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做事图什么，得先想明白

我心目中的企业家精神

柳传志：从解放到1966年，在我们这个年代的人上大学之前，中国一直很贫穷。我觉得贫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当时的领导人主要是用速成的方式解决所谓公平的问题，比如通过大跃进来解决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实际上，还是应该遵循客观规律，先把中国经济这张饼扩大，然后再通过二次分配让全社会实现共同富有。但在我看来，要想做成这一切，最终还是要依靠企业家。

希望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大家对于企业家不要再去刻意地区分和强调“民营”两个字。作为企业家，首先是有更高的追求目标。如果一名企业家只是为了解决自己的温饱、住房和积累财富，而没有一个不断向上突破的追求，那就不算具备企业家精神。

另外一条，就是要做到取之有道，用诚信的方式获得财富。在中国，企业家在跟人和环境打交道时要格外体现出诚信。在此基础上，如果想把企业做好，就要再去学习和研究企业的规律，不断追求创新和突破。最后一条，我觉得企业家还应该关心社会，在自己富有之后去扶持弱势群体，促进社会的整体进步。

企业家跟思想家不同。一个做企业的人为了顺势而为应该有思想，例如研究政府的政策、历史、整体形势等。1984年改革开放初期我办企业的时候，还是不能看清中国是否会坚定地走改革开放之路。上世纪80年代，上层的政治和经济生活都在发生着激烈的振荡和矛盾，大家难以准确判断中国是不是要走市场经济的路，是不是一定要走改革开放的路。我出来办企业，就是想着要么就不办，要办就要办好，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联想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就是努力摸索如何真正融入改革开放的环境。在中国加入WTO后，一切都逐渐走上正轨，直到那时，我们才能更深入地去研究企业本身应该研究的事情，琢磨着在技术和管理上与外国企业竞争。

相比而言，思想家更多的是在研究别人，而我们企业家则是专注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当然做一件事的同时，必须要知道宏观的东西，要把大势和自己结合好。

我所理解的“在商言商”

进入微软、亚马逊，谷歌等美国IT企业工作人才项目，起薪40万，百度搜索（MUMCS）

柳传志：“在商言商”本身是很宽泛的一句话，企业家要了解大的形势，有自己的思想。事实上，“在商言商”的核心内容是期望企业家把企业做好，然后为社会创造财富。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公布以后，我就不再去特别强调“在商言商”。此时此刻，我自己想要做两件事：第一、不说违心话；第二、不说伤害自己企业的话。“在商言商”在我看来，就是实事求是，踏实做企业,顺势而为和“在商言商”并不矛盾。

关于妥协

柳传志：1987年，我们研制的联想汉卡因为超过了既定价格标准被海淀区物价局罚了款，但是当时并没有对软件的价值定价。事实上，当时物价的制定标准忽视了前期投入的研究成本，也就是在元器件采购价的基础上加上硬制板这些东西的成本，再加20%的利润。一旦定价超过这个程度就要罚款。由于物价局并没有意识到研究联想汉卡时投入的价值，因此开出了高达100万的罚单。事实上，我们在上世纪1986、1987年的全年利润都“我们这些企业家的通病就是太容易把自己看高，却把别人看低了，而且把客观环境看得太偏向于对自己有利，所以经常出现本来跑长跑结果却变成跑短跑的事，这一段赢过，就再没有后来。”个人所得税在15%左右，几乎没有人再回了内地还补税，但我跟杨元庆则坚决把税补齐。做事光明磊落、心个人所得税在15%左右，几乎没有人再回了内地还补税，但我跟杨元庆则坚决把税补齐。做事光明磊落、心

不足100万，对于这个罚款也是难以认同。就在我们受困于这个问题时，联想外招的一批大学毕业生里有人提议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旨在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声援。后来我想了很久，还是决定接着办公司，而没有为了社会的进步做那件事。最终通过谈判将罚款降至40万元，这

是一个典型的妥协案例。

第二个故事就发生在中关村，过去的企业氛围不像现在这么好，因为整条街都在做几乎一样的事，同质化竞争非常激烈，而且很多都踩着红线。北京三环路上的联想桥和四通桥，都是上世纪90年代北京市领导给企业的命名权。但是桥有大有小，四通先定的桥就是今天的四通桥。他们与这项工作的直接负责人沟通，而我们如果联系到了他的领导，我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翻车”，那么今天的四通桥就叫联想桥了。而我当时认为多年以后，很难再去衡量这个桥的意义有多大。今天也确实印证了我当时的想法，谁也不会在乎哪个路口是什么桥，谁把企业办好才是真的。

总而言之，为企业的长远发展，求得共赢，不必争一口英雄气。明确目的和方法，做事便水到渠成。

关于原则

柳传志：我在早期给联想制定了一个原则，那就是坚决不能做改革的牺牲品，或者说我们不能够在改革中犯错误。举个具体例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关税高达200%～300%，电子产品几乎全部，没有通过正常的进口渠道，一些有背景和关系的人就倒卖批文。我们严格地画了几条红线，从一颗星到五颗星。一颗星就是坚决买有批文的产品，价格贵几倍还可能买不到；三颗星就是买的产品有相应发票，虽然是通过，但是可以看出我们完全不知情，可被视为合法；五颗星风险最大，就是直接低价购买的产品。直到1998年，问题才得到比较彻底的解决，而在这之前，着实让我们的企业处于一个很麻烦的状态。

再举个例子，联想在香港上市的时候，我和杨元庆从香港领一部分工资，在香港缴税。在1997、1998年，里踏实，绝不违心，因此也避开了很多风险。

关于企业家的责任和义务

柳传志：我在联想并购了IBMPC以后，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感觉：一个企业要有真正的主人。联想当时曾经有个大的亏损，后来研究发现，原因就在于我们聘请的国外CEO是一个典型的职业经理人，他自己的想法就是我在这儿给你工作五年，五年以后，联想的利润、股价都到了最高峰，就说明并购成功了，而对未来五年或者更长期的经营缺乏思考。

我在早期做联想负责人的时候，尽管当年企业还没有改制，我也把联想尽心尽职地当成自己的企业，为它的长远发展考虑，铺平道路。我们跟科学院的领导谈，要给员工长期的激励，为联想员工持股做准备。在上世纪90年代，根本没人有这个想法。企业家就得把企业真看成是自己的孩子，这个企业真的就是你的命，有真正的主人翁精神，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责任。

此外，企业家本身还应该自律，尤其到国外以后，很多方方面面的事情都要照顾到。往后十年，民营企业家会起更大的作用，不仅是东南亚这些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我们一样能去，这就格外需要企业家带头树立一个遵守当地法律法规、遵守道德标准的好公民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