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德·霍尔《第三者》（节选）

第三者（节选）

（美）唐纳德·霍尔

       我和简·肯庸结婚23年了。二十年来，我们住在新罕布什尔偏僻的家庭农场，写诗，爱乡村。她死的时候47岁。如果有人问我们，“你们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哪一年最美好？”我们可能会同意这样的说法：“记忆最少的那一年。”那些悲伤的年月——他父亲的死，我患癌症，她患抑郁症——当然还有许多充满冒险刺激的年月：一趟中国和日本之行，两次去印度；孩子结婚；孙子出生；简在诗歌界刚露面就取得了成就：她在纽约出版了第一本书，第一本诗集。我们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是关在屋子里日复一日的劳作。这不是谁都能懂的。来访的人们尤其来自纽约的，和我们一起度过周末，离开的时候会说：“这儿真不错，”（许多人补充，“在佛蒙特”）“你们守着这些房子、池塘还有山丘，可是……可是……可是……你们过得好吗？”

       我们所做的：早上我起得很早。把咖啡放在简的床边。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她和狗一起出去散步，之后爬上楼梯，坐在她的书桌前写诗。午饭后，我们一起躺下来。起身，做第二件事。我大声地给简朗读；打不计分的乒乓球；看邮件；然后再次投入工作。晚餐，散步，对坐在客厅读书，睡觉。运气好的时候，一整天都听不到电话铃声。1月，简梦想着花卉，琢磨着扩建和修整花园。从3月末到10月，她不停地挖掘，把年届50的荷尔斯坦因牛的粪便从牛棚挖出来上肥，种植，移植，除草。有时为了生存之需，我出去两个晚上读诗，简写了一首诗叫《孤寂的一周》。后来，简为着读书活动飞出去，我很不喜欢落在后头。（我安排自己去杂志社取样本，要么是些无聊的事情。）寒冷的时候，我们有时去南方旅行：12月去西礁岛，2月份花一个礼拜住在巴巴多斯岛，赶在棒球队春季集训的时候去佛罗里达，去百慕大。偶尔，我们飞到英格兰或意大利呆上两星期。一年330天，我们住在这所老房子里，每天都是冒险历程。

       我们所做的：爱。我们不会花时间双目凝视。彼此凝视是在做爱的时候，要么是其中一个遇到了麻烦，但大部分时间，凝视的目光碰到一起，互相缠绵，是因为第三者。第三者是婚姻的本质——目标，行动，习惯，艺术，习俗，嬉戏，人类等，让我们联结在一起，感到喜悦和满足。情侣中的每一方都是独立的；双重的关爱让两个人走到一起。做爱不是第三者的事情，而是合二为一。约翰·济慈是一个第三者，或者波士顿交响乐团，或者荷兰，或者一项专利。对于许多配偶来说，孩子也是第三者。我们没有自己的孩子；我们有我们的猫和狗，让人忙乱又感叹——后来，我的五个孙子就来自一段早婚。我们在池塘度过夏日的午后，十年来池塘一直是个第三者。打个小盹，收拾起书和毯子，步行穿过4号路和一个旧铁路，来到一个又陡又滑的堤岸，下去就是我们在老鹰池塘的秘密沙滩。脚下柔软的苔藓开出小红花。鬼桦树斜在水面上，树下长着野草莓。头顶的白松长得很高，橡树落下金属般的绿橡子，提醒我们8月末夏天就要过去了。有时，一只水貂在蕨藓间突然溜走。我们耐心地和格斯交流，后来他也成了池塘迷，常在石头上嚼东西。简在太阳下打盹儿，我坐在树荫下读书，不时地在空白处做点笔记。有时，我们一起游泳，晒太阳。然而，有一年夏天，从丹伯里泄漏的废水把池塘染成了橘黄色。它发出了臭味。池水没造成什么危害，可它自己被毁掉了。几年后，池塘恢复了以前的样子，但我们很少回到那里度过午后。有时，你会失去一个第三者。

       在我们的生命中，南丹伯里基督教堂变大了。我们都是教会的执事，简还当了12年司库，她说角色分派不当，这成了每年焦虑的根由，直到我们这位司库的报告单准确无误。我接收捐献；简清数后入库。一月一次，她预备交流活动，我发布消息。为了教会的公正，我们都很煎熬，我还参与拍卖。除了教会自身、建筑和团体之外，还有基督教、《福音书》以及神学家和神秘主义者的著作。最典型的，我们这样分派注意力：我读麦斯特·麦克哈特，简研究诺维奇的朱利安。我大声地给她读《旧约》，还有《新约》。如果不是《圣经》，我会大声地读亨利·詹姆斯晚期作品，或马克·吐温，或伊迪丝·沃顿，或华兹华斯的《序曲》。 朗读连接着每一天。我第一次读《奉使记》的时候，简还没读过。当小船驶过乍得时，我偷偷看她惊讶的神情……三年后，我得到一本纽约版的亨利·詹姆斯，她让我把《奉使记》再次读给她听。詹姆斯后期作品是适合最适合朗读的文字。读到冗长的句子，只要他打破句法插入了隐语，就必须降低音调，如果在隐语中再插入隐语，必须再次降低音调，如此反复，然后升高音调，就像在黑暗中爬了一座山，最后结束时回到起初的音调。关于詹姆士的句法，一个人单凭喉咙就可以写一篇博士论文。

       大体来说，文学是不会间断的。一天将尽，简总要说一下读了什么书，对作者有什么的强烈感受，此刻她萦绕于心的收获是什么：谈论济慈有两年多，还有契诃夫和伊丽莎白·毕晓普。在阅读和其他方面，我们划分了明确的界限，区分我们的文学版图。我不想回到叶芝那儿，而她已经对他进行了研究。总体上，我的阅读广泛，简的阅读集中。就像一个男性，我的欲望强烈，想要获得世界上所有的好书，把它们列入我生活的清单。有一天才意识到，我从未读过达尔文！亚当·史密斯！吉本！吉本成了困扰我的难题，于是搜集他的资料，所有古代的历史，以及传说。有几年时间，我全神贯注于亨利·亚当斯，甚至读了六大卷的书信。

       还有乒乓球。我们增加了一个新卧室后，就把地下室扩大，足以放下一个球桌，多年来，我们每个下午都要打乒乓球。简专注，顽强，打法凶狠，但手臂没我的长。她接不到球的时候，我叫她“树墩”，她便把球狠狠打在我的肚子上，打得我前仰后倾，她的火气大，但不会伤害人。我们一连打半小时，不计分数。相同之处是，谁也不喜欢输球。通过较量乒乓球，亨利·詹姆斯还有教会工作，我们达成一个新的共识：我们通常会考虑对方的感受，极少例外。这花去我半生时间，甚至超过半生，找到了和简的相处方式，两个人能够在一起和和睦睦。有一方生气了，两个都闭上嘴巴，直到这事儿过去。因为都不肯接受对方的挖苦，每隔三年我们会爆发一次战争——有些伴侣一天冲突三次——战争不多，带来的后果倒是很郁闷。“我们伤害了对方，”在一次争吵后简在诗中写道。当时是怎么回事？写完那首诗一个月之后，我想她已经忘得干干净净。

       当然，让我们走到一起，闪烁在我们生活和家庭中心的第三者，是诗歌——我们都爱着艺术、激情甚至写诗带来的挫败感。我们搬到农场，远离教学和简的家庭，全身心地投入诗歌，像是从桥头跳入水中，拼命游泳来保住性命。我习惯早上写诗。简每天都泡在诗里；度过了好几个干旱期。结婚的最初几年，我担心她对诗歌产生畏惧，进而退缩和放弃，或者减少对诗歌的热爱。我记得大约是1976年在新罕布什尔，我大清早和她谈心，因为她包袱太重。她说自己正在唱密歇根赞美诗，似乎可以转向音乐。又谈到绘画，觉得这是适合她干的另一件艺术活，还取出一幅以前画的铅笔画，我想是橡子，一丝不苟，画得那么细致，除此之外，画面上空空如也。她说：“我不想把自己交给诗歌。”——我了解她，没有和她争吵。

        然而，年复一年，她更多地投入到诗歌艺术当中。她研究济慈，读了他所有的诗，所有的书信，三四本最好的传记；然后反反复复重读那些诗歌和书信。没有人能在她的诗中找见约翰·济慈清晰的指纹，但凭着对济慈的爱，她的音韵越来越美；诗写得越来越紧凑，裂缝中填满了矿石。对于有家庭的人来说，有理想是危险的，因为工作会被轻易地拿开，对简来说，把生命放在一件事情上是很不容易的。和她一起生活的人已经做出抉择，19岁就整天写诗，频频出版。她出第一本诗集的时候，我已经出了五本。如果她不够勇敢和顽强的话，我对于她可以是一份激励，也可以成为一副抑制剂。我满心欢喜地看着，她的诗写得越来越好了。从有希望到取得成就，成为行家；随着后期诗集《宁静时分的小船》的出版，随着“黄昏：在干草堆之后”，“短暂进入”，“物”，她成为一个独特的终身诗人。

       （牛遁之 译）
 

附一首，霍尔写于简.肯庸临终之际：

他们谈论着他们的
  （美）唐纳德·霍尔

他们谈论着他们的
冒险——新婚之际，
驱车穿越英格兰，
远行中国和印度。
他们还记起
寻常的日子——池塘边的夏日，
一同写诗，
遛狗，朗读契诃夫。
他赞美
无数个午后的约会
带给他们
画床上的沉醉和宁静。
简热泪盈眶，
大喊：“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