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食物情况
初是“开明专制君主时代”,谢和耐(1982年)只不过是最后使用此一措辞的人而已。清初,中国在古老的18省上增加了一倍的领土(费正清,1978年;费正清与刘广京,1980年;莫里斯·罗塞比,1975年;史景迁与卫思 韩1979年)。清朝在气候上很走运。王朝开始后不久,小冰河时代便开始衰退,而一个较暖和湿润的时期随之而来[王绍武与赵宗慈,1981年;王绍武、赵宗慈与陈镇华(音译),1981年;张家成,1982年],这是乾隆时期经济与人口扩大的主要原因。然而,较潮湿的气候又加重了长期性洪涝问题,这甚至比砍伐森林所造成的情况更为严重,此外,高地开垦扩张、修筑堤堰频繁和由此造成的河床淤积、河堤裸露(易遭冲蚀),曾是天然水库的湖泽遭到填筑与围垦,也加剧了此项问题。格里诺(1982年)指出,中国在组织治理洪涝方面远远领先于印度,可印度在这方面的需求较小。印度并未破坏其森林、河滩及沼泽;那是英国人开启的“进步”。中国人别无选择;他们的人口比印度更多,且拥塞在比印度可耕地更少、气候更不利的土地上(就连孟加拉国的人均耕地也比中国多)。中国人无法让天然河道放任自流,听天由命。 此外,人口总数仍在迅速扩大(何炳棣,1953年)。在明朝,中国在人口方面稍稍超过了欧洲和印度次大陆。明朝的灭亡曾使人口锐减,但到1662年开始恢复,为数达1亿。在18世纪,人口增长真正开始了。在1750年,欧洲大约有1.44亿人——几乎与中国1741年人口普查的统计数字完全一致,且与印度当时的数字大体相同(埃伯哈德,1977年,第284—285页)。但到1800年,欧洲只有大约1.93亿人;而中国在1812年却有3.6亿人,到1814年接近3.75亿人。欧洲“人口状况的转变”已经开始;可中国直至1850年代以后才来临。到1850年,中国已经超过了卡尔·克劳著作(1937年)的著名标题“四亿人”,不过自那以后,叛乱和帝国的衰落阻遏了数量惊人的扩大。印度的人口总数则稳定地维持在1.5亿左右。 欧洲也经历了相应的向下流动的影响(布罗代尔,1982年,第473页),但其经济却在扩张,因此商人们不仅积累起了其邻人的少量收入,还积累起了大量新创的财富。欧洲的人口扩大也没有中国清朝那样快。 土地的压力在中国也因过度分割而加剧;家产分割导致了如今看来十分荒诞的土地模式。人口的增长超过了土地的开发,因此农民的人均土地从清初的2英亩减少到1729年时的1英亩(帕金斯,1969年;埃伯哈德,1977年,第285页),至1900年又降至半英亩左右。一个家庭有可能会拥有被分成10块的1英亩地,其中的一、二块比一间房子大不了多少。地界和界沟占去了大量土地,而因越界所引起的纠纷耗费了农民的大量时间和精力。同时,绝望的农民越来越多地开垦毫无价值的路基,公共道路因而蒙受了损失,以致官吏找不到运输的空间,就必然以蛮横的手段来恢复通行权。政府则支持小自耕农化的趋势(赵冈,1981年)。满族人是一群为数极少的异族征服者,并且他们很清楚这一点。他们也从未忘记自蒙古人征服以来汉人不会长久地屈从异族统治。康熙皇帝似乎敏锐地意识到,正确的策略(一项古老的汉人治国之术)应该是在平民百姓中尽可能地获得最大支持,与此同时,防止权力集中于拥有土地的精英手里,这有可能激化反叛。 况且,农民也有自己的权力。与过去的所有假说几乎完全相反,罗伯特·马克斯(1984年)证实了,穷人可以聚集起来要求自己的权力。特别是在清初尚未安定的日子里,一个相当脆弱和抱有善意的政府正在试图得到大众的支持,很多农民起义都成功了。在大多数家庭只有一英亩或更少土地的社会里,那些有三四英亩土地的人就令人注目地成为大地主,而且他也维护这一身份,因此在分割家产时,他拼命地试图防止其家庭破落,以免沦为平民百姓。另外。最富裕者(到晚清)占中国人的1%,为数达400万人,这是一个惹人注目的庞大集团.但小土地所有者仍是通则。大多数“地主”实际上占地很少,仅有二三英亩地而已。清朝的社会秩序不是明显地分为精英和大众两极;有复杂的梯度变化。财富、职衔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