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文化与知识产权保护（二）

二、山寨文化、模仿与知识产权

“山寨” 文化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心理已是不争的事实。如前所述，关于其性质则存在不同认识。值得注意的是，山寨被作为模仿的代名词，山寨文化被当成一种模仿文化，则是很多人所认同的。如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先生在谈到山寨文化时即指出，很多人可能有一个共同认识，山寨文化是一种模仿文化。这种文化指的是原来他人拥有一个比较有名的东西，可能是产品、文化活动或者品牌，通过开发所谓山寨产品而越过价格或者其他门槛，使消费者享受到所谓的原装产品的一些相关的功能。模仿则与知识产权保护直接挂上了钩。因此，关于山寨文化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首先可以从“模仿”的角度加以认识。

从知识产权的角度认识模仿，我们可以将其分为合法模仿与构成侵权的模仿两者类型。从人类获取、学习知识的角度说，模仿是一种重要的方式。通过模仿，人们能够对被模仿的东西作出比较透彻的了解或者从模仿本身中获得知识与信息。在纯粹个人学习、获取知识的意义上，模仿是不需要受到多大限制的，因为模仿是人类学习和进步所必须的。但是，就制造像“山寨版产品”一类的产品来说，由于生产目的具有商业性，通过模仿而生产产品并投入市场，在知识产权保护越来越严密的今天，不能越过知识产权的“红线”。也就是说，通过模仿他人在先产品而制造的“山寨版产品”，必须符合法律（包括知识产权法律）的规定，必须在知识产权等法律允许的条件下进行，而不能演变为下面还将谈到的具有侵权性质的、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假冒、仿冒行为。从知识产权保护角度看，山寨文化倡导的首先应当是合法，应当是在合理借鉴、参考他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之上有所发展、有所创新，而不能单纯是仿制、复制。山寨文化的合法，还应当包括尊重他人知识产权的理念，而不应是一味强调与宣传模仿与仿制，因为这与我国提出的强化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创新文化是不大吻合的。事实上，从我国知识产权法律的诸多规定看，知识产权法律赋予的知识产权并不是一种绝对的专有权，而是受到限制的有限的垄断权，旨在为知识与信息的传播、为他人的创新提供条件，以实现知识产权立法的公共政策目标和公共利益。如著作权法中的合理使用制度、法定许可制度、专利法中的先用权制度、侵权例外制度、强制许可制度，商标法中的权利限制制度，以及商业秘密制度中的反向工程制度就是体现。从这个角度看，山寨产品的研制与生产当然可以利用这些权利限制在合法的范围内模仿与借鉴。

同时，模仿稍不慎，很容易掉进仿冒、仿制侵权的漩涡。从现实情况看，尽管山寨文化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社会现象，其存在有其合理的地方，我们不能从根本上否定这一现象，但从知识产权保护角度看，山寨产品涉及知识产权侵权的现象是不可忽视的。本文认为，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仿冒知名品牌的假冒商标、商号行为。例如，杭州民生集团副总裁裘自良曾指出，该药厂的龙头产品“21金维他”自品牌创立以来，不断发现有山寨版产品问世，花样甚多，像“新21金维他”、“21维他”、“21金维也”，这些显然具有仿冒嫌疑。还如南方某“山寨机市场”出现的专门仿冒品牌手机畅销机型的“高仿机”和购买“高仿”国内知名品牌手机外壳、套装旧手机芯片主板拼装而成的“翻新机”，也具有侵权的嫌疑。有人指出，一般高仿的山寨手机都会打上所模仿正品品牌手机的商标，但山寨手机厂商会在品牌名称上稍加改动，以达到鱼目混珠的目的。二是进行简单或复杂组合、高度仿制，生产出的产品涉嫌侵犯他人专利权。这种情况也比较普遍。如据记者报道，在某山寨版手机市场，一款山寨手机“iphone”与真正的“iphone”几乎一模一样，对真机的屏幕、配件、重量、接口、内存等均进行1：1模仿，若不是价格比真正的“iphone”低了好几倍，消费者很难发现是山寨产品。嫁接、组合、仿制行为很可能涉及到对他人专利权的利用，因此这类产品的侵权嫌疑也大。三是不正当地占有了被模仿的在先产品的声誉，构成不正当竞争。一些山寨版产品由于存在具有侵权性质的假冒、仿制与搭便车的行为，并利用低成本的价格优势，蚕食了正版产品的大片市场，实质上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上述行为侵害了他人的知识产权，理应予以禁止。从知识产权保护的角度看，治理山寨产品，主要也是这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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