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肖像：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2)

柏拉图去世后，亚里士多德成为他理

　　所当然的继承人，接任学园的领导，但他遇到反对势力，因为他坚定不移按自己的独立方式办事，因为他是外国人。他离开雅典，成为赫米厄斯王室成员，赫米厄斯是他从前的弟子，现在是阿塔纽斯的国王。他在这里久住，与他的赞助人的侄女结为伉俪，毫无疑问他认为自己会永久定居下来，如果他的学生国王驾鹤西去，王冠对他来说则唾手可得。

但这位皇家朋友却意外遇刺身亡。就人寿保险而言，我听说国王必须支付双倍保险费。革命爆发后，亚里士多德心里在考虑走什么路线，马其顿国王菲利普的一位信使带着士兵赶来，愿意为他保驾护航，对交通实施封锁，邀请他来负责他的儿子，十三岁的亚历山大的教育。亚里士多德没有指望谈判，他接受了邀请。马备鞍，骆备驮，那天晚上趁月亮还没有升起之时，队伍就悄悄出发，驶入沙漠之洲。



菲利普的父亲二十四年前的提议现在得以接受。亚里士多德四十二岁，处于人生的鼎盛时期。时光历练了他的情感，但没有消磨他对生活的激情。他童心未泯，依然好奇、敏学、活泼、热情。他的智力处于最成熟、最强势的时期。他热爱动物，户外活动对他的魅力如同对正在发育成长的孩子一样。他是一个勇敢的骑手，我们听说他跃马扬鞭驶入一望无际的大沙漠，睡在沙地上，他的马没有系缰绳，站在一旁看守着他。亚里士多德是对马做出科学研究的第一人，在亚历山大的帮助下，他建立一个骨架，块块骨头准确入位，当地人看了惊讶不已，误以为要用这高超的技艺来造一匹活马呢。最后这个牲口没有上马鞍戴嚼子，人们对计划的失败，都满意得忍不住咯咯笑起来，悄悄地说：“我早说过会是这样的。”

一百八十年以后又有一个人对马做过如此认真的科学研究，这个人是莱昂纳多·达·芬奇，他与亚里士多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两个人的鲜明特征 与他人的不同之处 是对每种生物流露出极大的同情心。他们对所见到的每一种事物都觉得和自己有关，都感到十分亲切，他们想做更多的了解。这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童心，失去童心是生命的灾难。

达·芬奇对亚里士多德的有关马的论文产生兴趣，并继续做了更进一步的研究，对马做了非常细致入微的解剖，煞费苦心地勾画素描图来说明他的发现。他的作品是如此的完备详尽以至于现在人们无暇去看其他的说明。达·芬奇爱好自然科学，他最初尝试用图画来给他的书作说明。艺术当然是美好的 它可以带来收入，可以结识朋友，使他贴近通过一张艺术画打开一方天地的人们。他画画是为了消遣，为了给人们带去欢乐，他威胁要把窥视的普莱尔放进《最后的晚餐》，姿势像犹大一样，表示他对把图画简单地看做图画的人的轻蔑。在达·芬奇看来奇迹就是有想象力的头脑，会制作的手，会感悟的心灵。令人不解的是，达·芬奇是通过表演而不是通过严肃的作品来感染我们。他的科学已被取代，但他的艺术是永恒的。

可想而知，这种思想态度，这种崇拜态度，所有伟大的科学家都有。人首先对事物进行猜想再来求证，正如赫歇尔（Herschels）知道恒星的方位然后才耐心地等待。伦敦的主教说如果达尔文把研究蚯蚓的一半的时间用来读《圣经》，他的确会给世界带来好处，使他的灵魂得到挽救。对沃尔特·惠特曼来说，手背上的一根汗毛，如同天空的星星或《圣经》给人类的启示一样，令人感到痴迷和神奇。

亚里士多德像小孩子一样热爱动物，他的家通常是一个宠物园，亚里士多德很早就被带入这个生命的世界。我们常听说年轻的亚历山大驯化他的野马布赛佛勒斯德的故事，毫无疑问，是亚里士多德坐在马厩围场的栏杆上在抛套索。

亚里士多德和他的学生创建了我们所知的第一个马戏团，他们还创建了历史上提到的第一家动物园，当然除了诺亚之外。

亚力士大十分痴迷于这个宠物园和他的年迈的老师，在他的后半生，在他所有的旅途上，他不断把他在路过的国家发现的每一种鸟儿、动物和鱼儿的标本送给亚里士多德。

当菲利普惨死在刺客的匕首下之时，是亚里士多德扶持弱冠之年的亚历山大，风卷残云般地吞食了革命。用来征服吃人的牡马和驯化野兽的意志，现在又来镇压暴乱，给事物做系统分类是为建立一支由平民组成的军队做准备。亚里士多德说：“军队是一只有一百万只爪的巨型动物，但只有一个大脑，即统帅的大脑。”亚历山大不断树立亚里士多德的威望，因为在后者的品格中具有获得成功的素养：目标坚定、自力更生、做事系统、数学天赋、注重细节以及一贯的开明宽容的政策。多年前亚里士多德与菲利普主张将驯马纳入所有年轻人的教育课程，他显然预见到橄榄球的出现，便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挠。



我认为历史和亚历山大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他当选为希腊最高统帅，下令阻止波斯入侵。他一劳永逸地完成了使命。战争绝不是战斗，上帝站在最强大的军需部一边。亚历山大必须给一百万人提供训练、武装、衣服和食品。一个人真正的敌人在他自己的心中，一支军队的敌人在他自己的营房，疾病比敌人夺走的生命还多。我们的蓝衣战士更多的死于猩红热而不是敌对的菲律宾人之手。

而亚历山大的损失主要是在战斗中阵亡的将士。由此我认为亚历山大懂得很多卫生科学，通晓实用数学，这样就可以达到对那群躁动不安的奴隶进行系统化管理的目的。我们听说亚里士多德告诫他要保证安全就必须使他的官兵忙碌无暇，他们不能有过多的时间去思想，否则会出现兵变；但也不能让他们劳动过度，否则关键时刻他们就没有战斗力。我们会意外看到这样的话：“不要让你的官兵饮用死水池子里的水，城里出生的雅典人也不懂。沙漠行军带水事先要烧开，以预防变质。”

有关犹太人，亚历山大给他的老师写信说：“人们可能会愤然反抗他们的统治者，只服从主教的命令，这会导致采取严厉的措施，即所谓的迫害。”所有这一切可能都于昨天被大帝写入致海牙大会的信中。

亚历山大夺取东方后又成为东方的战俘。他像在世不哼求爱曲的雄蜂一样，大功告成后壮烈牺牲。但是他播下的希腊哲学的种子使整个亚洲充满生机，挡住了波澜汹涌的饥荒浪潮，改写了东方世界的版图。他创建的城市远比他毁灭的多。他在亚历山大城为卡内基树立了榜样，是当时世界前所未闻的。在这个城市的海港入口处，他竖起一座灯塔，远胜于迈诺特暗礁即竞赛岩处的灯塔。这一建筑历经两个世纪，最终被风化腐蚀殆尽，没有谁再能重建一座。 在底比斯，亚历山大高度赞扬文人墨客，除了诗人品达的房屋以外，他把该城的所有建筑全部摧毁。在柯林斯，当伟人、智者和贵族前来表示敬意时，却有一个人没有出现。亚历山大枉费心机，在递交到门口的所有的柬帖当中没有找到第欧根尼的，这位常被亚里士多德所引用的哲学家却不见踪影。亚历山大出门四处寻找他，发现他无所事事，靠在大众广场的一面墙上晒太阳。哲学家没有起身向征服者打招呼，甚至都没有点头示意。

“我是亚历山大，我能为你做什么事吗？”赫拉克勒斯的后代谦卑地问。

“不要挡住我晒太阳。”哲学家回答说，接着又继续沉思。

亚历山大听了非常高兴，他先对同伴而后又写信给亚里士多德说：“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的话，我愿意成为第欧根尼。”这是奋进对自足的歌颂。



亚里士多德不喜欢政治上的实用主义，否则的话他可能会处理国家大事。“亚里士多德在思想世界的角色将是我在行动世界的角色。”亚历山大说。

亚历山大在所有的行程中都抽出时间与家中年迈的老师保持联系，我们听到亚洲的统治者提出那条夙愿：“送我一些读物，身在人群当中，我没有志同道合的伙伴，只有孤独的思想。”

普卢塔克交出亚历山大寄来的一封信，信中指责亚里士多德发表他的论演讲术的报告。“现在整个世界将会知道从前只属于你我的东西。”年轻人痛苦地呼喊着，渴望征服更多的世界。由此可见他是一种谬论的牺牲品，认为真理可以收录在书中，我们何时才能知道有灵感的书需要有灵感的读者呢！世界上绝不会有什么秘诀。一本书可以激励思想，但绝不会传授思想。亚里士多德写了《演讲规则》。“呜呼！”亚历山大感慨万千，“现在人人都会变成演说家。”但他错了，因为演讲和演讲规则完全是两回事。

一位才华横溢的波士顿人最近刚提出十六条演讲规则和十九个进化阶段。实际上的确有五十七种艺术行为，全都对使其演化的人有价值，可以构成他建立思想的脚手架，亚历山大和早熟的波士顿人的悲哀在于误把脚手架当做大厦。艺术没有规则可循，一个人首先发展，随后建立规则。文如其人，充满激情的伟人总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表达自己。

巴赫不顾他所在时代以前的一切和谐规则，制订出新的和谐规则并且带有其局限性，不过如此而已。贝多芬打破所有这些规则，瓦格纳的成功在于打破贝多芬的大多数规则。现在有了格里格，谱写出瓦格纳认为不可能谱写出的和谐中的不和谐，但这依然是乐曲，依靠歌声的翅膀，我们就会起航，飞向一望无际的星空。为表达而奋力拼搏的个体灵魂会冲破所有人为的规则。真理就是能最完美地表达我们生活的工具。

一个正在腐烂的圆木对紫罗兰花床是真理，而沙地对仙人掌是真理。如果紫罗兰写一本论“如我所了解的表达”的书，就会把仙人掌从其方程式中消除，否则就会根据信念发誓仙人掌不是花，昙花只不过是一个疯子脑海里的一个狂想。如果高傲的仙人掌写一本书就绝不会提紫罗兰，因为它从来没有屈尊追求过它们。艺术是灵魂的绽放。我们不能迫使植物开花，我们能做的一切就是服从生长的条件。我们可以提供阳光、湿度和养料，其余的由上帝来管。 在教学中，只有提供生长条件的人才会获得成功，这是教育科学的全部所在。教育学不是一门科学，如果它硬要成为一门科学，那将会是放任的科学，而不是一项干预计划。有些人之所以能步入最伟大人物的行列，是因为他们打破了教育学思想，从中解脱出来，靠打破教育学的每一个规则获得成功，正如瓦格纳抛弃每一个和谐规则一样，因此不存在一门如教育科学这样的学科。

近来我读了亚里士多德有关修辞和演讲术的论文，我非常痛苦地看到我是如何被这个在公元前300年写作的人所剽窃的。亚里士多德在教学中使用图表，用一条水平线表示均值，用一条垂直线表示极值。他说：“从一个极值来看，均值极大，从另一个极值来看，均值很小，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你的观点。不要盲目下结论，必须由表及里地观察问题，从有利角度得出结论。所有的真理都是相对的，对一个六英尺高的男子来说都是相对的，他站在地上，一次只能走四十英里，每天要吃四顿饭，用三分之一的时间睡觉。失眠、节食或贪食会扰乱他的观点，改变他的看法。”对“永世惩罚”的信念只是一个消化不良的问题。

我们已看到有一个主教对达尔文把大量时间花费在蚯蚓上感到遗憾；我们也会为亚里士多德没花费更多的时间而表示遗憾。只要他把自己限定在土地上，他就会信心百倍，稳操胜算:他真的是曾使用眼睛的第一人。但当他超脱尘世，开始思索灵魂为肉体所约束之前的状况或抛弃肉体之后的状况或上帝的本质时，他会表明他不比我们知道得多。也就是说，他不比他以前的野蛮人知道得多。

他企图掌握被赫伯特·斯宾塞永远归结于不可知范畴的思想；他的一些努力使不可知事物浅显易懂，亚里条夙愿：“送我一些读物，身在人群当中，我没有志同道合的伙伴，只有孤独的思想。”

普卢塔克交出亚历山大寄来的一封信，信中指责亚里士多德发表他的论演讲术的报告。“现在整个世界将会知道从前只属于你我的东西。”年轻人痛苦地呼喊着，渴望征服更多的世界。由此可见他是一种谬论的牺牲品，认为真理可以收录在书中，我们何时才能知道有灵感的书需要有灵感的读者呢！世界上绝不会有什么秘诀。一本书可以激励思想，但绝不会传授思想。亚里士多德写了《演讲规则》。“呜呼！”亚历山大感慨万千，“现在人人都会变成演说家。”但他错了，因为演讲和演讲规则完全是两回事。

一位才华横溢的波士顿人最近刚提出十六条演讲规则和十九个进化阶段。实际上的确有五十七种艺术行为，全都对使其演化的人有价值，可以构成他建立思想的脚手架，亚历山大和早熟的波士顿人的悲哀在于误把脚手架当做大厦。艺术没有规则可循，一个人首先发展，后建立规则。文如其人，充满激情的伟人总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表达自己。

巴赫不顾他所在时代以前的一切和谐规则，制订出新的和谐规则并且带有其局限性，不过如此而已。贝多芬打破所有这些规则，瓦格纳的成功在于打破贝多芬的大多数规则。现在有了格里格，谱写出瓦格纳认为不可能谱写出的和谐中的不和谐，但这依然是乐曲，依靠歌声的翅膀，我们就会起航，飞向一望无际的星空。为表达而奋力拼搏的个体灵魂会冲破所有人为的规则。真理就是能最完美地表达我们生活的工具。

一个正在腐烂的圆木对紫罗兰花床是真理，而沙地对仙人掌是真理。如果紫罗兰写一本论“如我所了解的表达”的书，就会把仙人掌从其方程式中消除，否则就会根据信念发誓仙人掌不是花，昙花只不过是一个疯子脑海里的一个狂想。如果高傲的仙人掌写一本书就绝不会提紫罗兰，因为它从来没有屈尊追求过它们。艺术是灵魂的绽放。我们不能迫使植物开花，我们能做的一切就是服从生长的条件。我们可以提供阳光、湿度和养料，其余的由上帝来管。 在教学中，只有提供生长条件的人才会获得成功，这是教育科学的全部所在。教育学不是一门科学，如果它硬要成为一门科学，那将会是放任的科学，而不是一项干预计划。有些人之所以能步入最伟大人物的行列，是因为他们打破了教育学思想，从中解脱出来，靠打破教育学的每一个规则获得成功，正如瓦格纳抛弃每一个和谐规则一样，因此不存在一门如教育科学这样的学科。

近来我读了亚里士多德有关修辞和演讲术的论文，我非常痛苦地看到我是如何被这个在公元前300年写作的人所剽窃的。亚里士多德在教学中使用图表，用一条水平线表示均值，用一条垂直线表示极值。他说：“从一个极值来看，均值极大，从另一个极值来看，均值很小，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你的观点。不要盲目下结论，必须由表及里地观察问题，从有利角度得出结论。所有的真理都是相对的，对一个六英尺高的男子来说都是相对的，他站在地上，一次只能走四十英里，每天要吃四顿饭，用三分之一的时间睡觉。失眠、节食或贪食会扰乱他的观点，改变他的看法。”对“永世惩罚”的信念只是一个消化不良的问题。

我们已看到有一个主教对达尔文把大量时间花费在蚯蚓上感到遗憾；我们也会为亚里士多德没花费更多的时间而表示遗憾。只要他把自己限定在土地上，他就会信心百倍，稳操胜算:他真的是曾使用眼睛的第一人。但当他超脱尘世，开始思索灵魂为肉体所约束之前的状况或抛弃肉体之后的状况或上帝的本质时，他会表明他不比我们知道得多。也就是说，他不比他以前的野蛮人知道得多。

他企图掌握被赫伯特·斯宾塞永远归结于不可知范畴的思想；他的一些努力使不可知事物浅显易懂，亚里

士多德使语言疲劳达到崩溃点 渔网顿时破裂，他所有的鱼都获得自由。下面是黑格尔所表达的一个亚里士多德命题，旨在把一个没人能理解的事物说清楚：“本质存在作为与自身沉思又通过自身否定来与自身沉思的存在，是只相对于自身的，如相对另一个一样；也就是说，直觉只作为断定的和沉思的事物。”看到他说头疼是由大脑招风引起的，或者把蚱蜢翅膀捣成粉末可以治痛风，人们不禁会感到有点儿吃惊；但是当他把迫使血液流入肢体的心脏称为泵时，我们得知他预见到会出现哈维，虽然两者相隔两千多年的漫长黑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