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红梅：第三章第三节从探寻自我到生命共同体的身份认同

第三节从探寻自我到生命共同体的身份认同

客居欧洲的海明威先后创作了《太阳照常升起》《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等作品，他对自我身份的认同转向人类共同体，并最后升华为生命共同体。

一、赶赴一战的志愿者：美国国民爱国情怀的社会身份定位

爱国是小说《永别了，武器》男主人公弗雷德里克·亨利以及作者海明威自我身份建构的重要部分，是亨利以及作者海明威身份外化的体现。爱国既能够满足男性英雄身份正义性的建构，又能体现个体在群体中寻求身份归属感的青春诉求。青年时期的海明威及其笔下的亨利注重自我表达，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视爱国为彰显硬汉精神并实现个人价值的重要途径。这里，“爱国”指以美国政治文化为标准的行为和思维方式，包括美国人的政治理念、经济利益和生活诉求等。1917年4月6日美国审时度势地以德国实行“无限制潜艇战”为借口，宣布对德开战。这彻底改变了海明威的命运，而《永别了，武器》中男人主人公亨利的命运就是海明威及其那一代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青年人的人生写照。

《永别了，武器》的男主人公亨利在幻想与爱情热情的激发下，自愿从美国远赴欧洲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亨利来自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认为美国参战是正义之举，一个美国青年人就应该对国家有强烈的责任感，要富有爱情热情，要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国牺牲、为国奉献，这也是美国公民应尽的义务。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在未踏上欧洲大陆之前，战争是“光荣、荣誉、勇敢或神圣”的象征，对战争的憧憬也停留于想象之中。

关于亨利的爱国情怀在小说中虽然只有散点的描述，基本上也都以侧面描写为主，但所涵盖的信息量却不小，且意味深长。其一，通过意大利人对美国以及亨利参战行为的认同，来间接肯定亨利的爱国情怀。在意大利人看来，美国的参战之举是正义的。在亨利和意大利军人讨论关于战争的话题时，具体到亨利，“你是个外国人，还是个爱国人士。”[1]亨利之所以被称为爱国人士，基于意大利人与美国趋同的政治立场。而政治立场的背后是美国的经济利益。20世纪初的美国正处于经济发展不断攀升的阶段，一战期间它担心协约国如果战败，美国对欧洲的贷款就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为何美国如此惧怕经济损失？实际上，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经济就已经独占鳌头，即使盛极一时的德国也对美国的迅速崛起非常介怀。据统计，1913年美国的经济总值大概为390亿美元，德国的经济总值只相当于美国的46.92%，仅为183亿美元；老牌帝国英国的经济总量为161亿美元，只相当于美国的41.28%。亨利作为美国公民，作为渴望成为英雄的美国青年人，他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作为自愿者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维护美国经济和政治利益，这就是爱国行为的体现。

其二，通过朋友以及家人对亨利行为的认同，间接肯定亨利的爱国情怀。亨利最初来到战场，就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他在给好友威尔逊写信时，他一开头就用“哈哈哈”这样的词汇。小说中亨利提到爷爷时，很自豪地宣称爷爷以“爱国”来评价自己。“我要从我祖父的户头上开一张即期汇票，我说。一张什么？一张即期汇票。他来付款，否则我得去坐牢。银行的肯宁先生经办此事。我就靠即期汇票过活。做祖父的怎么忍心让一个爱国的孙子去坐牢呢？”[2] 即使他跟凯瑟琳谈恋爱时，他也坦然接受爷爷的资助。“爷爷来了一封信，说了家里的事情，鼓励我爱国的信念，还有一张两百美元的汇票，几张简报。”[3]还有一次，亨利在谈到他寄往美国的欧洲战区明信片时，他说：“这些明信片到了美国一定行，又新奇又神秘。”[4]在美国本土的民众看来，战争带着遥远、新奇、神秘而神圣的光环，尤其是对于志在成为英雄的美国青年来说，正义似乎属于美国人，属于在战争面前热血沸腾的青年军人。

亨利的爱国情怀其实是作者海明威自我价值追求的体现。从小就有英雄情结的海明威，从军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早在美国对德宣战之前，海明威就有参军的意愿。1917年10月他在写给艾沃瑞的信中便透漏：“我不久之后打算到加拿大军队中去服役，只不过可能要等到春天。‘我和死神有个约会，当春天带来忧郁而清朗的日子’，说实话我一刻也不想再留在这里工作了，那里的加拿大长官都是我的朋友，所以我打算加入那个军队中。”[5] 但是，这次加入加拿大军队的愿望，由于父母的强烈反对，海明威并没能如愿。

在对德宣战之后，美国开始利用各种媒体在青年人中间广泛宣传对德宣战的正义性，以“加入我们的行列”“美国陆军需要你”“醒来,美国! 世界文明在呼唤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帮助红十字协会”“对待敌人就是要简单粗暴！加入美国坦克兵团”“饥饿让人陷入疯狂，美国的食物可以拯救世界”和“如果你不能投入战斗，那么请投入资金。购买自由公债，用美金防卫国家”等宣传口号营造了一股狂热的战争氛围，激发了美国青年人对战争的热情，对国家的热爱，对正义的维护和勇于奉献的牺牲精神。很多青年人心中充满了对战争的渴望，渴望走上战场，渴望赢得荣誉。因此，很多美国青年人自愿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自愿远赴海外“保家卫国”，这股热情也点燃了海明威的家乡——橡树园镇青年的参军热潮。当地报纸对参军经历的描述十分具有号召力与鼓动性，“每一个曾服过役的人都渴望重返战场……老兵们一谈到他们的从军生活便眉飞色舞，现在入伍的青年将比他们的同伴获得更丰富的阅历，有生之年他们都可以从回忆军旅生活中得到无穷的快乐。”[6]橡树园还举行了盛大的征兵集会，“美丽的美利坚”的歌声此起彼伏，100多个青年响应号召积极报名入伍，有的青年为此推迟了上大学的日期，有的青年甚至还为此推迟了结婚日期。海明威也被这股巨大的热情所燃烧，他在给玛瑟琳的信中写到：“我们都像妈妈那样视力不好，但是我无论如何也要到欧洲去。我不能眼看着这么壮观得一场戏在轰轰烈烈进行，而自己只当个旁观者。”[7]海明威如愿以偿地成为一名军人，美国在纽约为他们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和欢送仪式，威尔逊总统和夫人亲自出席，海明威“简直激动得要发狂”。

1918年5月23日海明威终于来到法国，然后再转到意大利的米兰正式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被编入第四纵队，在战场上负责把伤员从前线转移到后方。在运送了三个星期的伤员后，他奉命到供应站工作，负责向战场上的军人发放烟、糖果、咖啡等食物以及明信片、钢笔、信纸等生活用品。海明威的经历在《永别了，武器》的亨利身上再现了，亨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志愿参加红十字会，并成为一个驾驶救护车的军人，在意大利北部战线上负责抢救伤员。对此，1919年3月3日海明威在给美国红十字队队长詹姆斯•甘布尔的信中写到：“我很爱国，并且愿意为这个荣耀的国家牺牲自己。”[8]

二、世界公民身份的求索：从个人主义到人类共同体思想

早在二十年代海明威旅居法国时，他就十分喜欢西班牙，经常去捕鱼、看斗牛。海明威认为，“西班牙是所有国家中最棒的一个。它未遭破坏，有着自然之美。它有着难以置信的坚韧和神奇。”[9]1936年初，西班牙似乎迎来了民主的曙光，西班牙人民阵线联盟获得了竞选的胜利，并组建了联合制政府。但是联合执政府无法对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局势做出清晰、精准的判断，更无法采取相应的政策与措施，这导致国内出现了各种反政府势力，他们在国内煽动暴乱。7月份由于弗朗西斯科•佛朗哥趁着政局动荡之际，在摩洛哥发动了反政府的叛乱，西班牙内战爆发了。西班牙内战之所以成为当时欧美各国关注的焦点，很大程度与复杂的国际形势息息相关。内战看似西班牙内部问题，实际欧美各国都参与其中。墨索里尼与希特勒式佛朗哥反叛政府的坚定后援，前苏联则力挺共和政府，法国、美国和英国宣布武器禁运，并对其它国家的做法表达抗议。彼时，西班牙已然成为世界各国军事实力的角斗场，西班牙内战实质上已演变为法西斯势力阴谋颠覆民主政府的战争。

对于法西斯主义海明威的态度一向是鲜明的，那就是将反法西斯运动坚持到底。在第二届美国作家会议上，海明威做了主旨发言。他说: “真正的好作家在任何政府形式下都能够有所作为，只有一种除外，那就是法西斯主义。因为法西斯主义是恶棍撒谎。不愿意撒谎的作家无法在法西斯制度下生活和工作。法西斯主义者在战场上受到打击，便屠杀老百姓，并引以为荣。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行为是强盗行为。只有一个办法能制服法西斯主义，那就是击败它。”[10] 身在美国的海明威十分渴望参加这场战斗，他在给马克斯•铂金斯的信中，写到：“我非常痛恨自己没能亲临战争，这对一个作家的创作来说，是多么惨痛的损失。那个国家的土地、人民以及根底深厚的文化氛围，都让我为之倾倒。平凡的生活使我感到了心灵上的空虚，无所事事真让我体验到了精神颓废的滋味——又苦又涩，我衷心期待着踏上那片国土。”[11]1937年应北美报业联盟的邀请，海明威回归到战地记者的身份，先后四次远赴西班牙前线，报道西战地新闻与采访。并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创作了长篇小说

《丧钟为谁而鸣》出版之后，很受读者欢迎，第一版就销售7，5000册。评论界对这部小说的观点也陷入两极。一种观点认为，海明威摆脱了三十年代的创作的低谷期，《丧钟为谁而鸣》是他创作生涯的转折点，并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另一种观点恰好相反，认为这部小说乏善可陈。最尖锐的评论来自西班牙本土，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评论家阿图罗•巴雷亚认为，“读了《丧钟为谁而鸣》，你确实能了解西班牙性格和生活的某些方面，但是你对更多的方面会发生误解，而这更多的方面是更为重要的方面。”[12]其实对于海明威而言，作为他自我流放生涯的一个重要阶段，这部小说是否能真切还原西班牙内战的真相或许并不那么重要。也许比较重要的是，他能走出父亲自杀、自我迷惘、悲观的情绪，把个体投入到社会或人类的群体之中，体现人类共同体意识，从而达成了社会身份的认同。

《丧钟为谁而鸣》的乔丹不仅是典型而又成熟的海明威式硬汉形象，而且他的思想境界也从海明威前期人物形象的个人主义升华到人类共同体思想。

《太阳照常升起》的杰克和《永别了，武器》的亨利都是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志愿者，虽然他们身上也有为国家、为正义而战的行动力与勇气，但个人主义英雄气质更为浓厚一些，且充满了无法排解的迷惘与无助，似乎很难与外界达成和解与共识。《丧钟为谁而鸣》的主人公乔丹的思想意识比《太阳照常升起》的杰克和《永别了，武器》的亨利有进一步地提升，他不是为了实现个人英雄主义理想，也并非为了自己的祖国，他是一个国际主义反法西斯战士，他是“为人类的生存而奋斗”的英雄。“它（《丧钟为谁而鸣》）不仅是有关作战的，更有着道德方面的寓意。”[13]

首先，从奋斗目标来看，乔丹有极为清晰而又确定的奋斗方向——更多人的自由，全人类的自由。《太阳照常升起》中的杰克参战是寻求英雄身份的自我认同，《永别了，武器》中亨利参战的动力来自“光荣、荣誉、勇敢或神圣”的荣誉感与责任感。更重要的是，无论是杰克还是亨利,他们都更在乎的是自己，他们总想从社会中逃离，个人主义成为他们的枷锁，阻断了他们的成长。而乔丹则打破了个人主义的枷锁，完成了这种成长。为了西班牙民主事业主人公乔丹甘愿牺牲自我,是丢弃个人主义，从个人的小世界奔向社会大舞台的典型形象。乔丹的奋斗热情源自他远大的理想，他要“为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鞠躬尽瘁”。在个人身份与群体认同之间，乔丹选择群体认同。他的理想不仅带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而且还带有社会主义思想倾向，他“反对所有暴政，为你所信仰的一切，为你理想的新世界而斗争。”[14] 乔丹已经把自我融入整个共和事业之中。他之所以能把其他游击队员团结起来，去执行他的炸桥任务，就是被他远大的共和理想所感召。正如海明威向编辑柏金斯阐释的那样：“这本书的重点是大地永远长存——我对大地十分热爱和崇拜……我并不要使这本书成为空洞或辛辣的讽刺，而是要写出一部以永恒的大地为主人公的该死的悲剧。”[15]

其次，就情感与义务之间的关系而言，乔丹认为情感与义务并非对立，他以博爱将情感与责任、义务融为一体。在《太阳照常升起》中，男主人公杰克一直为在战争中失去男性生殖力而痛苦彷徨，他想爱而又无能为力，自卑到帮自己爱的女人介绍男友。在《永别了，武器》中，男主人公亨利受伤后，他因看清战争的残酷本质，把对凯瑟琳的爱情看作是逃离战争的世外桃源，情感与他作为军人的义务之间发生矛盾冲突时，他选择了爱情，放弃了责任与义务。而在《丧钟为谁而鸣》中，乔丹似乎并不认为他的爱情无法与事业共存，两者是可以统一的。因此，他的爱不是狭义的男女之爱，不是狭隘的个体之爱，而是已经升华为人间大爱——博爱。乔丹曾经对马莉亚说: “说真的，我的志向历来非常纯正。我干了很多工作，现在爱上了你……我爱你，就像我爱我们为之奋斗的一切。我爱你，就像我爱自由、尊严和所有的人都有工作而不致挨饿的权利。我爱你，就像我爱我们所保卫的马德里，就像我爱所有那些已牺牲的同志。”[16]乔丹和马莉亚的爱情建立在共同革命事业的基础之上，他们为了崇高的共和理想而努力奋斗、并肩合作。他们所追求是为西班牙人、为更多民众争取自由、平等和幸福的博爱。因此，在乔丹即将牺牲时，他认为自己这一生过得很值得。“我为自己信仰的事业至今已战斗了一年。我们如果在这里获胜，在每个地方就都能获胜。世界是个美好的地方，值得为之战斗，我多么不愿离开这个世界啊。但你很幸运，他对自己说，度过了这样美好的医生。你度过的医生和你祖父一样美好，尽管时间没有他的那么长。凭着最后的这几天，你度过的一生比谁的都不差。你不必抱怨，因为你是这样的幸运。”[17]

作为一个美国人，乔丹把自己生命献给了西班牙，献给了伟大的共和事业、反法西斯斗争，乔丹的奉献与博爱，体现了海明威的人类共同体思想。在扉页上，海明威引用了约翰·多恩的一段名言，表明了小说的主题。“谁都不是一座孤岛，自成一体; 每个人都是欧洲大陆的一小块，那本土的一部分; 如果一块泥巴被海浪冲掉，欧洲就小了一点，如果一座海岬，如果你朋友或你自己的庄园被冲掉，也是如此; 任何人的死亡使我有所缺损，因为我与人类难舍难分; 所以千万不必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 丧钟为你而鸣。”[18]在海明威看来，每块土地都是地球家园的一部分，每个个体也都是人类的一分子；人类有“小我”，也有“大我”；而“小我”走向“大我”才是人类发展的正确方向。这标志着海明威的已经从“美国公民”变成“世界公民”，从个人主义转向民主主义、国际主义。

海明威思想的转变与当时美国的文化语境、自我成长息息相关。1929年美国爆发经济危机，史称“大萧条时期”。这场经济危机不仅使美国经济陷入困境，而且使美国人的精神也陷入迷惘与绝望之中。而经济危机的爆发，让人们认识到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价值及其科学性，共产主义成为一部分知识分子探索的方向，带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左翼文学在美国也成为主导流派。当时“向左转”成为美国知识分子的一股潮流，海明威可能也会深受影响。在《丧钟为谁而鸣》中，乔丹在表达中多次用到了“同志”“革命事业”这一类左翼言语。对此，有学者认为，海明威的思想有左倾态势，也有学者则认为，海明威的观点大都来自美国总统杰斐逊起草的《美国人权宣言》。其实，海明威的思想转变到底从何而来，是很难有一个定论的。但是，对于文学创作而言，海明威思想的变化轨迹还是有作品可以证实的。早在1937年海明威思想转变的痕迹，已经在《有钱人和没钱人》出现了。这篇小说的男主人公哈里·摩根是一个胆大、冷静而又颇有心机的渔民，他走的路完全跟乔丹相反。为生活所迫，他下海走私，却被打断了一条胳膊。他不信任任何一个人，全凭自己讨生活。他感觉不公，他就反抗，结果却被人打死了。他临终时幡然悔悟到：“光杆儿一条，不管是怎么样的人，根本他妈的干不成事。”海明威通过摩根的一生，从反面强调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很难走向成功，而团队合作、集体力量才是一个人走向成功的途径。20年代个人主义的倾向已经出现了拐点，这也为《丧钟为谁而鸣》的人类共同体思想奠定了思想基础。

20世纪20-30年代，海明威在美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之间来回穿梭，战争成为这一时期创作的主要题材。反战的思想一直贯穿在《太阳照常升起》《永别了，武器》和《丧钟为谁而鸣》之中，这也是他战争题材小说的额主旋律。但是，海明威对自我和世界之间关系的认知，却在不断的升华，从个人主义到反法西斯的人类共同体思想，海明威也从迷惘、绝望走向新生。

三、从世界公民的身份认同向生命共同体的转向

很多评论认为，《老人与海》是一部描述人与自然关系的作品，仿佛与社会身份的认同毫无关系。瑞典学院的常务秘书安德斯•奥斯特林说在阐述海明威获奖的原因时，说:“《老人与海》是体现他这种叙事技巧的典范。这篇故事讲一个年迈的古巴渔夫在大西洋里和一条大鱼搏斗,给人以难忘的印象。作家在一篇渔猎故事的框架中,生动地展现出人的命运。它是对一种即使一无所获仍旧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的讴歌,是对不畏艰险、不惧失败的那种道义胜利的讴歌。故事富有戏剧性的情节在我们眼前渐渐展开,一个个富有活力的细节积累起来,产生了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19]其实，仔细阅读作品就会发现，桑提亚哥一直把身边以及渔村人是否认同他，看得很重要，甚至会把大家对他的态度与评价看作是自我认同的尺度。“无论是主动追求还是被迫塑造，有限制的身份认同几乎总是建立在一种对‘集体记忆’的呼唤之上。”[20]小说一开篇就展现了桑提亚哥的困境，老人至今八十四天也没逮住鱼，玛诺林也离开了他，他处于失败的困境之中，“帆上用面粉袋片打了些补丁，收拢后看来像是一面标志着永远失败的旗子。”[21]面对桑提亚哥的失败，“他们坐在饭店前的露台上，不少渔夫拿老人开玩笑，老人并不生气。另外一些上了些年纪的渔夫望着他，感到难受。不过他们并不流露出来，只是斯文地谈起海流，他们把钓索送到海面下有多深，天气一贯多么好，还谈起他们的见闻。”[22]对于周围人或嘲笑或同情的态度，桑提亚哥虽然不生气，但是很在意他也希望自己能像其他渔夫那样，把捕到的大马林鱼送到哈瓦那市场，他渴望得到社会的认同。我们发现，在桑提亚哥的温饱难以保障的同时,他的心理与精神也正受到极大的冲击,受到了强烈的刺激。他不甘于处于这样的窘境之中，这也与年轻时他得到的社会身份认同度差距实在太大。

（一）狮子、迪马吉奥与社会身份认同的追求

桑提亚哥年轻时是一个力量型的强者，一个大家公认的冠军，其社会身份的认同度较高。十几岁时他已经成为水手，去过非洲，也见过狮子。他还是手劲比赛的冠军，在卡萨布兰卡他曾经跟码头上最强壮的人进行手劲的较量，比赛整整进行了一天一夜，桑提亚哥凭借勇气、信心、意志和能力最终获得了比赛的胜利。“对身体的崇拜和对体育伟大性的确认都是威权体制的特征。体能完备的男女往往等同意识形态的完成，他们所表现出的纪律或者被强加的纪律成为全社会所期望的纪律表率。”[23]他是体力与意志力的强者，桑提亚哥的社会身份得到认同。桑提亚哥年轻时较高的社会认同度与他窘迫现状形成鲜明对比的同时，为他最终能征服一条超大的马林鱼埋下伏笔，也照应了反复出现在他梦中的“狮子”以及经常想起棒球冠军迪马吉奥。从这个意义上，狮子和迪马吉奥都象征着桑提亚哥对社会身份认同的追求。

“狮子”在小说中出现了五次，顾尔科教授认为,海明威把桑提亚哥与狮子联系在一起,“为老人增添了英雄的成份。即使时运不济,他也是勇敢的。”[24]第一次狮子出现在桑提亚哥与玛诺林之间关于棒球赛的对话中，“我像你这个年纪，就在一条去非洲的横帆船上当普通水手了，我见过狮子在傍晚到海滩上来。”[25]在这里海明威把桑提亚哥最崇拜的棒球队员迪马吉奥与狮子并列在一起，隐喻老人桑提亚哥对重拾当年雄风、再续辉煌充满了强烈的主观意愿，他想做回一个强者，一个最棒的渔民，继续得到社会身份的认同。“老渔夫一再梦见狮子,象征着他对力的追求、对强者的向往”。[26]

随着情节的推进，以捕鱼为线索，狮子又分别出现在捕鱼之前、捕鱼过程中、捕鱼之后桑提亚哥的梦境中。捕鱼之前，“他不再梦见风暴,不再梦见女人,不再梦见伟大的事件,不再梦见打架,不再梦见角力，不再梦见他的妻子。他如今只梦见一些地方和沙滩上的狮子。它们在暮色中像小猫一般嬉耍着,他爱它们,如同爱这孩子一样。”[27]塞尔吉奥•博卡兹教授认为，“海明威借助海洋和沙滩上玩耍的幼狮,在描写失乐园的过程中实现了崇高美的象征”。[28]聂珍钊则将认为，“狮子表达的象征涵义并非老人的英雄品质或硬汉精神,而是老人的丛林法则意识。”[29] 如果从桑提亚哥的心境来看，梦境中小猫、狮子与孩子意象的叠加，实际上象征老人对青春时代的热爱，对重返青春的渴望，因为那时他达到一生中得到社会认同度的顶峰。

捕鱼过程中，当他疲劳到没有力气的时候，他想到了迪马吉奥。“他想。但是我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对得起那了不起的迪马吉奥，他即使脚后跟长了骨刺,在疼痛，也能把一切做得十全十美。”[30]他以迪马吉奥的精神激励自己。当桑提亚哥与大马林鱼都极度疲惫，处于休战状态的时候，桑提亚哥再次梦到了狮子。“在这以后，他梦见那道长长的黄色海滩，看见第一头狮子在傍晚时分来到海滩上，接着其他狮子也来了，于是他把下巴搁在船头的木板上,船抛下了锚停泊在那里，晚风吹向海面，他等着看有没有更多的狮子来，感到很快乐。”[31]这个梦境中的狮子隐喻桑提亚哥英雄力量的回归，而他等着更多的狮子来则似乎暗示着他的能量会越累积越多，成功即将到来，“狮子为老人的搏斗提供了一种英雄的视角”[32],这个情境充满了老人对社会身份得到认同的信心。

捕鱼归来后，小说的最后一句话，“在大路另一头老人的窝棚里，他又睡着了。他依旧脸朝下躺着，孩子坐在他身边，守着他。老人正梦见狮子。”[33]与前两个梦境有所区别的是，海明威没有描述狮子出现的具体姿态与场景，而只是以第三人称叙述，一带而过，简洁而有力。更耐人寻味的是，原文“the old man was dreaming about lions”，用的过去进行时。以这个时态来结尾，似乎有不忍打扰他美梦的意味，字里行间渗透着桑提亚哥获得成功后的喜悦，尤其是孩子对桑提亚哥的重新守护，标志着桑提亚哥重新获得了社会身份认同。

老人桑提亚哥通过他对马林鱼和鲨鱼的征服，确认了他的能力，也让周围人确证了他是一个不老的英雄，达成了社会身份认同。通过桑提亚哥对社会身份的认同，归根结底来自他对社会身份认同的执着追求。

（三）人、自然、社会与生命共同体的寓言

通过上文可得知，老人桑提亚哥社会身份认同的追求，实质上是通过人与自然的关系达成的。在《老人与海》中，人、自然与社会不仅是互相印证的依存关系，还是相互竞争的关系，它们形成了对立统一的生命共同体，这篇小说是一则生命共同体的寓言。

小说中老人、马林鱼和鲨鱼组成了一个互相竞争的自然生态链条，他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部分，这种常态化的生态链既是人与自然对立的体现，又是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一部分。这并非人类中心主义，归根结底，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

如果狮子隐喻老人对社会认同的追求，那么马林鱼和鲨鱼则象征老人要征服的自然存在。学者伯特·班德文认为，“很多作家注意到,人类具有犬牙，但是他们没有哪一个曾经像海明威那样无情地探索过人类在自然这个血腥的竞技场的位置。”[34]老人桑提亚哥以对自我的尊重与能力接受了竞争残酷的一面，并且展现了人类在面对严酷竞争的优雅风度。

老人桑提亚哥面对的第一个血腥竞技场的对立者是超级大马林鱼，长达十八英尺，比他的小船还长两英尺。咬金枪鱼诱饵上钩的马林鱼一次又一次跳出海面，试图挣脱钓钩，但是经过几次，它还是沉重地坠落到海里，无法逃离老人的掌控。而老人桑提亚哥也很吃力,钓索将他的脊背和手都割伤了,他累得眼冒金星，几乎就要坚持不下去了。老人改变战略，准备打持久战，他慢慢消耗大马林鱼的体力。这种互相牵制一直持续了接近三天三夜，大鱼的力气被一点点耗尽，这也正是老人反击最好的时机了。当老人吃力地将大鱼拉到了船边，“老人放下钓索，一脚踩住了，把鱼叉举得尽可能地高，使出全身的气，加上刚才鼓起的力气，把它朝下直扎进鱼身的一边，就在大胸鳍后面一点儿的地方，这胸鳍高高地竖立着,高齐老人的胸膛。他感到那铁叉扎了进去，就把身子倚在上面，把它扎得更深一点，再用全身的重量把它压下去……鱼叉的柄从鱼的肩部打斜地戳出来，海水被它心脏里流出的鲜血染红了。”[35]让鱼痛痛快快地结束生命，一直是海明威捕鱼的指导性原则。海明威认为，轻便的渔具对于捕鱼者是便利的，但是对于鱼却不是公平的。“公正的事是……尽快尽可能仁慈地杀死你的鱼。”[36]仁慈地杀戮也是杀戮，桑提亚哥认识到其中的残酷性，这就是人类面对的现状，这就是人类的生存境遇，无论是老人还是他者，人类似乎别无选择。即使人类与其它物种只有通过相互竞争才能生存，即使这种竞争残酷到互相杀戮，他必须接受这一切。

老人桑提亚哥杀死超级大马林鱼的同时，意味着另一个生存竞争的展开，他面对的第二个血腥竞技场的对立者是鲨鱼。他深知这是他注定无法逃避的劫数，他已在上一场竞争中消耗了大部分的体力，但是他仍然继续坚持战斗，竭尽全力保卫他的胜利成果。首先登场抢夺大马林鱼的是灰鲭鲨，“这种鱼生就拿海里所有的鱼当食料，它们游得那么快，那么壮健，武器齐备，以致所向无敌。”[37]面对凶猛的、无所畏惧而又为所欲为的灰鲭鲨，老人使出全身力气果断地朝他扎去，一叉下去，鲨鱼就此毙命。他不断告诉自己，“‘我杀死它是为了自己，’老人说出声来。‘杀得也很利索。’再说，他想，每样东西都杀死别的东西，不过方式不同罢了。”[38]但是，大马林鱼的血腥味也吸引来了其它的鲨鱼，在接下来的竞争中，尽管老人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尽管老人又接着杀了几条鲨鱼，但是另外一些鲨鱼却还是把马林鱼肉啃得干干净净，只给老人留下了一副空空的骨架。老人还是把大马林鱼骨架带了回去，因为那副骨架能确证老人是真正的渔民，能让那些嘲笑他的渔民感到羞愧，能让那些同情他的渔民不再担忧，能为老人赢得尊严与尊重。虽然老人的经济困境不能马上解决，但是他优雅地面对失败时的风度，更好地诠释如何正视人类在自然这个血腥的竞技场的位置。

桑提亚哥克服了饥饿、孤独、伤痛、疲惫的折磨，终于在这场毅力与智慧的角力中，取得了精神上的胜利。老人桑提亚哥征服了超级大马林鱼，但他们不仅仅是一种竞争的关系。在桑提亚哥看来，他没完全把大鱼当作敌人，大鱼也是一个有意识的生命主体，大鱼有思想、有灵魂，可以跟他进行平等对话。“跟着他怜悯起这条被他钓住的大鱼来了。它真出色，真奇特，而且有谁知道它年龄多大呢，他想。我从没钓到过这样强大的鱼，也没见过行动这样奇特的鱼。也许它太机灵，不愿跳出水来。它可以跳出水来，或者来个猛冲，把我搞垮。不过，也许它曾上钩过好多次，所以知道应该如何搏斗。它哪会知道它的对手只有一个人，而且是个老头儿。不过它是条多大的鱼啊，如果鱼肉良好的话，在市场上能卖多大一笔钱啊。它咬起饵来像条雄鱼，拉起钓索来也像雄鱼，搏斗起来一点也不惊慌。不知道它有没有什么打算，还是就跟我一样地不顾死活? ”[39]动物与人类在自然面前是平等的，他称海洋以及海洋中的生命为“兄弟”，他以人的心理来揣测鱼类的心理。这并非是简单的称谓问题，也并非简单地以己度人，他并非一个人类中心主义者；海明威将各种生物、人类放置于拥有共同起源的生命共同体内。

老人不仅与各种生物形成生命共同体，而且跟自然环境也会形成生命共同体。小说的自然环境主要体现于变幻莫测的大海。有专家认为，“老人所面对的大海，是他眼中神秘莫测而又是危机四伏的暴力世界的象征……海明威赋予大海一些新的内涵，借以喻指世界的神秘莫测：它随时会使身处其中的人面临厄运，人们对此无法预测，也无法把握。”[40]这种分析意在强调，老人面对大海时的孤独与无助。但如果仔细阅读文本，就会发现，面对大海，老人并不觉得孤独。“他眺望着海面，海面是如此的广阔无垠，反而将他衬托得太孤单了……自己的前面不远处，一群野鸭在水面上飞着，在天空的衬托下，身影刻画得很清楚，可愈来愈远后，就变得模糊了。如果把这些都看做是自己的伙伴，它们来到海上的目的不是跟自己一样吗?如果把周围的一切都看做与自己有关，一个人在海上就永远不会感到孤单了。”[41] 看来，海明威把老人与大海及其生物看作是伙伴，换句话说，把人类及其自然环境看作是一个整体，人类就不会孤独。

综述所述，人与自然、社会不仅是对立，而且还是统一的，从这个意义上，《老人与海》是一则生命共同体的寓言。海明威的这一观点突破了西方文化传统关于人、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传统基督教观点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自然与人。而海明威则认为，人类以及万物并不是上帝创造的，人类其实也是自然、社会的组成部分。人类不是宇宙或地球的中心，人类并不能凌驾于社会、生物或者自然环境之上，人类只能去适应环境，并在与其它物种的竞争过程中保持优雅的风度。

[1]［美］海明威.永别了，武器［Ｍ］.孙致礼、周晔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72．

[2]［美］海明威.永别了，武器［Ｍ］.孙致礼、周晔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78．

[3]［美］海明威.永别了，武器［Ｍ］.孙致礼、周晔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152．

[4]［美］海明威.永别了，武器［Ｍ］.孙致礼、周晔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43．

[5]［美］海明威.海明威书信集（上）［Ｍ］.苏琦译，北京：现代出版社，2018：46．

[6] 吴晓奎、刘文涛等.海明威传［Ｍ］.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36.

[7] 吴晓奎、刘文涛等.海明威传［Ｍ］.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36.

[8]［美］海明威.海明威书信集（上）［Ｍ］.苏琦译，北京：现代出版社，2018：90．

[9] Hemingway, Ernest. Ernest Hemingway: Selected Letters, 1917-1961. Ed. Carlos Baker［M］．New York: Charles Scriber’s Sons, 1981 p. 107.

[10] Carols Baker．Hemingway，As An Artist［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p. 224

[11] 吴晓奎.海明威传[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121.

[12] 董衡巽.海明威谈创作[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