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留下的篝火

注:本文是一系列关于李政道的文章合集,因科学巨星陨落,沉痛如海。

目录如下

  • 李政道的求学历程
  • 李政道的恋爱往事
  • 李政道教授的研究领域
  • 李政道教授的发表论文
  • 李政道先生与中国高能物理发展
  • 李政道与中国互联网的诞生
  • 以天之语,解物之道 | 李政道
  • 缅怀李政道先生: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
  • 痛别李政道先生!巨星陨落,栽下一片常青
  • 李政道留下的篝火

李政道(英文名:Tsung Dao Lee,1926 年 11 月 24 日 - 美国时间 2024 年 8 月 4 日),男,出生于中国上海市,美国国籍,原籍江苏苏州,美籍华裔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意大利林琴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1943 年起,李政道先后就读于浙江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的物理系。1950 年,从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毕业后,1960 年,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1963 年,入籍美国。1964 年,提出 KLN 定理并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82 年,提出随机格点理论并当选意大利林琴科学院外籍院士。1994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2011 年,从哥伦比亚大学退休。2018 年,任李政道研究所名誉所长。

李政道长期从事物理方面研究,在量子场论、基本粒子理论、核物理、统计力学、流体力学、天体物理等领域做出成果。和杨振宁合作提出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守恒质疑并获验证,成为首获诺贝尔奖的中国人。参研的极化子论推动了 BCS 超导电性理论,提出二元碰撞法一般公式。他还倡议并创立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建议中国建立博士后流动站制度、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北京近代物理中心等均获采纳。李政道先后获爱因斯坦科学奖、G. Bude 奖章、意大利最高骑士勋章、中国政府友谊奖、中华文化人物等荣誉奖项。

美国时间 2024 年 8 月 4 日 2 时 33 分,李政道教授因病医治无效,在旧金山家中逝世,享年 97 周岁。


李政道的求学历程

原创 叶铭汉 现代物理知识杂志

叶铭汉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李政道先生于当地时间 2024 年 8 月 4 日凌晨 2 时 33 分,在美国旧金山家中逝世,享年 97 周岁。深切缅怀,先生千古!

李政道先生是国际知名的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意大利林琴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长期从事物理研究,在量子场论、基本粒子理论、核物理、统计力学、流体力学、天体物理等领域做出重要成果。

他关心祖国高能物理事业的发展,身体力行推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和高能物理实验基地的建设。他倡议并创立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设立少年班,建议中国建立博士后流动站制度、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北京近代物理中心等均获采纳。

他对祖国感情深厚,人格磊落光明,为人处世儒雅周到,对晚辈关怀备至,让我们一次又一次感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十多年来,李先生为祖国的发展殚精竭虑,做出了突出贡献,成就斐然。先生关注并为之奋斗的科学事业也得到长足的发展,开始从 “一席之地” 逐步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央。

深切缅怀李政道先生,我们将从 2021 年出版的《现代物理知识》专刊中选出一组文章,陆续在本刊公众号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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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李政道

大家都知道孟子的名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不能。” 政道在年轻的时候,在逃离日本帝国侵略者统治的路上,长途跋涉,孤独逃难,身无分文,不知前途在何方,走过了艰辛的求学之路。

1926 年 11 月 24 日,政道诞生在上海一家殷实的家庭。父亲名李骏康,1918 年金陵大学农林毕业,后进入一家德国洋行从事化肥进口。李骏康先生原居住苏州,1925 年迁居上海南市;政道的母亲张明璋,上海启明中学毕业,他们有五子一女,政道是老三。

政道在南市刚上了两年小学,1937 年 8 月 13 日日军开始在上海进攻中国军队,出动飞机轰炸南市,政道所上的小学校被炸。李家不得不迁入租界:当年上海有两个租界,一是法租界,一是英租界,日军还不敢侵入。迁入租界后,政道跳过剩余的小学教育,进入国光中学。他在国光中学念了两年初中。这个学校的英文是由英国女教师教的。当时迁入租界的东吴大学附中和其他迁入的基督教中学一起成立了东吴大学附属中学。1938 年 8 月政道进入东吴大学附属中学,成为初中二年级学生。1940 年政道升入该校高中。

李骏康先生对子女教育十分重视,家中聘有国文和国术老师进行国学启蒙,并教防身健身之术。政道兄弟进中学后,每天早上 6 时起床,喝完母亲预备的牛肉汁后,就开始学习拳脚功夫。练就一身武功,免于被人无端欺辱。也为日后艰难的人生做了身体和心理的准备。

李政道的母亲给每个子女都在银行存了有奖储蓄。碰巧政道中了 500 元大奖,他可以自由支配。政道自幼酷爱读书,是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的常客。他读书兴趣广泛,喜欢读《西游记》、《红楼梦》之类中国经典小说,也喜欢读翻译的英美文学名著,例如《汤姆・索耶历险记》等。英国天文学家爱丁顿所著《膨胀的宇宙》等科普书籍更使他入迷,使他产生了对物理的兴趣。

政道在东吴大学附属中学接受了高水平的教育,吸收了中国古典文明和智慧,学会了英文,打下了中西文化的基础。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本偷袭美国夏威夷珍珠港,对美国不宣而战,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立即侵入租界,日本兵荷枪闯入教室,把正在上课的师生赶出教室。日军占领了学校,作为海军司令部,把学校的礼拜堂作为马厩。

政道和他的二哥崇道商定,决不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做亡国奴,决心离开上海到浙江南部国民政府控制的区域。当时,李崇道正在读东吴大学物理系,浙江大学设在东南山区龙泉县的分校是他的目标。当时父亲李骏康对政道和崇道十分担心,怕他们两人血气方刚,在街上与日本兵发生冲突,也支持兄弟两人南下到国民政府控制的区域暂避一时。1941 年 12 月 22 日,刚满 15 岁的政道跟 18 岁的哥哥加入了逃避战乱的难民队伍。

算起来,政道小学读书两年,国光中学一年,东吴附中三年半,在上海总共读书六年半。

两兄弟原来只是想避难一时,并没有计划长期远离父母家乡,没有带很多钱,仅带了简单的行装和钟爱的数学、物理书籍。两个青年人相依为命,乘火车南下踏上了逃亡的旅程。当时日军已占了杭州,中国军炸断了钱塘江大桥,两军隔江对峙。他们乘火车到杭州,在晚上乘老百姓的小船偷渡过江。

两兄弟过了江准备坐火车向西走一段,但是两人的钱总共只够买一张火车票。崇道决定让政道先走,兄弟两人从此分开。政道下了火车,等不到哥哥,所带的钱也用完了,又没法跟上海父母联系,就不由自主地跟着流亡的难民一起走。当时流亡的学校学生的伙食都是公费,流亡学生路上碰到的都可以加入跟着走。

政道长途跋涉数百公里崎岖的山路,于 1942 年 2 月到达浙江省衢州常山县,那里刚刚成立了收容流亡学生的常山临时中学。政道到达时,学校的春季班已经开学了。政道只好随高中二年级借读。

1942 年 5 月日军直指衢州进攻,常山临时中学只能解散。政道离开常山,南下闽北山区,走过福建建阳、南平、永安,江西瑞金等的深山野岭,一路上风餐露宿,食物靠流亡学校的安排和好心人接济。走了这几百公里的更加艰难的山路,由于饥饿加上疲劳,政道染上了严重的疟疾和疥疮。政道逃难路上没有医药,疟疾是恶性的,反复发作。好不容易走到江西赣州,他实在走不动了,就停留下来,被政府设置的流浪难民和学生救助机构收留,治疗疾病,恢复体力。

当时蒋经国在赣州主政,日军飞机时常轰炸,赣州仍相对安定。政道首先要想办法维持生活。那时候日军飞机时常下午三、四点钟来轰炸,赣州城门上空袭警报一响,城里茶馆里的客人就要出城逃避。政道对一家茶馆的老板说,敌机来了你就去躲轰炸,我给你照看茶馆,只要客人吃剩的东西让我吃就行。政道把茶馆收拾得井井有条,后来旁边的茶馆也让他打理。

政道到赣州后,生活略为安定。1943 年夏,疟疾等疾病逐渐痊愈。除去在茶馆帮忙外,闲时就在新赣南图书馆看书。这图书馆是蒋经国来了赣州建设的,是一个有相当规模的现代化图书馆。政道偶然发现一套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所著的《普通物理学》,这是萨本栋在清华大学物理系当教授时编写的。政道靠自学萨本栋的《普通物理学》打下了物理学基础。

1942 年秋,原在上海租界临时办学的华东基督教联合中学,由校长顾惠人带领,辗转逃难来到赣州,与赣州基督教青年中学合并,成立了江西赣州县基督教联合中学。政道得以进入赣州中学。政道在上海东吴附中高中二年级只上了一个学期,但他在流亡路上不忘学业,学业程度没有问题,直接上了高中三年级。赣州中学学生费用全免,对于失去经济来源、生活无助的流亡学生还组织打工自救。政道一年的高三生活充实而富有成效,顺利完成他的高中学业。

赣州联合中学收留的流亡学生增加,学校聘请十六岁的政道担任低年级物理和数学代课教师。政道后来赴贵州考浙江大学的路费就是靠教课挣来的。政道不是读死书的人,他兴趣广泛,曾担任赣州联合中学学生会主席。

1943 年夏,政道完成了高三的课程,准备报考大学。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决定在江西、贵州、甘肃三省试点,由 “高中毕业生三民主义青年夏令营来替代公立大学入学考试”。该三省所有高中毕业生一律参加夏令营受训,通过在训期结束后教育部组织的联合考试,方能取得高中毕业文凭以及高考资格。

政道所在的江西省没有他想进的好大学,他必须到别的省去考。但如果参加夏令营,他就要错过高考的考期。于是,政道决定不参加夏令营,直接赶赴贵阳。

从赣州到贵州没有铁路,公路没有正常客运,政道只能靠脚走。一路历尽艰辛。1943 年 7 月中旬,贵州考区全国大学统一考试在贵阳举行。政道报考了电机系,是当年最热门的系,在各科中录取的分数比物理高得多,不过,考试对于政道没有什么困难。政道在贵阳结识了也是报考电机系的束星北的侄子束慰曾。他提早知道了考试结果,政道是电机系第一名。由于束慰曾的关系,政道在开学前,就认识了束星北,也认识了王淦昌。

那时浙大工学院和理学院在湄潭县,由于条件所限,一年级新生在永兴场上课。秋季开学前政道到了永兴场,刚开学就转系成为正式的物理系学生,一日三餐都是公费。

束星北在湄潭本部给高年级和研究生开课。他每一周或两周上午到永兴场给一年级学生做辅导,他不给学生系统讲课,而是通过讨论的方式启发学生对物理学的理解。政道是唯一一个和束星北讨论的学生。这种自由一对一地交谈非常适合领悟能力极强的政道。

政道晚年回忆说:“我跟束老师都是聊天,从他那里学习,他的想法启发我的想法。我也不一定都同意他的想法,我说的他也听。束老师帮助我建立了我对整体物理的了解和自信,使我一生受益。到了西南联大,我跟吴大猷先生也是一样的,后来跟费米教授也是一样的。”

1944 年政道的母亲从上海到了重庆。当年暑假,政道去重庆探亲。湄潭到重庆约 500 千米,政道没有钱乘车,一路上靠步行到达了重庆。政道乱蓬蓬的长发,面目暗黑、骨瘦如柴、衣服打满补丁,像个叫化子。在重庆与母亲短暂团聚后,政道向束星北辞行时露出要参加青年远征军的想法。束星北急了,说全中国有那么多青年,谁都可以去当兵,唯独你李政道不可以。不久,在湄潭的王淦昌收到了束星北的电报:“看住李政道”。

政道上了一辆装满了邮包货物的邮政卡车,他只能蜷曲在邮包和车顶蓬之间。在娄山关七十二道拐山路上,汽车忽然出事。车子翻到山沟里。政道昏了过去。政道被路过的国军救起带到遵义治疗,伤势稍微平复之后被送到湄潭休养。王淦昌把不能行动的政道接到自己湄潭家中,王师母精心照顾政道养伤,政道卧床数月之久。

1944 年冬,日军发动湘黔桂战役,一路打到贵州贵阳附近的独山。国军死守。这时政道的伤势还没有完全平复。在重庆的束星北去湄潭接家眷,顺便把政道带到了重庆养伤。束星北赠送给政道一本书,James Jeans 的《电学和磁学的数学理论》。政道在重庆养伤时间以此书为伴,做完了所有习题,手写了一册《金斯电磁学习题全解》。这本题解在政道进入西南联大后,由陆祖荫刊印给物理系同学参考。

政道被束星北接到重庆后在母亲的照顾之下伤势逐渐痊愈。束星北建议政道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继续学习。

1945 年初春伤势痊愈,政道来到昆明。他带了两封介绍信。一封是给陆近仁教授的,希望他帮助政道解决住宿的问题,当年西南联大学生的流动性大,学校管理部门时常不十分清楚学生宿舍床位的实际入住情况。新同学往往依靠老同学帮助找一个床位。正巧,陆近仁教授的儿子陆祖荫是物理系 4 年级学生,他在宿舍的双层床的上铺空着,就让政道睡在他的上铺。陆祖荫还帮助政道参加了学生饭团。政道带的第二封信是给物理系系主任吴大猷教授的。吴大猷教授回忆:“1945 年春的一天,忽然有位不到 20 岁的胖胖的孩子拿着一封介绍信来见我。他要插班进大二。” 我告诉他 “现在恰是学期中间,不收转学生。你可以听课。”

吴大猷回忆:“我便和教二年级物理、数学的几位老师商量,让政道随班旁听、参加考试,他如及格,则等到暑假正式转入二年级时,可免修以前的课程。

政道应付课程绰绰有余。每天课后都来请我给他更多的读物和习题。我无论给他什么样的难题,他都很快地做完,并又来要更多的。我从他做题的步骤及方法上,很快发现,他思维敏捷的程度大大异乎常人。

老实说,在那些日子里,我为了我自身的工作,老伴冠世的疾病,还有每日买菜、烧饭等等,牵扯精力很多,再加上物价飞涨,实在没有心绪准备更多的参考资料和习题给他。好在他天资高,亦不需要我详细讲解,自能领会资料和习题的内容。”

1945 年夏,政道在昆明报考转学西南联大。他被录取为物理系二年级学生。政道除了旁听吴大猷的课和其他高年级的物理、数学课之外,为了凑学分,他还选了电磁学。有一天上课时,他在下面看书,下课后,电磁学的老师叶企孙先生问他,看什么书。他回答是 Jeans 电磁学。叶先生说,你看的书,比我讲的课深。你不必上我的课,学期终了,你参加大考就可以了。但是电磁学实验你一定要做,将来大考笔试占 60 分、实验占 40 分。

西南联大的图书馆不大,只能容纳一部分学生,不少学生到外面的茶馆看书。尤其是晚上有打气煤油灯,很亮,客人大多是学生,大家讲话的声音也比较低,很少有人抽烟。我跟政道、楼格、陆祖荫等好友常一起上茶馆,四人占一张桌子。

1945 年冬,国民政府也想有原子弹。当时军政部次长俞大维承办此事,他请吴大猷、华罗庚到重庆商讨,他们建议派人到美国学习。最后决定派吴大猷、华罗庚、曾昭抡三位教授,各带两名年轻助教,到美国学习。

物理方面。吴大猷选了朱光亚,他 1944 年在西南联大毕业,留在西南联大作助教。另外一人,他想选李政道,但是他怕年长的助教不服气,政道名义上还是二年级学生。吴大猷找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商量。叶先生说,就是李政道。事情就这样定了。1946 年 9 月 2 日吴大猷带了朱光亚、李政道乘邮轮去美国。

到了美国,他们才知道,有关原子弹的知识是保密的,中国人无法得到。他们打电报回国,得到的指示是:教授就做访问学者,助教就攻读博士学位。

政道有很大困难,他没有大学文凭,他连小学、中学文凭都没有,进不了学校。他发现有名的芝加哥大学没有大学文凭也可以申请,但是要求曾精读西方文学、哲学名著。政道回答,西方名著他没有读过,但他精读中国的文学、哲学名著。于是,招生办公室给了政道试读生的资格。就这样,政道非常幸运地进入了世界第一流的物理系。

芝加哥大学物理系为研究生开了一些课。爱德华・泰勒开了量子力学。政道在西南联大已经修过量子力学,但他看到大家都选,他也选了。泰勒在一次考试出了一道很刁难的题目。政道的解答非常简明,显示了政道对于量子力学的数学方法有独特的理解。泰勒把试卷给费米看,费米从此了解了政道的水平。政道不久就成为正式生。

量子力学课期末考试,政道的成绩名列第一。政道的才能让物理系教授们刮目相看。不久,物理系主任通知政道,芝加哥大学决定授予政道 “校级学者” 称号和 “校级奖学金”,每年免学费,并有 1500 美元奖学金。

当时政道感到他已有了中国政府的奖学金,再拿一份,是否不大合适。过了两天,物理系主任说,他去问了学校主管。学校的奖学金与中国政府奖学金没有关系,你也可以拒绝,不过这对你是最高的荣誉,也是系里的荣誉。学校不会转给系里别的同学,你如拒绝也是物理系的损失。于是政道拿了这奖学金。

费米收政道为他的博生研究生。从此,政道走上了研究物理学的道路。

本文选自《现代物理知识》2022 年第 1 期 YWA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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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的恋爱往事

季承 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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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和他的夫人秦惠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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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让我们讲一个美丽的科学家的爱情故事。对于很多科学家来说,谈恋爱就像做科研那样认真而执着。

李政道在物理学上的成就大家有所耳闻,但对他的情感故事却知之甚少。本文讲述了李政道和妻子秦惠箬相遇、相知、相爱的故事。在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旅程中,爱情始终是李政道赢得事业成功和幸福生活的源泉。

文章节选自季承撰写的《诺贝尔奖中华风云 —— 李政道传》一书。

撰文 | 季 承

01 意中人是秦惠箬而不是南希

1946 年秋,20 岁的李政道进入芝加哥大学的时候,给自己制订了一个十年奋斗的规划。他暗下决心,不在学术上取得大成就,不会过早地搞恋爱、结婚。可是,十年为期,似乎太长了,所以在这一点上,他又给自己放宽了期限 ——25 岁以后可以开始考虑。

李政道入学后不久,由于他有双份奖学金,经济上比较宽裕,便买了一辆二手小轿车。1947 年夏天,他和杨振宁、凌宁开着这辆二手车去西部旅行。除了在大峡谷遇险的故事以外,李政道还记得一个有趣的细节。在出发前,杨振宁提议他们三人按比例出钱,把那部车子买下来,等到回来的时候,再由李政道一人出钱把车子买下。李政道未做过多的思考,同意这样做。

李政道买车当然很受同学们的欢迎。因此,李政道便经常要满足要好的同学们的请求充当他们的司机。其中,最有戏剧性的便是开车去看女学生。那时,去美国留学的中国女学生很少,男学生很难找女朋友,一旦听说有新的女学生来了,便要去看看。

1948 年圣诞节前夕,李政道的朋友黄宛请他帮忙到火车站接他的朋友凌宁的妹妹。黄宛是从中国来美国学医的,他的朋友凌宁的妹妹叫南希・凌,是从堪萨斯州哈维埃尔来芝加哥度假的。李政道欣然从命。

李政道和凌宁到了火车站,发现,除了凌宁的妹妹外,一同到达的还有一位中国女学生。这位不速之客的中国女生,身材苗条,端庄秀丽,十分妩媚漂亮。李政道见了,心里不觉一动。人们通常说的那种 “一见钟情”、“心有灵犀一点通”、“触电” 等现象,都在李政道身上发生了。

那位女生姓秦,芳名惠箬,是南希的同学,她是陪南希到芝加哥来度圣诞节的。但是,人们并没有料到,在那短暂的见面时刻,发生 “一见钟情” 的,并不止是李政道和秦惠箬二人。不知是什么力量,南希・凌的心里也发生了 “一见钟情” 的感觉,对来接他的那位中国小伙子产生了突然性的好感,李政道当然没有觉察到。

李政道接完人回到了自己居住的芝加哥大学国际学生公寓休息,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竟然无法入睡。他觉得今晚他的精神有点异样。细考究去,发现是那位女生秦惠箬的身影总在自己脑海里,拂拭不去,欲罢不能。

李政道对这种感觉很陌生,但又很新鲜。他暗自想:这难道就是爱的启蒙吗?

李政道抑制不住这种特别的感觉,就跑到黄宛的宿舍。黄宛对李政道说,这次南希来芝加哥度圣诞节,目的之一就是找个男朋友。他进一步说,南希对李政道的印象不错,有意和他交朋友呢。这使李政道大出意外,因为他对南希并没有什么心动之感。当时李政道对黄宛说明,他的意中人是秦惠箬而不是南希。

此后,李政道一反他在找女朋友上的 “超然态度”,也忙碌起来了。他积极地参加各项活动,对两位姑娘表现得十分殷勤。二位姑娘很快结束了在芝加哥的度假,回哈维埃尔去了。

爱情的种子已经撒下,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颗。但是,它们如何萌芽成长,情形却大不一样。

02 再追求,很罗曼蒂克

秦惠箬原籍甘肃天水,后来迁居江苏无锡,后又迁居上海。秦惠箬在上海读的是教会学校。在读高三时,她听说天主教堂的牧师在物色人选赴美国留学,她便去找这位牧师要求去美国留学。她的要求居然得到了牧师的首肯。

1947 年 7 月,秦惠箬搭乘轮船赴美留学。秦惠箬的家庭出身和所受的教育,决定了在她的身上具有中西文化两方面的特点。这次去芝加哥度假,她虽然深为李政道的热情而受触动,而且在内心里也有某种异样的感情浮现,但她仍深藏不露,表面上表现得很平静。她在等待着事情的发展。

南希姑娘从芝加哥回哈维埃尔之后,心里对李政道的印象,很快就变成了奔放的激情。

李政道在巧遇秦惠箬之后,觉得无论从哪一方面想,秦惠箬都完全合乎自己的理想:一位东方式的姑娘,美丽、含蓄、热情、持重。他决定向她 “进攻”。这时,李政道又去征求黄宛的意见。黄宛建议她:不要犹豫,立刻行动。于是,1948 年初,李政道给秦惠箬写了第一封求爱的信。

秦惠箬对李政道有好感,当她接到李政道的信时,也有了自己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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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物理学家费米

在芝加哥,李政道等待秦惠箬的回信已如 “热锅上的蚂蚁”,甚至已经显得身体消瘦,精神不振。这甚至引起了他的导师费米的注意,便悄悄地问杨振宁:“李政道最近瘦了许多,注意力也不集中,是不是经济上遇到了什么困难?”

其实,这个时候,李政道已经接到秦惠箬的回信,信里虽然没有做出什么许诺,可是却邀请李政道在五月去参加圣玛丽学院举办的盛大舞会。这本身就是一个信号,李政道为此兴奋不已。他立刻着手实施两项计划:一是减肥;一是学习跳舞。按说,李政道那时并不很肥胖,可是却有 “小胖子” 的绰号,他觉得这对于争取秦惠箬的爱情不利。减肥的确有了结果,这就是为什么费米都看出来李政道消瘦了的原因。

至于跳舞,这对李政道说来比减肥困难更大。他的家庭虽然富裕,但他成长的环境哪里允许他学跳舞?一向办事认真的他,参加了亚瑟・默里・丹斯舞蹈训练班,认真地学起了跳舞。训练班的 6 门课程他都参加,很快掌握了跳舞的基本技法,足以对付秦惠箬邀请他参加的舞会。届时,李政道前去哈维埃尔参加圣玛丽学院的舞会。

1948 年夏天,李政道邀请凌宁和他妹妹南希,当然还有秦惠箬去美国西部旅行。一切准备工作都由李政道负责。李政道有汽车,然后他又购置了野营用的帐篷、吊床、毯子以及充足的食品等。

旅行非常完满,李政道和秦惠箬加深了相互之间的了解,感情逐渐升华,事实上开始了他们之间的热恋。

03 南希暗恋李政道,为其自杀

就在李政道和秦惠箬热恋的时刻,1950 年年初却传来了南希自杀的消息。据李政道分析,南希的自杀可能与他有关。自从南希在芝加哥遇到李政道之后,她心里充满了对李政道的爱慕之情,但是她的这种爱慕却没有得到李政道的回应。在 1948 年夏季,她接受李政道的邀请,和哥哥凌宁、秦惠箬一起去美国西部旅游,那时她对李政道还抱有热切的希望。

可是,旅游结束后,她终究明白了她恐怕是一位多余的痴情者,决心离开这个令人烦恼的世界。但是她的目的没能达成,她被紧急送进了维其塔医院,抢救过来。后来她嫁给了维其塔的一位中国饭店的老板。南希后来成了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动物学教授。

1949 年 11 月,秦惠箬得了阑尾炎,住进了医院。李政道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赶到维其塔去,在医院里精心伺候。一个月下来,秦惠箬身体康复,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李政道向秦惠箬求爱,秦惠箬也答应了李政道的请求。

1949 年 12 月,李政道完成了博士论文的答辩和博士学位的外文考试,到 1950 年 6 月才拿到博士学位的证书。

1950 年 1 月,费米介绍李政道去威斯康星州约克斯天文观察站任研究员,在钱德拉斯卡手下工作。这样,李政道就离开了芝加哥。也就在这个比较动荡的时候,南希自杀的事情发生了。

南希虽然没有死去,却抱怨秦惠箬 “偷” 走了本该属于她的李政道。秦惠箬受到很大的压力。她改信天主教,并诚恳地忤悔自己的 “罪”。于是,李政道安排了一次特别的旅行来安抚秦惠箬。在这次旅行途中,他们最后确定了结婚的具体日期,并把此决定报告给了秦惠箬的父亲。

04 为夫君放弃硕士学位

1950 年 6 月,秦惠箬从圣玛丽学院毕业,李政道和秦惠箬决定结婚,他们的婚礼在芝加哥市政府大厦举行。然后,他们去威斯康星州的山谷里度蜜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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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和秦惠箬的婚礼

在约克斯天文台工作虽只有 8 个月的时间,李政道却做出了重要的结果。他的一篇论文将白矮星的钱德拉斯卡上限质量极限,从 5.6 倍太阳质量降到后来公认的 1.4 倍。

钱德拉斯卡非常推崇这一工作。但是,钱德拉斯卡学术权威作风十分严重,很难听进不同意见。李政道的学术思想非常活跃,经常提出新的见解和问题,这使钱德拉斯卡不能容忍。

所以,他经常与李政道发生争执,使得李政道手足无措。李政道觉得这不是他理想的继续工作的地方。半年之后,李政道离开了约克斯天文观察站去伯克利加州大学工作,担任物理系的助教,做研究工作。秦惠箬则去那里读硕士学位。

美国对亚裔的歧视由来已久

当时正值朝鲜战争爆发,加州地方反华气焰嚣张,焚烧唐人街、迫害华人事件接连发生。加州政府甚至制定了歧视华人的法律条例。李政道夫妇开始住在都朗旅馆里,但是,当他们尝试去租房的时候,却遇到了明显的歧视。没有人愿意出租房子给他们,因为他们是华人。地方法律还规定,不是在美国出生的华人,不能够在美国拥有不动产。这意味着,他们也不能买房。

后来,他们只好住进了加州大学已婚学生宿舍,那是一种很小的公寓式的住宅。秦惠箬对李政道说,如果他们要组织家庭,要生儿育女,她可不愿意让他们的下一代生活在西海岸这样歧视华人的地方。

1951 年春季,加州大学要给李政道一个讲师的位子,但是要经过忠诚宣誓,从十个人中间选择一个。学校认为,像这样的工作职位,再没有别的单位会给他。但是,李政道认为这是一种 政 治 歧 视,拒绝了这个职位。

为了让李政道充分发挥他的才能,秦惠箬决定放弃自己攻读硕士学位的计划。这样李政道就可以选择最适合他的工作环境。就这样,李政道接受了费米的推荐,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

1951 年 9 月,李政道和秦惠箬来到了著名学府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住进了学院的公寓,从此开始了通向诺贝尔奖的科研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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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摘自《诺贝尔奖中华风云 —— 李政道传》,季承 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0 年 1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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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教授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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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删,参考:http://tdlee.lib.sjtu.edu.cn/pageinfo.do?dotype=wl

量子场论

量子场论是量子力学和经典场论相结合的物理理论,已被广泛的应用于粒子物理学和凝聚态物理学中。量子场论为描述多粒子系统,尤其是包含粒子产生和湮灭过程的系统,提供了有效的描述框架。非相对论性的量子场论主要被应用于凝聚态物理学,比如描述超导性的 BCS 理论。而相对论性的量子场论则是粒子物理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自然界目前人类所知的有四种基本相互作用:强作用,电磁相互作用,弱作用,引力。

1954 年李政道发表了量子场论中的著名的 “李模型” 理论。并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提出了场代数理论。1962 年与杨振宁合作,研究了带电矢量介子电磁相互作用的不可重正化性。1969-1971 年和威克合作提出一个解决量子场论中紫外发散的方法 — 在希尔伯特空间引入不定度规。1978 年和 R. Friedberg 及 A. Sirlin 找到一批场论中的经典解及其量子化解,李称之为非拓扑孤子,建立了场论的一个新领域。接着和 R. Friedberg 用这种解建立了强子模型。1996 年前后还研究过量子色动力学真空和夸克禁闭的关系。现在李政道致力于解薛定谔方程的新途径。

相关文献:

[1] Some Special Examples in Renormalizable Field Theory, Phys. Rev. 95, 1329 (1954).

[2] Can Time Be a Discrete Dynamical Variable?, Phys. Lett. 122B, 217 (1983).

基本粒子理论

关于基本粒子的结构、相互作用和运动转化规律的理论。它的理论体系就是量子场论。按照量子场论的观点,每一类型的粒子都由相应的量子场描述,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就是这些量子场之间的耦合,而这种相互作用是由规范场量子传递的。

1949 年李政道与罗森布拉斯和杨振宁合作提出普适费米弱作用和中间玻色子的存在。1956 年和杨振宁合作,发现违反宇称守恒定律的现象,共同提出 “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 假设,从而对粒子物理学理论做出重大改进。1957 年与奥赫梅和杨振宁合作提出电荷共轭不守恒和时间不反演的可能性。1957 年同杨振宁合作提出二分量中微子理论。1959 年又合作分析高能中微子的作用,确定了以后 20 多年理论研究和实验工作的方向。1964 年与瑙恩伯合作,研究了无(静止)质量的粒子所参与的过程中,红外发散可以全部抵销问题,这项工作又称李-瑙恩伯定理。这是目前强相互作用实验中不可缺少的定理,也是用高能喷注发现夸克和胶子的理论基础。70 年代初期研究了 CP 自发破缺的问题,又发现和研究了非拓扑性孤立子,并建立了强子结构的孤立子袋模型理论。并就色禁闭现象提出真空的 “色介常数” 的概念。1982 年为解决格点规范中的费密子谱倍增和平移、转动对称性破坏两大问题,和 N. H. Chirst 及 R. Friedberg 提出随机格点理论。现在李政道致力于中微子映射矩阵的研究。

相关文献:

[1] Question of Parity Conservation in Weak Interaction (with C. N. Yang), Phys. Rev.104,254 (1956); Errata: Phys. Rev.106,1371 (1957)
[2] Nontopological Solitons (with Y.Pang), Physics Reports 221,251-350 (1992).

[3] Interaction of Mesons with Nucleons and Light Particles (with M.Rosenbluth and C. N. Yang), Phys. Rev, 75,905 (1949).

核物理

核物理学又称原子核物理学,是 20 世纪新建立的一个物理学分支。它研究原子核的结构和变化规律;射线束的产生、探测和分析技术;以及同核能、核技术应用有关的物理问题。它是一门既有深刻理论意义,又有重大实践意义的学科。

1974 年李政道开创了相对论重离子碰撞研究领域。现在致力于解薛定谔方程的新途径。

相关文献:

[1] Question of Parity Conservation in Weak Interactions (with C. N. Yang), Phys. Rev. 104, 254 (1956); Errata: Phys. Rev. 106, 1371 (1957).
[2] Relativistic Heavy Ion Collisions and Future Physics, in Symmetries in Particle Physics (A Festschrift for Feza Guresey), eds. I. Bars, A. Chodos and C. H. Tze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84), p.93.
[3] New Ways to Solve the Schroedinger Equation (with R. Friedberg), Annals of Physies 316,44 (2005).

统计力学

统计力学(又称统计物理学)是研究大量粒子(原子、分子)集合的宏观运动规律的科学。统计力学运用的是经典力学原理。由于粒子的量大,存在大量的自由度,虽然和经典力学应用同样的力学规律,但导致性质上完全不同的规律性。不服从纯粹力学的描述,而服从统计规律性,用量子力学方法进行计算,得出和用经典力学方法计算相似并更精确的结果。

1952 年李政道同杨振宁合作提出统计物理中关于相变的杨振宁-李政道定理和李-杨单圆定理。1959 年又与杨振宁合作,研究了硬球玻色气体的分子动理论,对研究氦 Ⅱ 的超流动性作出了贡献。

相关文献:

[1] Statistical Theory of Equations of State and Phase Transitions. I. Theory of Condensation (with C. N. Yang), Phys. Rev. 87, 404 (1952).
[2] Statistical Theory of Equations of State and Phase Transitions. II. Lattice Gas and Ising Model (with C. N. Yang), Phys. Rev. 87, 410 (1952).

流体力学

流体力学,是研究流体 (液体和气体) 的力学运动规律及其应用的学科。主要研究在各种力的作用下,流体本身的状态,以及流体和固体壁面、流体和流体间、流体与其他运动形态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力学分支。流体力学是力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它主要研究流体本身的静止状态和运动状态,以及流体和固体界壁间有相对运动时的相互作用和流动的规律。在生活、环保、科学技术及工程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1951 年李政道提出水力学中二维空间没有湍流。

相关文献:

[1] Difference between Turbulence in a Two-Dimensional Fluid and in a Three-Dimensional Fluid, J. Ap.Phys. 22,524 (1951).

天体物理

天体物理学是研究宇宙的物理学,这包括星体的物理性质(光度,密度,温度,化学成分等等)和星体与星体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应用物理理论与方法,天体物理学探讨恒星结构、恒星演化、太阳系的起源和许多跟宇宙学相关的问题。由于天体物理学是一门很广泛的学问,天文物理学家通常应用很多不同的学术领域,包括力学、电磁学、统计力学、量子力学、相对论、粒子物理学等等。由于近代跨学科的发展,与化学、生物、历史、计算机、工程、古生物学、考古学、气象学等学科的混合,天体物理学目前大小分支大约三百到五百门主要专业分支,成为物理学当中最前沿的庞大领导学科,是引领近代科学及科技重大发展的前导科学,同时也是历史最悠久的古老传统科学。

1949 年,李政道在对白矮星的含氢量和钱德拉斯卡极限方面做出了出色工作。于 1986 年他 创立了孤子星研究领域。

相关文献:

[1] Hydrogen Content and Energy-Productive Mechanism of White Dwarfs, Ap. J. 111,625 (1950).
[2] Soliton Stars and the Critical Masses of Black Holes, Phys. Rev. D35,3636 (1987).

凝聚态物理

凝聚态物理学是从微观角度出发,研究由大量粒子(原子、分子、离子、电子)组成的凝聚态的结构、动力学过程及其与宏观物理性质之间的联系的一门学科。凝聚态物理是以固体物理为基础的外向延拓。

1952 年李政道与派尼斯合作研究固体物理中极化子的构造。1986 年同 R. Friedberg 一起提出结合了玻色-爱因斯坦凝聚和 BCS 理论的波色子-费密超导模型,并和 Friedberg 及任海沧一起预言了实验观测。现在致力于高温超导波色子特性的研究。

相关文献:

[1] Boson-Fermion Model of Superconductivity (with R. Friedberg), Phys. Lett. A138, 423 (1989).
[2] Coherence Length and Vortex Filament in the Boson-Fermion Model of Superconductivity (with R.Friedberg and H. C.Ren), Phys.Rev. B42, 4122 (1990).

量子力学

李政道先生不仅在物理学领域获得了非凡的成就,他还积极推动和促进了其他科学领域的发展。1997 年,李政道建立日本理化学研究所 - 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RIKEN-BNL 研究中心),并兼职为中心主任。该中心重点研究相对论重离子对撞机物理计划、硬量子色动力学 / 自旋物理、格点量子色动力学和相对论重离子物理。2004 年,中心与李政道主持的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小组合作建成拾万亿次超级计算机。
李政道先生对祖国怀有深厚的感情,十分关心祖国物理学的发展和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为之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1979 年和 Panofsky 一起组织了第一次中美高能物理会谈,此后两国正式成立了中美高能物理合作项目。通过这个渠道,在李政道的精心安排下,美国高能物理实验室内和科学家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设计和建造提供了大量技术支持。1981 年李政道向中国政府提议在北京建造区能为 3-6 吉电子伏的正负电子对撞机,并力主整个加速器和探测器都在中国制造。1984 年动工,1988 年建成并一次对撞成功。现在,这是这一区能最先进的实验装置,1992 年机上有关 τ 轻子质量的精确测量,被称为当年国际粒子物理实验中最重要的结果。

RESEARCH:

Timeon Model of Quark and Lepton Mass Matrix: Professor R. Friedberg and I proposed that T violation in physics arises from a pseudoscalar interaction with a new ←Spin 0 field, called timeon. For quarks, the model gives a compact three-dimensional geometric picture consisting of two elliptic plates and one needle, describing the 10 observables: six quark masses, three Eulerian angles and the Jarlskog invariant. For leptons, the model predicts two relations between the corresponding three Eulerian angles and the Jarlskog invariant.

Explicit Convergent Iterative Solutions of the Schroedinger Equation: Together with Professor R. Friedberg and Professor W. Q. Zhao (CCAST), I have developed a new rapidly convergent iterative procedure to derive the ground state and low-lying excited states for a class of Schoedinger Equation. These include the solutions for a sombrero-shaped potential in any space dimension and arbitrary angular momentum.

Higgs Boson as a Composite: In a recent paper with Professor R. Friedberg, I examine the possibility that Higgs boson may be a composite, not an elementary particle. Thus, the theoretical description of the analytical properties of Higgs may be quit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an unstable elementary particle. The experimental search for Higgs should then be also different from the usual detection techniques for an elementary particle.

SELECTED PUBLICATIONS:

For a complete listing of publications see publication search engine such as Spires or the like.

“Convergent Iterative Solutions for a Sombrero-Shaped Potential in Any Space Dimension and Arbitrary Angular Momentum,” with R. Friedberg, W. Q. Zhao, quant-ph/0510193, Annals of Physics 321 (2006), 1981.

“Comments on the Superconductivity Solution of an Ideal Charged Boson System: A dedication in celebration of the 90th birthday of Professor V. L. Ginzburg,” with R. Friedberg, cond-mat/0602009, Journal of Superconductivity 19 (2006), 1557.

“A Possible Relation between the Neutrino Mass Matrix and the Neutrino Mapping Matrix,” with R. Friedberg, hep-ph/0606071, HEP & NP 30 (2006), 591.

“Symmetry and Asymmetry,” Nucl. Phys. A 805 (2008) 54-71.

“Convergent Iterative Solutions of Schroedinger Equation for a Generalized Double Well Potential,” with R. Friedberg, W. Q. Zhao, Ann. Physics 323 (2008) 1692-1708. arXiv:0709.1997 (quant-ph).

“Hidden Symmetry of the CKM and Neutrino Mapping Matrices,” with R. Friedberg, Ann. Physics 323 (2008) 1087-1105. arXiv:0705.4156 (hep-ph).

“Jarlskog Invariant of the Neutrino Mapping Matrix,” (R. Friedberg and T. D. Lee, Ann. Physics 323 (2008) 1677-1691. arXiv: 0709.1526 (hep-ph). “Model with Strong γ4T -violation,” (R. Friedberg and T. D. Lee, Chinese Physics C (HEP&NP) 32 (2008) 939. arXiv: 0810.3373 (hep- ph).

“A Timeon Model of Quark and Lepton Mass Matrices,” with R. Friedberg, Ann. Physics 325 (2009) 2196-2225. arXiv:0904.1640 (hep-ph).

“Deviation of the Lepton Mapping Matrix from the Harrison-Perkins-Scott Form” with R. Friedberg, Chinese Physics C (HEP & NP), 34 (2010) 1547.

“A Soluble Model of ‘Higgs boson’ as a Composite,” with R. Friedberg, in Selected Papers and a Glimpse into the life of Gunnar Källen, edited by C. Jarlskog and A.C.T. Wu,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Series in 20th Century Physics, Vol. 43 (2011) arXiv:0912.0364 (hep-ph).

参考:https://www.columbia.edu/cu/physics/fac-bios/Lee_TD/faculty.html#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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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政道教授的研究领域 2024 年 08 月 06 日 22:08 重庆

https://mp.weixin.qq.com/s/nNHmmWgXsoHPN2K_B4LqnA


李政道教授的发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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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科学论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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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册

已发表论文总目
1 介子与核子和轻粒子的相互作用
2 白矮星的氢含量和能量产生机制
3 二维液体和三维液体的湍流的差异
4 物态方程和相变的统计理论
5 慢电子在极性晶体内的运动
6 量子场论的一个可重整化的可解模型 —— 李模型
7 重子数守恒和广义规范变换
8 关于重介子的猜测
9 电荷共轭,新量子数 G 和正反核子系统的选择定则
10 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守恒质疑
11 量子力学和量子统计力学中的多体问题
12 对于可能的时问反演和电荷共轭不变性破坏的评注
13 关于宇称不守恒的系列讲座
14 在超子衰变中验证宇称不守恒
15 从 ^o 的衰变的不对称角分布测定其自旋
16 诺贝尔奖演讲 —— 弱相互作用和宇称不守恒
17 稀薄硬球的玻色子系统的低温行为和量子统计力学中的多体问题
18 高能中微子实验的理论讨论
19 中微子在质子和铁的库仑场内中问玻色子的产生截面
20 高能中微子实验
21 荷电矢量介子与电磁场的相互作用
22 ε 极限理论在中间玻色子的研究上的应用
23 德西特空间中自旋 1/2 的波动方程
24 宇宙线在大气中产生的中微子穿过地壳形成的 μ 子束的强度
25 中微子的一些特性
26 简并系统和质量奇异性
27 弱相互作用综述
28 定域场论中的空间反演、时间反演及其他分立对称性
29 中性矢量介子和强子电磁流及其相关文章
30 负度规和 S 矩阵的幺正性及其相关文章
31 弱相互作用简史
32 标度性和物理核子的束缚态性质
33 多重边缘模型中的多重数分布和一维气体
34 一个自发 T 破缺的理论及其相关文章
35 真空稳定性和零自旋场论中的真空激发及其相关文章
36 反常核态与真空激发及其相关文章
37 孤立子解的量子展开
38 三维空间中的非拓扑性孤立子及其相关文章
39 四维空间孤立子解
40 费米子场非拓扑性孤立子
41 算符排序和规范理论中的费恩曼规则
42 随机格点场论及其相关文章

下册

43 量子场理论的离散描述及其相关文章
44 相对论重离子碰撞和未来物理
45 黑洞是否为黑体?
46 用差分方程表述的物理
47 孤立子星和黑洞的临界质量
48 各类孤立子星与黑洞及其相关文章
49 袖珍型玻色子星的稳定性
50 高温超导的玻色子一费米子模型及其相关文章
51 高温超导的玻色子一费米子模型中的关联长度和涡丝
52 理想带电玻色子系统中沙夫罗特超导解的更正
53 非拓扑性孤立子
54 富勒烯材料中的宇称双重态和配对机制
55 自旋波系统和格点玻色子系统之间的等价关系及其相关论文
56 真空作为物理介质及其相关文章
57 规范理论的非简洁格点表述方式
58 具有格里博夫型等价多种性的可解规范模型
59 求解薛定谔方程基态的新途径及其相关文章
60 暗能量的一个可能起源及其相关文章
61 旧题新观及中微子物理的将来

更多参考:

[1] T. D. Lee’s research works | Columbia University and other places
https://www.researchgate.net/scientific-contributions/T-D-Lee-2163783378

[2] Research Profile - Tsung-Dao Lee | Lindau Mediatheque
https://mediatheque.lindau-nobel.org/laureates/lee/research-profile

[3] 李政道 资料辑录 - 物理 - 小木虫 - 学术 科研 互动社区
https://muchong.com/html/201404/72351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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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先生与中国高能物理发展

原创 王贻芳 中国物理学会期刊网

王贻芳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物之道:道生物,物生道,道为物之行,物为道之成,天地之艺物之道。”

在高能所大院门口矗立着一座名为 “物之道” 的雕塑,雕塑正面镌刻着这首诗,作者是李政道先生。李先生为推动中国高能物理的发展以及我国第一台大科学装置 ——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设呕心沥血、竭智尽力,陪伴和见证了我国高能物理事业艰难而又成功的步伐,为中国的高能物理发展做出了无人可以替代的巨大贡献。半个世纪以来,我国高能物理研究蓬勃发展,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这一切与李先生几十年来的大力支持与帮助是分不开的。

一、中国高能物理的起步

建国伊始,我国高能物理实验研究一片空白。建立于 1950 年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高能所前身,1953 年更名为物理研究所,1958 年再更名为原子能研究所)是新中国亚原子物理研究的发源地。1956 年,我国制定的第一个科学发展十二年远景规划首次提出了建造一台高能加速器的设想,此时国际高能物理研究也刚刚进入第一代大型加速器实验阶段。但中国的高能加速器计划却经过二十多年 “七上七下” 的曲折,直到 1986 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和北京谱仪开工建设才真正起步。李先生在这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1972 年美国总统访华,中美关系改善。9 月,李先生和夫人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在与周总理及张文裕先生讨论云南站的宇宙线研究成果中,李先生首次提出了中国应考虑建造一个小型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议。中国领导人认真考虑了李先生的建议,支持了中国学者提出的发展高能物理实验的愿望。不久,周总理在给张文裕等 18 位科学家的回信中说:“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1973 年 2 月 1 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成立,中国的高能物理研究开始走上正轨。

1975 年,中国政府批准建造一台 400 亿电子伏特(40GeV)的质子同步加速器(BPS)。这就是 “七五三” 工程。虽然李先生在物理上不赞成这个方案,也担心这个计划困难太多。除去经济能力和 政 治 决心之外,还要得到国外特别是美国各大加速器实验室的技术帮助。但他还是亲自与美国能源部和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BNL)联系,邀请中国考察团去 BNL 访问。那时候中美还没有正式建交,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与美国政府和能源部沟通协调,并安排培养加速器和实验物理方面的人才。

1979 年 1 月李政道先生写信给方毅副总理,提出了《关于培养高能实验物理学者的一些建议》。在写信之前,他与美国二十多所大学和三大国家高能实验室,即 BNL、费米国家加速器实验室 (FNAL) 和 SLAC 国家加速器实验室 (SLAC) 进行了联系,希望接收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他的请求获得了这些大学和实验室的同意。很快我国政府也接受了李先生的建议,并立即开始了派遣学者的选拔工作。到该年 7 月,以高能所为主的研究单位向美国五大国家实验室和部分大学以及欧洲核子中心派出了近 40 名学者,即 “李政道学者”。这一举措,为后来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和中国高能物理研究培养了关键人才。

1979 年 1 月 29 日,邓 小 平访问美国,翻开了中美两国关系的新篇章。在小平同志到访前一周,李先生与以林宗棠为首的赴美考察团讨论、落实了美国高能物理相关的国家实验室与中国合作的具体项目,并积极推动两国政府签订一个正式的合作协定。在很短的时间内,李先生协调了中美两国政府,在邓 小 平与卡特签订了中美科技和文化合作协议的同时,由方毅副总理和美国能源部部长施莱辛格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美利坚合众国能源部在高能物理领域进行合作的执行协议》,这是中美科技合作协定下的第一份执行协议,为中美之间高能物理的 40 年成功合作奠定了基础。

在协议的框架下,李先生建议成立了中美高能物理联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 1979 年 6 月在北京饭店召开。更是在李先生的积极争取下,6 月 12 日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美国能源部正式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美利坚合众国能源部在高能物理领域进行合作的执行协议的附件》和《一九七九年六月至一九八零年六月中美高能物理技术合作项目》两个协议。中美在高能物理领域的合作正式开始,这也是中美科技合作的最早项目。

二、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是我国第一台高能加速器,1988 年 10 月,实现第一次正负电子对撞,《人民日报》称 “这是我国继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人造卫星上天之后,在高科技领域又一重大突破性成就”,“它的建成和对撞成功,为我国粒子物理和同步辐射应用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揭开了我国高能物理研究的新篇章”。**从物理目标的选择到加速器方案的确定,从人才培养到工程管理,从物理研究到国际合作,没有李先生殚思竭虑和全力以赴,就不会有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设和成功。

1981 年 3 月,在中国高能物理方案经过 “七上七下”,大家一筹莫展时,李先生召集中美科学家一同研讨,以防中国高能物理又会错过发展时机,再遭严重挫折。会上,他和美国 SLAC 时任所长潘诺夫斯基正式提出建造 44 亿电子伏 (2×2.2GeV) 质心能量的正负电子对撞机,研究粲物理。他们认为这样一台对撞机作为中国高能加速器的起步,在技术上是先进的,可以带动中国的高科技;物理窗口是广阔的,有丰富的研究课题;同时可以产生同步辐射,有极大的应用价值。这个建议得到中国高能物理学家的广泛支持。1981 年底,李先生亲自向小平同志介绍了这一方案,获得了支持。小平同志认为,这是中国科技界与国外交流的一个重要方向,尽管花了一些钱,但是却改善了国外科技界跟我们的关系,建立了各种学术联系。在李先生的帮助下,高能物理所开始进行设计和预制研究工作。1983 年 4 月,国务院正式批准 BEPC 工程立项。

李先生支持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承担了巨大的压力和风险,倾注了全部心血和智慧。在几乎完全没有基础的中国高能物理和加速器界,建设亮度比 SPEAR 高一个量级的正负电子对撞机(SPEAR 是发现了 tau 和 charm,获得两个诺贝尔奖的加速器),在许多人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李先生押上了自己的声誉,全力投入到这项事业中。他仔细分析了利弊和成败因素,利用自己的影响,创造各种渠道,花了很大精力推动和组织美国能源部所属的五个国家实验室在物理、技术、工程、人才上支持和帮助中国建造加速器和探测器,并亲自参与各种讨论,协助发现和解决大大小小的各种问题,促进了中国高能物理和加速器队伍的成长。

1984 年 10 月,小平同志来到高能所为对撞机工程奠基,他听了汇报,明确地说:“我相信这件事不会错!”。他还特地感谢李先生为中国高能物理发展做出的努力。1988 年 10 月,在中外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下,BEPC 和北京谱仪(BES)高质量完成了建设,实现了对撞。在庆祝典礼上,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李先生的陪同下参观了对撞机,小平同志发表了 “中国必须在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的著名讲话。

BEPC 只用了 4 年就完成建设,即使在有对撞机基础的国家,也几乎是前所未有的。其建造成功,使中国人掌握了高能加速器、探测器技术,以及同步辐射的应用技术,对国内相关产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投入运行后,迅速达到了设计指标,取得许多重大物理成果,在粲物理研究方面处于国际领先,成为世界八大高能加速器中心之一,在世界高能物理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北京同步辐射装置成为我国主要的广谱同步光源,为多学科交叉前沿研究提供了大型平台。

回过头来看,建设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是一个无比正确的决定,是当时所能做的一个最好的决定。首先科学意义重大,建成以后一直在出重要成果,BES 国际合作组,发表重要物理文章 167 篇,包括 tau 轻子质量的精确测量、R 值测量、6 夸克态的发现等,使粲物理研究成为国际粒子物理研究的热点之一。最近我们论证这台在 2004 年改造完成的机器,还能运行 10 年,加起来一共有超过 40 年的科学寿命,成为世界上少有的长寿加速器。中国的高能物理学界十分幸运地获得了长达四十年的发展空间。其次造价低,比原来的 50GeV 质子加速器方案便宜很多,包括初期建设和后来的改造,一共花了 8.8 亿。这样的一台 8.8 亿的设备让全国的高能物理学者近千人用 40 年,是极为划算的。第三是技术含量高,能支撑同步辐射应用,我国的北京同步辐射光源、上海光源、散裂中子源和现在正在怀柔建设的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的建设队伍,都来源于高能所的这支队伍。

三、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BEPCII)

上世纪末,中国的高能物理发展路线曾有过一次大讨论,从 1994 年起,在李先生和潘诺夫斯基教授支持及国内同行的积极参与下,我国高能物理界开始了 “τ- 粲工厂” 的预制研究,由于各种原因这一方案最终没有获得国家支持,但依旧锻炼了队伍,为以后的 BEPCII/BESIII 的建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00 年,高能所提出了我国的高能物理和先进加速器发展目标,提议对 BEPC 进行重大改造,李先生本着有利于我国高能物理发展的初衷,一如既往地支持 BEPCII 的改造方案。终于 BEPCII 及相关的中国高能物理发展战略获得了中央的原则同意。其后,高能所的科学家们考虑到国际竞争态势的变化和国际高能加速器的最新发展,提出了在原有隧道中的双环方案,这就集合了 τ- 粲工厂方案的高指标和原 BEPCII 方案利用原有隧道的低成本这两个优点,使对撞亮度提高到 100 倍。但问题是中央已经原则批准的方案还能改吗? 经费从 4 亿涨到 6.4 亿能得到批准吗? 在此关键时刻,李先生对这个新方案表达了坚定的支持立场,出面与各方面沟通并写信给中央领导,解释了方案改变的原因与理由,希望能得到支持。最终,在各方面的努力与支持下,新的 BEPCII 方案得到国家发改委的批复同意,于 2004 年正式开工建设。这时离大家开始讨论 τ- 粲工厂,已过去了 10 年。

前文中提到李先生在 1979 年设计成立了中美高能物理联合会员会,由美国能源部负责高能物理的最高官员及国家实验室的高能物理负责人参加。李先生每年都会亲自参加,从不间断直至 2011 年。早年这个委员会实际上就是 BEPC 和高能所的国际顾问委员会,它组织了美方单位帮助 BEPC 开展设计与研制,大力推动了 BEPC 的建设和高能所的发展。随后在李先生的建议下,美方一些单位正式参加了 BES 合作组,参与物理分析,推动 BES 走向国际化。在 90 年代初,美方还贡献了几百万美元参与 BES 的升级改造。由于中方的技术与能力进步,除了个别的特殊技术与一般的方案与技术评审之外,BEPCII 的设计与研制基本上不需要美方参与。但李先生仍然十分关心 BEPCII 的研制工作进展,在每年的中美高能物理联合会上,他不厌其烦,询问细节,安排各种所需要的帮助,并组织评审和技术交流。

我亲身经历的一个感人场面是有关新的北京谱仪(BESIII)超导磁铁。这台磁铁长 3.5 米,直径 3 米,磁场强度 1 特斯拉,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单体超导磁铁。研制大型超导磁体的难处在于无法分步测试并做修改,只能在全部制造完成后才能测试,这时如果有问题也无法修改了。这是 BEPCII 风险最大、价格最高的单体设备, 2007 年 6 月在 “Workshop on Possible Parity Restoration at High Energy” 的晚宴上,我们告知李先生,一小时前超导磁体励磁成功。他非常激动和高兴,当场表示要去看看大家。晚宴结束之后,81 岁高龄的李先生深夜 11 点来到现场,慰问课题组成员,祝贺并感谢大家的努力,给了大家莫大的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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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007 年 6 月 11 日晚,李政道先生(左三)亲临超导磁体研制现场

在 BEPCII 完成建设任务于 2008 年开始运行时,李先生发来贺信。2016 年,BEPCII 的峰值亮度达到了 1×1033cm-2s-1 的设计目标,李先生又一次发来了贺信。BESIII 实验获取了大量的实验数据,在粲物理、粲偶素、轻强子、量子色动力学等方面取得了大量成果,其中 Zc(3900)的发现被美国《物理》杂志评为 2013 年全球最重要的物理成果,至 2020 年底,共发表文章 300 余篇,其中 * Physical Review Letter* 64 篇,在 τ- 粲物理领域继续保持国际领先地位。

四、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

2003 年,高能所提出在大亚湾建造一个中微子探测装置,寻找一种新的中微子振荡,并测量其振幅(sin22θ13)。李先生知道了以后并未立刻表态。回美国以后,他花了相当多的时间阅读文献,找国际上的相关专家研讨,并与美国能源部科学局高能物理办公室沟通,了解他们的态度。最终他在 2004 年表态支持这个项目,并强烈支持中美合作开展这个项目。几十年来,李先生对高能物理的支持从来都不是口头上的,都会投入大量精力,付诸实际行动。由于他在国内外的地位和影响,他的作用有时是具有决定性的。

当时,美国也有两个类似的反应堆中微子实验方案,分别在东西海岸。事实上,当时国际上还有好几个方案,显然不可能都得到支持。大家都在组建国际合作团队,设法合并别人,以壮大自己的声势,提高获得各自政府支持的可能。由于历史上的原因,高能所跟美国伯克利国家实验室领导的西海岸团队达成了合作意向,实际上是各自希望对方参加自己的项目。在这个过程中,双方都想争取主动,采用自己的方案。在复杂的竞争中,李先生出面积极沟通协调,支持了中方的努力,最终推动了中美合作的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合作组的成立。这是中美两国首次有这样规模的大型基础科学合作,有八所美国大学和国家实验室的科学家参加,得到美国能源部的大力支持,提供建造探测器一半的经费。另一方面,针对中方经费与立项的困难,李先生积极与有关部门沟通,并两次给中央领导写信,陈述大亚湾实验的重要意义,推动有关部门的立项准备工作。在科技部的协调下,在各方人士及有关领导机关的大力支持与创新性的努力之下,主要由科技部、科学院、基金委、广东省、深圳市、中广核集团及美国能源部联合支持的大亚湾实验终于在 2007 年正式启动了,并得到港、台、捷克、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的支持。这样的国际、国内合作项目在当时的国内是前所未有的。

李先生的支持,使大亚湾实验的准备工作,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顺利推进了。在建设过程中,我们也多次遇到各种困难。李先生经常过问,并主动提出帮助协调。同时他还积极组织科学研究的准备工作。2010 年 11 月,在他的提议下,我们组织了 “大亚湾时代的中微子实验” 研讨会,李先生亲自参加,并报告了他自己关于中微子振荡研究的新成果。为支持国内科学期刊的发展,李先生还同意将自己的文章发表在《中国物理 C》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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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大亚湾时代的中微子实验” 讨论会海报

2012 年 3 月,大亚湾实验组获得了首批数据,准备发布重大结果。经过讨论,合作组同意把即将投稿的文章发给李先生过目,以表达我们对他最大的敬意及感谢。他是合作组外看到文章的第一人。李先生看完文章后立即发来了贺信,并以让人极度不安的方式对我们这些晚辈表达了鼓励。从中我们也看到了李先生的人品、修养和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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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大亚湾实验成果公布时,李先生的贺信

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发表了精确测量 sin22θ13 的结果,首次以 5 倍的标准差排除了 sin22θ13 为 0 的可能性,确认了第三种中微子振荡模式的存在,得到了国际粒子物理学界的高度评价。这项成果被美国《科学》杂志评为 2012 年十大科学突破之一。大亚湾中微子实验成功打开了未来中微子物理研究的大门,使国际上一系列新的中微子实验得以实施,使我国的中微子实验研究从无到有并走到了世界前列。没有李先生的帮助,我们也许不会这么快取得成果,或在时间上失去先机而成为后来者。

五、从 BEPC 到 CEPC,中国高能物理面临的重大机遇

BEPC 对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战略意义重大。从 1988 到今天,我国高能物理实验领域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成为基础和起点,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进展:我们能独立设计建造加速器、探测器并开展物理研究;在 2-5GeV 能区的 τ 物理、粲物理、粲偶素、量子色动力学检验等方面走到了世界前列;开拓了中微子研究领域,利用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发现了中微子新的振荡模式,精确测量了其振荡幅度,并开始了江门中微子实验的建设。同时,我们在高海拔和空间宇宙线实验、暗物质探测、X 射线天体物理研究等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慧眼” 卫星正遨游太空,LHAASO 高海拔宇宙线探测设施建设完成并已经取得重大成果,未来的空间探测卫星和空间站实验正在准备中。在此基础上,北京高能同步辐射光源、东莞散裂中子源等大型多学科交叉研究平台的建设和应用也从无到有,迅速发展,成为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单元,也逐步成为国际领先的实验基地。在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人才培养方面,高能所也取得了一系列骄人成绩。

三十多年来,在李先生的帮助和支持下,中国的高能物理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而未来 30 年,将是中国科技发展的另一个关键期,我们要从 “追赶” 成为 “领跑”。自希格斯粒子的发现后,国际高能物理学界普遍认为对它的深入研究极为重要和迫切,是探索标准模型新物理的最好窗口。我们在国际上首先提出了建造质心能量为 90~240 GeV 的高能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的设想,并在同一隧道中适时建设超级质子对撞机。作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以后的下一代中国高能加速器,这一项目给我国的高能物理发展提供了一个追赶、领跑的绝佳机遇,将使我们从占有国际上的 “一席之地 “,到成为 “国际中心和引领”。我想李先生四十年的心血与努力,就是为了看到这一天。这是我们中国高能物理学家的梦想,也是我们的中国梦。CEPC 在提出后便在质疑和争议中前行,参与 CEPC 的科学家、工程师们百折不挠,预研工作正如火如荼进行着,一批关键技术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相信在未来的 30 年中,在李先生为我们奠定的基础上,我国高能物理和先进加速器发展会再上一个台阶,我国的基础科学研究将迎来又一个辉煌时期。

作者简介:王贻芳,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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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与中国互联网的诞生

董洁林 中国物理学会期刊网

撰文 | 董洁林(CUSPEA 81 学者,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短短几十年,互联网大潮已把人类推入了一片完全未曾想象的信息汪洋。从火热的互联网建设时代,到群雄并起的网络服务时代,再到如今 “你方唱罢他登场” 的网红时代,是否仍有人依稀记得,这一波信息革命始于象牙塔里的科学家们为自己创造 “玩具” 和 “工具” 的小目标?而中国互联网的前传里曾活跃着高能物理学家的身影?

01 互联网:科学家创造的 “大玩具”

科学家是一个善于想象和构建虚拟世界的群体。20 世纪 60 年代初,美国科学家开始构建计算机网络,从计算机通讯原理,到交流协议和标准的构建,再到国家实验室和大学计算机的连接,以及一些关键应用(如 Email)的发明,计算机网络在探索中慢慢生长。

构建跨越大区域、连接多家厂商的计算机网络最大的挑战是有一套开放、易用、可拓展、高效、并被大家都认可的通讯协议。上世纪 70 年代初,任斯坦福大学教授的 Vinton G. Cerf 和当时任职于美国国防部 DARPA 的科学家 Robert E. Kahn 于 1973 年设计了互联网基础体系结构并创造了因特网关键通讯协议 TCP/IP。他们决定不申请专利,于 1974 年发表相关论文使它成为开放的公共知识,1978 年该协议成为 OSI 国际标准,接下来该构架和协议陆续被各国政府采用为基础网络通讯技术。

世界各地的政府部门、科研院所和大学的计算机也慢慢互联互通起来成为一个科教因特网(Internet),这是科学家们的一个 “大工具” 和 “大玩具”。因特网逐渐取代早期基于其他技术的计算机网络而成为主流网络,两位科学家也因此于 2004 年获计算机领域最高奖图灵奖。

因特网走入千家万户,让寻常百姓能够欣赏的关键技术发明是服务层技术标准的建立(也即与 WWW 相关的协议),而英国科学家蒂姆・伯纳斯 - 李(Tim Berners-Lee)是这些技术最重要的发明者。1989 年,伯纳斯 - 李在欧洲粒子物理研究所(CERN)工作,这里当时是欧洲最大的因特网节点。他用自己发明的 HTML(超文本协议)和 HTTP(超文本传输协议)等 WWW 技术与计算机通讯的下层协议 TCP/IP、DNS 等结合起来,并于 1991 年建立了世界第一个互联网(WWW)网站 http://info.cern.ch/(该网站至今仍然是 CERN 的官方网站)。另外,伯纳斯 - 李把他所创造的互联网技术免费开放给全世界自由使用。

从此之后,科学家们的 “玩具” 更好玩了,早期在互联网上冲浪的学生们也逐渐毕业,然后在社会上大肆宣传这个新事物。1994 年, 政 治 家、投资者和创业者成为推动和开发互联网应用和服务的主力,互联网商业化大潮在美国开始了,它带着五彩缤纷的泡沫汹涌澎湃地进入普通人的视野和生活。

02 李政道:把中美高能物理学家连接起来

作为理论物理的世界级领军人物,李政道先生非常了解世界高能粒子物理实验领域以及相关支撑技术前沿的情况,也非常了解经受了十年 “文革” 后中国科学界与世界脱节的状况。从 1979 年开始,李政道先生就在邓 小 平先生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的支持下推动中美高能物理领域科学家们的合作。这项合作由李先生担任总顾问,过去几十年,每年都开一次联合会议,在中国和美国的科学重镇轮流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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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后的李政道教授(2016 年 1 月 26 日摄于旧金山。图片来自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图书馆)。

上世纪 90 年代之前,中美科学家合作的重点是讨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北京谱仪、北京同步辐射装置的建造等工作。到了 90 年代初,已经建造好的实验设施开始逐渐出数据了,于是重点转到实验设施的运行和改进、物理实验的设计以及数据的处理和分析。21 世纪之后,这个联合小组的工作重点又转向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上海光源工程、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和散裂中子源工程等。

通过几十年持续不断的努力,这项合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科学成就,也为中国高能物理领域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很多中国科学院和高校的科学家们先后参与这项工作,如上海交通大学的张杰校长,以及先后出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下称 “高能所”)所长的叶铭汉、方守贤、郑志鹏、陈和生等。由于李政道先生为了这个项目一直斡旋于中美高层之间,总是在解决最棘手的问题,中国同行们亲切地称他为 “李政委”。在工作质量上,李政道先生要求很高、很严格,有些与李先生近距离工作的人,清晰记得自己曾受过的批评。

关于中美两国高能物理科学家的正式合作,有大量的文献记录,现在科学家们也仍然在继续这项合作。然而,这几十年科学合作所带来的多项高技术副产品却鲜为人知,“互联网进入中国” 正是其中一项伟大的技术 “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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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 6 月 10 日 - 13 日,中美高能物理联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邓 小 平、方 毅接见了中美高能物理联合委员会成员。(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网站)

03 李政道与中国互联网的诞生

如果说李政道先生是互联网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节点和一台连接中国和美国的 “路由器”,那么许榕生博士就是李先生构建并发送回祖国的一个核心 “软件包”。

科学院高能所研究员许博士经由李政道先生创立的中美联合物理招生项目(CUSPEA)于 1982 年春赴美,李先生特别安排他在美国加州大学 Santa Cruz 分校就读博士。取得学位后,他在美国 UCSC 粒子物理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读博和博后期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SLAC)学习和工作,熟悉加速器和美国能源部建立的早期网络 APA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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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榕生博士(CUSPEA 81 学者,1982 年春赴美留学)。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原国家计算机网络入侵防范中心首席科学家。

现已年过花甲的许博士回忆说:“1988 年的一天,李政道先生应美国 UCSC 粒子物理研究所所长 Abe Seiden 教授的邀请来所讲座,他特意跟到场的中国留学生讲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设成果,并强调正急需软件和物理分析人才。他热切希望我回国到高能所工作,我当即表示请他给我写推荐信。他写了,并从他在北京建立的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拨给我一笔美金作为资助。”

1988 年秋回到祖国后,许博士加入高能所,迅速投入到高能实验数据分析和软件编程的工作中。当时的中国科学界还不太了解互联网已经在国际科教界成为重要通讯手段的状况。1988 年年末,斯坦福大学高能物理教授瓦特・托基(Walter Toki)提出了中美之间应该连接一条互联网专线,但这事由于后来的 政 治 事态发展而搁浅。在 1991 年中美高能合作联合会议上,美国科学家们再次提出基于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实验的合作来建设一条中美之间的国际计算机联网专线,以解决实验数据传输与通讯等方面的问题。

李政道先生特别为此与中国领导人沟通,并由中国自然科学基金委(这个机构和体系也是在李政道先生的建议下成立的)立项资助该项目。同时,他也与托基教授等美国科学家一道游说美国政府,排除美国方面的诸多顾虑和障碍。两国政府同意之后,有美国网络经验的许博士就成为建设这项计算机联网工程的中方负责人。

在 80 年代下半段,中国也有一些学校和科研所零零星星地通过电话拨号方式接入国外大学或研究所的联网服务器,进行 Email 通讯。据中科院办公厅原副主任柳怀祖先生记述:1986 年 8 月 25 日,高能所参与欧洲核子中心项目 ALEPH 的负责人吴为民先生通过一条辗转的远程拨号线在北京 701 所给欧洲核子中心的斯坦伯格教授发出了一封 Email,这是从中国通向世界的第一封电子邮件。

但早期上网速度很慢、费用很高,因此只是个别人才能偶尔使用的 “奢侈品”。高能所在 1988 年又建了一条与欧洲核子中心的 X.25 连线,并做了个机房。有好几年,高能所的这个小小机房一直是科学家们争相与外界联络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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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两国科学家于 1991 年草拟的 IHEP-SLAC 联网设计图(许榕生保存的手稿)。

许榕生小组历时 18 个月的工作后,从北京高能所到美国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计算机的 64K bps TCP/IP 专线最终于 1993 年 3 月 2 日全程联通。从技术上来说,这是中国的第一条国际互联网专线。在这个过程中,李政道先生总是在关键时刻与中国政府高层领导进行沟通,帮助扫除观念和官僚障碍,由上至下地推动电信部门的支持,当时参与此工程的邮电部门员工很诧异经常接到高层 “加快速度” 的指示。

TCP/IP 专线接通后,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资助下,全国千余名科教课题负责人很快在高能所的网络上设立了账户,率先使用电子邮件等互联网服务与全球通讯。从此,中美之间不但可以传送电子邮件、文章,而且实现了实验数据的实时传输,过去把数据磁带和书籍跨国背来背去的时代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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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使用电子邮件的科学家向国家提出 “建设全国性的计算机网络” 的建议书(许榕生保存的信件)。

早期互联网上冲浪的用户都是中国科技教育界的权威泰斗。1993 年底,在一些德高望重的科学家的推动下,由郝柏林起草的一份中国科学家共同体的建议书 “建设全国性计算机网络” 提交给了政府,为中国全面建设互联网吹响了号角。

1994 年 3 月,中国正式签约加入国际互联网,之后更多国际通道开通了。同年,高能所率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 WWW 网站。接下来的两年,许榕生等科学家像互联网 “传教士” 一样在中国各地巡回报告、科普互联网技术和应用,美国留学生们也纷纷海归创业。互联网就这样在中国闪亮登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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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高能所于 1994 年 4 月设立了中国第一个互联网服务器和中国第一网站(这是当年的网页 - 许榕生保存)。

以今天的标准看来,当年这一道基于 TCP/IP 技术的 64K 国际互联网专线的速率不可想象的慢,远远不如现在任何一部个人智能手机的数据传输速率。然而,这条原始信息通道不仅把中国科学家和世界同行们连在一起,也形成了一种 “核裂变式” 的社会反应,开启了中国互联网时代的新纪元。

从美国学成归国之后的几十年,许榕生博士对中国互联网建设方方面面的成就和获奖很多。但每当有人称他为 “中国互联网元勋” 的时候,他就会摇头更正:“李政道老师才是中国互联网诞生的真正推手。”

04 李政道培养的互联网 “未来战士”

2016 年是李政道老师九十华诞之年。11 月,世界各地的科学家、特别是 CUSPEA 学者们前后在纽约、硅谷、波士顿、新加坡、华盛顿、北京和上海等地聚集,也相聚于 Email 群和微信群之中。一方面感恩李政道老师及中美双方很多老师当年的提携之情,一方面也彼此了解三十多年的奋斗和成就。

大家发现,理论物理学家李政道教授也曾 “出轨” 计算机,于 1997 年到 2003 年担任美国 RIKEN-BNL 研究所所长时期曾经领导科学家们建造了当时最快的超级计算机。而相当一批 CUSPEA 学者也先后成为推动世界各地互联网技术和应用的力量。可以说,他们是李先生无意之中选拔和培植的互联网 “未来战士”。

在美国大学学习的 CUSPEA 同学们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就开始活跃于计算机网络上,后来很多人成为计算机软硬件领域的专家和学者,著书立说、教书育人、创新立业。令大家记忆深刻的一个早期故事发生在 1987 年 11 月,当时卡耐基 - 梅隆大学的研究生邓冬平(CUSPEA 83)正式向 Usenet 管理者申请在网络上成立一个中国人的专门社区 Soc.Culture.China(社会。文化。中国),这项申请在三天之内就得到一百多人的网上附议而得以正式成立。这个虚拟社区迅速成长为一个全球超过三万人的活跃平台,为全球华人学生学者的学术合作以及思想情感交流提供了一段独特的集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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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从美国海归的 CUSPEA 互联网 “未来战士” 们除了像许榕生这样在科教界发力,不少人在互联网商业化浪潮中的成就也很靓丽,以下是一些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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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PEA (81) 学者于刚是一位学术成就突出的连续创业者。以管理学者立足学术界的于刚教授,发表了 80 多篇学术论文、并获得管理科学应用全球最高奖。在创业方面,他创建了电子商务公司 “一号店”,在短短七年中就成为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之一,于 2015 年被沃尔玛公司并购。他还曾于 1995 年在美国创建了科莱科技公司,2002 年被艾森哲并购。秉承李政道老师回馈祖国的情怀,至今他向本科母校武汉大学捐款达 1 千万美元,以自己的方式照亮年轻学子的未来路。现在,他的创业征途又上了一个新台阶,他创立的互联网公司 111 集团于 2018 年 9 月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CUSPEA(81)学者刘肇怀是英飞拓公司创始人。创立于 2000 年的英飞拓提供视频安防和智能家居产品和服务,于 2010 年在深交所挂牌上市。最近几年,英飞拓收购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相关企业,2016 年又收购了从事互联网和移动营销的北京普菲特公司。目前,英飞拓已经成为安防行业全球最大的公司之一。

・CUSPEA(85)学者张朝阳是搜狐创始人。作为麻省理工学院博士的物理学家,张朝阳对美国早期互联网的发展趋势非常了解,早在 1996 年就回国开始互联网方面的创业,1998 年搜狐公司正式成立,该公司很快成为一家著名互联网门户公司,于 2000 年在美国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目前,搜狐仍然是中国互联网信息和娱乐方面最有影响力的公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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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PEA((88)学者宓群现任光速中国创业投资创始合伙人,管理的资金规模超 20 亿美元。他投资过百度、大众点评、赶集、联络互动、融 360 等行业领先公司。2019 年,他被福布斯评为 15 位全球最佳创投人之一。在创办光速中国前,宓群是美国光速创投的全球合伙人。宓群从 2003 年开始担任 Google 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和亚洲产品负责人和投资负责人。之前,他还共同创立了 iTelco Communications 公司,提供全球范围的网络通讯产品及服务。宓群曾在 Intel 总部工作,他共同发明的闪存多比特存储技术,发展成为了 Intel 数十亿美元的闪存业务。他拥有涉及闪存、通信、互联网安全及商务方面的 14 项美国专利。

・CUSPEA(88)学者杨勃(阿北)于 2005 年创立了豆瓣网(douban.com)。这是一个互联网内容和交流平台,以书评、电影和音乐评论为核心内容,有几百万注册用户。2015 年,该公司又推出了移动互联网平台。

未来难以计划、也不可预测。李政道先生推动的中美高能物理合作项目、中美联合物理招生项目(CUSPEA)、中国自然科学基金等本意都是为了提升中国的科学水平,无意中却还结出了中国互联网之 “瓜”,这真是奇妙历史的神来之笔!

注:本文内容来自作者书籍《人类科技创新简史:欲望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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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天之语,解物之道 | 李政道

原创 李政道 中国物理学会期刊网

美国当地时间 8 月 4 日凌晨,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逝世,享年 98 岁。

1957 年,31 岁的李政道因弱作用下宇称不守恒的发现与杨振宁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是历史上第四年轻的诺贝尔奖得主。

本文是 2008 年 10 月 12 日李政道先生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 “纪念望远镜发明 400 周年科学大师讲演会” 上的讲演,题目为《以天之语,解物之道》。

李政道先生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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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政道

(1 Columbia University)

(2 中国高等科技中心)

本文发表于《物理》2008 年第 12 期

本文是作者 2008 年 10 月 12 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 “纪念望远镜发明 400 周年科学大师讲演会” 上的讲演。

■ 推荐理由

文章为纪念伽利略开始用望远镜观测天体 400 周年而作,回顾了望远镜的发明、中国古代的天体物理、20 世纪物理学的发展和 21 世纪物理学的前景。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以天之语,解物之道》。共有四个部分∶(1)望远镜的发明;(2)中国古代的天体物理;(3)20 世纪物理学的发展;(4)21 世纪物理学的前景。

01: 望远镜的发明

大家知道,望远镜发明已经有 400 年了。1608 年秋天在欧洲传播着一个消息,说有人发明了望远镜。不久伽利略就发表了他划时代的著作 “星际信使”(Sidereus Nuncius)。他说:“10 个月之前,有一条消息传到我的耳朵,说有一位 Fleming 地区(今荷兰、比利时)的人制造了一种小望远镜。利用这种望远镜,可以来看物体,虽然物体离眼睛较远,但仍然能被清晰地看到,好像它就在眼前⋯⋯” 于是伽利略也制造了一架望远镜,如图 1 所示,就是伽利略制造和使用过的望远镜。当时天主教认可的说法是一切星体都是围绕着地球在转动,地球是中心。可是伽利略用他自己制造的望远镜观看木星,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1610 年 1 月 7 日,伽利略在观察时,发现木星右边有一个小星,左边有两个小星,见图 2;第二天看就变成右边有三个小星,左边没有小星;再过两天看,右边小行星不见了,左边却有两个小暗星;再过一天,左边的一个小暗星变大了;又过一天,所有的小暗星都不见了,变成右边一个小星,左边二个小星。再过一天(1 月 13 日)木星两旁的小星阵式又有大变,成为右三左一!根据这七天的观察结果,伽利略推断这些小星都是木星的 “月亮”,就是说木星有四个月亮,而这些木星的月亮都是绕着木星转,而不是绕着地球转!这就是说,并不是一切星辰都围绕着地球转,推翻了当时天主教的错误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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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伽利略使用过的望远镜,现珍藏在意大利佛罗伦萨 (Florence) 的物理博物馆内 (Alinari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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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伽利略对 “天之语” 的初步 “解语”

伽利略的重大发现还有,1591 年提出惯性质量和引力质量等价、1609 年以后发现月亮上有山脉和陨石坑以及金星的位相等等。1632 年他又发表了重要的著作 “对话”。可是在这之后,1633 年,伽利略被罗马天主教会软禁起来了。在教皇的命令下,不准他发表论文,不准演讲,不准教导,不准和朋友讨论学术问题。四年以后,1637 年伽利略的眼睛瞎了,五年后 1642 年 1 月 8 日他就过世了。伽利略的去世有可能使处于萌芽状态的近代科学夭折,但是就在同年,也就是 1642 年 12 月 25 日牛顿诞生了。由于当时的罗马教皇的势力没有达到英国,没有达到全欧洲,使得牛顿能够接替伽利略继续发展了近代科学,否则欧洲的近代科学必然延迟发展,也很可能中断。而在中国,两年之后,1644 年,明朝崇祯皇帝自尽,明朝灭亡,中国科学的发展停滞,近代科学未得萌芽,更不用说快速发展了。

1991 年,为了纪念伽利略 “惯性质量和引力质量等价” 实验的重要发现 400 周年,中国发行了纪念明信片,那是我设计的(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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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991 年李政道设计的明信片

1993 年梵蒂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代表天主教为伽利略平反并向全球的科学家道歉。当时是由我代表全球的科学家发言(见图 4)。我面对教皇说,是地球绕太阳转,还是太阳绕地球转,这两个说法都不错。因为这是相对论。在伽利略时代,人们还不明白这个原理。不对的是教皇强逼伽利略放弃自己的观点,强逼伽利略不能讲学并将他软禁。现在能为他平反,我感到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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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993 年 5 月 8 日梵蒂冈(Vatican)教皇约翰・保罗二世(John Paul Ⅱ)为伽利略平反,向全球科学家道歉,李政道代表全球科学家发言

02: 中国古代的天体物理

在各种不同的天体星辰中,有两类星辰最为突出。一类是 “新星”;另一类是 “超新星”。新星的亮度大约是太阳亮度的几万倍,超新星的亮度是太阳的百万万倍。新星和超新星都是中国最早发现的。发现新星是在公元前 13 世纪,这在一片甲骨上有记录(见图 5)。这片甲骨上刻有 “新大星并火” 几个字,上面记录说,某月的第 7 日傍晚月亮出来的时候,发现了新大星。实际上还有另一片甲骨,说两天以后这个星就消失了。超新星的最早发现也在中国,是在宋朝仁宗至和元年。记录说,1054 年 8 月 7 日天空突然出现一颗很亮的星,大如鸡蛋。每天都记录它有多亮,一直记录到 1056 年 7 月看不见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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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刻有 “新大星并火” 几个字的甲骨

《周礼・春宫・大宗伯》说:“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苍璧是什么?黄琮是什么?它们都是玉器。苍璧是圆形的,代表天;黄琮是方的,代表地。苍璧是圆的,但中间有一个洞;黄琮是方的,中间也有一个园洞。为什么礼天的苍璧和礼地的黄琮这两件周代的玉器中间都有园洞呢?还有一件商周时期的玉器叫璇玑(见图 6),根据《书・舜典》记载:“璇美玉也,玑为转远,径八尺,圆周二丈五尺强,玉者正天文之器。” 原来,璇玑是一架庞大的天文仪器。可是今日看到的璇玑是商周的遗物,直径仅约 30 厘米左右,想来这架商周前的巨大天文仪器,到了商周时代已经缩小成为象征性的玉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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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

可是商周前的璇玑,径八尺,那是什么样的天文仪器呢?如何用来观察,又观察什么呢?中华民族的文化是炎黄文化,是大陆型文化,与其他文化发源不同。可以想象,五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每天夜间仰观星辰,一定会注意到所有星辰均在转动,每十二时辰转动一周。而这转动有一个轴心它的位置是 “正极”。我的假定是,商周前的 “王者正天文之器” 的 “璇玑” 是用来定 “正极” 的一架巨大天文仪器,(见图 7)。这台 “璇玑” 有一直径约八尺的转盘。盘周有三个凹口,用来确定三个不同星座的位置,随天而转。转盘的轴是一长约 20 尺的竹管,内取微孔,以定正极之位。假设微孔直径约 2 毫米,则所测定的正极角位的精确度可达 0.013°。为了固定这个竹管,在它的外面包以大石块。这长长的 “石柱” 就演变成后来的 “琮”,而这大转盘则演变为后来的 “璧” 和 “璇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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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假设用 “璇玑” 来定 “正极” 的天文仪器

可是地球的自转轴是在进动的,其进动周期约为二万五千年。现在正极的位置恰好是北极星(见图 8)。可是商周前就完全不同了。另一个条件是,转盘三个凹口必须各对着一个较大的星。什么年代有较大的,各相距离约 120° 的星而 “璇玑” 也正好能够定位在正极方向呢?从天文历中,我们可以查到,能适合这些条件的,大约是公元前 2700 年。那时候紫薇星的右枢正好在现在北极的位置,比现在的北极星离正极还更近一点。周围刚好有三颗较亮的大星对着凹口,它们是紫薇星座的 “少宰”、“上辅” 和北斗星座的 “摇光”,刚好就是这三个位置(见图 9)。假如这个想法是对的,就表示说,在公元前 2700 年,我们的祖先已经有天文仪器可以把当时正极星的位置定位到约 0.013° 的精确度而紫薇星正是那时候的正极,这就是为什么紫薇星座自古以来,一直被认为跟帝王和国家的兴亡有关系的原因。这大约是公元前 2700 年,离现在约 4700 年时的情形,也可能是炎黄文化发源开始的时代。我们现在看紫薇星座,就很难看出它有什么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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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现在北极星附近的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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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4700 年以前的北极星是紫薇星

太阳黑子的观测,古代中国也是领先的。据李约瑟著《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一书称:欧洲人因为有天体完整的成见,就不注意天体现象的显著事例,譬如太阳黑子的发生。在欧洲,观测太阳黑子,是由伽利略使用望远镜观测而得到的。最初发现是在公元 1610 年末,这是科学前进的一步。但是,中国太阳黑子的记录就我们所知是最久而最完备的,比西方要早一千六百多年。那就是公元前 28 年刘向时期的记录。从那时到公元 1638 年,中国正史中记录显著的太阳黑子现象有 120 次,不包括许多地方志、传记及其他出版物所做的记录在内。太阳的黑班在中国书中被称作 “黑气”、“黑子” 或 “乌”,其大小常被描写如 “钱币”。

03: 20 世纪物理学的发展

20 世纪物理学最重要的发展是相对论、量子力学和对核能的了解。1905 年爱因斯坦发表了 5 篇论文,其中一篇提出了狭义相对论,接着在 20 年代出现了量子力学。这都是划时代的发展。

1939 年 8 月 2 日,爱因斯坦给罗斯福总统写信,指出铀元素不久可能成为一种重要的能源。1942 年 12 月 2 号,由费米带领的科学家队伍,首次实现了人工可控制的核能。人类首次可以不依靠太阳而获得能量。当时芝加哥大学康普敦教授从芝加哥大学打电话给总统科学顾问康南特,用隐晦的语言通报了核反应堆实验成功的消息。康普顿说:“意大利航海家刚抵达了新世界。” 康南特问:“本地人的反应如何?” 康普顿回答说:“非常友善。” 这是因为在 1942 年的时候,意大利和美国在打仗,所以通电话要非常小心。康普敦说的意大利航海家就是指费米,他借了当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故事,报告核反应堆的运转成功。

火的发现和应用开始了人类的文化。火的能量来源是太阳能,太阳能是核能,太阳本身就是一架庞大的氢核反应堆。1942 年 12 月 2 日,费米带领的科学家队伍,首次实现了人类可控制的核能,使人类能够不通过太阳而获得能量。这是 20 世纪的重大科技进步,也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科技进步。

记得在 40 年代我做费米老师的研究生的时候,费米老师每星期都花半天时间跟我用 “一对一” 的方式讨论。有一次他问我,知不知道太阳内部的温度是多少。我说大概是一千万度。他说,你算过吗?我说我没有算过。他说这不行,一定要自己算。我说计算太复杂。计算太阳的温度有两个公式,其中之一需要温度的 18 次方,另一式需用温度的 6.5 次方。因此计算相当麻烦。费米说我帮你做一个专用算尺,可以化简计算。于是我们一起动手作了一个大的木头计算尺(见图 10)。计算尺上的刻度,位于上边的是 18Log,下边的是 6.5Log。有了这个算尺,我就像用玩具似地把太阳内部的温度算出来了。这件事就是老师对学生的一对一的言传身教,使我终身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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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1948 年,费米和李政道手做的,为计算主序星内部温度分布专用计算尺。上边是 18Log,下边是 6.5Log。

04: 21 世纪物理学的前景

上面说过,在 103 年前,就是公元 1905 年,爱因斯坦写了五篇论文。这五篇论文影响了全球人类文化的发展,因此三年前联合国决定 1905 年为世界物理年。爱因斯坦的第一篇文章是测量分子大小的新方法。第二篇提出了光量子。第三篇是讲布朗运动。第四篇是狭义相对论。第五篇提出了著名的质能方程式 * E*=mc2。今天我想讲的是,爱因斯坦的科学成就,对 21 世纪的影响可能会与上世纪相同,甚至更大。

现在我们知道,在我们 “大爆炸”(big bang)宇宙中像我们这样的已知物质的能量只占总能量的 5%,此外暗物质的能量占 25%,暗能量则占 70%。这是很奇怪的。什么是暗物质,我们不清楚,什么是暗能量,我们也不清楚。像我们这样的物质也就是已知物质,是由电子、质子、中子和极少量的正电子、反质子构成的。暗物质不是我们这样的物质。通过天体间引力场的测量,可以推理算出,暗物质的能量约是我们已知物质能量的 5 倍。不仅如此,最近几年通过哈勃望远镜发现我们的宇宙不仅在膨胀,而且是加速地膨胀。膨胀的原因是因为有负压力。这个负的压力,就是由于有暗能量的缘故,而这负压力是爱因斯坦较早提出来的。这个负压力就是暗能量,它占我们已知的物质能量的 14 倍。2004 年我发表了一篇论文,探讨暗能量的来源,观念是 “天外有天”。什么是天外有天呢?我认为,暗能量的存在,很可能说明在我们的大爆炸宇宙之外,会有更多、更多的宇宙。

2005 年我另有一篇论文,是探讨一种强相作用夸克 - 胶子等离子体的产生和结构。它的观念是 “核天相连”。我认为在暗能量的负压力下会产生新的物质。这新物质可能和核能相连。最近在美国布鲁克黑文实验室,用高能量的金核离子相撞,试图发现这种新物质的存在。美国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已经有了许多结果,产生了新的核物质,我们称它 sQGP,就是 Strong Interacting Quark-Gluon Plasma(强相互作用夸克 - 胶子等离子体)。因为夸克模型的核子中也含有负压力,核能也许可以和宇宙中的暗能量相变相连。

爱因斯坦最早提出的负压力 —— 暗能量在我们宇宙中占据了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说爱因斯坦对 21 世纪科学发展的影响也可能比 20 世纪更大。了解暗物质,了解暗能量是 21 世纪物理学面临的很大挑战,我相信我们会成功的。

1952 年我和杨振宁合写了两篇统计力学论文。爱因斯坦看过我们的论文后,请他的助手考夫曼(Bruria Kaufman)来问我们,是否可以和他一起讨论。我们到了爱因斯坦的办公室,看到在他的桌子上放着我们的论文。他说,这两篇论文很有意思并询问了 “格气” 的细节。他的问题都着重于物理的基本观念。我的回答使他很满意。他说的英语带有很浓厚的德国口音,讲得较慢。我们讨论的范围很广泛,进行了大约有一个多小时。最后,他站起来和我握手说:“祝你未来在物理学中获得成功。” 我记得,他的手大、厚而温暖。对我来说,这实在是一次难忘的经历。他的祝福使我深深感动。

今天,我们要纪念 400 年前望远镜的发明,我们也纪念 100 多年前爱因斯坦对物理的贡献,和他五十多年前的过世,我们更要纪念伽利略和爱因斯坦一生对人类的贡献,为科学的献身。我们的地球在太阳系是一个不大的行星,我们的太阳在整个银河系四千亿颗恒星中也不怎么出奇。我们整个银河系在整个宇宙里面也相当渺小。可是因为我们有炎黄文化,有 400 年前望远镜的发明,因为爱因斯坦和伽利略在我们小小的地球上生活过,我们这个黄土蓝水的地球,就比宇宙其他部分有特色,有智慧,有人的道德。谢谢大家。

补记

非常荣幸,《物理》杂志编辑部将我的文章《以天之语,解物之道》选定为《岁月留痕 ——(物理》四十年集萃》中 40 篇经典作品之一。2008 年 10 月在人民大会堂,我为纪念伽利略第一次用望远镜观测天体 400 周年作了讲演。这篇文章是在该讲演的基础上写作而成的。

2009 年初,世界实验室主席安东尼诺・齐基基(Antonino Zichichi)博士邀请我设计伽利略铜像,我即以伽利略用望远镜第一次观察到木星的四个卫星图为主题,画了一个设计创意图(如附图 1 所示)(《以天之语,解物之道》一文介绍了伽利略的这一划时代的科学贡献)。设计图中,伽利略身穿长袍,手持他建造和使用过的望远镜凝视远方,长袍上雕刻了四排大小点组合,分别代表了木星和它的卫星在不同日子的位置,伽利略铜像高大、宏伟,坐落在由著名文艺复兴大师米开朗琪罗(1475~1564)晚年设计的国立圣玛利亚天使与殉道者大教堂前。这是该教堂建造后约 450 年历史中唯一的新增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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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李政道设计的伽利略铜像草图

2010 年 4 月 28 日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礼,世界实验室主席安东尼诺・齐基基博士主持仪式,意大利文化部部长卡乘德罗・邦迪(Sandro Bondi)、中国驻意大利大使丁伟等贵宾出席典礼(如附图 2 所示)。丁伟大使为铜像揭幕(如附图 3 所示),并在致词祝贺中表示,伽利略铜像作为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送给意大利科学界的礼物,再次展现出中国人民对意大利人民的友好情谊,也体现了中国科技界对意大利同行的尊敬。希望两国人民以伽利略勇敢、思考与追求真理的伟大精神为动力,携手共创人类更加和平、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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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出席落成典礼的贵宾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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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 丁伟大使为铜像揭幕

21 世纪的物理学给我们带来了极大挑战和机遇。我期望祖国的年轻科学家以伽利略为榜样,为科学为人类做出更大更出色的贡献。

李政道

2012 年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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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李政道先生: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

原创 中国科学报

文 | 《中国科学报》 记者 倪思洁 韩扬眉 崔雪芹

当地时间 8 月 4 日凌晨,世界杰出科学家、1957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在美国旧金山逝世,享年 97 周岁。

中国科教事业发展历史上,很多重要的事件都与李政道有直接关系,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的诞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诞生、中国高能物理的起步、中国博士后制度的建立……

“李政道先生对中国科教事业作出了这么大的贡献,永远在考虑他做的事情是不是对国家有用。”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感慨,“一个人一辈子要是能做成这其中的一件事,就已经很了不起,而他做成了这么多……”

上海交通大学(以下简称上海交大)李政道研究所 8 月 5 日发布的讣告中,引用了杜甫的两句诗:“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 李政道生前曾多次引用这两句诗,他认为 “这道出了一个科学家的真正精神”,而这两句诗也成为他物理生涯和人生志趣的最好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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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 上海交大供图

事无巨细,亲力亲为

1977 年,我国 “八七工程” 上马,计划投资 7 亿元在 1987 年建成 4000 亿电子伏的质子同步加速器。

得知这样的决定后,李政道不赞成,但他想,既然是祖国的决定,那就要尽力协助。他分析:“要实现这个计划,困难会很多。除去经济能力和决心之外,一定要取得国外特别是美国各大加速器实验室的帮助;同时,一定要立刻培养加速器和实验物理方面的人才。”

自那之后,李政道就积极推动中国高能物理的人才培养,并促成了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CUSPEA)。此后,“八七工程” 改成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方案,并在李政道的支持下最终取得成功。

“他花了很大的力气,给赴美的 CUSPEA 研究生一对一安排实验室。他去找实验室的主任、教授、研究员商定,由美国教授培养这些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原副主任、李政道曾经的助手柳怀祖告诉《中国科学报》。

在王贻芳看来,无论是推动中美高能物理人才交流,还是推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立项、中国博士后制度建设,李政道做的很多事情,都要付出巨大的精力,“很多事情不是写封信或说句话就能做成的,需要亲力亲为,确保所有细节落实到位”。

事无巨细中,饱含着李政道对祖国的爱。

因为 “八七工程”,当时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被借调到国家科委负责高能物理工程项目外事工作的柳怀祖与李政道的交流多了起来。柳怀祖发现,每次讲到中国时,李政道都会用 “祖国” 两个字。

“这么多年里,他虽是美籍,但在他心里,对祖国的爱从来没有变过。” 柳怀祖说。

不以立场或关系判断一件事

1984 年 5 月,李政道在人民大会堂受到邓 小 平同志接见。他建议,在中国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博士后制度。

一年后,在邓 小 平的关怀下,中国建立起博士后制度。这些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使年轻的科技人员流动起来,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才能和专长。

柳怀祖回忆,1985 年夏天,在钓鱼台国宾馆,李政道与一位政府领导人谈起了博士后的日常经费问题。李政道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坚持认为博士后每人每年的日常经费应该为 12000 元,但这位领导认为 8000 元就够了。之后,在一个小时的谈话里,“12000 元” 的话题被李政道反复提及四五次;到了饭桌上,李政道依然坚持。

最后,邓 小 平决定将博士后每人每年的日常经费定为 12000 元。李政道听罢,激动地站起来,走到邓 小 平跟前,握住他的手说 “我代表这些青年科学家谢谢您”。邓 小 平摆着手亲切地说:“是我们要感谢你。”

“用现在年轻人的话来说,他是个很较真儿的人。” 柳怀祖说。

李政道的 “较真儿”,王贻芳也体会过。王贻芳曾向李政道介绍自己主导的大亚湾中微子实验项目,希望能够得到李政道的支持。但李政道在没有了解清楚之时,一直没有表态,直到他仔细认真研究并征求了很多人的意见之后,才最终判断这是一个 “好的实验”。自那以后,李政道开始不遗余力地帮助王贻芳推动大亚湾中微子实验立项。

“他是一个品德非常高尚的人,不会简单地以立场或关系判断是支持还是反对一件事,他考虑事情的时候也从来不考虑个人的利益。他一旦认准了,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事情、是一个好的事情,就会全力以赴、亲身参与。” 王贻芳说。

尊重晚辈,不彰显 “个人”

在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发布成果后,李政道给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和生和王贻芳写信祝贺。在信的开头,他称呼陈和生和王贻芳为 “和生兄”“贻芳兄”。

“他以让人极度不安的方式对晚辈表达了鼓励。” 王贻芳说,“他对晚辈完全没有长辈的气势,非常尊重晚辈,为人非常谦逊。”

“为人低调谦逊” 是很多与李政道交往过的人的共同体会。

2003 年至 2006 年,时任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局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杰担任中美高能物理合作会谈中方代表团团长。在李政道的指导下,张杰推进中美合作,解决了中美科技合作中诸多难题,深得李政道信任,被李政道称为 “忘年至交”。

此后,李政道应时任上海交大校长张杰之邀到访,深入了解了上海交大。2010 年,他再次专门访问了上海交大,其间与张杰数度 “秉烛深谈”,深刻认同上海交大的文化与人才培养理念,决定将其收藏多年的手稿、奖章、艺术珍品和故居等捐赠给学校,以激励后学。

然而,当张杰提出以李政道之名建一座图书馆时,李政道却拒绝了。

“我们希望让更多年轻人了解您的科学精神和家国情怀。”2011 年,张杰再次专程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向李政道表达想法,并承诺李政道图书馆不只属于上海交大,更属于全国,这才得到李政道的同意。

2011 年 6 月,李政道图书馆获得国家批复,并于 2014 年正式落成。

李政道始终胸怀祖国科学事业。2014 年底,李政道给中央领导写信,建议参照对世界科学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丹麦玻尔研究所,在中国建立一个世界顶级研究所。这一建议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李政道研究所以突破根本性科学问题、培养国际性大师级第一流人才为建设目标。2021 年底,李政道邀请张杰担任李政道研究所所长,将建设李政道研究所的重担正式移交给张杰,继续推动李政道研究所的建设。

艺术就是生活

李政道的亲朋好友们都知道,他不仅对科学研究有很高的热情,对艺术也同样如此。

柳怀祖回忆,李政道无论走到哪儿,都会在口袋里揣一个巴掌大的小本子和几支笔。在飞机场等飞机时,在公园里散步时,在看到外观奇特的建筑时,他都会掏出本子和笔,几分钟就勾勒出一幅画。

他的画大多是纪实性的,有大榕树,也有刚出壳的小鸡 —— 小鸡出壳图还被绣成了苏绣。有时,他会在画作旁边再题上一首小诗,记下当时的感受。

“他的艺术造诣蛮深的,对国内知名画家的画作、画风都很熟,能说出那些画家是什么画派、他们的画有什么特点。” 柳怀祖说。

对于李政道来说,艺术等于生活。每年过年时,他会专门画一幅生肖图,让助手印在贺卡上,然后亲笔写上祝福语,把贺卡寄给五湖四海的朋友。平日里,给太太写便条留言时,他也喜欢用绘画代替文字。

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大门口,矗立着一座雕塑,名为 “物之道”,用太极图展现了正负电子的相互作用。这座雕塑的创意正是李政道提出的。雕塑下方刻着李政道的诗《物之道》:“道生物,物生道,道为物之行,物为道之成,天地之艺物之道。”

或许,对于李政道来说,物理本身就是天地间无与伦比的艺术。

如今,斯人已逝。就像 “物之道” 雕塑依然矗立着一样,李政道为后世留下的精神财富和科教资源依然在惠及一代又一代年轻人。

“我们缅怀他最好的方式就是实现他的梦想。” 王贻芳说,“他希望中国科教事业、中国高能物理研究能够成为世界领先。我想,我们要做的就是实现这个愿望。”

《中国科学报》 2024-08-06 第 1 版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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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别李政道先生!巨星陨落,栽下一片常青

原创 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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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华人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北京大学名誉教授、北京现代物理学研究中心主任李政道先生于当地时间 2024 年 8 月 4 日在美国旧金山逝世,享年 97 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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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先生是国际知名物理学家,在粒子物理理论、原子核理论和统计物理等领域做出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作,在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不守恒问题方面取得重大研究成果,成为首获诺贝尔奖的中国人。

他说,全中国人事实上是一个人,我们 “是全世界最大的人,是历史上最大的人,也是将来最大的一个人”,精神相连,就跟一棵大树一样。

他用一生诠释了这句话。

01 联大求学,师从大家

1944 年的一个清晨,尚是战争动乱之时,李政道背着装满书的大网兜,叩开了吴大猷先生的门

望着这位仰慕已久的老师,李政道激动又担忧

看着眼前这位才学兼优的学生,吴大猷被深深打动

为了帮他进入联大积极奔走,几经辗转,破格录取

李政道于 1945 年作为北京大学学生注册,正式转学至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

从此,他与物理、与北大

**开启了一生的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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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李政道作为北京大学学生,入读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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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在西南联大的求学岁月(照片左起为楼格、李政道、叶铭汉、陆祖荫)

西南联大向李政道提供了,最优质的物理学教育平台

老师们言传身教,奠定了他扎实的学术基础和求实的科研品格

恩师们的惜才、爱才和严以育才印刻在青年李政道心中

成为他一生严谨做学问,诚心做教育的效行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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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 年,在昆明求学的李政道

1946 年,李政道以大三学生身份,破格获得机会和朱光亚结伴赴美进入芝加哥大学,师从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物理学大师费米(E. Fermi)

四年后,李政道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在芝大天文系任助理研究员,从事流体力学的湍流、统计物理的相变,以及凝聚态物理的极化子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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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年李政道在芝加哥大学读博士期间手持巨大计算尺时
李政道回忆道,正是恩师们的培养和举荐,他才能在热爱的物理领域一步步拓展边界,感受物理之美,传递物理之乐。

02 首获诺贝尔奖的中国人

在李政道车载斗量的学术成果当中,宇称不守恒定律无疑是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一个

1957 年,他与杨振宁一起专注于未知、未能的领域,从最基本的理论、公式出发,一步步推演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理论,用这个定律摘下了,物理学的王冠 ——诺贝尔物理学奖,自此成为首获诺贝尔奖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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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获颁诺奖

“严格的对称看似规范而工整,却总觉少了些许变化;大致对称下又有细微差别,错落有致,富于变化,往往别有生趣。”

这是宇称不守恒定律在生活中的绝妙隐喻,也是李政道的研究信条 ——

在一个全新的学术领域,从不拘泥于前人的方法,开辟自己的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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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求学期间,李政道每周都会和老师讨论一些十分前沿的、富有创新性的问题,然后将问题归纳总结

量子场论、基本粒子理论、核物理

统计力学、流体力学、天体物理等

多个方向均被覆盖,变成一个个正式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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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热爱的物理领域,李政道一步步拓展边界,感受着物理之美

论证白矮星的元素组成

修正了当时人们对星体演变的基本观念

证明出统计力学中的重要公式

深受爱因斯坦的认可,研究虽属理论物理学的范畴,却坚持将理论与实验相结合……

这位物理学巨人,时常与原子核理论、统计物理等领域一系列里程碑时刻联系在一起

在他身上,有着一段物理学的黄金岁月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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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 小 平 同志会见李政道先生及夫人

03 先生手植,物理大树已成林

改革开放后,李政道坚定下为祖国培养人才的信念,倡导建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制度,推动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在当时留学还很困难的中国,李政道先生独创出**“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CUSPEA)**,从零开始制定 CUSPEA 的制度程序

在国内,由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沈克琦教授时任北大物理系主任的赵凯华教授带领组织物理科目阅卷工作

在科技并不发达的当时,所有的申请书,都由李政道先生亲笔写成、寄送,每年都有几百封之多

1979 至 1988 十年间,CUSPEA 共推荐学生 915 人赴美深造

其中202 人来自北京大学,他们大多数选择回国,成为各领域的学术领军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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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先生与陈佳洱畅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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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 5 月 27 日,李政道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立 10 周年纪念会上做科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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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始于西南联大的情分,化为李政道先生长期以来对北大前沿科学研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工作身体力行、不遗余力的关心与支持

他先后发起建立北京现代物理研究中心,创设北京大学高能物理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并推动建立北京大学理论生物学中心

(今北京大学定量生物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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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李政道先生以个人积蓄捐赠,发起**“秦惠䇹与李政道中国大学生见习进修基金”**,签字仪式在北京大学举行

北京大学作为首批参与实施的四所高校之一,迄今有千余名本科生成长为 “䇹政学者”,在系统科学训练中加强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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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 10 月,王选院士、时任副校长陈佳洱陪同李政道先生参观北京大学方正电子出版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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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 1 月 23 日,李政道(一排中间)参加 “䇹政基金” 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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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1 月,李政道先生为庆祝北京现代物理研究中心成立 35 周年题词

迈入 21 世纪,李政道仍然保持着对北大物理学发展的热情,促进高能物理、核物理、天体物理和宇宙学等领域

前沿的国际合作研究,助力北大不断加快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进程,事无大小、亲力亲为

2022 年起,北大开始实施**“物理学科卓越人才培养计划”**

李政道亲笔题写下,“创新成就卓越,人才成就未来”,殷殷期望,寄于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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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8 月,李政道先生为 “物理卓越计划 “题词

2003 年,在庆祝北京大学物理学科建立 90 周年庆典活动上,李政道应邀在物理大楼中楼 212 阶梯教室演讲,
全场座无虚席,同学们争相提问,先生高高地竖起了大拇指:

“北大的学风好,物理学院学生的问题提得好。”

他还欣然作画**“物理大树已成林”**,寓意为北大物理过去的九十年,就是伴随着近代物理学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成长成才的九十年

二十年后,北大物理学科迎来建立 110 周年的光辉时刻李政道先生题词

“北大物理 百年成林 十年新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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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先生、黄昆先生、朱光亚先生、马大猷先生、彭桓武先生等在北大物理学科 90 周年庆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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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 9 月 15 日,李政道先生与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师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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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10 月 24 日,李政道先生在北京大学出席中国博士后制度建立二十周年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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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9 月,李政道先生为庆祝北京大学物理学科建立 110 周年题词

*“近一个世纪以来,获得巨大发展,这棵物理大树今已成林。物理学有了许多的分支,也影响到许多学科,但物理学仍然是一个整体,是同一个根。”*

诞生于民族危难之时的北大物理小苗,一路倔强而茁壮地成长,如今,百十翠林添新绿

李政道先生 “问愈透、创更新” 的治学之道“科技强则国家强” 的赤子之心,铸就 “根” 和 “魂”

物理之林常青

先生的无私品格与无畏学术

常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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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北京大学融媒体中心、北京大学物理学院

图片 | 北京大学融媒体中心、北京大学物理学院、视觉中国、新华社、“知识分子”“三联生活周刊” 微信公众号

编辑 | 唐儒雅、曹梦瑶

排版 | 唐儒雅

责编 | 曹梦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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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留下的篝火

原创 摩登中产

斯人已逝,篝火长燃。

1943 年,贵州深山寺庙前,束星北送别 16 岁的李政道。

此前,师徒二人一直守在寺庙中的实验室内。狼烟摇荡,科学仅余微弱星火。

束星北推荐李政道去读西南联大,少年远行,翻越动荡的山河。

中国科学诞生在乱世的襁褓中。当年,束星北同样在 19 岁远行,邮轮渡海,远赴欧美。

在他离开的 1926 年,张作霖进京,北伐军南上,战火洗掠城池,愚昧笼罩乡野,浓稠的黑暗裹着每个人的明天。

束星北等船上留学生是远行盗火者,科学是他们追寻的光源。

束星北求学剑桥等多所名校,所到之处,导师皆惊叹其物理学天赋。

在柏林,他专程拜访了爱因斯坦。

那年的爱因斯坦已是世界偶像,对东方满心好奇,助手转给他中国留学生来信,爱因斯坦回信赞叹:

追寻科学,将极大地鼓舞那些与时光赛跑的人。

1936 年,归国的束星北受竺可桢邀请,到浙大任教。

当年因抗战,浙大偏居贵州遵义山寨里,校内名师云集,被学界赞为 “东方剑桥”。

一年后,大物理学家玻尔访问中国,与束星北等学者相谈甚欢。

归国后,不断有中国来信,向玻尔请教物理,询问留学事宜,他统一回复:

中国有束星北这么好的物理学家,你们为什么还要跑到外边去学习物理呢?

彼时中国前路未定,乱世烟尘飘飞山河,但仍有人举火把探索未知之境。

英国科学家李约瑟记录到:西藏寺庙内有人讨论原子核物理,广西山洞中有工程师讲解发电机,大理土著部落边,有人帮浮游生物学家推船下洱海。

他在《战时中国之科学》中写道,1942 年,中国学者投稿论文 108 篇,86% 被接受。

“在一个几乎没有工业化的国家,且处于最严重战乱情况下,这些数字是中国科学水准相当高的证据。”

那些被轰炸阴影笼罩的校园中,大师们跨界讨论,思路渐开,眺望到更清晰的未来。

1943 年,束星北送别李政道时,送给李政道一本《电磁学》。

多年后,李政道说,那本书连着未来,是他启蒙的光源。

战乱时,束星北主讲短波、激光、收发报机、无人驾驶飞机,后期研发了中国第一台雷达。

建国后,他在学校讲量子力学、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培养门生无数。

那些飘摇的火种,终成科学谱系,中国科学家散开枝蔓,开启传承。

束星北晚年,扫雪时不忘在雪地写满公式,七旬重回讲台,戴着氧气袋给青年科学家讲课,惜时如金。

1972 年,李政道访华,高层问他能不能从国外请一些教授来中国。

李政道沉默,然后说:我以前的许多老师,科学造诣绝不亚于国外著名科学家,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

1979 年,李政道第二次访华时,春天气息已格外浓厚。

他在北京友谊宾馆报告厅讲了第一堂课,结果涌入千人,来自全国百余高校。

听众中还有白发老人和懵懂孩童,有人和他相识于乱世河山,有人和他在期刊上神交已久。

乌压压听众席地而坐,后排人拿着望远镜看讲义。李政道开了两门物理课,在美国他讲完耗时两年,但这次他决心压缩至两个月讲完。

一切时不我待。

他访华前一年,科学的春天到来,新华社写了通讯《中关村的灯光》。春夜灯光璀璨,到处都加班研究,追赶被虚掷的光阴。

陈景润成全民偶像,厦大数学系成梦想志愿,“三毛流浪记” 作者画了新作 “三毛爱科学”,《知识就是力量》复刊第一期卖出 70 万份。

科学的黄金时代再次到来,科学家开始打造更多的交流平台。

年近八旬的严济慈,推动成立全国第一个研究生院,称那里是 “专门培养科学家的地方”,不久后他担任中科大校长。

他力邀李政道回国讲学,并和李政道一起,发起 CUSPEA,物理学研究生联合培养计划。

李政道想起乱世河山受师长资助的往事,他游说国外多所大学,招收中国留学生,并承担学生留学费用。

1980 年,CUSPEA 项目启动,国内学生填好表格,寄给在美国的李政道,由他制表分发各大高校。

此后十年,李政道和夫人每年都要邮寄上千封信件。因为信件太多填满邮箱,还被纽约邮政局警告。

他们买了辆小推车,把信件推到临近几个街区分发邮寄。

李政道估算,CUSPEA 工作每年要占去他三分之一时间和精力,然而他说:

CUSPEA 项目是我生命中最有价值的成果,和拿诺贝尔物理学奖一样重要,甚至从某些方面讲更有意义。

CUSPEA 审核艰难,在国内,严济慈孙女回忆,每一名学生申请成功,老人总会开心喊 “拿茅台”。

数十年转瞬即逝,大批学生受惠于 CUSPEA 平台,项目培养出多名院士、学者、企业家,最有名的学生叫做张朝阳。

2003 年,科学界提议,做一个系列讲座,由 CUSPEA 平台的毕业生来授课,课程以李政道命名。

李政道欣然同意,此后,《李政道讲座》连讲 18 年,每年都有八到十位,跨界学者登台授课。

有些学者专程从国外飞到北京,就为了不足两小时的讲座。

他们中大多数人讲完课后,会拿起粉笔在黑板写下邮箱,希望与同学们交流,有老师说:

“当年李政道先生改变了我的命运,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来改变你们的命运,来回报李先生对我们的付出。”

远方的李政道,书架高处,默默摆着那本泛黄的《电磁学》。

严济慈 90 岁后,很少出远门,但仍七返故乡,每次都到母校东阳中学做讲座。

他有时要站着给学生讲两个多小时,开玩笑说,“站着可以看你们清楚些”。

台下 14 岁的潘建伟听得心潮澎湃,立志成为科学家,多年后,他成为量子计算机九章的负责人。

1998 年寒假前,潘建伟回东阳中学讲量子科普,吸引了台下高一学生陆朝阳,而今,陆朝阳被国际誉为 “操纵光子的巫师”。

中国科学家完成了代际传承,青年科学家已成中坚力量。

有网友追忆,2003 年杨利伟飞天时,镜头扫过,满屏幕白发苍苍的老科学家,而现在镜头中多是英气勃发的面孔。

然而科学家现身常是惊鸿一瞥,更多时刻,他们在公众视野之外,继续漫长的旅程。

潘建伟解决量子难题耗时 20 年,吴华强解开忆阻器之谜耗时 11 年,实验物理学家刘江来,在贵州地下 2400 米实验室寻找暗物质,已耗时 7 年,仍无结果。

80 后女科学家刘颖,和团队一起,将生命只有 20 天的线虫,寿命翻了一倍。

那多出的 20 天对应着漫长的许多年,刘颖说:“科研像一场马拉松,认准了这条路,再辛苦也要坚持跑下去。”

百年前,乱世山河的校园中,大师们跨界交流埋下火种;四十年前,科学的春天到来,学者跨海远行薪火相传。此后,火光不熄。

2024 年 8 月 4 日,李政道先生在旧金山去世,享年 98 岁。他和他的师长们,所留下篝火,已点亮长夜。

2015 年 1 月,《科学》杂志诞生百年,封面是百年前的第一期杂志。

百年前人影憧憧,许多故事已不可考,然而那些简短字句,读来仍有洪荒巨力。

百年前的中国科学家在发刊词里写道,“我们满怀十二分信心,瞻望着无限光明的前景”。

百年后,故事仍在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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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为天才铺路的天才

本文来源:翰林文化讲堂

美国时间 8 月 4 日凌晨 2 时 33 分,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逝世,享年 97 周岁。

作为一代物理学大师,他的生平可以从他年轻时说起。

1945 年 8 月 12 日,也就是日本长崎核爆后的 72 小时,美国政府发表了《史迈斯报告》,即《原子能的军事用途:美国政府发展原子弹之官方报告》,令当时的国民党高层大为震撼。

年底,彼时三位在西南联大任教且曾留美的学者 —— 数学家华罗庚、物理学家吴大猷与化学家曾昭抡,突然被时任国民党总参谋长陈诚紧急叫往重庆会面。

这场会面敲定了 “种子计划”,用美国退给中国的庚子赔款资助,由三位学者各选两名可塑之才赴美学习基础科学。而这项隐秘又下血本的行动目的,是让中国研究出自己的原子弹。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吴大猷推荐的名单中,有一个本科都没念完的大二学生。

吴大猷后来回忆道:“1945 年的春天,忽然有一个胖胖的、十几岁的孩子来找我,拿了一封介绍信,信是 1931 年我初到密歇根大学遇见的梁大鹏兄写的。他介绍来见我的孩子叫李政道,原在宜山浙江大学,读过一年级……”

当时,没有几个人看好这个吴大猷极力推荐的胖小子,甚至不敢想,他日后能闯出怎样的一片天地。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1957 年,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图源:诺奖官网)

求学路漫漫

1926 年 11 月,当北伐战争刚刚在上海掀起工人武装起义时,家中排行老三的李政道在一个上海名门望族中出生。

李政道的曾祖父,是苏州大学的前身、苏州博习书院创建人之一。父亲李骏康毕业于金陵大学农化系,母亲张明璋也是当时中国少有的受教育女性。

据李政道回忆,父亲对儿女们要求严格,而且非常注重道德伦理教育,不仅要求他们立雄心大志,还要爱国、有正义感、有同情心。

年仅 4 岁就学会了心算的李政道,毫无疑问是个天才。家学的耳濡目染下,李政道还自小读书成癖。据称只要看见书,他便总是忘了吃饭、刷牙和洗脸,也因此被全家送了个绰号 “三糊涂”。


1947 年,李政道(左)、杨振宁(中)和朱光亚(右)于密歇根大学所在的安娜堡留影。(图源:社交媒体)

1937 年抗战打响后,日本占领了上海。李家几经波折才将宏道、崇道和政道兄弟三人,从上海的东吴大学附属中学,转去了江西联合中学读书。

那时的李政道,就展现出对理科的极高天赋和理解力。高二时,他一边读书,一边兼任低年级学生的代课老师,教授数学和物理两门课。

虽然受到战争的影响,李政道没能拿到中学文凭,但他还是在 17 岁时直接报考了浙江大学物理系,并顺利得到录取。

那时,浙大的原址已经被日军占领,不得不迁址到贵州遵义的湄潭显,教学条件极其简陋。李政道和同学们只能去茶馆看书,在破庙里做物理学实验。

随着日军的炮声日益逼近,许多师生不辞而别,学校形同解体,李政道也被迫离开。经人推荐,他前往设在云南昆明的西南联大继续求学。

吴大猷回忆称,那时李政道学习异常刻苦,“每日来我处,要我给他更多的阅读物和习题,求知心切真到了奇怪的程度”。

后来,“种子计划” 启动,要去英国参会的吴大猷在临行前叮嘱李政道,到美国后有什么问题可以找一名叫杨振宁的师兄。这人年长李政道四岁,而且在芝加哥大学已经是人尽皆知的物理学天才。

志在鸿鹄

1946 年夏天,在华罗庚的带队下,李政道从上海乘船前往旧金山,并搭火车前往芝加哥。

李政道本来申请了密歇根大学,但当他得知芝加哥大学有当时世界最著名的物理系,而且还会有师兄照应时,他改变了想法。

当时,执行 “曼哈顿计划” 并研制出原子弹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试验室中,第一任主任奥本海默已经不在大学任教,难以找到机会接触。但副主任费米,这位世界上第一座可控原子核裂变链式反应堆的建造者,则恰好在芝加哥大学开设了课程。

天赋异禀的李政道在芝大的教育体系下如鱼得水,仅用了 4 年便完成的了博士学位,还被费米挑中成了他的门生。

1950 年,24 岁的李政道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白矮星的含氢量》的答辩,以当年芝加哥大学博士论文第一的成绩拿到了奖学金。


李政道(图源:诺奖委员会官网)

当时的芝加哥大学校长在授予李政道博士学位证书时表示,“这位青年学者的成就,证明在凝结了人类最高智慧的领域中,东方人和西方人具有完全相同的创造能力”。

大洋彼岸,新中国已经成立,李政道不再需要为 “种子计划” 负责,索性继续自己的访学。

最终,在杨振宁的引荐下,李政道进入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与他做同事、邻居。

时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奥本海默曾回忆称,他最喜欢看到的景象,就是杨、李二人在普林斯顿的草坪上一边散步一边在争论着什么。

他们之间大多数的交流和争论是用中文进行的,同事们最多能听懂一句 “oh I see(我明白了)”。至于杨、李二人用手在空中比划、计算着什么,则只有他们两人才知道。


1947 年,在芝大攻读神经科学的凌宁(左)、攻读物理学的李政道(中)和杨振宁出发游历美国西部前留影,背景是他们合买的二手车。(图源:《大师巨匠》)

两名来自中国的物理学巨匠,最终凭着那个年代留美华人的一股冲劲,质疑了当时物理学界一向深信不疑的宇称守恒定律,还请了同为华人的实验物理学家吴健雄来验证他们的猜想。10 个月后,实验数据表明,他们的猜想是对的。

1956 年,杨、李二人合作写的一篇论文,引发了物理学界在基础概念上的一次革命。

著名物理学家费曼曾评价道,“质疑这一理论,要么是极聪明,要么就是极蠢。”

但事实证明了这一理论革命的成功,诺贝尔物理学奖也以历史上最快的速度,在发表论文的 12 个月后就颁发给了这两名华人。

那一年,李政道 31 岁。

杨、李二人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相拥而泣,并分别写信感谢恩师吴大猷。

厚泽故土

大众记忆中的李政道,似乎总离不开与杨振宁的 “决裂”。

有关两人论文署名、功过恩怨的坊间讨论,在 20 世纪 80 年代甚嚣尘上。当时,中国正积极建设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两人因观点相反而翻出旧账。

但在那之前,李政道已经做了一件流芳后世的创举。

1971 年 4 月 10 日,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抵达北京,成为自 1949 年以来第一批获准进入中国境内的美国人。

随后,“小球转动大球”,中美关系开始解冻。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李政道于 1972 年回到了阔别 26 年的故土。他好奇地打量着这个崭新国家的一切,并携带了一封美中科学交流委员会的信件,交给时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郭沫若。

由于邦交关系的紧张,自 1949 年开始,李政道就再也没能在美国看到中国的留学生。他回国的一大目标,就是为了推动留学项目重启。

李政道的愿望最终在 1979 年正式实现。那一年中美正式恢复外交关系,他主持的 CUSPEA(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计划)可以让中国的物理学人才,无需通过语言考试,在专业能力达标后直接申请美国名校。


李政道(图源:《大师巨匠》)

李政道向当时的政府高层保证,会把这些精英都培养成才。

他先是说服了哥大校董会,出了一套难度足以证明学生能在哥大物理系读研的考卷,拿回国给中国学生做,再让哥大物理系打分。一旦通过资格开始,哥大将发给这些同学全额奖学金。试点成功后,李政道又凭借自己的声望,用了十年时间把这个计划推广到了全美 53 所大学。

在李政道的哥大同僚、同为诺奖得主的 “上帝粒子之父” 莱德曼口中,李政道在哥大校内被尊称为 T.D. 先生(其名字的首字母缩写),而且是出了名的孤傲学者。李政道挑选博士生的条件也极为严苛,以至于有学生觉得他 “令人敬畏,以自我为中心,极端认真”。

但对待中国留学生,李政道的宏博与仁厚,是他的美国同僚们无法想象的。

在 CUSPEA 计划实施的十年里,共有 1000 名中国精英通过这一计划取得了美国名校的物理学博士。李政道夫妇为他们亲笔撰写了 200 多封推荐信,一共给他们争取了近 1 亿美元的奖学金。

1998 年,李政道将其毕生积蓄的 30 万美元,以他和已故夫人秦惠䇹的名义设立了 “中国大学生科研辅助基金”,以资助大学生从事科研辅助工作。

为了勉励中国学生,他曾题写:“自尊向上,不进则退。”

如今,在北京石景山区的玉泉路 19 号,中国高能物理研究所门口的小广场上,立着一尊颇具艺术感的雕像。那是李政道提出创意,并请艺术家设计的雕塑 “物之道”。


雕塑的基座上,刻着李政道写的一段文字:“道生物,物生道,道为物之行,物为道之成,天地之艺物之道。”



李政道,为更多的中国天才打开一扇门

原创 苗千 三联生活周刊 2024 年 06 月 12 日 18:00 北京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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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为天才打开一扇门」

主笔|苗千

李政道,对于如今很多人来说,似乎是一个正在逐渐走进历史的名字,毕竟这位 98 岁的老人已经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太久。即便是对于一些大致了解这位天才物理学家的人,所热衷谈论的大约也只是一些细节不明的名词或事件碎片: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宇称不守恒、与同样有名的合作者之间著名的决裂……

在这样类似于对名人的标签与轶事的谈论中,李政道本人鲜活的个性和传奇性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被隐去了;他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游走于中美两国之间,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为众多中国学生打开一扇留学之门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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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这个天才,曾为其他更多的天才,打开了中国通向世界的一扇门

当我们试图去了解真正的李政道,难免会发问:为什么是这个从少年时代起就远离父母,多年来在战乱中颠沛流离、屡经危难的青年学生,在 30 岁出头的年纪便做出了震惊世界的物理学发现,获得了世界性的荣誉?为什么是这个已经功成名就、生活安稳富足的中年物理学家,宁愿牺牲自己大量的研究时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几乎是以一己之力促成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CUSPEA),让近千名中国学生得以赴美学习物理学?

为什么偏偏是李政道?带着这个问题,以青年李政道为原点,观察他身边的人,我们可以发现教育火种的传递有着怎样的穿透历史的能量。即便是在中国最危难的时刻,在抗战时期中国的各所大学,如浙江大学和西南联大的物理系里,依然有束星北、吴大猷、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赵忠尧、王竹溪、饶毓泰、张文裕等一众名师,这些人大多由欧美留学归来,带回了西方最先进的科学思想。

当时在欧洲,“第二次物理学革命” 尚未结束,全新的思想不断迸发出来,让这些曾经留学欧美的中国年轻学者有机会和欧美学者站在同样的高度。虽然在战乱中无法开展研究工作,这些学者依然把自己作为火炬,点燃天才的火种,为更有前途的青年学子照亮一条通往未来之路。在众多学子当中,李政道无疑是极其突出的一个。他不仅在国内就得到了多位名师的赏识和照顾,更是在刚刚完成大学二年级学业时,就跟随吴大猷访学美国,得以开拓眼界,施展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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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李政道(右一)在北京友谊宾馆的科学会堂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的学生们亲切交谈(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图书馆 供图)

从他的求学和研究经历可以看出,李政道确实是世所罕见的物理学天才。 通过解答难题以获得智力上的乐趣,也是李政道一生的爱好。根据李政道中国事务的负责人王垂林介绍,李政道在退休之后,还经常重读自己年轻时代的论文以作消遣。后来他逐渐难以理解自己的旧作,便改为阅读大学物理教科书,并仍然以解答其中的习题为乐事。对于解决物理学难题如此痴迷,让人们难免要感叹这样的天才头脑确实与众不同。李政道的大儿子李中清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回忆,有一天父亲李政道问他:“你通常会做梦吗?” 李中清回答说自己有时会做噩梦。李政道则说,自己一生中从未做过有情节的梦,只会在梦境中看到不同形状的几何图形。

赴美留学之后,李政道在芝加哥大学师从物理学大师恩利克・费米。李政道和导师费米一样,都习惯自学,不喜欢接受别人的成果,而是用自己的方法从零开始,构建起整个知识体系。作为导师,费米在理论和实验操作方面能力都极强,对待学生也极有耐心,循循善诱,最终将李政道塑造为一个杰出的物理学家。李政道在 31 岁的年纪便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也成为史上第二年轻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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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朱光亚在北京办公室。1946 年他和李政道一起,跟随吴大猷去美国学习。

名扬天下、生活安稳富裕的李政道仍怀有一颗赤子之心。1972 年,李政道回到了已经阔别 26 年的祖国。此时他已经是世界一流的理论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在参观了一些科研院所之后,一种担忧涌上他的心头。当时国内的科研水平和运行状况都让他极为忧虑。

他决定亲自回国授课。1979 年 5 月到 7 月,连续七周,北京友谊宾馆的科学会堂挤满了关心物理学前沿进展的人们。从院士、研究员、高校教师到研究生,他们都是来听物理学家李政道讲课的。李政道为这场讲座费尽心思。他要讲的是两门课,“粒子物理和场论” 和 “统计力学”。为了让国内科研人员尽可能快地走到国际前沿,他将原来应该用一到两年讲授的课程内容集中在两个月内讲完。许多前沿研究中的术语没有对应的中文,李政道每天绞尽脑汁翻译,还是不得不保留一些英语术语。既要讲得快,又要讲得充分,还要讲得明白,李政道为此每天凌晨 3 点就起来备课。

短期授课还远远不够。这样一位拥有巨大影响力、善于说服别人,且心思缜密的物理学家,在特殊的年代协调中美两国高层,反复游走于中美各所大学之间,最终促成了 CUSPEA 项目,让 900 多名中国学生得以赴美学习物理学。在长久的隔绝之后,中美两国的留学渠道由此重新开启。40 多年后回看,李政道推开的这扇门依然影响深远。我们会发现,有这样的能力和影响力,又愿意担此重任者,唯有李政道。这个天才,为其他更多的天才,打开了一扇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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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年,李政道(左三)专程到洛杉矶参加 CUSPEA 代表团总结活动(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图书馆 供图)

李政道的学生,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前主任诺曼・克里斯特(Norman Christ)认为,在如此年轻的阶段获得诺贝尔奖,让李政道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成为一个拥有巨大影响力的人。这也成为他一生的基调,他意识到自己可以对很多事情产生很大的影响。“…… 从我个人的观察来说,他很注重施展自己的影响力,也因此对很多事情产生了正面作用。他建立了 CUSPEA 项目,使很多中国学生有机会来到美国学习,然后其中的很多学生又回到中国,成为重要的物理学家,对中国的科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根据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所长王贻芳的观察,李政道是个情商很高的人,仿佛有种洞察人心的能力,“主要是能把握对方真正的想法,对方背后的担心和深层感受。这是非常微妙的,很难直接通过文字表达出来。李政道有这种能力,听完对方的一句话,立刻明白他实际的意思,并在回答时按照对方的希望来表达。他不仅知道对方背后的担忧,还能知道他为何没有直接表达自己的言外之意”。

李政道偏偏又有着一种 “置身事外” 的性格,不愿将自己置于人们关注的中心。 即便是对那些经他努力得以赴美留学的学子们,李政道也不愿与之有过多的个人交往。我们在采访和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发现,很多即便是与李政道有过多年交往的人,其实对于其个人生活和现状也都了解甚少。

记者肖楚舟几乎问过她的每一位采访对象:李政道是一位如此杰出、热爱科学研究的学者,他为何愿意为 CUSPEA 这样一个非科研项目耗费如此之多的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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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年 3 月 9 日 ,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邓 小 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籍物理学家李政道博士。

李政道的长子李中清的回答能代表大多数人的看法,“这跟父亲少年时读书的经历有关”。在西南联大,他遇到束星北、吴大猷这样的老师破格收他上课。在美国,他又遇到破格录取他的芝加哥大学。他的一生之中,无数愿意为年轻人另辟一条蹊径的人,共同缔造了一个奇迹。李政道愿意把这个奇迹回赠给更多年轻人。 用他写在自己 60 岁生日时的话说:

“40 年前,经吴大猷教授的推荐,我获取了中国政府的一笔奖学金赴美留学,在物理学方面继续深造。这一难得的机会改变了我的一生。一个人的成功有着各种各样的因素,其中‘机遇’也许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难驾驭的。尽管成功的机遇不可预定,但它的概率却可以大大增加。通过吴教授,我方能得到这一机遇。我对这一机遇的珍视,是促使我近年来组织 CUSPEA 考试的主因之一。希望更多类似的机遇能够光顾年轻人。”

歌德在名著《浮士德》中曾经写到 “太初有为”,英国作家瑞・蒙克在《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一书中曾引用这句话作为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提名。无论是 “太初有为”,还是瑞・蒙克那本传记的书名 “天才之为责任”,都可以恰当地形容李政道的一生。李政道的一生之辉煌,不只在于其天才的迸发,领悟宇宙之道;更在于他作为一个人,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之有为。他在最大限度上发挥自己的影响力,这是一个天才的故事,但实际上它是关于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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