他们的感受便会不一样。”有个在押人脚因伤化脓，符光乾用双氧水给他洗，他同监室的在押人要帮他洗，符光乾说：“不，我来给他洗。”这人“泣数行下”，从此改变以往好吵闹的毛病。

　　现在景洪市公安局任副局长的储超华做过胡星的主管。

　　2007年2月18日是大年初一，当天胡星被从国外抓捕回来就被径直送到省看守所。一进所，储超华就和他谈话，了解他，关心他。“得知胡星是个孝子，我便开始叫他"老哥"。陆所长告诫我，我们不是法官，胡星只是嫌疑人，不能把他当犯人对待，该遵守的要他遵守，该帮助的要帮助他。”胡星后来被判无期，“判决一下来他就要见我，一见面就哭了。判决下来意味着就要转所了。过去的七八个月里，是他人生中最困难的时候，只有我和他交流。”

　　在这方面，姜勇、和崇阳、司亚夫、杨云波等老警察有着自己的一套方式，年轻民警如田魏、木少寅、朱泽鸿又有自己的一套。

　　接触即亲近，接触即了解，接触即交流。

　　对于年轻管教来说，最怕的是和工作对象接近不了，一谈就崩，无法开展工作，所以他们各自琢磨出自己的方式尽量接触在押人。

　　200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田魏做了管教民警，今年才25岁的他清楚自己年纪轻阅历浅的“弱点”，和在押人谈话扬长避短，采取“虚心就教”的方式绕着弯接触了解在押人，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

　　“前几年，我的工作对象有云铜的一个官员，他对证券非常在行，我就向他请教证券方面的知识，一方面丰富了我这方面的不足，另一方面就接近接触了他，慢慢使他信任我，谈话就好进行了。”

　　“爹妈生病我没到医院为他们找过专家看病”

　　在记者长达一个多月的采访中，无论是所长陆永昌、所医樊红明，还是姜勇、司亚夫等其他管教民警，往往会很自然地提到看守所民警抢救在押人、陪伴在押人住院治疗、购置医疗器械救护车等，因为屡屡提及和医疗有关的人和事以及设备，听着听着会使人产生在采访医院工作的错觉。

　　云南省看守所目前拥有救护车、超声诊断仪、心电监护仪、除颤仪等医疗救治设备，耗资97万元，“在全省首屈一指，据我所知，在全国应该也是少见的，”看守所政委孟娟告诉记者，“为了在押人的健康，陆所长经常跑省发改委、财政厅等单位，积极争取协调改善看守所的各种基础设施。”

　　“这些人没犯事做官时，有的人虽然健康状况也不好，但一则心情好，再则有良好的医疗护理，所以没有问题。一进来，心理落差巨大，加上对自己案情的恐惧等种种原因，他们潜藏的各种疾病会迅速出现。而保障他们的健康权是我们的一项重要工作，这就给我们民警带来了巨大的工作量和精神压力。”陆永昌说。

　　除了四处“化缘”争取资金购置医疗设备，陆永昌、孟娟他们在公安厅党委支持下，配备了刘辉、樊红明等几位医术精湛、经验丰富的医务人员，和云南首屈一指的云大医院、昆华医院等开通了在押人重大疾病抢救治疗的绿色通道。据统计，2007年至今，为在押人巡诊1460次，邀请专家26人次入所为160多人次检查治疗。

　　在陆永昌看来，涉及在押人的健康“无小事”，“任何健康异常都要引起严重的关注，否则会酿成大事。”

　　2009年7月20日，烟草界职务犯罪嫌疑人老杨向值班民警报告他“肚子疼”。陆永昌得知后，立即安排将老杨送往医院。

　　符光乾考虑到老杨的肝脏曾经有问题，就先送昆明市传染病医院，查了半天，肝没事。又转到昆明市延安医院，一直查到次日，还是查不出问题。这时，办案单位工作人员生气了，他怀疑老杨是装病，想打什么鬼主意。

　　细心的陆永昌发现，老杨额头上渗出好多汗珠，“这下我有把握了，他肯定是有病了，而且病很重，他可以说假话骗人，但额头上的汗珠却不是装出来的。”

　　相关专家来会诊了，还是没有结论，眼看人不行了，大夫决定采取最后一招剖腹检查，这需要家属签字，当时老杨的家属不在场，陆永昌决定把字儿给签了。

　　他对自己决定代老杨家人签字的行为至今还后怕：“万一出大问题，我麻烦大了。”老杨也说：“这需要做决定的人承担极大的责任，做手术的决定我做不了，是所里定的，陆所长承担的责任大。”

　　后来老杨才知道，他得的是急性肠坏死，切除了小肠达150厘米，“医生告诉我，你要晚来一天绝对没命，晚来一天小肠会穿孔，粪便进入腹膜，再进入血液，绝对没治。”

　　犯法成为阶下囚，是老杨的人生低谷，但在看守所“巧遇”陆永昌等民警又使看守所成为他的再生之地。

　　除了责任和辛苦，还有枯燥乏味。

　　负责监控巡视的民警肖应勇告诉记者，他们队有7个民警，每20分钟要巡视所有监室一圈，一年下来，“我统计过，大概相当于走了1200公里路。”除了巡视，他们通过摄像头监控各个监室的情况，24小时必须紧盯着，“我的感觉是在家看鱼缸里的鱼，游来游去，十分枯燥乏味。”

　　“生命如此宝贵，又如此脆弱，我们要珍惜。”

　　在公安工作中，看守所这个岗位一直是不被看好的，即使到了“躲猫猫”事件之前，仍然如此。

　　一位从事过多年公安工作的友人告诉记者，“一般而言，到看守所的警察多半是老弱病残，或者犯错误的，真正的一线业务部门，如刑侦、经侦、禁毒、防暴等，都是精兵强将，所以久而久之给人一种印象，到看守所工作的警察多是各种素质很差被贬斥的。”

　　“有些领导也这样看，他们觉得，看守所有高墙电网，钢门铁窗，还有武警持枪守卫，那些被关押的人还能跑了不成？你煮饭给他吃饱，把大铁门一关让他睡觉就成了。”陆永昌说，“他们认为看守民警不需要多高的素质，也不需要几个人。但领导的看法也不是没道理，以前的看守所也基本就这样。”

　　正因为看守所在公安民警眼中的地位如此“不堪”，被分配到看守所工作的民警往往有低人一等的感觉。

　　田魏、木少寅、朱泽鸿都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毕业后分到云南省公安厅，被陆永昌设法要来的。他们都曾备感失落，他们甚至没听说过看守所为何物。

　　司亚夫从部队转业分配来看守所工作，陆永昌介绍说：“刚来那会儿，他一进监区就有生理反应，血压高，头晕，待不住，跑到所外的鱼塘边发呆。那个司亚夫可不是今天这个工作积极能干、立功受表彰的司亚夫。”

　　还有位管教民警告诉记者，他偶尔和朋友聚会，不好意思说自己具体干嘛的，只笼统说一句在省厅工作，若再被进一步追问，就说自己在监管总队，绝不说出“看守所”三个字儿，“你要说自己在看守所工作，人家会觉得你肯定没什么本事，混得不好。”

　　看守所警察这点心事连在押人都看得很清楚。

　　前述在押人老杨说：“我对他们有两个看法，一个是素质很高。一个是他们要地位没地位，要待遇没待遇。成天就在这个小天井里转，我们还有机会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一辈子都要在这里耗。”

　　司亚夫说：“在押人是有期限的，我们是"无期"的。”

　　胡星曾经担任过昆明市主管城市建设、规划的副市长，省看守所就是在他任昆明市副市长那段时间规划、建设的，看到民警的辛劳，看到看守所当时的简陋条件，胡星感慨地说：“这个看守所还是我批准建的，要知道我也会来这里，当时要把它建得更好些。”

　　原省里管编制的一个正厅级领导退休后东窗事发，67岁时才“栽”进看守所，极度的人生落差使他情绪低落，曾想寻短见，是司亚夫每天陪他在监区散步聊天做工作，看到管教民警的辛劳后，老头平添感慨：“如果我现在还管编制，一定多给你们增加几个人。”

　　管教民警姜勇是原在贵州省瓮安县担任过武装部长的正团职转业干部，2008年3月转业到看守所工作，三年的看守所管教民警工作经历使得老姜感触万端。善于总结的老姜认为管理的民警和被管理的在押人都有心理落差，“在押人是由官员而囚徒，我们这些转业干部是由官而兵。”

　　为了防止民警因为“小事”而惹下弥天大祸，看守所领导班子可谓绞尽脑汁。

　　陆永昌给民警做工作语言很质朴：“我给他们讲，你们大多是从农村出来，或者当兵或者求学，好不容易来到这里当公务员了，虽然工作也辛苦，岗位也平凡，默默无名，可总是在省公安厅机关工作，你一个月拿几千块钱是老婆孩子的生命线，你一旦因为渎职失职出事，一个家庭就可能垮了。”

　　看守所也关押涉嫌犯罪的警察，包括“躲猫猫”事件两名当事警察。其中的一个年轻警察，因为心中有气，不配合，被捆着送来，“他还穿着警服，只是把警衔标识撕掉，同为警察，同为看守所警察，因为渎职，瞬间成了阶下囚，捆成那样，物伤其类，我们看了真寒心。”陆永昌回忆说，“不过，他也提醒我们的民警，监管工作不能有丝毫的马虎懈怠，否则，后果相当严重。”

　　谈到看守所民警的责任心，监管民警姜勇一语道破天机：“我们是一只脚在里，一只脚在外，一旦出问题，很可能是被关押的人出来，我进去。”

　　刚刚工作不到一年的年轻民警田魏看到晋宁县看守所民警的境遇，表现出来的是恐惧战栗，他没想到在看守所这种非业务战斗单位也会在不经意间犯法，把自己关进去。

　　4月7日，记者受邀参加看守所党支部活动，登山步行时，陆永昌闲聊谈到了他的“傻”，“以前在这里工作的时候，花几万块钱就可以办一个采矿证，可是当时我很"革命"，不仅我不做，也绝不允许家人做，现在，一个采矿证转让费高达上千万元。不过，现在看看那些跌进看守所的贪官，我又觉得自己做得对，男人的一生，健康和自由最重要。”

　　在省看守所，沈志宏作为警察可能是全所唯一最“不专业”的。

　　他2003年从武警部队转业来到看守所后，干过的工作主线是汽车驾驶，其他的工作都是围绕这条主线来进行的。

　　“在老看守所时，我长达3年的主要任务是开车到城里一个饭馆拉泔水喂猪，当时囚粮不够用，我们就自己养猪，养猪买不起饲料，就要拉泔水。开警车着警服，到饭馆拉油腻腻的泔水，有时泔水晃荡溢出，一辆警车都是那种味道，很难堪，我们自嘲说，我们是"泔水警"。”

　　现在还是开车押解、投劳犯人，“安全行驶已经10多万公里了。”

　　4月7日到武定搞支部活动，是沈志宏开的车，晚上围着篝火跳民族舞蹈，他最活跃，拉着嗓子边跳边吼，“有灵魂的人快来跳舞喽！”惹得大伙儿哈哈大笑。

　　深夜，酒后的沈志宏更加活跃，他挨屋敲门，要大家起来“吃洋芋喝啤酒”。

　　活泼快乐开朗是沈志宏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我愿意给大家做乐子，只要大家高兴，即使被嘲笑我也愿意。”

　　接触多了，才知道沈志宏所以快乐的原因。

　　沈志宏当兵的后十年是在一个地方的武警支队机动大队，这个大队的具体任务是处决法院判处死刑的罪犯，“从1993年到2003年我转业，我们大队枪决了好多人。”

　　“我没有开过枪，我的任务就是挥红旗吹哨子，指挥开枪。”

　　“虽然他们是罪犯，剥夺他们的生命是法律赋予我们的职责，但还是对自己的心灵有极大的震撼，觉得生命一方面很脆弱，一方面很宝贵，应该珍惜。那段时间这种特殊的工作使我的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很大变化，我觉得活着就是幸福，要愉快工作。”

　　由于这些经历，对生死有了另一种看法，沈志宏说，“现在最明白要怎么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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