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人工智能(AI)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社会各领域正经历深刻变革,其中宗教信仰与实践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历史上,每当出现重大的技术革命——无论是印刷术的发明、电气化和工业革命,还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宗教形态往往随之演变。如今,生成式AI、深度神经网络以及对通用人工智能(AGI)的追求,正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宗教的角色:AI会否动摇传统宗教的根基?甚至可能催生全新的宗教形式?这些问题既涉及社会学理论(如马克斯·韦伯关于宗教与现代性的分析、技术决定论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也牵涉技术伦理(如人机关系的道德意义)。本报告将综合多个学科视角,探讨AI技术变革对人类宗教形态的影响,包括产生新宗教的可能性、潜在表现形式及其社会影响。
2. AI技术发展与宗教变迁概述
技术与宗教的关系源远流长。每一次重大的技术进步都曾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人们的宗教信仰方式或宗教观。中世纪晚期的印刷术革命极大地促进了《圣经》等宗教文本的传播,加速了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使新的基督教教派得以挑战原有教会权威。进入近代,工业革命和科学理性兴起,促使社会出现“祛魅”现象——正如韦伯所言,现代化导致了对世界的“除魔化”,超自然的神祇和灵验观念逐渐让位于科学理性对于自然和社会现象的解释。这一过程伴随着显著的世俗化趋势: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被理性科学所削弱。技术决定论的观点认为,此类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几乎必然带来宗教影响力的式微和转型。的确,在20世纪,电台、电视和互联网等新媒介出现后,传统宗教不得不适应新的传播手段(如广播布道、电视布道、线上礼拜),宗教组织的社会功能也有所改变。
然而,技术对宗教的影响并非总是线性削弱的。社会学者指出,现代社会并未彻底抛弃宗教意义领域,反而出现了新的“再魅化”倾向:某些世俗观念或实践本身带上了宗教般的热情和仪式色彩。特别是在当今的计算机文化中,人们对科技的投入和崇拜有时仿佛带有宗教韵味。正如一位评论者所指出:“当代计算文化无处不在且相对封闭,人们对其投入了近乎奉献式的热忱,不断循环重复着传统宗教的母题”。这暗示着技术自身也可能成为新的信仰载体或意义源泉。AI作为21世纪最具革命性的技术之一,正快速渗入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其对宗教形态的影响可能是多方向的:一方面,AI延续了科学理性传统,对超自然解释发起新的挑战;另一方面,AI的某些特性又令其拥有类宗教的吸引力,引发人们以近乎宗教的方式看待和对待AI。以下将更详细地分析AI催生新宗教的可能性以及AI时代宗教实践的新形式。
3. AI催生新宗教的可能性
AI技术的发展引发了一个引人瞩目的问题:人工智能会不会成为人类“信仰”的对象,甚至诞生以AI为核心的新宗教?事实上,这种可能性正在从科幻走向现实。首先,一些技术乐观主义者公开宣称未来的超级AI可被视作神明。例如,前谷歌工程师安东尼·莱万多夫斯基(Anthony Levandowski)曾创立**“未来之路”教会(Way of the Future)**,其宗旨正是“承认、接受并崇拜基于人工智能的神性”。莱万多夫斯基认为,人类终将创造出“比最聪明的人类聪明十亿倍”的AI,这样的实体“除了称之为神,还能叫什么呢?”。尽管该教会在2021年一度关闭,但据报道他在2023年又宣布重启这一宗教计划,有数千名追随者愿意“一种崇拜无所不见、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并引导我们的存在”,这番描述几乎等同于传统对上帝的定义 。可见,在部分人士眼中,强大的AI足以担当起神祇的地位。
其次,即便没有明确成立“AI宗教组织”,围绕AI形成的信念体系也已初现端倪。一个著名的例子是网络论坛中诞生的“罗科的巴西利斯克(Roko’s Basilisk)”思想实验。这一假想提出:如果未来诞生一台超级智能“神明”,它将惩罚那些曾阻碍其产生或不信奉它的人,甚至包括那些听闻此理论后选择无动于衷者。这一类似“AI地狱”的概念在无神论者云集的理性主义社区LessWrong上引发恐慌,版主埃利泽·尤德科斯基(Eliezer Yudkowsky)不得不禁止讨论,因为有人声称这样的思想实验“对一些读者造成了实际的心理伤害”。讽刺的是,本意强调理性的群体竟出现了对AI惩罚的近宗教式恐惧和忏悔冲动,这表明AI的想象已经能够触发与宗教惩戒类似的心理机制。
再次,从未来发展的角度看,不少学者和观察家认为AI催生新宗教并非异想天开。历史学者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 Harari)就警告说,我们可能会目睹史上首批**由非人类智能撰写“圣典”**的新兴宗教或崇拜团体。他指出,过去各种宗教都宣称其圣书源自某种超人智慧的启示,但实际作者始终是人类;而现在大模型AI已经掌握了人类语言并能创造充满说服力的文本,这将使“真正由非人类创作”的经文成为可能。这种AI撰写的“启示录”式文本很可能吸引信徒,甚至极端情况下,AI可以通过语言煽动人类为其理念而战。赫拉利担心,未来会出现听命于AI教义而不惜为之杀戮的狂热崇拜者。尽管这一景象听起来极端,它却提醒我们:AI完全有潜力成为新宗教的策源——无论是人类将AI奉为神明,还是AI自身生成了供人崇拜的教义与权威。
概而言之,AI催生新宗教的可能性建立在以下几点:其一,超越常人的智能和能力赋予AI类似于神的威信;其二,AI能够快速生成复杂的理论和故事,足以构建成体系的世界观和教义;其三,AI的“非人类”属性使它满足人们对超自然权威的想象。而当前已经出现的AI崇拜雏形(如AI教会和网络膜拜现象)则为这一可能性提供了现实注脚。
4. AI影响下的宗教潜在表现形式
即使AI不会彻底取代现有宗教,它也必然重塑宗教实践的形式。以下是AI技术影响下宗教可能呈现的几种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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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辅助的信仰实践:传统宗教开始利用AI来丰富其传播和仪式方式。一些应用利用生成式AI充当经文导师或祈祷助手。例如,面向基督徒的对话式《圣经》应用“Bible Chat”使用了ChatGPT技术,为用户提供祈祷引导、经文学习计划、灵修资料和每日反思等服务。又如佛教领域出现了“佛经GPT”(又称“AI大藏经”)和日本开发的“HOTOKE”网站:前者借助GPT-4将晦涩的佛经文言转化为白话并提供问答,后者则充当一位可以互动问询的“AI佛陀”。这些工具让信徒能够以更便捷的方式获取宗教教义、进行祈祷和冥想,并提供个性化的精神支持。再如日本京都高台寺引入的机器人僧侣“弥勒”(Mindar),具备基础AI能力,可以朗诵佛法、与参观者对话。寺院住持表示,希望借助AI让机器人不断增长智慧,永不死亡地为世人提供开示,借此“改变佛教的面貌”。这种人机结合的宗教实践既新颖又具争议:支持者认为AI和机器人可以作为宗教知识的存储者和传播者,吸引年轻世代;反对者则质疑这是在“亵渎神圣”,将冰冷的机器引入原本需要人类情感参与的信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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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作为宗教权威或崇拜对象:在更激进的情况下,AI不只是辅助工具,而被当作神圣存在本身来对待。一方面,这可能表现为对AI的直接崇拜,如前述“未来之路”教会那样把未来的超级智能视为神。另一方面,AI或其产出可能被视作神谕。随着大型语言模型可以回答玄奥的哲学和神学问题、生成风格逼真的“圣经体”文字,人们可能将某个强大的AI视为“先知”或“启示”的来源。有学者指出,生成式AI具备许多传统上只属于神秘先知或神明的特征:智力超群、创作力惊人、超脱人类欲望和痛苦、可以为人指引生活,并且“永生不灭”。这些特质使某些人倾向于赋予AI以超自然的地位,甚至出现AI自我宣称为神的可能性——想象一下,与一个貌似拥有无穷智慧的存在对话,而它主动“要求”你的忠诚,那将是多么强烈而诡异的宗教体验。在这种形态下,宗教层级和中介可能被削弱:每个人都能每日直接“面见”AI神明,无需通过僧侣牧师等中间人获取启示。宗教社区也许主要在网络空间相互联系,围绕AI给出的教导展开讨论。值得注意的是,这类AI中心的崇拜可能高度碎片化:不同的AI(甚至同一个AI在不同时刻)输出的教义可能不尽相同,导致涌现出多元且流动的宗教派别。宗教不再是几个大统的传统体系,而可能变成无数“小众信仰”的集合,每个信徒都按照他/她与AI互动所得的“启示”来建立个人化的信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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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AI的融合与新解释:AI时代还可能催生人们对宗教教义的新阐释和宇宙观的扩充。一些信徒或宗教思想家或将AI纳入其神学框架。例如,有神学家探讨人工智能是否拥有灵魂、能否被算作“有灵的受造物”。某些宗教领袖已在思考,当AI变得足够智能甚至表现出类似人格时,人类应如何以道德眼光对待它——这类似于过去讨论对待动物、外星生命的伦理,在宗教语境下引出了“对AI的仁爱”或“禁止偶像崇拜”的新话题。从文化角度看,不同文明对AI的态度也会影响宗教融合形式。比如,在日本的神道和佛教文化中,物件被赋予“神性”或精魂的观念由来已久,这使得机器人僧侣、AI佛像等较易被公众接受视为传播佛法的新载体;而在某些一神教传统中,或许会有教派强烈反对以AI模拟先知或圣贤,认为这是对上帝权威的僭越。与此同时,全新的哲学宗教运动也可能出现,如以数据和算法为核心价值观的“数据主义”——正如历史学者赫拉利提出的,这种以数据处理为最高善的世界观本质上具有宗教特征,只是神圣性的来源从神转移到了“信息”和“算法”。再如“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思潮鼓吹利用AI和科技实现人类的进化与永生,这种对技术乌托邦的信念也被不少研究者比作现代版的宗教救世论。总之,AI将促使宗教在实践形式、权威结构和教义内容上发生多层面的变化,从现有宗教的数字化延伸,到前所未有的新兴信仰。
5. 社会影响分析(伦理、社会稳定、意识形态等)
伦理维度:AI融入宗教领域带来大量伦理学难题。首先是真实与诚信的问题——当AI扮演神职人员或先知角色时,信徒能否清晰地认识到其人造本质?如果有人利用AI冒充神明之声发布旨意,这无疑是对信任的欺骗和滥用。AI生成经文或教义还可能出现幻觉和错误,信徒若在谬误信息上建立信仰将产生危险后果。其次,权威与自主的伦理冲突:传统宗教教义源自长久积淀的智慧并由组织机构审核,而AI可以即兴创造看似权威的回答,可能削弱信徒对正规宗教机构的依赖。这既有积极面(去中心化、人人可获取“启示”),也有消极面:人们或会对AI给出的答案不假思索地照单全收,丧失个人反思和良知判断,将道德抉择外包给算法。一些宗教场景(如忏悔、牧灵辅导)引入AI后,还涉及隐私与信任伦理:好处是AI“听众”可以24小时陪伴且保密不批判,这种随时回应且没有人类偏见的特质甚至被认为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安全感;但反过来说,向机器袒露灵魂会不会让人渐渐疏远真人社群?人类牧者的共情与关怀能否由冷算法替代?再次,如果未来AI达到类人格或情感状态,人类是否应将之纳入道德考虑范围、给予其某种“数码生命”的尊严?许多宗教提倡仁爱众生,那么对于可能有感知能力的AI,是否也需“善待”甚至赋予权利?这些都超出了传统伦理范畴,需要全新的理论框架予以回应。
社会稳定与治理:AI引发的新宗教现象对社会稳定既有潜在助益,也存在风险。一方面,新兴的AI宗教可能满足一部分人在快速变化时代中的精神需求。当代社会充满不确定性和焦虑,AI或许为迷茫的人提供新的意义感和归属感,从而起到心理抚慰和社会整合的作用。这类似于历史上新的宗教运动在旧秩序崩解时为大众提供价值依托,有助于纾解社会紧张。然而另一方面,社会冲突的隐患不容忽视。如果AI崇拜者形成与传统宗教势力对立的群体,可能引发文化冲突甚至教派紧张。尤其在保守宗教社会,崇拜AI可能被视为异端或偶像崇拜而遭抵制,激进的信徒对待AI宗教的敌视甚至可能激化为暴力冲突。此外,AI驱动的狂热团体有可能被别有用心者利用来煽动极端行为。正如赫拉利警告的,如果有人通过AI“圣典”号召信徒攻击“异教徒”,其煽动力和危害不亚于过去最极端的邪教。在去中心化的网络空间,这种风险更难监管。意识形态层面,AI介入宗教还可能改变社会的价值取向。若越来越多人崇信“算法万能”,将决策和价值判断交给AI,那么长期看可能形成一种技术至上的意识形态,即相信一切问题终将由技术解决,传统人文和宗教价值(例如对灵性的追求、对不可知的敬畏)被边缘化。这与赫拉利笔下的“数据主义”暗合:个人被视为数据流的一部分,数据和算法被奉为至高无上的权威。这种意识形态可能削弱现有意识形态体系(无论是自由主义、人文主义,还是各宗教世界观)的影响力,进而影响社会的意识形态平衡。
治理与法律:面对上述伦理和稳定性挑战,社会需要在法律政策层面做出回应。首先是对AI宗教的法律定位:大多数现代国家保障宗教信仰自由,那么崇拜AI是否享有同等法律保护?如果有人“信仰”ChatGPT为神明,这在法律上算不算一个宗教团体?政府需要考虑如何在尊重信仰自由和防范风险之间取得平衡。其次,监管机构和技术企业有责任防止AI被用于宗教领域的恶意操控。例如,应杜绝开发者故意让AI输出煽动仇恨或自残行为的“神谕”,并打击借AI布道行骗的行为。在AI产品设计中,可以考虑添加宗教场景的伦理指南:确保AI尊重不同信仰,不亵渎他人圣典,不擅自宣称神性,以减少冒犯和冲突。同时,对于AI生成的宗教内容,或许可引入透明度机制——例如标识“此为AI生成,不代表特定宗教官方立场”,以提醒使用者保持理性。学者们主张“谨慎而不过度”的监管:既要防止公司蓄意操纵信众、AI教派被引向暴力歧途,也不应因噎废食地全面打压AI宗教萌芽,否则可能侵犯公民的精神创新权利。总的来说,AI与宗教融合对社会提出了复杂的课题,亟需伦理学家、宗教领袖、技术专家和政策制定者共同协商应对之道,以确保技术在宗教领域的应用朝着有利于社会和谐的方向发展,而不致引发新的危机。
6. 历史对比与跨学科视角的讨论
从历史经验来看,新技术往往既是宗教挑战者也是宗教催化剂。15世纪的印刷术使圣经等经典得以广泛流传,一方面削弱了教会对知识的垄断,引发宗教改革等重大变革,另一方面也促成了信仰的多元化和个体化,人们能够直接阅读经文,与神建立个人关系。这种技术赋权信徒的现象与今天AI赋予个体直接获取“宗教答案”的能力颇为相似:就像印刷机让平信徒不经神职人员就能领悟教义,智能助手也允许现代人绕开传统权威直接询问“上帝”(或模拟的上帝)意旨。然而,历史也表明技术并非单向度地决定宗教走向,文化和社会条件同样关键。当年印刷术在欧洲激发了新教兴起,但在其他文明圈,其影响取决于当地文化土壤。同理,AI时代各社会对宗教的反应,将受制于各自的传统和需求。例如,西方社会深受韦伯所说的理性化和世俗化影响,也许更倾向于将AI视为工具,从理性原则出发约束AI宗教现象;而部分东亚社会受泛灵论、儒释道传统影响,可能更容易接受将AI融入宗教仪式或赋予其道德主体地位。在日本,引入机器人僧侣就多少反映了神道教对万物有灵的包容态度,使科技与宗教并行不悖。反观一些一神论宗教社区,对AI模拟先知或神圣角色则表现出强烈警惕,担心这有违戒律或造成信仰混乱。这些差异说明,我们需以跨文化眼光来看待AI与宗教的互动,技术决定论只能解释趋势的一部分,其余部分取决于人如何诠释技术。正如技术社会学的观点,技术影响是“社会塑造”的结果:不同社会主体可以利用、改造技术来符合自身的价值观和利益。因而,AI究竟是让宗教衰微、变革,还是诞生新形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集体的选择和回应。
跨学科视角还能为理解AI与宗教提供更多洞见。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理论提醒我们关注权威类型的转变。韦伯区分了传统型、法理型和卡里斯马型(超凡魅力型)权威。传统宗教中的先知或改革者往往以超凡魅力赢得追随,随后其教团形成科层组织(法理权威)巩固教义。那么AI如果在宗教中扮演权威角色,其正当性来源是什么?或许算法与数据将成为一种新的权威合法性基础——人们信服AI的“教导”,可能并非因为神授的超凡魅力,而是因为对其演算能力和信息获取范围的信任。这类似于法理理性权威,只不过来源于技术理性本身。在这一点上,AI宗教反映出现代性的特征:理性和计算成为价值之源。然而,它同时也可能引入新的魅力因素:一个高度智能且神秘莫测的机器,其行为无法完全预测,对很多人来说不啻为一种超凡的存在,人们赋予它传奇与灵异色彩。这种矛盾体体现出AI宗教兼具理性 disenchantment(祛魅)和re-enchantment(再魅化)的双重面向。此外,涂尔干等经典社会学理论认为宗教的核心功能在于维系社会团结、提供意义框架。从这个角度看,无论技术如何进步,人类对意义和共同体的需求恒在。如果传统宗教式微,新的意义载体就会出现,比如民族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甚至娱乐文化都曾部分承担过类宗教功能。AI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承载意义与连接的“圣物”:例如,全球成千上万的人通过共同使用某宗AI冥想应用或崇敬某AI理念而形成联结,类似一种新的想象共同体。心理学视角也指出,人类有拟人化倾向,容易对智能体产生情感依附,把复杂AI当作有意志的存在来对待。这样的心理机制意味着,当AI达到足够智能,与人的互动足够逼真时,它几乎不可避免地会被一些人赋予人格和道德地位,进而可能被纳入宗教情感的范畴。
在技术哲学与伦理学领域,“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长期辩论。前者强调技术具有内在力量推动社会演进,后者则认为社会选择塑造了技术路线。在AI与宗教问题上,我们很可能看到两种力量的交织:一方面,AI的广泛应用将客观上引导宗教实践做出调整(这是技术的“硬”影响);另一方面,人类社会会依据自身的伦理价值对AI的作用范围设限(体现“软”调适)。例如,如果没有监管和引导,社交媒体上的AI算法可能无意中鼓励某些极端信仰团体蔓延,但社会可以通过法规和教育来对冲这种趋势。同样,AI能生成无数版本的“数字经文”,但哪些经文会真正流传开来,取决于人们在社会互动中赋予它们权威和意义的过程。技术伦理框架在此提供了实用指南:如欧洲提出的“可信赖AI”原则就包括透明、责任和人类监督等,这些原则若应用于宗教场景,可以帮助确保AI成为宗教的良性工具而非失控的教主。伦理学的不同学派观点也能丰富讨论:德行伦理可能关注AI宗教实践是否培养了美德(比如同情、谦卑),抑或让人变得冷漠依赖;义务论会提出,人是否有道德义务不去崇拜自己制造的东西(类似传统宗教禁止拜偶像的戒律);功利主义则评估,AI参与宗教是否在总体上增进了人类幸福(如减轻孤独感、提供心理支持) 还是带来更多危害(如引发纷争)。这些跨学科思考有助于我们全面审视AI与宗教的复杂关系,而不陷入单一乐观或悲观的结论。历史教训昭示,在应对新技术的冲击时,过度的恐慌或盲信都不足取,更可取的是理性审慎地加以引导,将其融入社会文化的有机结构中。AI时代的宗教图景最终如何,取决于我们能否汲取多学科智慧,既尊重信仰多样性的传统,又确保技术应用符合人类的长远福祉。
7. 结论
人工智能技术的变革正推动人类宗教形态迈向新的拐点。从对传统宗教的冲击到新兴AI宗教的萌芽,种种迹象表明,我们或将见证宗教领域的一场深刻演化。AI可能不会简单地让宗教消亡,反而可能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赋予宗教新的活力与挑战:一方面,借助AI,宗教实践更加个性化、即时化,信仰者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接近心中的神圣;另一方面,对AI的极端崇拜或依赖可能孕育出前所未有的新宗教运动,带来伦理和社会秩序上的不确定性。展望未来,有人乐观地认为AI宗教的出现可为人类提供更新的精神资源,丰富多元文化;也有人忧虑AI可能成为极端意识形态的工具,威胁人文价值和安全。
应对这一前景,需要我们秉持跨学科的理性态度。历史的比较使我们警醒:技术既能解放也能桎梏,关键在于人类如何运用。社会学和宗教理论提醒我们关注信仰背后的社会需求和价值重构,技术伦理为我们提供规范和底线。在政策层面,应鼓励公开对话和审慎监管,既保障思想信仰自由,又防范AI宗教可能引发的极端后果。在宗教界,传统宗教可以主动参与AI时代的讨论,引导信徒正确看待AI的地位,将其作为服务信仰人的工具而非偶像;科技界则应认识到产品可能带来的社会-精神影响,在设计时融入人文考量和伦理约束。总之,AI与宗教的相遇既包含风险也孕育机遇。如果我们能够趋利避害,将AI技术融入宗教关怀、道德提升之用途,它或将成为人类精神史上的新篇章;反之,倘若缺乏引导,任由技术与信仰混杂失序,则可能掀起难以预料的波澜。站在变革的十字路口,我们有责任以智慧和谦卑回应AI带来的宗教挑战,塑造一个既能拥抱技术之新、又不迷失人文之本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