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曾经有这样一个中国

中国民族第一次的生存大危机发生在春秋中期。周王室东迁洛阳后百余年间,王权的衰落与诸侯国内部的争斗,对外夷的防范早已经形同虚设。野蛮部族如汪洋大海般从四面进逼中原。那时侯,岭南、 江南东海、陇西、高原、草原,无处不敌。南苗、东夷、西戎、北胡,四方皆夷。大约数以百计的野蛮部族从各个方向向中原蚕食。华夏民族危在旦夕!这时候,却恰恰正是中原世界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前夜,各种形式的新旧较量都正在激烈进行。然而,就在内部革命如此激烈的时候(请注意,“革命”是中国上古话语——汤武革命),华夏民族的新一代贵族精英却深明大义,表现出了族群生存至上的伟大情怀。当时绝对有争霸天下之实力的齐桓公姜小白与丞相管仲,毅然放弃中原争霸的革命,利用齐国巨大的号召力举起“尊王攘夷”的大旗,全力倡导天下诸侯以东周王权为中心,坚决反击夷祸。这个主张的实际含义是,齐国牺牲了自己的霸主地位而拥戴王室,从而“九合诸侯”,凝聚华夏民族抗击外患。九次联合反击,各种野蛮部族全数被驱逐出中原地区。值得深思的是,中原诸侯在胜利后并没有无限度出击,将那些小部族赶尽杀绝,而是北到阴山、南到吴越、东止海滨、西止陈仓(今日陕西宝鸡),所有的诸侯都适可而止的停止了反击追杀。这场大反击保证了华夏民族近二百年平安,直到战国末期北方匈奴卷土重来。诚实的孔子曾经感慨,若非桓公 管仲,中原人都成夷胡了(吾将为左衽矣)!这一次,强力反弹之后的有限扩张,主要是边缘诸侯夺取了野蛮部族向中原进犯的部分根据地,如楚国向岭南的有限伸展、秦国向陇西的有限伸展、晋国燕国向河套草原的有限伸展等。倒是起核心作用的齐国鲁国等老牌诸侯国的土地没有什么伸展。
第二次危机是北方林胡、东胡、匈奴兴起后对中原华夏民族构成的巨大威胁。这次危机虽然不是全面大危机,但却是一场长达百年的长期危机。战国中期开始,中国南部“苗蛮”的威胁已经基本消除,但北方草原与西部草原的游牧部族却形成了很大的势力。他们举族为兵,逐水草而居,倚仗马背民族特有的剽悍灵动,不断从广袤的沙漠戈壁向南推进,占据了水草丰茂的阴山与敕勒川为根据,向中原燕赵秦三国的北部频繁的攻击掠夺与骚扰。西部则沿着河西走廊东进,占据今日甘南草原与临洮河谷地带,不断对秦国边陲袭扰。从这时开始,从秦始皇到汉武帝,中国民族进入了长达百年左右的反匈奴战争。
这场长期战争大体是三个阶段: 战国反击——秦帝国大反击——西汉王朝长距离反击。战国时代对匈奴作战 的主要是赵国、秦国、燕国。赵国第一线,是主要力量,名将李牧的十几万大军长驻云中河套地区。秦国其次,主要是九原、上郡(今日陕北高原与 内蒙古) 地区。燕国主要是渔阳(河北北部)、辽西与辽东地区。这一阶段因中原大战如火如荼,所以仅仅维持了抵御两胡、匈奴不能南下。即便如此。李牧的诱敌深入反击战也堪称对付游击骑兵的第一次成功经验。
第二阶段在秦始皇统一之时。其时秦帝国军威正盛,举国对匈奴两胡深恶痛绝。始皇帝雄才大略,决心与匈奴大打一场。宽阔的秦直道从咸阳直修到九原,粮食军辎源源不断的北运。上将军蒙恬的三十万铁骑与匈奴骑兵硬碰硬——尔等不是倚仗骑兵剽悍么,偏教尔等尝尝帝国铁骑的滋味儿!一仗打下来,匈奴两胡尸横草原,远遁大漠戈壁的深处,数十年不敢露头。西部反击照样也是全面大捷, 高大壮硕的临洮将军翁仲被始皇帝铸为金人立于咸阳广场,后来朝贡的匈奴人见了翁仲像无不跪拜!大胜之后,秦帝国没有穷追不舍,而只是占据了阴山敕勒川与陇西草原河谷,彻底夺取了匈奴立足中国边缘的根据地,同时修了万里长城,以其作为纵深防御。这就是强力反弹,有限扩张。顺便说几句。西方人说长城是秦帝国边界,也是中国古代边界,真教人蔑视他们的知识水准。但凡有军事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任谁不会将城墙修在国界上。当时长城之外的阴山敕勒川、河套平原、辽西辽东平原、甘南草原、河西走廊一部分,都已经是秦帝国领土。而国土不是任何地方都适合于驻军的。长城只是长驻军队纵深防御的一道永久性工事而已,如何便成了国界?如果按照这种说法,但凡有军事构筑与城墙者便都是国界,欧洲. 不都成了小城堡?
匈奴之患是古代中国的梦魇。历经楚汉相争、西汉初期的经济穷困,北方匈奴再次大规模南下,当真是亡我之心不死。汉武帝时期,匈奴成势,西汉王朝也如日中天,一场大规模长距离的大反击正式展开。卫青、霍去病的大军穿越高山草原,深入沙漠戈壁,对匈奴展开了剿匪式的追击战。“匈奴未灭,何以家为?”骠骑大将军(骑兵总司令)霍去病的壮士情怀就是当时中国民族的反击决心,千古之下,依然令人血脉贲张。历经十余年大战,汉军北出到燕然山、狼居胥山( 今乌兰巴托)、贝加尔湖(汉人叫做北海,苏武牧羊守节的地方),西边进击到葱岭、塔里木河、阿拉木图一带。堪称万里征战之壮举。至此,匈奴之患终于基本从中国历史上消失。这次的反击是有限扩张最大的一次,非但彻底巩固了阴山草原等匈奴游击区,向北推进到沙漠边缘,而且占领了全部河西走廊与青海新疆部分地区,设立了西域都护府。汉人的生存空间第一次大规模伸展,几乎夺取了匈奴两胡的全部边缘根据地。
第三次又是全面大危机。这次间隔较长,发生在西晋末期到魏晋南北朝的一百多年间,史称“五胡乱华”。由于西汉的强盛,东汉又有马援、班超等著名将领消灭边患,加之三国时代曹操北征乌桓、诸葛亮平定西南、孙权开发岭南等,三四百年间中国基本上没有全面性的生存危机。到了西晋,形势为之突变。西晋政权是司马氏家族三代政变所建立的王朝,开国大政权具有的勤奋勤政、休养生息、廉洁节俭等优秀方面一点也没有;倚仗曹魏奠定的实力,拿下了吴蜀两个奄奄一息不堪一击的王国,便骄娇大长,开始了惊人的 . 裂变。五十年间,宫廷腐朽,政变迭起,贵族斗富,皇帝白痴(晋惠帝是真正的痴呆少年),国中糜烂一团。作为民族良知的知识分子也大为堕落,放浪形骸,空谈清议,没有一个干正经事。(据潘光旦先生考证,阮籍、嵇康一伙所谓“竹林七贤”非但是醉死梦生的大酒鬼,而且是群交能手,竟然还有名士夫妇钻墙窥视大为赞叹!那位有精神,可找潘光旦翻译的《性心理学》全部注释一看)。这是中国民族被上层糜烂 . 拖向灾难深渊的最危险的一次全面生存危机!
   短短五十年的大 . ,使北方胡人再次卷土重来。远遁无踪的匈奴、东胡突然变成了鲜卑、丁令等等胡族,从西伯利亚的丛林草原冒出。这次他们竟大张旗鼓的假托自己是华夏五帝之后裔,堂而皇之的大规模南下来夺中华河山。西晋贵族阶层本来已经腐烂透顶,加之内乱纷争不休,便一溃千里的逃到江南去了。占当时中国三分之二领土的整个北方全部被胡人占领,而且先后建立了诸多政权。
大败之后的晋贵族阶层,毕竟过滤出了些许精英人物,依*他们激励民众支撑危局,但始终也没有北伐成功。危机的解除还是隋朝的事了。跻身于胡人政权 的隋文帝杨坚,夺取北周政权, 整军经武,驱赶胡人,统一了中国。隋的大反击,不但恢复了西汉版图,而且将胡人鲜卑的生存根据地又夺取了很大一部分,这包括夺取青海地区,将河西走廊的细细咽喉扩展为数千里宽阔的纵深国土。但也丢失了西汉西域都护府的西部地区与北部、东部的一些地区。
真正消除这场百年危机,对外来势力进行又一次大反击的,还是煌煌大唐。
 唐与隋接踵,是一个南征北战夺取天下的强悍政权。唐初面临的最大威胁是西面的吐蕃、西北的回纥、北面的突厥三股强敌。历经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三代不断反击,中国领土有了很大伸展。西北到达咸海,直接于今日伊朗接壤,称陇右道;北边到达贝加尔湖与今日 俄罗斯的赤塔地区,称关内道;南部包括全部越南,称岭南道;东北远达今日俄罗斯的朱格朱尔山脉(包括库页岛),称河北道。
 随着国力消长,唐代的领土也有盈缩变化。我所说的是全盛时期的生存空间。
第四次危机是宋明时期。这次是中国民族先处于守势而后大反击的一个时期,也是在富裕状态下屈辱亡国而后东山再起的时期。按照宋朝的经济实力,完全应当振作。但是宋朝却偏偏背离中国优秀的军事传统,实行“将兵分离制”,过分崇尚文职而压抑尚武精神,以致面对辽、金、西夏三个强大的军事小帝国和一个大理国,宋代一直处于防守状态。割地赔款,汉*辈出,先丢了北方,又在江南最后被元军消灭,中华国土终于第一次被外敌完整占领八十余年。宋朝政权也以屈膝卖国、残害主战派将领而被永远的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长久积蓄之后的大反击,始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反抗外族入侵的民族大起义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 无能,人民自救!中国民族以这种遍地开花的红巾大起义,吹响了强力反弹的号角。但是,最终完成大反击的,依然是有组织的. 政权与军队。这就是明朝初期的强力反弹。
明初是中国历史上“将星如云,谋臣似雨”的时期之一。高涨的民气、英明的君主、善战的军队、高超的谋略、出色的统帅,这时都奇妙的凝聚在一起,终于恢复了中国民族的固有领土。这次反击虽然最终扩张不大,但却能在八十多年后夺回唐代五分之四的领土(没有夺回新疆,没有夺回蒙古草原),也可谓一次成功的大胜利。明朝之后,清王朝的出现是个特殊问题。满族原于女真部族,其所居住东北地区至少在隋唐时期已经是中国本土,明代也是确定不移的中国领土 (称为努尔干都司),相当于一个军事特区。满族虽不是中国主体民族,但确定无疑的是中国人。满族强大而夺取全国政权,本质上是中国人的统一形式问题。只是由于中国主体汉族第一次成了B角甚至C角,再加上满族初期入关的报复心理,将自己的外形特征(剃头留辫子)强加于汉族等高压政策,汉族才有了亡国感觉。但是,随着满族对中华文明的认同与汉族进入中央政权人数的的不断增多,以及满族皇室的争气(请注意,满族皇室的勤奋明智与八旗部族的 . 是大不相同的。清朝的十个皇帝个个都有危机忧患意识),以汉族文明为主体的中国文明终于认同了这个成功脱离了落后母体的少数民族的中央统治权。所以,满族主政与中国历史上的外敌入侵有着本质不同。一个最起码的比较是与蒙古入侵后的政策比较。满族主政,在维护. 民族的生存空间方面,同样出色的体现了“强力反弹,有限扩张”的大智慧。四面边患在清朝中期几乎完全肃清, 西藏、 .. 、蒙古、 新疆, 全数回归中国!清朝全盛时期的中国,比现在的中国大了大约一倍还有余。
某个民族如果发展到以. 形式生存的程度,就意味着这个民族的文明已经成熟。从此,. 就成为这个民族的生命形式,成为这个民族的外壳与灵魂,. 的兴衰荣辱就成为这个民族的生命轨迹。从本质上说,民族的分裂内乱所侵害的第一个目标就是. 形式,通过对. 形式的破坏而消解浸蚀民族生存能力,从而对整个民族带来毁灭性灾难。
  
    我们已经无法确切的知道远古历史上那些曾经辉煌过的民族一朝覆亡的具体原因了。但是,进入我们视野的历史舞台上,依然在不断上演着相同或相近结果的民族悲剧。回溯上游,基本原因也大体无二。前苏联作为一个多民族的一等强国,数年之间轰然崩塌,虽然每个民族依然存在,但曾经使他们共同辉煌过的. 形式却无可挽回的消逝了。踽踽独行的俄罗斯举步唯艰,国际地位一落千丈。
  
    其他获得 . 的小民族. ,更是全部沦为第三世界(虽然他们原来的生活状况也是第三世界,但那时他们的民族地位却是第一流的)。尽管这不是民族灭亡的悲剧,但是,当全面内乱摧毁了历史选择的最适合于他们的. 形式(联邦制统一. )时,每个民族的结果都是灾难性的。南斯拉夫的解体是另一个案。倏忽之间,一个二战期间的英雄的多民族. 竟然弄得几乎只剩下塞尔维亚一个光杆主体,遍体鳞伤,谁都可以对他指手划脚。分裂内乱,对一个民族的伤害是根本的致命的。
  
    令人诧异的是,中国民族的先天禀赋中似乎就蕴涵了强烈的群体精神,其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悠久与坚定,在整个人类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中国民族能够以大民族大. 形式数千年岿然屹立的根本原因之一。从现实原因讲,中国人也许在远古时代从部族团结联盟抵御严酷 大自然与“非我族类”的侵害中,就痛切体会到了族群统一的至关重要。至少大禹联合各部族共同治水的历史是不能忘记的。那时侯,只有棍棒木耒与极少数天然金属工具的几乎是赤手空拳的人们,一旦联合行动,竟然在几十年中疏通了横贯数千里的滔滔大河,使遍地洪水东流入海!此等“喝令三山五岳开道”的伟大功业,没有任何一个大河流域的民族曾经拥有?尼罗河?多瑙河?密西西比河?恒河?伏尔加河?如此独步寰宇的伟业,没有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团结统一,大约连做梦也不敢想。某些清醒的西方人也看到了这一点,说大河流域民族的治水斗争,是统一专制的东方帝国的起源(见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与魏特曼的《东方专制主义》)。
  
    大禹领导的联合治水,挽救了整个华夏民族。由此大禹建立了中国民族历史上的第一代. 形式——统一联邦制的夏。从大禹立国开始,反对分裂维护统一就成为中国民族生存历史上的头等大事。大禹在会稽山的开国大典上,无情的杀了迟到的东方部族首领共工,树立起. 最高政权令行禁止的绝对权威。
从夏开始,至今大约四千一百多年。让我们先来宏观的看看在这漫长的四个千年中中国的统一与分裂的线条:
  
    夏, 16王,大约500年,联邦制的统一国体。
  
    商, 17代31王,大约600年左右,联邦制统一国体。
  
    西周,13王,257年,联邦制统一国体。
  
    以上三代是中国第一种统一的. 形式。说她是联邦制,主要是诸侯国的军政自治权比较 . 。也不是西方的松散联邦制。远古. 性质是一个专门问题,不想在这里拉扯过多。
  
    东周,即春秋时代,25王,100余诸侯国,大约300余年。
  
    战国,7大战国,30余小诸侯国,大约250年左右。
  
    以上两段是中国文明发展的大 黄金时代,是中国创立新型统一. 的过渡时期,而不是通常意义的分裂时期。
  
    秦帝国,两任皇帝,15年,统一帝国。 楚汉相争,5年内乱(分裂)。
  
    西汉, 15帝,215年,统一时期。
  
    新, 1帝,15年,统一时期(后期三年内乱)。
  
    东汉, 14帝,196年,统一时期(初期8年内外战争,后期24年内乱)。
  
    三国, 60年,分裂时期。
  
    西晋, 4帝,52年,统一时期(后期15年内乱)。
  
    东晋南北朝,12帝,264年,大分裂时期。
  
    隋, 5帝,39年,统一时期(后期3年内乱)。
  
    唐, 25帝,276年,统一时期(中间及后期内乱大约30年)。
  
    五代十国,52年,大分裂时期。
  
    北宋, 9帝,163年,统一时期。
  
    南宋, 10帝,157年,大分裂时期。
  
    元, 13君,88年,大分裂内乱时期。
  
    明, 19帝,294年,统一时期。
  
    清, 10帝,296年,统一时期。
  
    1840年后的160年,只算共和国50年基本统一,其余110年全部记为内乱、 外侮、分裂时期。
  
    根据以上粗线条,中国前两个千年基本统一,后两个千年(秦帝国之后)中,统一时期为1215年,分裂内乱时期为785年(加上统一时期的中后期内乱, 大约800多年)。
从总的方面说,中国民族的统一占据了主流,分裂内乱终归统一。一个基本规律是,强盛的中国全部是统一时期,积贫积弱的中国全部是分裂内乱时期。世界上没有一个大民族象中国这样历经如此多的分裂内乱而每次都能整合自己,最终回归统一潮流!分裂势力在中国历史上没有成功过一次,中国的国土没有因为分裂内乱而永远丢失那怕一寸!不能不说,这是世界民族史的奇迹。 中国民族智慧中最为眩目的明珠就是统一意识。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将统一意识化做如此恒久的民族精神。
民族是人类生存竞争的结晶体,是大浪淘沙的结果。
  任何一个能够自立于世界的民族,都曾经经历了种种严酷的生存考验。无论大河民族、山地民族、岛屿民族、草原民族,只要她能够稳定的占据一定的生存空间并持续发展一定的时间阶段,她就获得了自立的根基。但是,纵然有了这个根基,也并非每个民族都能够确保自己的文明不突然中断,不骤然消亡。稍微留意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我们就会看到许多令人不胜惋惜的民族消亡案例。在五六千年前就以法制文明规范社会生活方式的巴比伦人,可谓人类第一朵灿烂的文明之花。可是,她如今在哪里呢?三四千年前的希腊人,在 爱琴海诸岛创造了辉煌文明,其哲学、法学、神话文学至今还都是熠熠生辉的明珠。然而,那些“希腊人”如今在哪里呢?两千多年前的亚平宁山地人以绝对的尚武精神吞并希腊横扫欧洲而建立了罗马帝国,可是,那些罗马人如今在哪里呢?(对历史无知而又骂口常开的新新人类们,可别将今日希腊、今日意大利当成了古希腊与古罗马)。在墨西哥高原留下神秘踪迹,以至于被某些颇具想象力的“家”们说成是“外星人”的那个发达民族,如今在哪里呢?创造了金字塔与诸多伟大文明的古埃及法老们的族群,如今在哪里呢?所谓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印度,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是佛教文化,可是其中间几百年的历史却是一个中断的黑洞,今日印度人竟是忝居古印度人后裔的光荣!蒙古人曾经横扫欧亚、统一中国,建立了其广袤无与伦比的草原帝国。可是,以国家实体为依托的古蒙古人,数百年间却国亡族破,至今仍然支离破碎。中世纪的铁血帝国拜占庭、奥斯曼、神圣罗马,同样也是灰飞烟灭,其主体民族星散消亡于人类海洋了。还有那些绝对尚武的强悍王国,马其顿、波斯、波希米亚、大月氏、西夏、辽、金、楼兰等等,一个个都成了供人凭吊的遗址,当时的主体民族也都星散融会,那些独有的文明也都成了漂浮于人类天宇的流星。
  历史对民族的兴亡提出了三个严峻结论:其一,文明不是生存的保险。创造文明的民族同样有可能灭亡。其二,蛮勇武力不是生存根基。唯武民族兴也勃焉,亡也忽焉。其三,人口、幅员之多寡不是生存本钱。地广人众之民族照样可以一朝覆亡,忽啦啦如大厦倾。
从一万年的历史长河看,具有最顽强生命力的民族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汉族。如果将世界民族竞争的起跑线定在六千年前,那么,迄今为止,惟有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民族——一个黄皮肤、黑眼睛、面部线条柔和、写方块字、讲单音节的族类——完整的保留了自己的国家形式,顽强的拓展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完整的保留并不断发展了自己的原生文明!
  在六千年的漫长马拉松中,没有一个民族坚持到今天。
  虽然后来中途“插队”的某些民族今天超过了我们,但人类竞争的漫漫路程远远没有结束,我们也还没有被那些无情超越的脚步踩踏窒息,我们民族的强势元气也还没有根本性的肢解伤害,凭甚说我们没有希望重新超越?
  面对这一不争的历史事实,我们应当尊重这种最伟大的光荣,应当认真分析中国民族这种无与伦比的耐久力所包涵的智慧、力量与全部技巧,以期做出最为合理的扬弃式继承,为重新超越奠定基础。而不是因一时的贫弱落后妄自菲薄骂口常开。如果说我这种看法是民族主义,我非常乐于接受。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主义,等于这个民族没有追求,没有理想,没有智慧,没有力量,没有自信,嘛也不是。假如六千年的民族马拉松是一种以千年为单位的单纯的体育竞技,中国民族一口气至少拿了四个“分站”冠军,虽然这一站暂时落后,也会有无数的体育科学家来研究中国民族的战略战术与一切技术细节。
  原生文明是一个民族的生存根基。一个民族在她从涓涓细流发展为澎湃江河的过程中,必然有一段积淀凝聚进而升华的时期,这个时期所形成的生活方式、文化方式、生存谋略等一系列稳定的存在方式,如同一个人的生命基因那样改变,将长久的甚至永远的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生命轨迹与发展潜力。这就是一个民族的原生文明。她是“上帝”烙在这个民族身上的“胎记”,永远不能磨灭。
  一个基本的交代是:中国原生文明的生成期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原生文明形成后的第一波惊涛骇浪便是统一的大秦帝国的建立,从而使中国文明万源归一,形成中国文明的正源。自此以后,中国民族拓展生存空间的历史波澜便壮阔的展开。
  后面我将具体展开,归纳中国民族生存发展的强势之道。
强力反弹 有限扩张 ——话说中国民族的强势生存之二
民族生存的根本在于抵御外来族群的欺凌与侵略。也就是说,战争能力的文野强弱,决定着这个民族的命运。战争能力低下,或迟或早都要灭亡。这是民族发展史的铁则。
中国民族其所以具有悠长的耐久力,根本之点就在于对外来危险无与伦比的抵御消解能力。在数千年沧桑中,这种能力已经臻于化境,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总结中国历史,这种抵抗艺术的核心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强力反弹,有限扩张。面对强敌,坚决反击,此所谓强力反弹。反击胜利,适可而止,此所谓有限扩张。从总体上看,中国民族在每次战胜大危机之后,都没有西方帝国或东方成吉思汗式的爆发扩张,而总是将胜利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对于这个“度”的把握,充分体现了中国民族深邃的战略洞察能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奋起反击不难,大胜之后适时刹车却极难。历史上举凡曾经强大而一朝覆亡的帝国民族,如古罗马、拜占庭、西夏、辽、金、元、希特勒第三帝国等,莫不是不知进退而衰竭枯涸。否则,这种把握如何称得上艺术境界?
中国是世界上产生兵书最多的国家。春秋战国的学问家流派中,兵家堪称威名赫赫。在中国,知兵而成“家”成“学”者,绝非浪得虚名。中国历史上的兵家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全部是文职军人出身(请注意,名将才是职业军人);其二,同时都是身居要职的政治家。这两个形式特点,反向的说明了中国军事思想必然不会是单纯的军事攻防研究,而一定带有深邃的社会人文价值。假如不是历史尘埃的淹没,中国的经典兵书绝非只有《武经七书》。姑且只说《武经七书》的作者:《六韬》的吕尚即人人皆知的姜太公,显然是个老学者。《孙子兵法》的孙武本是齐国名士。《吴子兵法》的吴起是鲁国名士。《司马法》的司马穰苴是晋国的司马(文职国防部长)。《尉缭子》的作者是魏国国尉缭,同样是文职国防部长(请注意,中国古代的司马、国尉、太尉等,都是最高国防长官,只有大将军、上将军等各种将军才是三军实际统帅)。《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的李世民不消说是个皇帝,就是李靖也是文士出身。另外,失传而重见天日的《孙膑兵法》的孙膑,更是文人学子。《孟德兵法》的曹*,四言诗写得惊世骇俗。一言以蔽之,举凡中国留有军事著作的兵家,没有一个 赳赳武夫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蒙古族统治者建立的统一王朝,建都大都(今北京),其创建者为元世祖忽必烈。

元朝自忽必烈定国号起,历十一帝,凡九十八年。从成吉思汗建国算起,历十五帝,一百六十三年。元朝统一全国后的疆域是:北到西伯利亚,南到南海,西南包括今西藏、 云南,西北至今新疆,东北至鄂霍次克海。其疆域之广,居中国各朝之冠。

蒙古族的祖先很早就生活在 大兴安岭北段、 额尔古纳河以东地区。唐代蒙古之名始见于史籍。蒙古族后西迁至蒙古高原,从事游牧畜牧业。金泰和四年(公元1204年),蒙古孛儿只斤氏族的贵族铁木真统一了蒙古高原各部。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蒙古诸部在斡难河源的不而罕山(今蒙古的必儿喀岭)召开大会,铁木真被公推为蒙古大可汗,尊称“成吉思汗”(1206?1227年在位),意为「四海之王」或「可汗的可汗」。后世尊其为元太祖。立国于漠北,建立了蒙古政权。蒙古国建立后,不断向外扩张。继成吉思汗于1227年灭亡了西夏之后,成吉思汗三子窝阔台在即位后又进一步南侵,于1234年灭亡了金朝。1235年,他把首都定于和林(今蒙古之哈尔和林),并遣拔都率兵西征。1241年,窝阔台汗死,由其妻乃马真后摄政。四年以后,窝阔台汗之长子贵由被选为大汗(1246年-1248年),即后来所称的元定宗。贵由死后,其妻海迷失后摄政了三年,最后术赤次子拔都不顾察合台、窝阔台两家后裔的反对,于1251年拥立拖雷之长子蒙哥(元宪宗)为大汗(1251年-1259年)。此后,蒙古大汗之位即由拖雷一系所袭。

蒙哥死后,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今 内蒙古正蓝旗东)即位。随后战胜了争夺汗位的阿里不哥(忽必烈之弟),平息了汉人的叛乱,巩固了统治。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正式改国号为大元。次年,建都于大都。使蒙古人正式入主中原。忽必烈也就成了后来的元世祖。

  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元军攻陷临安(今浙江杭州),俘虏南宋恭帝及谢太后。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元军在崖山海战中消灭了南宋流亡官员和宋军残部所重建的行朝,南宋王朝灭亡。

蒙古以游牧民族而入主中国,所凭藉的是强盛的武力。统一全国后,元室唯恐汉人不服,遂施行高压的统治方式。即:

强分民族等级:元朝把全国人民,分为蒙古人、色目人(包括西域、中亚各族人和西夏人)、汉人(包括北方曾受辽金统治的汉人、契丹人、女真人)、南人(原来南宋境内的汉人及其他部族)四等。在政治上,规定中央和地方高级官吏,必须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担任,汉人最多只能做到副职。在法律上,蒙古人无故杀死汉人、南人,只是罚钱了事;汉人或南人杀死蒙古人,常会受到灭族的处分。

实行军事管制:元朝为了加强对汉人的防范,在全国各地置兵驻防。又立里甲制,以二十家为一甲,蒙古人为当然「甲主」,负责监视全甲居民。禁止汉人、南人打造和私藏武器,不得打猎、聚众、学习武艺,其至不准夜行。

掠夺民间财富:蒙古人习惯了游牧生活,在灭金亡宋初年,曾大量夺取农民耕地,改做牧场;民间的马匹,都被没收充作军用。统一中国后,对民众徵收的苛捐杂税更层出不穷。农具、盐、茶、酒、醋等日常用品,全部收归国营。

压抑士人地位:蒙古人自身文化水平较低,鉴于汉族传统士人地位高、影响大,难以管理,便加以打击。据部分载籍所云,当时社会的职业有官、吏、僧、道、医、工、猎、倡、儒、丐十等,儒生的地位仅在乞丐之上。

元的高压政策,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都造成不少负面的影响,加速了自身的灭亡。

元朝的军、政体制与前代相比是较为健全的。中央政府的军、政统治机构,主要由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构成。中书省领六部,主持全国政务,枢密院执掌军事,御史台负责督察。地方行政机构,分别为行省、路、府、州、县。行省是朝廷委派重臣到各地署事,行使中书省职权的简称。以后行省由中央临时派出机构转为地方常设的最高行政机构。除中书省直辖的腹里( 河北山东山西)和宣政院管理吐蕃以外,元朝在全国设有岭北、 辽阳河南陕西四川云南甘肃、江浙、 江西、湖广等十个行省。行省握有很大权宪,统辖路、府、州、县的政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事等等。元代行省制度是自秦汉以来中央集权制度的一个重大发展。

元朝军事制度是蒙古旧制和中原王朝军制的结合体。忽必烈建国后,保留了成吉思汗创立的四怯薛轮番入侍宿卫制度。元朝宿卫军队一般在万人以上,由皇帝或亲信大臣直接节制。担任京城(大都和上都)防卫的军队是侍卫亲军,到元末曾先后设置三十余卫,卫设都指挥使或率使,隶属于枢密院。镇守全国各地的是镇戍军。军队有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新附军等。

蒙元入主中原,结束了长期南北对峙的局面,成为一个空前强大的王朝。加强了国内各地区、各民族间的相互联系,民族融合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加之蒙古西征后,在欧、亚各地建立了四大汗国,因此东西方的交通远胜于汉、唐时代,大大促进了中外文化交往。意大利人 马可波罗在元世祖时来到中国,居住了十几年。记述他在东方见闻的《马可波罗行记》一书中,着重描绘了元代中国的风土人情,盛道东方之富庶和文物之昌明,大都等中国城市的繁华景象。从此,大大激发了西方人士的探奇之心,促成后来哥伦布等人的地理大发现。

蒙元的统治者虽然重武轻文,但元代在经济、文学、艺术等方面,仍有其独到之处。

元朝的经济仍以农业经济为主,但生产技术、垦田面积、粮食产量、水利兴修以及棉花的广泛种植等都超过了前代。棉花的种植范围进一步扩大,为棉纺织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松江地区的棉纺织业尤为兴盛,那里出产的“乌泥泾被”名闻远近。当地农家妇女黄道婆,从黎族人民学到了先进的棉纺织技术,她把这些技术在家乡传播开来,并改进了棉纺织工具,为棉纺织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元朝畜牧业的发展体现在牧地的扩大、牧养设施的改进等方面。元朝的手工业生产除官办作坊外,民间手工业比较发达,行业种类超过前代。特别是新兴棉纺业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瓷器、印刷业也有较大进步。由于驿传制度的完善和海运的开通,国内外交通空前发达,商业比唐、宋时代有了很大的发展。城市繁荣,盛况空前,出现大都、 杭州泉州、广州等闻名世界的大都市。泉州是元朝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经常停泊着数百艘海船,大量货物在那里汇集和起运。至今屹立在泉州附近的六胜塔,就是当年引导海船进出港口的灯塔。

元朝在词和民间通俗文学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曲。元曲包括散曲和杂剧两种。散曲是由词发展而成的一种近于民谣的新诗体,可供清唱,又叫清曲;杂剧除歌唱的曲子外,还有道白、表演,实际上是剧曲或戏剧。元代的散曲用词清新古朴,多世俗词句,常以不拘一格的体制塑造鲜明形象。著名的散曲作家包括有「曲状元」之称的马致远,以擅长杂剧而出名的关汉卿以及张可久、乔吉等等。像马致远脍炙人口的《天净沙》(「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通过对一幅秋郊夕照图的描绘,委婉地刻画出旅人飘泊天涯的心境,成为经典名作。

元朝的杂剧,成就极其辉煌,优秀的戏曲作家辈出,而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白(朴)并称为元曲「四大家」。若以作品艺术性之高及对后世影响之深而言,则关汉卿的《窦娥冤》和王实甫的《西厢记》堪称不朽的杰作。《窦娥冤》通过贫苦妇女窦娥 含冤负屈被官府误判死刑的剧情,揭露官场的黑暗,并宣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思想。《西厢记》则讲述相国之女崔莺莺和书生张生,勇于冲破封建樊笼,历经千辛万苦,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爱情故事,为世世代代中国人所传颂。

元朝在其他艺术方面的成就也不小。书画方面,元初书坛三大家赵孟、鲜于枢和邓文原,提倡「专以古人为法」,深研晋、唐先贤的书法,对元代及后世书法的影响甚大。其中赵孟以一代文豪兼工书画,他精通各种书体,而他的画也是山水、树石、人物、走兽无一不工,实为元代书画的一代名家。建筑方面,元代有很多宏伟的建筑,其中元大都的建设可为典范。大都为元之国都,也是13-14世纪世界上最宏伟壮丽的城市之一。它花了十八年的时间建成,其严整的规划布局,建筑的技术、艺术水平都是当时世界上罕见的。元代统治者为了修建这座规划庞大、辉煌宏丽的都城,调集全国各地大量优秀工匠,同时,大量西域人也为大都的建设贡献了自己的才华。明、清的北京城就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改造和扩建而成的。陶瓷艺术在元代也有进一步的发展,其特色是青花瓷器的制作。青花是用氧化钴作颜料在陶胎上描绘纹样,然后上白地蓝花的透明釉加彩绘。中国青花瓷的发展,便运用唐代三彩技术并学习、改良西亚的青花技术而来,到了元代中叶臻于成熟,其工艺水平超于前代而远销世界各地。

自从蒙古人入主中原以后,全国各地的抗元斗争,始终未曾止息过。汉族的反抗本已使元室统治不得安宁,而元朝皇室又经常内哄,宫廷政变、后妃之祸、权臣专政不断出现,使国家的元气大伤。末代皇帝元顺帝的执政时间虽然不短,但他不理朝政,恣意淫逸,使元朝统治更加岌岌可危。当时正好水旱疫疾及地震山崩等灾害相继而作,民生困顿,饥荒四起,而元室却仍然纵情挥霍、滥发钱钞,以致「物价腾踊,价逾十倍」。老百姓终于忍无可忍,铤而走险,由白莲教所创立之红巾军大起义爆发了。白莲教原是民间的秘密宗教团体,混合了佛教、弥勒教、明教等内容,鼓吹「明王出世」、「弥勒降生」。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白莲教领袖韩山童和刘福通等拟于永年(今河北永年东南)聚众起事,以红巾为号,以韩为明王。因事机不密,韩山童被捕处死。同年五月,刘福通在颖州(今安徽阜阳)起事,组织红巾军四处攻城掠地。至正十五年(1355年),刘福通迎立韩山童之子韩林儿(?-1367年)为小明王,立国号曰宋,建都于亳州(今安徽亳县),旋又先后移驻安丰(今安徽寿县西南)、汴梁(即开封)等处。从此,倒元之斗争愈演愈烈。

刘福通起事后,各地群雄纷纷响应,起初大多奉韩林儿为主,后来逐渐发展为割据势力。在元末起事的群雄中,最值得注意者是平民出身的朱元璋。他在至正十六年(1356年)攻下集庆(今江苏南京),并以此为根据地,改称应天府。后来朱元璋先后扫平群雄,统一江南各地,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月朱元璋命徐达、常遇春率兵北伐。次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建国号明。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八月,明军攻陷大都,元顺帝北逃,结束了蒙元对中国的统治。以后,逃到漠北的元君臣仍沿用元朝国号,史称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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