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及其方法论意义 —— 基于马克斯・韦伯的理性二分法

作者：王彩云 郑超

把理性区分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并用之于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的分析，肇始于马克斯・韦伯。自此以后，这种理性二分法即成为一种理论事实并承担起重要的解释和载体功能。因此，研究分析马克斯・韦伯的理性二分法及其社会学运用，并由此挖掘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方法论意义，无论对于方法论的发展还是对于社会科学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斯・韦伯对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区分

关于理性的延展性、深入性研究，人们惯常的做法是，将理性与非理性置于同一论域之中加以比较，以此加深并拓展对理性的理解和阐释。马克斯・韦伯的独特之处是将理性自身加以分解，将其划分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并赋予其解析社会现象的功能。

在韦伯的社会学研究中，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是两种不同思维取向的社会行为，即 “价值合理性行为” 和 “目的合理性行为”。韦伯认为，“价值合理性行为” 是指绝对地不计后果地遵从某些价值信念而行事的行为，“谁要是无视可以预见的后果，他的行动服务于他对义务、尊严、美、宗教训示、孝顺、或者某一件‘事’的重要性的信念，不管什么形式的，他坚信必须这样做，这就是纯粹的价值合乎理性的行为。价值合乎理性的行为总是一种根据行动者认为是向自己提出的‘戒律’或‘要求’而发生的行为”(P57)。而 “目的合理性行为” 是指以能够计算和预测后果为条件来实现目的的行为(P89),“谁若根据目的、手段和附带后果来作他的行为的取向，而且同时既把手段与目的，也把目的与附带结果，以及最后把各种可能的目的相比较，做出合乎理性的权衡，这就是目的合乎理性的行动”(P57)。从合理性的角度来看，“价值合理性行为” 之所以是合理的，关键在于其价值和意义的创设，即一种行为是否合理，要看其是否符合行为者自觉的价值标准，看它是否服膺于行为者信守的价值体系和终极立场；而 “目的合理性行为” 之所以是合理的，关键在于其手段的运用，即一种行为是否合理，要看它能否对目的 — 手段关系作出客观合理的评估，在两点之间选择一个最短的途径，从而有益于既定目的的实现，而不管这目的是什么。由于 “价值合理性行为” 把行为本身的绝对的无条件的价值及其追求作为关注焦点，“目的合理性行为” 把实现目的的工具及其效用作为考量重心 (P57), 因而韦伯把这两种不同的行为倾向称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

马克斯・韦伯划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直接原因，是便于其对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进行考察并作出因果解释。而韦伯划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建构一套 “西方今天‘之所以这样，而非那样’的解释模型”(P82), 用以说明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而在韦伯的整个方法论结构中，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均属于 “理念型” 概念。所谓 “理念型”(ideal type) 又可译为 “理想类型”, 是研究社会现象、社会行为的一种概念性工具或中介性方法。“理念型” 是一种抽象的 “纯粹” 的概念，它类似于几何学的纯粹概念。在现实中，纯粹的圆形、三角形是不存在的，然而，不借助于人为的几何概念，就无法对现实物体进行精确分析，因此韦伯创造了这些 “纯粹” 概念，他称之为 “理念型”, 如他提出的四种社会行为、三种统治类型等都属于 “理念型” 概念。按照韦伯的解释，“理念型” 概念不是对现实的真实描述，它是研究者在思想上特别夸大、突出、强调、抽象或简化了现实中的某些因素、又省略了其他因素而构建出的 “思想图像”(P39), 即概念结构或理论框架，其目的是为人们认识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提供一种思想秩序，用 “理念型” 概念所提供的认识角度和认知框架，引导、指示人们去认识和研究现实世界，并借此对历史事件作出合理的因果解释。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就是韦伯创造出来用于分 析解释 “何以 西方会成 为今天的 西方”(P75) 这一历史现象的两个主要的 “理念型” 概念。韦伯通过运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 “理念型” 工具来分析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和现实状况，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认识研究资本主义乃至人类社会的独特视野和分析框架，使人们能够把包含着无数复杂关系的现实世界安顿成一个理性的秩序，从而为人们选择材料，寻求现实世界自身的因果联系提供了一个认识图式。因此，在韦伯那里，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已成为认定社会事实的 “精神眼镜”(P27), 是形塑经验材料的思维方式。

二、马克斯・韦伯关于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 的社会学运用

韦伯以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为解释模型，具体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韦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就是工具理性向社会生活各领域全方位拓展而价值理性全面萎缩的结果。从实质上来说，这个过程就是为传统的蒙昧世界解除魔咒的过程，即以工具理性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对传统社会进行除魅和改造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工具理性既是除魅的方法和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